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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1日上午。研學團隊拜謁曾國藩墓區。
隨團專家是湖南大學建筑學院柳肅教授。擔任曾國藩古墓修復的負責人。
大巴停在“桐溪寺”旁。相傳曾國藩與原桐溪寺方丈熟悉，生前相中這塊風水。
桐溪寺右旁是一棟白墻灰瓦的平房（御碑亭）。里面陳列著早年的石碑。看守石碑的農民說：晚上放水在這石碑下的龜頭旁，第二天一早發現水桶里的水少了許多。
我們一行從平房的左側神道往上走。右邊是一片青翠的的山野。
左邊是“原桐溪寺圍墻遺址（清）”。據介紹：曾國藩墓在整體上遵循了古代祭祀禮制上的框架性要求，又在細節處理上表現出了突破禮制束縛的特征，這在中國歷史上尤其是有著重要歷史影響的代表性人物的墓葬中是罕見的。
他生前親自勘察過自己的安葬之地，山腳下的桐溪寺址雖在其神道應修建的位置，當時位極人臣的曾國藩本可利用權力，將寺址遷走后，獨享此風水寶地，但他卻選擇了以側出神道的形式避讓其寺址所在，可以看出其生前精修儒家思想主張融合禮讓的修為境界。所以，此時期封建制度推行的祭祀禮制其不可撼動的地位正在逐漸淡化。
2013年3月5日，曾國藩墓被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公布為第七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清同治十一年二月四日（1872年3月12日），一代名臣曾國藩病逝于南京兩江總督任上。同年四月二十四日（5月30日），曾紀澤兄弟遵照父親“歸湘為便”之遺囑，在金陵解纜，從水路扶柩歸湘。同年五月十七日（6月22日），船抵長沙水陸洲。同年五月二十日（6月25日），安柩于長沙城內曾子廟。
此時正當暑天，因此，曾國荃決定在長沙南門外的金盆嶺暫時淺葬，待它日覓得佳壤再行定葬。同年六月十四日（7月19日），靈柩出殯，淺葬金盆嶺。清同治十三年十一月五日（1874年12月13日），曾國藩墓改葬于坪塘伏龍山（即今址）。清光緒三年（1877年），曾國藩墓竣工。1989年冬，曾國藩墓被盜。1992年，望城縣文物管理所成立曾國藩墓保護小組。1996年，望城縣人民政府對曾國藩墓進行維修。1998年，曾國藩墓開始規劃修復。2000年初，曾國藩墓開始維修。2002年，曾國藩墓維修工程竣工。
迎面有修復的石牌坊一座。
正中刻有當年慈禧太后賜匾“勛高柱石”。
相傳曾國藩率領湘軍攻下了洪秀全占據的南京，手下勸他稱帝。猶豫不決時，慈禧送來這塊匾，一方面稱贊他的功勛，另一方面也暗示不要做亂臣賊子。于是，曾交出兵權。
石坊上聯是“指麾能事回天地”，下聯的石柱卻光禿，沒有詞語。
柳教授說：這石柱是后來修繕的。上聯出自唐代杜甫的詩句《奉寄章十侍御》：“指麾能事回天地，訓練強兵動鬼神。”古代一般頌功德對聯不會整段照搬名人詩句。沒有找到原來的，所以只能“留白”。
神道樹木旁有石翁仲一對。
來到曾國藩墓坪。位于曾國藩墓墓前，約200平方米。
東西兩側各立石闕一個，高約4米，分別刻有“曾太傅墓東闕”和“曾太傅墓西闕”字樣。
從墓坪還要望上走幾十個臺階。有年輕父母專門抱著孩子也前來拜謁。
天氣晴朗。有游客還撐著傘防曬。
曾國藩墓位于湖南省長沙市望城縣，地處伏龍山上，占地面積約300平方米。坐北朝南，為三合土拌碎石加糯米混合封堆，呈半圓形，由墓冢、墓圍、拜臺、平臺、神道、牌坊、墓廬、碑亭組成。
墓冢為三合土拌碎石混合封堆，上鋪砌花崗石，呈半圓形，底徑5米，今殘高2米，塋地以花崗石墻圍護；
墓后立碑三通，漢白玉石碑心，主碑高3米，寬2米，刻楷書碑文“皇清太傅大學士曾文正公一品侯夫人歐陽夫人之墓”，副碑為龍紋浮雕。
曾國藩墓坐北朝南，其東、西兩側各有一處低嶺，連同其北側一處體量較大的高嶺將其圍合，南側一處水塘居于其正面，整體呈現出非常直觀的背山面水、穩居其位的態勢。
曾國藩（1811年—1872年），字伯涵，號滌生，湖南湘鄉人。清末漢族湘軍的首領。道光進士，曾任內閣學士，道光末年官至侍郎。崇敬“道德仁義”，對程朱理學推崇備至。太平天國進軍湖南時，被任命為幫辦團練大臣，在湖南舉辦團練。后來，逐漸組建起一支具有正規軍規模的地主武裝團練——湘軍。他率湘軍出省作戰，為清政府收復失地。為了強化鎮壓力量，他主張引進西方先進技術，于安慶設立內軍械所，制造新式槍炮。咸豐十年（1860年）任兩江總督，欽差大臣，督辦江南軍務，節制大江南北水陸各軍。
對于曾國藩歷史上的功過，后人褒貶不一。 清·左宗棠《挽曾國藩》 功名獨有千秋，安危海內資元老。 朝野同為一哭，風雨江南隕大星。
“落榜生的逆襲” 雷頤教授在授課時講到的曾國藩“落榜生的逆襲”，頗有感觸。 曾國藩建有非常之功業，但年輕時并非神童，連學霸都談不上，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高考落榜生”。后來是如何建不世之功、甚至被稱為立功、立言、立德“三不朽”的圣人呢？這點最值得我們了解、借鑒。 ·本來家中只是小康之家，但曾玉屏很能經營，后來成為小地主。值得一提的是，曾玉屏年輕時，卻性喜游玩，有些不務正業。當時湘潭對他來說就是大城市了。雖然家里錢并不特別多，但他經常騎馬到湘潭裝闊，與一幫紈挎子弟鬼混，經常醉到天明。后經人勸說，翻然悔悟，在湘潭把馬賣掉，走回家中，開始勤儉持家，努力經營家業。由于經營有方，很快成為小地主。
·曾國藩很佩服他的祖父，并把他祖父家致富的經驗總結為“考、寶、早、掃、書、疏、魚、豬”這八個字，并作為自己的治家信條，教育家人后輩。“考”就是祭祀祖先，“寶”就是接待親族鄰里，“早”就是早起，“掃”就是灑掃庭除，“書”就是讀書，“疏魚豬”就是種菜、養魚，喂豬。為人非常豪氣、霸道，排解村里糾紛，這種性格影響了曾國藩。
·曾國藩是道光十三年，1833年，22歲考取秀才，入縣學。22歲才考取秀才，也不算早。曾麟書也恨自己雖然努力，卻讀書不成，也把讀書考取功名的希望，放在自己幾個兒子身上。于是祖父曾玉屏、父親曾麟書，一同培養曾國藩兄弟讀書。 1834年，曾國藩進入長沙岳麓書院學習，同年參加湖南鄉試并動身入北京準備來年的會試。道光十五年1835年，曾國藩會試未中，寓居北京長沙會館讀書。第二年，恩科會試再次落第，于是返回長沙，與同鄉劉蓉、郭嵩燾等居于湘鄉會館。 ·兩次高考都名落孫山，但他與家人并不氣餒。他考試失敗回家鄉時，路過江寧，咬牙向人借貸，還典當了部分衣物，買了一部二十三史。回家后，父親曾麟書對他說，你借錢買書我不怕，今后我可以想方設法為你還，但你如果能把二十三史圈點一遍，就算對得起我了。這幾句話對曾國藩起了極大的激勵作用，從此閉門認真讀書，把二十三史認真通讀一遍，作了圈點。
·第三次高考，終于考上。1838年，道光十八年，第三次參加會試，終于成功。殿試位列三甲第四十二名，賜同進士出身。從此，一步一步踏上仕途。（家中祖上無人讀書，沒有基因，全靠自己努力，也不能說順利，考了三次，他自己經常說“國藩愚陋”，給人啟發，勵志）朝考列一等第三名，清代新科進士取得出身后，由禮部以名冊達送翰林院掌院學士，奏請皇帝，再考試于保和殿，并特派大臣閱卷，稱為朝考。曾入翰林院改庶吉士，七品京官。開始了為期十二年的京官生活。
·自元、明至清初，湖廣省（大體包括今湖北、湖南兩省）合闈鄉試（闈，指試院），湖廣貢院設于武昌。湖南學子赴武昌應試，路途遙遠，近者相距千余里，遠者二三千里，往往得提前十天半月甚至兩三個月出發，不像湖北考生有近水樓臺之便利。湖南考生裹糧而行，跋山涉水，風餐露宿，能按期趕到武昌參加鄉試已是萬幸；至于那些經過長途跋涉，早已身心疲憊的考生能否考出一個好成績，恐怕得靠上天格外垂青才行。 ·不僅如此，湖南赴試學子還面臨著過洞庭湖時的生死考驗。每屆鄉試之期，正是盛夏酷暑，洞庭湖汪洋恣肆，一遇暴風雨陡發，只得停船等候，有時十天半月都開不了船。為了能按時參加考試，有部分考生乘一葉扁舟，冒險趕路，常遇風濤，檣傾楫摧，葬身魚腹，甚至父子兄弟同遭覆溺，釀成人間慘劇，見者驚心，聞者落淚。學子們的赴闈之旅，因此蒙上了一層濃郁的悲壯色彩。
·趕一次考，需要賭上身家性命，這令許多湘籍考生望而卻步，其家人朋友也為之擔驚受怕。 1664年，康熙三年，湖廣省被廢除，原屬湖北省和湖南省。總的來說，洞庭湖是兩省的分界線，仍合闈鄉試，考場仍在武昌。湖南許多讀書人也因此甚至根本就不做功名之想，終身都沒有去武昌參加過鄉試。于是，分省后，動員士子們參加鄉試，竟成了湖南各級地方官員的一項非常棘手的工作。 ·清康熙四十四年（1705)，偏沅巡撫趙申喬曾“遍飭地方官敦促赴試”，并要求學臣“廣加收錄”。經過廣泛動員，湖南這次參試人數雖略有回升，但惡劣的趕考環境并未改善，“其能至武昌而入場者，十無二三”，最終應試人數仍然少而又少。
·作為中國古代社會最為稀缺的資源，科舉名額的配置狀況與地區利益的平衡有著直接關系。因為赴考考生基數小，考中的人數自然更少，湖南科考中舉的人數因此遠遠低于湖北。這種嚴重不公的局面，讓湖南士子們憤懣不已，直嘆“可憐湖南數千里賦稅之地，漸棄為科第淪落之鄉”,“同有三載覲光之愿，而險遠不前；同受圣朝教養之恩，而以向隅為泣”。 ·湖南士子、官員們除陳述赴武昌應試路途險遠的理由外，更認為湖南已經是一個相對獨立的行政區域，“長沙為湖南省會，節制則另有撫憲，分司則另有藩皋，錢糧、戶口、官職、考成，事事與湖北判然為二”,理應有自己的鄉試考場。 ·而且視具體情況安排考生就近鄉試已有成例在先，隸屬于湖南的平溪、清浪、偏橋、鎮遠四衛靠近貴州，朝廷規定四衛士子就近在貴州參加鄉試，而湖南其他士子卻不得不越險遠赴湖北之武昌；若單獨舉行鄉試，可以增加湖南士子中舉人數，是“廣沛皇仁”的大好事。 ·學子們持續不斷地呼吁，強烈要求分闈，時間持續近20年，堪稱一場清代湖南童生（未考中舉人者均稱童生）的分闈“請愿”運動。學子們的分闈呼聲，得到湖南各級地方官員的積極回應和支持。各道、府、州、縣，以及布政使、提學道僉事等地方官員，將學子們的呈文及時逐級上報，無不希望盡力玉成。 ·分闈上諭傳來后，湖南巡撫（由偏沅巡撫改）魏廷珍立馬與湖北巡撫商定好原湖廣行省正、副榜舉人分配名額，并于當年就將湖湘書院改造擴建成湖南貢院。次年2月，湖南第一次單獨舉行鄉試。至此，湖廣南北分闈政策正式落地生根。 ·分闈后的湖南首次鄉試，士子赴試異常踴躍，入試考生近萬人，差不多是以前每年赴武昌鄉試人數的五倍，盛況前所未有，以致原來準備的考棚嚴重不夠，只得在提調衙門之側臨時增加棚號。 .南北分闈，各方視此為前所未有的獲取科舉功名之機遇。湖南“家置詩書，人懷鉛槧，下至苗瑤子弟，爭趨向學，庠序盈門，萃萃俎豆，實人文極盛之時，萬世太平之象也”。桂東縣“往歲阻洞庭，鄉試不上十人。分闈后爭自勸學，登甲乙者不絕”。分闈既激發了湖南士子的功名進取心與應試的積極性，也拓寬了湖南士子的入仕之路。
．一位官員在請分闈中說，若能單獨舉行鄉試，將使“湖南未吐之才華盡發文明之氣象”，而分闈以來的事實正如其所言。 學者王文琴對南北分闈前后鄉試中舉、會試中式人數進行統計后，給出了如下具體數據：分闈以來，湖南鄉試每科中舉人數在60人左右，是南北分闈前的近3倍；清光緒八年（1882）以前，湖南各科鄉試共錄取正副榜舉人4800余人，其總數超過之前任何一個朝代。湖南會試中式名額，分闈之前平均每科3人左右；雍正二年（1724）湖南單獨參加會試得中8人，自同治二年（1863）后每科中試者在10人以上，至光緒年間一般每科達12人以上。 不僅如此，湖南還通過科舉產生了大批具有重大影響的一流人才。如嘉道時期的何凌漢、胡達源、陶澍、賀長齡、賀熙齡、魏源、何紹基、胡林翼等，咸同時期的勞崇光、羅澤南、曾國藩、江忠源、左宗棠、郭嵩燾、曾國荃等。光緒時期的譚鐘麟、譚繼洵、魏光燾、張百熙、譚嗣同、唐才常、熊希齡、梁煥奎等。他們當中許多人成為影響湖南乃至中國歷史的重要人物。 2023年6月4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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