閻連科談三大短篇小說巨匠

在十九世紀的短篇大師中，無疑生于1850年的莫泊桑，1860年的契訶夫和1862年的歐·亨利在我們今天的閱讀中，是無法繞過的三座短篇創造的巔峰。雖然他們每個人都僅僅活了40余歲（莫泊桑43歲，契訶夫44歲，歐·亨利48歲），但每個人在自己的創作生涯中，都給我們留下了大量的作品和不朽的經典。在短篇小說這一領域，這三位天才所留下的經典，直到今天，我們都無法超越和閃躲（卡夫卡和博爾赫斯們除外）?；貧w到十九世紀寫作的人物與故事領域內，比較這三位短篇大師在今天的影響、地位和寫作的之差別，我們可以清楚的感覺到：

歐·亨利的寫作，故事大于人物的存在。在歐·亨利的小說中，他給我們留下的是經典的“歐·亨利”的故事，而非永恒存在的人物。《麥琪的禮物》《都市一族》《警察與贊美詩》《命運之路》《最后一片葉子》《酒吧里的世界公民》等，都有著讓讀者過分喜愛難忘的情節，但其人物的音貌與靈魂，卻多是單一的、少變的、被作家在故事寫作之前設定的。人物為了故事的存在而存在，乃至是人物為故事的戲劇性到來而在故事中活著、言語和行動。甚至，人物僅僅是為了滿足故事而被寫作（非創造）。即便我們在閱讀之后，對人物產生極大的愛與同情心——如《麥琪的禮物》中的夫妻，我們對他們的愛，皆因故事中的“意外”而來，而非他們對對方多么了不得的情感而產生?！蹲詈笠黄~子》，那打動我們的是故事中的情節，而非人物內在的魂靈。以此盡覽歐·亨利對于后來者的寫作與影響，不凡就不凡在他的故事上最獨有的“故事法”，而非對他人、對人物和精神世界的探索和創造上。

與此同論，年長于歐·亨利卻幾乎是同時開始創作小說的法國作家莫泊桑，則是把人物與故事平衡得最好的人。在他的每一篇小說中，作者都把人物與故事放在同一個天平上，一端是故事的重量，一端是人物的分量。平衡、相等，是莫泊桑贏得讀者并成為不朽的短篇大師的基點。他絕不在人物上慢待故事，更不會在故事間疏忽人物?！俄楁湣?《兩個朋友》《我的叔叔于勒》《羊脂球》等經典名篇中，無不是在故事與人物間最大限度地完成二者的平衡：既不在“意料之中、情理之外”絲毫地減弱人物的復雜和人物情感的豐沛，又不對人物獨有的豐沛塑造中忽略故事在文學、讀者和論家中的地位——尤其故事對讀者的意義。愈是意料內外中的故事的奇特，則愈是需要最為豐滿、豐沛的人物來化解故事的戲劇性與傳奇性，以此達到文學最高的境界——“真實”，而非戲劇性的高度。

在故事與人物間，莫泊桑堪為平衡之大師（短篇），但與小他十幾歲卻幾乎都在同年開始寫作的俄國作家契訶夫相論相說時，后者是一位更加天才的文學巨人，短篇大師。他的天才稟賦，不來自于莫泊桑那樣身后有著大作家左拉、福樓拜的起悟和導寫，而是有著俄羅斯大地給他帶來的，天然的對人的愛的理解與情懷。如果把契訶夫和莫泊桑放在文學的天平上比較與評說，莫泊桑是人物與故事均衡、平行、相等的不偏不倚的最好的中立人。那么，契訶夫的偉大，恰恰就在于他打破了這種平衡，讓故事與人物相等的天平，發生了傾斜和重心的偏移——契訶夫這位不朽的作家，在他一生的寫作中，無論是戲劇還是小說，都更重視人——人物的情感存在，而非人物與故事的平衡。在契訶夫最好的短片中，《一個小官吏之死》《變色龍》《萬卡》《草原》《跳來跳去的女人》《第六病室》《大學生》《套中人》等，這些小說無不著力在人和人的命運上，而非著力在故事的沖突和戲劇性的反轉上。而莫泊桑的最好的名篇《項鏈》《兩個朋友》《我的于勒叔叔》及《羊脂球》等之中，或多或少，人物和人物的命運，還無法擺脫對故事戲劇性的依賴。他最為著名的短篇《項鏈》《我的于勒叔叔》和《兩個朋友》等，則尤其如此，如同歐亨利的故事在法國的生根開花。

當然，在莫泊桑的小說中，他對人物俗世生活的包容、理解與愛，乃至對人物內心的刻寫與描摹，都非歐·亨利可以企及之。讓比較重新回到契訶夫的身上去，我們會發現契訶夫的寫作中，完全擺脫了作家對故事戲劇性的依賴。我們從他筆下的人物身上，看到的是他對人本身實在形象或抽象形象水乳交融的描繪（如《變色龍》）和小人物在偶發沖突中“人”的存在的不安。人物的命運，在契訶夫那兒取代了故事，而非故事在安排著人物的命運（如《項鏈》）。《一個小官吏之死》中的切爾維亞科夫，《變色龍》中的巡官奧楚蔑洛夫，《萬卡》中的男孩萬卡·茹科夫，《跳來跳去的女人》中的伊萬諾夫娜以及《大學生》中的大學生韋里科波爾斯基和雙雙為寡的母與女等。他所關注的人物，幾乎都是俄羅斯大地上的小人物，哪怕如同《一個小官吏之死》和《變色龍》這樣的小說，帶著作家鮮明的諷刺和批判，也同樣還包含著作家的愛與同情在其中。正是契訶夫在筆下對人物執著的愛和追求故事或多或少的淡遠與疏離，讓我們從他的小說中更多地讀出了超越莫泊桑的對人的理解的精神來。換言之，在契訶夫的小說中，有更多的精神的光芒和人的存在的光輝；而在莫泊桑的小說中，則更多有人、人性與故事的平衡之藝術。具體說，如《羊脂球》那樣的充滿著對人性鮮明的愛恨的小說，在莫泊桑的小說中還是少了些，而對故事的鐘情的篇目還是多了些。

以契訶夫和莫泊桑的人物為比較，前者與后者最大的不同，就是前者在寫作中更鐘情于人和人的命運，而后者對人和故事均衡的著力，分散了他對人的精神之光的專注和光源點。當然，把莫泊桑和歐·亨利放在一起比較時，我們會毫不猶豫地說，莫泊桑是偉大的，而歐·亨利是絕不能忽略的。當然，回頭而道，即便文學在走過對人——個體人更為關注的20世紀后，我們也不能忽略到故事對文學的意義，如同我們——作家、讀者與論家，都共同意識到人的意義在文學中往往大于故事的意義一樣。這也是我們今天對歐·亨利的喜愛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