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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戰爆發后，紅軍改編為八路軍，當時整個八路軍下轄就只有三個師，其中115師就是原來的紅一方面軍加上陜北紅軍的一部分，而120師則是賀老總的紅二方面軍的隊伍，而129師整體則是由原來紅四方面軍的一部分組成。 這其中129師的情況是比較特殊的，為什么這么說呢？  1936年秋，長征結束以后，紅軍三大主力會師，中央軍委制定了《十月份作戰綱領》，決定提前執行寧夏戰役計劃，按照計劃，紅四方面軍主力應全部西渡黃河，執行寧夏戰役計劃，消滅馬鴻逵地方勢力、占領寧夏。 不過，因為張國燾的緣故加上敵情變化，中央軍委后來發出的命令屢有變動，導致了紅四方面軍其實未能全部渡過黃河，11月11日，按照中央軍委的命令，渡過黃河的紅四方面軍總指揮部以及部隊改稱“西路軍”。 盡管西路軍浴血奮戰，但因孤軍深入，得不到補給，以至于遭到了慘敗，除了少部分人幸免于難外，絕大多數壯烈犧牲。 為了增援西路軍，1937年3月，以紅四方面軍未渡河的一部分兵力，即紅四軍、紅三十一軍、紅二十八軍、紅三十二軍為援西軍部隊。劉伯承任司令員，張浩任政委，李達任參謀長。因行至半途中，聽聞西路軍已遭到失敗，便改為就地駐防，收容失散的西路軍成員。 實際上也能看得出來，后來的八路軍129師，基本上就是以援西軍為主組建的。 劉伯承、張浩出任援西軍司令員、政委，其實是屬于臨危受命。 當時，紅四方面軍總指揮部已經隨主力西渡黃河，河東部隊群龍無首的情況下，中央自然要派出一員得力的戰將來指揮這支部隊。  劉伯承原來是紅軍總參謀長，紅一、紅四方面軍會師后，劉伯承因反對張國燾另立中央的分裂主義行動，被降為紅四方面軍紅軍大學校長，一直到1936年10月，劉伯承才又調任前敵指揮部參謀長，不久后又赴任紅軍總參謀長、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 張浩的身份則更加特殊，因為他是共產國際派回來的代表，奉令傳達共產國際七大的會議精神以及《八一宣言》。 1935年12月底，張國燾在四川理番縣卓木碉另立中央，毛主席那時考慮到，張國燾比較聽共產國際的話，因此專門派張浩前往勸說，張浩明確致電張國燾： “共產國際“派我來解決一、四方面軍的問題，我已帶有密碼與國際通電，兄如有電交國際，弟可代轉?！?/span> 不僅如此，黨中央還派張浩南下，迎接紅二、紅四方面軍北上，11月3日，張浩在同心城與朱德、張國燾會面，并且還在紅四方面軍活動分子會議上做了報告。 毫無疑問，張浩在紅四方面軍中，也擁有相當的威望。 也正因為如此，以援西軍為主改編為八路軍129師以后，指揮機關基本沒有發生太大的變化，仍然是以劉伯承、張浩為主。原紅四方面軍總指揮徐向前，在回到陜北以后，出任了129師副師長。 有不少人認為，徐向前是原紅四方面軍總指揮，八路軍129師就是原紅四方面軍部隊，理應由他出任師長，可這其中涉及到的方方面面，卻并不是簡簡單單一兩句話就就能說得清的。 徐向前一路跋涉渡過黃河之后，先是到了援西軍司令部。  一路走回來，徐向前其實吃了很多苦，加上西路軍的失利，他的心情很低落，看到劉伯承的一剎那，兩人都很激動，劉伯承熱情的擁抱并安慰了徐向前： “不要難過，你回來了就相當于是西路軍回來了?！?/span> 劉伯承就徐向前的情況匯報給中央后，中央回復了一封電文： “向前同志，慶祝你脫險歸來，并相信你一定能夠在中央領導下再接再厲地為革命奮斗到底，盼病體痊愈后即來中央?！?/span> 那時徐向前的身體情況已經很差，加上西路軍失利造成的影響，中央也有意讓他多做休養，以便于觀察。 毛主席仍然很看重徐向前的能力，后來兩人見面后，毛主席還安慰他： “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你能回來就好，有雞就有蛋。” 無疑，徐向前后來出任129師副師長，只是中央暫時做出的決定。 1937年2月，中共中央派周恩來、博古、葉劍英前往西安，同國民黨代表顧祝同、張沖談判，商談紅軍改編事項，周恩來提出將紅軍改編為四個軍、12個師，設總指揮部，配正副總指揮，其中四個軍的軍長分別為林彪、賀龍、劉伯承、徐向前。 那時，徐向前尚未回來，但中央在人事安排上，已經考慮到由徐向前獨領一軍的情況。 不過，因為蔣介石從中作梗，八路軍的編制屢屢縮減，后來迫于無奈，中共中央又提出編為四個師。四個師的師長仍然為林彪、賀龍、劉伯承、徐向前，而且徐向前毫無疑問是出任129師師長。  因為雙方就編制問題始終談不攏，一直到1937年7月，盧溝橋事變后，抗戰全面爆發，蔣介石希望中國共產黨的部隊能夠投入華北抗戰，因此同意了八路軍改編為三師六旅十二個團，并在師以上設總指揮部。 需要指出的是，即便到了這個時候，蔣介石仍然企圖削弱紅軍可能的影響力。 1937年8月18日，蔣介石致電軍委會主任徐永昌，給紅軍中主要將領取了化名，而被蔣介石所提到的名字有七個： （1）朱德即朱蹭陂；（2）彭德懷即彭特立；（3）林彪即林育榮；（4）賀龍即賀云青；（5）劉伯承即劉百誠；（6）蕭克即蕭格；（7）徐向前即徐象謙。 盡管這些化名實際上后來并未使用，但也足以看出，在蔣介石心目中，對以上七人的重視程度。 1938年春，時任八路軍129師政委的張浩病重，中央考慮再三，決定將他調回延安養病。 之前我們聊起過張浩出任八路軍129師政委的原因，但其實很多人不知道，張浩的原名叫林育英，林彪的堂兄（兄弟兩人一個是115師師長，一個是129師政委，這種情形在我軍建軍歷史上也不多見）。 張浩大革命時期就參加了中國共產黨，是早期工人運動的骨干，在東北從事地下工作時，因叛徒出賣不幸被捕，在獄中受盡酷刑，從這天以后，張浩的身體便每況愈下。 1937年8月，張浩任八路軍129師政委時，便忘我的投入工作中，因勞累過度，身體越來越虛弱。中央也考慮到張浩的身體情況，不得已之下將他調回延安休養。 這么一來，129師政委一職出現空缺。 需要指出的是，政委一職在我軍建軍歷程中，占有相當重要的地位。  八路軍在改編之初，應國民黨當局要求，曾取消了政委一職，張浩一開始出任政訓處主任，是黃克誠在平型關戰役后，在任弼時命令下，視察了115師兩個團，發現取消政委以后，部隊政治工作惡化，軍閥習氣開始滋長，盡管政訓處主任同樣要做政治工作，但是相比于同軍事主官平級的政委，效果要差不少。 中央考慮了黃克誠的建議后，不僅恢復了部隊政委職務，還將政訓處改為政治部，使得部隊政治工作得到了加強。 張浩離開以后，中央對129師政委的人選問題也經過了一番考慮。 據說在張海離開以后，劉伯承曾向中央建議，由自己出任政委一職。并且在當時，劉伯承向中央提出兩種方案。 一、自己仍然任師長，以副師長徐向前接任政委； 二、自己改任政委，副師長徐向前接任師長。 應該說這兩個方案在當時都是合適的。  相比于以上兩種方案，毛主席其實更傾向于讓劉伯承留在軍事指揮的位置，誠然作為一個從大革命時期就入黨的老同志，劉伯承的政治工作能力毋庸置疑，但作為一名川軍名將，劉伯承的長處其實還是在指揮打仗上。 當然，如果把徐向前放在政委位置上，以徐向前的能力，未必干不了，但毛主席對徐向前的能力心知肚明。 盡管徐向前長期在鄂豫皖根據地工作，但對他的軍事能力，毛主席早就有所耳聞。 1929年6月，徐向前被派往鄂東北，出任紅31師副師長，當時鄂豫皖邊區活躍著兩支部隊，一支是紅十一軍，下轄三個師（31師、32師、33師），另外一支是廣濟地區轉來的紅十五軍。 紅十一軍改稱紅一軍后，與紅十五軍合編為紅四軍（此為鄂豫皖根據地的紅四軍），軍長曠繼勛、軍政委徐向前。 不過，因紅軍當時受到“左”傾錯誤影響，曠繼勛被撤掉了紅四軍軍長，改任紅十三師師長，一直到后來，皖西成立紅25軍后，曠繼勛才復任軍長。 當時，接任紅四軍軍長的就是徐向前。  不久之后，紅四軍與紅25軍合編為紅四方面軍，徐向前任總指揮。 從鄂豫皖蘇區再到后來的川陜蘇區，徐向前指揮紅四方面軍在劣勢下越打越大，作為紅軍三大主力，紅四方面軍在土地革命時期殲敵就達88萬，是自身最多數量的十倍，前后共計走出了700余位將領。 相比于徐向前在政治工作上的能力，毛主席更看重他的軍事實力。 更為關鍵的是，從1937年12月底，八路軍129師就醞釀挺進晉東南、冀豫邊以及太行山區，在這種情況下，129師勢必要分兵，到時候徐向前要單獨作為敵后根據地的負責人，毛主席自然不能讓他出任129師政委。 于是這個方案基本上就被否決了。 那時，中央考慮的另外一個備選人是任弼時，任弼時是八路軍政治部主任。 不過，任弼時的這個位置相當重要，八路軍恢復政委制度以后，八路軍總部其實一直沒有政委，任弼時這個政治部主任主要負擔的就是政委的工作，因為就在同年10月，中央軍委設立了總政治部，任弼時出任了中央軍委總政治部主任，顯然無需在單獨設立政委。  也因為任弼時工作太忙，而129師又急缺政委，因此黨中央毛主席特意安排，讓任弼時的副手，即八路軍政治部副主任鄧小平到129師去擔任政委。 在許多的文章中，不少地方都稱是劉伯承回延安推薦了鄧小平出任129師政委，就連影視劇中也有持此類觀點的。 可自從抗戰爆發后，劉伯承基本沒時間會延安，一直到1943年秋接到中央命令，才隨彭德懷一起回到延安參加整風運動以及即將召開的七大。 所以就這個情況來看，鄧小平出任129師政委，只有可能是黨中央毛主席高瞻遠矚決定的。 從后來結果來看，這顯然也是最正確的決定。 毛主席之所以不選徐向前出任八路軍129師政委，自然是對他另有任用。 1938年4月，就在鄧小平出任129師政委后，徐向前率領129師一部分兵力加115師一部分兵力挺進冀南。  徐向前出任129師副師長期間，也只是配合指揮了幾次伏擊戰，盡管效果是有，但畢竟很難發揮徐向前的才干，徐向前是鄂豫皖根據地的創始人，長處不僅僅體現在擴軍建軍，在敵后建立根據地同樣也是一把好手。 徐向前到冀南地區之初，雖然該地區的抗日工作已經有了一定基礎，但處境依然很艱難，日偽軍盤踞在各個縣城之中，時刻威脅根據地的腹地，更為關鍵的是，冀南地區地處平原，很方便日軍機械化部隊行動。 盡管紅軍很擅長打游擊戰，但那也是在充分利用地理環境的作用，真正如果在平原與強敵硬碰硬，后果是不堪設想的。 經過深入的調查研究，徐向前創造性的提出了在平原開展游擊戰的辦法，即創造平原地區的“人山” 據宋任窮回憶徐向前在冀南地區時，曾說過這樣一句話： “平原雖然沒有像山地那樣多的地形上的便利，但是如何通過認真發動群眾，把廣大的人民群眾推動到抗日戰爭上來，創造出平原地的“人山”，那它就是無敵的，是堅不可摧的，自然界不管什么樣的山，也沒有這樣的“人山”好。” 當時冀南地區地處平原，人口稠密，當地老百姓都對日寇的侵略恨之入骨，只要稍加宣傳教育，就是一支不弱的力量 怎么樣才能發動群眾呢？ 徐向前充分發揮了自己在政治工作上的才能，要求黨、政、軍、群的領導干部全部投入人民之中，開展宣傳、教育工作，這些工作都取得了突破性的成效。 宋任窮多年后回憶稱： “向前同志還提出了創造“人山”的具體辦法。冀南的同志們完全擁護向前同志的上述意見，黨、政、軍、群各部門上下一致、齊心協力地進行發動，廣大群眾的抗日積極性日益高漲，組織起戰地動員委員會等各種形式的抗日群眾組織和團體，青壯年紛紛加入八路軍，抗日軍民之間的關系親如魚水，創造“人山”的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效。”  徐向前在冀南地區前后工作只有一年多，但取得的效果卻很輝煌，而且并不是單一的軍事上的建樹，而是根據地黨政軍建設工作的全面開花。 1939年6月，徐向前調赴山東，任八路軍第一縱隊司令員。 1940年，徐向前回到延安，準備出席即將召開的七大。 考慮到山東戰略地位的重要性，毛主席打算再調一些干部到山東，徐向前專門抽出時間去送，不料他面前的一匹馬突然受驚，一腳踢在徐向前的左腿上，導致他左腿腿骨骨折。 因為延安那時醫療條件也很差，徐向前受傷后，在醫院躺了半年多，身體素質也每況愈下。 一直到1946年11月，徐向前身體大致好轉，才向中央提出到前線的要求，毛主席考慮再三，決定派他出任晉冀魯豫軍區副司令員。 半年后，劉鄧率領晉冀魯豫野戰軍主力挺進大別山，徐向前率領晉冀魯豫軍區剩下的6萬多部隊，一聲不吭，在山西苦干了一年多，連續打了晉南戰役、晉中戰役，解放了大半個山西，閻錫山也被他揍的沒脾氣。  太原戰役之前，徐向前其實已經舊病復發，身體難以支撐，只好委托路過的彭老總代替指揮，但因為當時前線戰局基本上大局已定，彭老總雖然接替了徐向前指揮，但下達作戰命令仍然沿用的是徐向前的名義。 敗退之際，閻錫山也忍不住感慨： “山西文有薄，武有徐向前，如果都為我所用完全可以一統天下，可惜他們都跑到對手那邊去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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