彭真革命生涯的前半段,主要在華北地區從事黨的白區工作。由于長期擔任地方黨政領導,他一直高度重視黨員干部教育工作。甚至在被捕入獄的艱苦、危險環境下,彭真仍堅持在獄中組織政治犯學習,千方百計從外面弄來馬列主義和進步書籍,提出把監獄變成共產主義大學,為黨培養干部。全面抗戰爆發后,彭真負責領導華北敵后抗日根據地的創建工作,并取得重大成就。1941年初,彭真從晉察冀邊區赴延安參加黨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從6月開始分7次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匯報晉察冀邊區黨的工作和具體政策的情況,得到黨中央的高度認可。此后,彭真留任中央黨校教育長。1943年3月,毛澤東兼任中央黨校校長,彭真任中央黨校副校長,他憑借堅定的黨性修養、進取的革命精神和非凡的領導藝術,在毛澤東的直接領導下,推動黨校成為全黨整風的重鎮,完成了為奪取抗日戰爭和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培養大批干部的歷史重任。 在毛澤東直接領導下開展干部教育工作 1940年前后,為適應黨和軍隊迅速壯大、敵后根據地快速發展的新情況,中共中央高度重視干部教育工作,并連續發布了多個有關干部教育的重要指示。然而從實際效果上看,黨的干部教育工作,遠不能滿足形勢發展的需要。特別是當時在黨的高級干部隊伍中,存在著較為嚴重的崇尚空談、脫離實際的作風。彭真到中央黨校工作前后,一直嘗試通過調查研究等方式,對如何解決這一問題進行深入思考。1941年9月,在中央高層領導的整風學習會議上,彭真曾帶頭進行自我批評:“我雖然教條主義不多,但自己好崇拜教條,所以,容易做人家的俘虜。”結合實際工作,彭真認為要改變這種不良風氣,有必要端正中央黨校的辦學方針。年底,彭真在毛澤東、任弼時的直接領導下,執筆起草了中共中央黨校計劃,其中首先明確了“黨校教育的目的主要為培養具有理論及獨立工作能力的高級干部”。 中央黨校的治學水平上了新臺階 領導制定較為完整的黨校教育理論體系。在彭真領導制定的中央黨校政治教育計劃中,還提出“借箭、射箭和造箭”的黨校教育理論體系;黨校教育理論的具體貫徹和實施;改進黨校教育的教學方法;在學員中建立研究室;科學地進行學員分科和編班編組問題等多方面內容。這一教育理論體系從目標、方法、內容及管理等多個維度,形成了一個較為完整的教學規劃,并重點廓清了黨校教育重視理論、輕視實踐,偏重國際經驗、忽視中國實際的問題。 完成了特殊歷史時期黨中央賦予黨校的重大使命任務 為中國革命勝利輸送了大批優秀干部。毛澤東指出:“如果我們黨有一百個至二百個系統地而不是零碎地、實際地而不是空洞地學會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同志,就會大大提高我們黨的戰斗力量,并加速我們戰勝日本帝國主義的工作。”作為黨的最高學府,中央黨校出色完成了毛澤東提出的干部教育任務。一方面,延安整風時期,大批黨的高級干部到中央黨校學習鍛煉,據統計僅七大代表中,便有486人曾在中央黨校學習、工作,占比超過64%。另一方面,大量干部在中央黨校學習后,被直接派往前線,并在革命斗爭中發揮了關鍵作用。如1944年12月初,彭真約集包括周而復、陳波兒、林默涵等即將赴重慶工作的中央黨校第三部部分學員談話,并指出:“這次組織上派少數同志到大后方工作,是艱巨而又光榮的任務,要竭力把工作做好。” 奠定了中央黨校的歷史地位。雖然彭真在中央黨校擔任重要領導職務的時間還不滿四年,但歷史貢獻卻不小。從治學上看,黨校的辦學方針得到明確;招生規模迅速擴大;教學體系實現優化;教師隊伍大師云集;校園風氣求真務實。從評價上看,黨校工作既得到了黨中央的高度認可,也獲得了學員的普遍贊譽。從效果上看,黨校培養的人才為抗日戰爭和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最終勝利,發揮了不可磨滅的歷史作用。正是基于上述成績,后人在撰寫延安時期黨的歷史時,總會突出中央黨校的功績。今天,中央黨校依舊將實事求是作為校訓;將服務黨的中心任務作為根本使命任務;將傳授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最新成果作為理論教育的中心內容。由此觀之,彭真為中央黨校作出的貢獻,是經得起歷史檢驗的。 【來源:學習時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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