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黨中央、國務院一直以來高度重視文化建設工作。日前，水利部亦正式印發《水利部關于加快推進水文化建設的指導意見》，為加快推進水文化建設，助力推動新階段水利高質量發展指明了方向，本著傳播水利知識，宣傳生態文明之宗旨，【水利天下】公眾號開辦【上善若水】專欄，專欄集各位專家智慧，以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革命文化、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營造與時俱進、健康向上的水文化發展新局面為己任，進行水文化傳播、分享與交流。本期為第139期，分享人是荒原老師，本文經作者授權同意本平臺發布，文章純系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欄目平臺立場和觀點，文責自負。讓我們一起致敬分享者并與諸位分享、交流。 
大河湯湯東流去，千里朝宗歸大海，興衰成敗多少事，壯士扼腕意難平。黃河，祖國母親河，北源發源于青海省青藏高原的巴顏喀拉山脈支脈查哈西拉山南麓的扎曲，南源發源于巴顏喀拉山支脈各姿各雅山北麓的卡日曲，西源發源于星宿海西的約古宗列曲，呈“幾”字形。自西向東，分別流經青海、四川、甘肅、寧夏、內蒙古、陜西、山西、河南及山東9個省（自治區），最后流入渤海。全長約5464公里，流域面積約752443平方公里。黃河，是世界長河之一，中國第二大河。每年都會生產16億噸泥沙，其中有12億噸流入大海，剩下4億噸長年留在黃河下游，形成沖積平原，有利于種植。黃河是中華文明最主要的發源地，造就了生生不息，光輝燦爛的中華文化，特別是中下游的不斷遷徙和改道，給中華文明發展史帶來了巨大而深刻的影響。從古到今，那些心系民生，披肝瀝膽，不屈不撓，舍生忘死的仁人志士，伴隨著黃河洪流的跌宕起伏而殫精竭慮，上下求索，上演了一幕幕石破天驚，震撼人心的千古絕唱，從大禹到賈讓，從林則徐到張曜，這些心懷大志，忘我治河的仁人志士，卻都是壯志未酬，淚濕衣襟，仰天長嘆，扼腕嘆息。夏禹治河，在我國最早的有關黃河的地理著作《禹貢》中記載，是他確立了有文字記載以來最早的黃河河道——“禹河故道”。大禹治水的事跡也長期影響著后人。如“禹河故道”歷1700余年無河患，被世人視為黃河的最佳河道；歷朝歷代爭論不休的分流、筑堤、蓄洪滯洪、溝洫攔蓄等治黃方略，也都源自于大禹治水。另外，由于大禹治水是我國古代國家歷史的開端，不僅奠定了治國與治水的密切關系，其成功的業績，還成為了中華民族精神的象征。夏禹治水13年中，攀山涉水，察看地形，丈量土地，豎立標幟。他不斷地調查研究、不斷地征詢意見，認為必須分別情況開渠鑿道，疏理江河，讓水流出去。山西省河津縣西北的龍門山，橫亙在黃河中游，在河水奔騰直下時，它恰恰堵塞了河水去路，河水只能從山腳下一條很窄的河道穿過，每逢上游洪峰來臨，水就溢涌四野，釀成水災。大禹在那里觀察地形后，就帶領大家開鑿龍門山。當時工程極其艱巨，夏天烈日當空，山石爍人，冬天冰天雪地，寒風刺骨，再加上毒蛇猛獸的侵擾，更是苦不堪言。巨大的工程，整整花了五年的時間，才開出了一道豁口，水暢通了。在開鑿龍門山后，禹又治理了黃河平原的九河。《尚書.禹貢》中記載，當時黃河流至下游后“播為九河”。《爾雅.釋水》中指出“九河名太史、復釜、馬頰、胡蘇、徒駭、簡、潔、鉤盤、鬲津（今漳衛新河）”。孟子曰：“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泛濫于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谷不登，禽獸拂人。獸蹄鳥跡之道，交于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禹疏九河，灌濟漯，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后中國可得而食也。當是時也，禹八年于外，三過其門而不入，雖欲耕，得乎？”當時，黃河的中下游區域流經黃土高坡地帶，它飽含泥沙，故夏秋兩季時常洪水泛濫。“禹疏九河”說的就是這一帶的事情。當時大禹順水勢之自然，三過家門而不入，把主流干道加深加寬，使“水由地中行”，上流有所歸，下流有所泄，使“九河”不至為患，東方水患得到治理，于是人民可以“降丘宅土”，發展農業生產。故孟子曰：“禹疏九河，瀹濟漯而注諸海”，“然后中國可得而食也”大禹順著水勢，引滔滔洪水往低洼處疏導，終于使白浪滔天的黃河平原平靜了下來。“禹疏九河”的傳說就是這樣來的。《禹貢》說“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于海。”大約在今德州、滄州之間。故大禹在德州留下了諸多的遺跡和可歌可泣的故事。夏禹在13年治水的悠悠歲月中，大禹率領百姓日夜與水搏斗，疏通江河，興修溝渠，風里來，雨里去，臉變得又黑又瘦。為治水，他手腳上都長出了老繭，指甲磨光了，人得了大病，腿也變瘸了。又如，大禹娶妻后三日就離家去治水，在13年中，他好幾次路過家門，聽見自己孩子的哇哇哭聲，他都沒有去看一眼。賈讓，西漢時期水利專家，中國西漢時期籌劃治理黃河的代表人物。因為提出了治理黃河的上、中、下三策而著名。當時黃河頻繁決溢，災患嚴重。朝廷征集治河方案，綏和二年（公元前7），賈讓應詔上書。賈讓經過深思熟慮，賈讓在上皇帝書中提出的上策：“徙冀州之民當水沖者。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他認為采取這一措施后，“河西薄大山，東薄金堤，勢不能遠泛濫，期月自定”。有人以為改河將“敗壞城郭田廬冢墓以萬數，百姓怨恨”，賈讓不以為然。他算了一筆帳，“瀕河十郡治堤歲費且萬萬，及其大決，所殘無數”，“如出數年治河之費，以業所徙之民”，就能使改道計劃成功。賈讓在上策結尾說：“大漢方制萬里，豈其與水爭咫尺之地哉？此功一立，河定民安，千載無患，故謂之上策。”中策：“多穿漕渠于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殺水怒。”具體措施是“淇口以東為石堤，多張水門”；并在水門以東修一長堤，“北行三百余里，入漳水中”。在長堤旁多開渠道，“旱則開東方下水門溉冀州，水則開西方高門分河流”。這樣，賈讓認為可以避三害、興三利：“民常罷（疲）于救水，半失作業；水行地上，湊潤上徹，民則病濕氣，木皆立枯，鹵不生谷；決溢有敗，為魚鱉食：此三害也。”“若有渠溉，則鹽鹵下濕，增淤加肥；故種禾麥，更為稻，高田五倍，下田十倍；轉漕舟船之便：此三利也。”同時，賈讓還強調指出：沿河各郡大都有治河吏卒數千人，每郡每年治河經費數千萬，以如此人力物力，完全“足以通渠成水門”。又由于“民利其灌溉，相率治渠，雖勞不罷（疲）。民田適治，河堤亦成”，真可謂一舉兩得。果如此，賈讓以為可以“富國安民，興利除害，支數百歲，故謂之中策”。下策：如不采取以上兩策，只是在原來狹窄彎曲的河道上“繕完故堤，增卑倍薄”，進行小修小補，賈讓認為其后果必然是“勞費無已，數逢其害，此最下策也”。其上策：主張不與水爭地，“徙冀州之民當水沖者，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這是針對當時黃河已成懸河的形勢，提出人工改道，避高趨下的方案。他認為，實行這一方案，雖要付出重大代價，“敗壞城郭、田廬、冢墓以萬數”，但是可以使“河定民安，千載無患”。中策：是開渠引水，達到分洪、灌溉和發展航運等目的。他認為這一方案不能一勞永逸，但可興利除害，能維持數百年。下策：他又認為如果保守舊堤，年年修補，勞費無窮，是最下策。賈讓三策具有以下特點：第一次全面地對治理黃河進行了方案論證，較完整地概括了西漢治黃的基本主張和措施。首次明確提出在黃河下游設置滯洪區的思想，強調滯洪區的作用是“使秋水多，得有所休息”。論證規劃方案時首次提出經濟補償的概念，主張籌劃治河工費用于安置因改道所需的移民。提出綜合利用黃河水利資源，具體論證開渠分水有三利（低地放淤肥田，改旱地為稻田，通漕運），不開則有三害（民常忙于救災，土地鹽堿沼澤化，決溢為害）。分析了黃河堤防的形成，發展過程及其弊端。由于上述特點，他的治理黃河三策對后世治河產生了重要影響，是古代治河思想方面的重要遺產之一。歷代對賈讓三策評論頗多，意見不一。賈讓“治河三策”對后世產生了重大影響。賈讓在上書以前，曾研究了前人的治河歷史，并親至黃河下游東郡一帶進行了實地調查研究。他認為：戰國時“齊與趙、魏以河為境。趙、魏瀕山，齊地卑下，作堤去河二十五里。河水東抵齊堤，則西泛趙、魏，趙、魏亦為堤去河二十五里。”這樣作“雖非其正，水尚有所游蕩”，汛期漲水，在寬廣的河道內可“左右游波，寬緩而不迫”。如今沿河居民不斷與河爭地，堤內筑堤，民居其中，致使堤距日益縮窄，“堤防狹者去水數百步，遠者數里”，而且“河從河內北至黎陽為石堤，激使東抵東郡平剛；又為石堤，使西北抵黎陽、觀下；又為石堤，使東北抵東郡津北；又為石堤，使西北抵魏郡昭陽；又為石堤，激使東北。百余里間，河再西三東，迫厄如此，不得安息”。那時從黎陽堤上北望，“河高出民屋”，形勢十分嚴峻。賈讓的治河三策，是中國最早對黃河下游興利除害的治河文獻。東漢史學家班固以1000余字的篇幅把它完整地記入《漢書·溝洫志》中，對后世的治河工作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東漢水利專家王景，約公元30年—85年，字仲通，原籍瑯邪不其（今山東即墨西南）人，出生于樂浪郡謅邯（今朝鮮平壤西北）人，東漢水利家，父王閎。他是第一位對黃河進行大規模治理的水利專家，東漢初年著名的水利專家、地理學家王景，曾經奉光武帝之命，治理好了泛濫達六十年之久的黃河水患而被載于史冊，自從王景治河之后，黃河在此后的近千年的時間里都沒有發生大的泛濫，后人將王景的功績與傳說中的大禹治水相提并論，有“王景治河，千年無患”的美譽。可見他的成就之大。王景曾任廬江太守。漢明帝時，黃河決口，在汴渠一帶泛濫了六十多年，兗（今山東金鄉東北）豫（今安徽亳州）多被水患。永平十二年（69年）春，漢明帝召見王景，派他治理黃河、汴渠。臨行前，明帝贈送他《山海經》《河渠書》《禹貢圖》。永平十二年夏四月，王景與助手王吳率數十萬民工治理黃河，他排除任水自流的思想，反對恢復禹河故道，與王吳相度地勢，開鑿山阜，“修渠筑堤，自滎陽東至千乘海口千余里”，改善了汴口水門工程，使“河汴分流”。永平十三年夏四月，所有工程完成，收到防洪、航運和穩定河道的巨大效益，“雖簡省役費，然猶以百億計”。永平十五年（72年），王景隨明帝東巡，行至無鹽（今山東東平東南），明帝嘉獎他的治河功績，拜為河堤謁者。王景是中國古代的一個奇才，他的身世也很傳奇，他出生在現在的朝鮮半島，當時屬于東漢最北部的一個郡縣，由于遠離中原，儒家的思想影響不深，所以王景沒有像其他年輕人一樣從小接受儒家教育，而是受家庭影響，他從小就對《周易》、《山海經》以及天文歷法、算術等自然科學很感興趣，并且掌握了很多技藝。所以，他和同時代只會讀書的書呆子相比，見識要廣泛的多。當時東漢初建，天下安定，但是黃河泛濫已經有六十年之久，朝廷卻沒有能夠治理黃河的人才，就在這時，有人推薦了王景，果然機會總是留給有準備的人，王景充分發揮了他的智慧，他一改前人總是用堵的方法，認真勘察黃河兩岸的地形，利用水從高處往地處流的特性，改變黃河的河道，將黃河水引到地勢低洼的地方，流入大海，還在沿岸修筑堤壩，利用黃河水進行灌溉，變廢為寶。王景治河的歷史貢獻，長期以來得到很高的評價，有王景治河千年無患之說。從史料記載看，王景筑堤后的黃河，經歷800多年沒有發生大改道，決溢也為數不多，的確是比較理想的一條河道。當時的皇帝對王景的成果非常贊賞，王景也由此進入仕途，從一個來自偏遠地區的平民一下子成為東漢朝廷的官員，最后還坐上了刺史的重要位置上，王景靠的就是他的真才實學，這就是給后人的啟發。王景進行的治水工作，現存記載相當簡略。他配合王吳疏浚浚儀渠（可能是汴渠的開封段）時，王吳采用王景建議的“流法，水乃不復為害”。“流法”可能是在渠旁設立的滾水堰，可控制渠內水位，從而保護渠堤安全。永平十二年開始的汴渠大修工程，可追溯到西漢平帝時（公元1—5年）。當時黃河、汴渠同時決口，拖延未修。光武帝建武十年（公元34年），才打算修復堤防，動工不久，又因有人提出民力不及而停止。后汴渠向東泛濫，舊水門都處在河中，兗、豫二州（今河南、山東一帶）百姓怨聲載道。建初七年，王景遷徐州刺史，次年又遷廬州太守。當時廬江一帶，百姓尚未采用牛耕技術，雖然土地不缺，但因人力有限，糧食常苦不足。境內有始建于春秋時期，由孫叔敖創立的芍（音卻）陂（在今安徽壽縣），方圓百余里，但多有廢弛。王景組織百姓修復，并制定相應的管理制度，立碑示禁。又推廣牛耕，大片土地得到開墾。王景還將養蠶技術教授給當地百姓，境內由是日益富庶。王景的治河工程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工程完成不久，漢明帝頒詔中說:“今既筑堤，理渠，絕水，立門，河汴分流，復其舊跡。陶丘之北，漸就壤墳。”指出王景的工作恢復了黃河、汴渠的原有格局，使黃河不再四處泛濫，泛區百姓得以重建家園。對王景治河的具體情況，后人見解不完全一致。尤其對“十里立一水門，令更相洄注”有多種解釋。清代魏源認為是沿黃河堤防每10里建一座水門。民國時期李儀祉認為是沿汴渠每10里建一座水門，武同舉認為是汴渠有兩處引黃水門相距10里。近年來的研究認為:在黃河、汴渠沿堤每10里修建一座水門，從工程量來說可能性很小，而且也無此必要。最可能的情形是在汴渠引黃處修建兩處或多處引水口門，各口門間相隔10里左右，以適應黃河黃河主流上下變動的情況。王景治河的歷史貢獻，長期以來得到很高的評價，有王景治河千年無患之說。從史料記載看，王景筑堤后的黃河經歷800多年沒有發生大改道，決溢也為數不多，確是位置比較理想的一條河道。從政之余，王景對卜筮、風水、數術之學都很有興趣，還撰有專書。王安石的一首詩，不僅描寫了黃河氣勢磅礴的壯美景色，還以政治家和文學家的獨到眼光，透視了黃河經常發生的災害帶給黎民百姓的深重災難。王安石，北宋政治家。持開展機械浚河、引黃、引汴發展淤灌等，在治黃技術上有不少創新。只是礙于當時工程機械技術有限，王安石治河的效果卻并不理想。王安石一生改革創新，勵精圖治，關注民生。他深諳水利即是農業命脈，在水利上做的文章也最大。北宋熙寧二年，在王安石的主持下，制定頒發了著名的農田水利法。他大刀闊斧，狠抓落實，不僅在全國各地設立了農田水利官，而且還讓朝廷直接委派官員巡視、督查各地興修水利事宜，很快便在全國形成了“四方爭言水利”、興修水利工程的高潮。據史書記載，從熙寧三年到元豐元年的9年中，全國興修和恢復水利工程1萬多處，有36萬多頃土地受益，變成了旱澇保收田。對宋王朝政治、經濟影響極大的黃河治理，王安石作為當朝宰相，更是投入了不少心血。這主要是因為，北宋京城開封府地處黃河下游，河患與統治者的利害關系緊密相連。在黃河下游，一場引黃放淤、開發黃河水利的革命，把黃河水沙利用推向了一個新階段，這也是北宋以前從未有過的。據記載，在沿黃各府、路興修水利工程750余處，灌溉面積達10萬頃之多。黃河下游兩岸競相引渾水淤地，改良土壤，使大片荒漠變為良田。為了淤田，在王安石的力推之下，朝廷專門設立了沿汴淤田司，開展引黃放淤長達10年，有力促進了黃河下游兩岸的農業生產，也為進一步鞏固宋王朝的皇權統治打下了良好的基礎。北宋時，黃河已進入“東漢故道”行河的末期。由于這條河道行水時間已近千年，河床淤積相當嚴重。為了解決黃河的泥沙問題，王安石積極倡導并實踐了機械法來疏浚河道泥沙。據記載，當時民間曾有一位名叫李公義的人，向朝廷進獻鐵龍爪揚泥車，用來疏浚黃河河道。這種方法簡單地說，就是用船載著巨大的鐵龍爪，在內河里進行挖掘施工，從而使沙起水渾，水沙俱下，達到疏浚河道的目的。王安石論證后，命人將鐵龍爪揚泥車進一步改制成疏浚杷，形如農田犁地時所用的耙。使用時，在疏浚杷上壓上巨石，再用粗繩與船載的絞車相連，船走，絞車絞，使河道泥沙與水俱下。此法不僅可用，而且可以節約大量的河道疏浚費用。經宋神宗同意后，沿黃各地推廣開來。據記載，當時利用這一方法，從河南新鄉一帶疏浚黃河直至入海口。王安石這種勇于開拓的精神，為我國人民以機械力解決黃河泥沙淤積問題開創了先河。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緣身在最高層。盡管后世對于王安石變法褒貶不一，但他敢于變革、力求創新的精神，為華夏兒女留下了彌足珍貴的精神財富。賈魯（1297年—1353年），字友恒，元代高平（今屬山西晉城）人，元代著名河防大臣、水利學家，曾率17萬軍民治理黃河水患。少年時賈魯聰明好學，胸懷大志，長大后謀略過人。1343年詔修遼、金、宋三史，召賈魯為宋史局官。歷任東平路儒學教授、戶部主事、中書省檢校官、行都水監，其間，針對當時“黃河決溢，千里蒙害，浸城郭，飄室廬，壞禾稼，百姓已其毒”，沿河人民背井離鄉，賣兒賣女的悲慘局面至正四年五月，黃河決河改道。河水在山東曹縣向北沖決白茅堤，平地水深二丈有余。六月，又向北沖決金堤，沿岸州縣皆遭水患。今河南、山東、安徽、江蘇交界地區成為千里澤國。為保證運河通航保護山東、河北沿海地區的鹽場不被黃河沖毀，緩和黃泛區民眾的反抗，元政府不得不大規模治理黃河。至正八年二月，元政府在濟寧鄆城立行都水監，任命賈魯為都水使者，次年五月，立山東、河南等處行都水監，專治河患。丞相脫脫召大臣研討“治河方略”，賈魯力排眾議，主張“河必當治”、“必疏南河、塞北河，使復故道，役不大興，害不能已”。此間，賈魯“考察地形，備其要害”。循行河道，往返數千里，掌握了河患的要害所在，他將觀察所見繪成圖，并提出兩種治河方案：“一是修筑北堤，以制橫潰；一是疏塞并舉，挽河東行，以復故道。”最后決定采用后一方案。至正十一年（1351）四月初四日，詔命賈魯為工部尚書、充總治河防使，進秩二品，授以銀印。征發民工15萬，軍士2萬，興役治河。他受命為行都水監使后，就沿河道實地考察，往返數千里不辭勞苦，取得治河第一手資料，并向朝廷進獻繪圖報告，提出兩個治河方案：一是就決口以下新河道北岸筑堤，限制決河橫流，工程量小；一是堵塞決口，同時疏浚下游河道，挽河回故道，這是事半功倍的做法。盡管他的方案未被采納，而且朝廷又將他調離了行都水監，但他對河患嚴重性的認識促使他更加堅定了自己的治河主張。至正九年五月，決口之水向東北注入沛縣，沖入大運河，危及漕運和鹽場。這年冬天，脫脫再次出任右丞相后，集群臣會議治河方案。賈魯以都清運使的身份，參加了治河討論會，再次提出自己的兩個治河方案，盡管會上反對賈魯方案和另提方案的大臣不在少數，而賈魯進一步申述了自己的主張。脫脫當機立斷，決定采用賈魯的后一個方案。至正十一年，55歲的賈魯出任工部尚書兼總治河防使，指揮十五萬民夫和二萬士兵，開始了黃河治理史上的著名的“賈魯治河”。賈魯敏達干練，竭誠行事。他面對奔騰咆哮的黃河，采取疏、浚、塞并舉的方略，疏浚中，凡生地新開，鑿之以通，故道高低，取之以平，河身廣狹，導之以直，淤塞之道，浚之以深，澤水之地，開渠以排洪。塞堵中，凡薄壘之堤，增之以固；決河之口，筑堤壩以塞其流。賈魯在三百余里的治黃工地上親自指揮，督人巡察，宜疏則疏，宜塞則塞，需防則防，需泄則泄，使河槽高不壅，低不潴（聚水），淤不塞，狂不溢，因勢利導，因地制宜，在堵截山東曹縣黃菱崗大堤決口時，因決口勢大，又遇秋汛，河口刷岸北行，回旋急，難以堵截，賈魯用27艘大船做一“方舟”，方舟裝石，依次下沉，層層筑起“石船大堤”，大堤合龍時，水勢猛急，若自天降，怒吼咆哮，猶撼船堤，“觀者股栗，眾議騰沸”，以為難合，賈魯神色不動，機解捷出，對施工人員“日加獎諭，辭旨懇切，眾皆感激赴工”。經過驚心動魄的大搏斗，終于完成了黃陵崗浩大截流工程。治河工程從四月二十二日興工，七月就鑿成河道280多里，八月將河水決流引入新挖河道，九月通行舟楫，十一月筑成諸堤，全線完工，使河復歸故道，南流合淮入海，治河大功告成。賈魯回朝，向順帝上《河平圖》。賈魯治河成就，受到當時和后人高度評價，順帝授予榮祿大夫，集賢大學士。并命翰林學士歐陽玄撰《河平碑》文，以治河勞積。碑文說：“魯能竭其心思智計之巧，乘其精神膽氣之壯，不惜卒，不畏譏評”、“魯習知何事，故其功之所就如此”，清人徐乾曾說：“古之善言河者，莫如漢之賈讓，元之賈魯”。清代水利專家靳輔對賈魯所創的用石船大堤堵塞決河的方法，非常贊賞：“賈魯巧慧絕倫，奏歷神速，前古所未有”。人們為了紀念他，山東、河南有兩條河均名賈魯河。賈魯采取的治河方法是疏塞并舉，先疏后塞，采取先易后難的方案。他考慮到疏浚的工程量最大，但比較容易，乘汛期來到之前，使疏浚工程控制在土工范圍內，可大大縮短工期，所以整個治河分為疏浚故河，堵塞黃河故道下游上段各決口、豁口，修筑北岸堤防以及堵塞白茅決口。第一大工程是疏浚從黃陵崗到哈只口的黃河故道和凹里村到楊青樹的減水河。由于河道的情況有高有低，有寬有狹，必須根據實際情況采取不同的疏、浚方法。施工是從白茅口南二里的黃陵岡向東開始的，開新河十里到達南白茅，又開河十里至劉莊村，接入故道，從劉莊至專固浚故道有102里280步，從黃固到哈只口浚故道51里80步。這段干流工程共長182里。為防止以后堵口合龍后水勢狂怒，特疏浚凹里村減水河，從凹里村向西開生地3里40步，分別不同情況拓寬舊河為82里54步到張贊店，從張貨店到楊青村墾生地13里60步，接入故道。這段減水河共長98里54步。兩者全長280里54步強。第二大工程是堵塞缺口、豁口，修筑堤埽。至正四年河決后，黃河故道兩岸已是千穿百孔，為使河回故道后不致出現決溢險情，賈魯在疏浚了故道和開鑿減水河的同時，先后筑塞了專固缺口和凹里減水河豁口四處，從哈只口至徐州300余里，修缺口107處。同時又興兩岸埽堤工程，北岸因地勢低洼，修筑護岸堤防，高寬不等，通長254里71步，其中白茅河口至清州板城補筑舊堤，長25里85步，板材到英賢村等處，長133里200步，稍岡至碭山縣，長85里20步，亦思刺店縷水月堤，長6里30步，哈只口至徐州缺口1O7處，共長3里256步。第三大工程是堵塞白茅決口，黃河回故道，這項工程是決定治河成敗的關鍵一役。八月開始向疏浚完畢的故道放水。在這之前，賈魯考慮到決河勢大，又正值秋漲汛期，故在口門西側的北岸筑刺水堤二道，總長26里200步。用作挑溜減弱口門流勢。又筑截河大堤19里177步，其中在黃陵北岸的部分，總長10里41步，在口門西側岸上筑上堤伸入水中，修疊埽臺，系龍尾埽，直抵龍口；黃陵南岸總長9里160步。刺水堤及截河大堤筑得較短，而決河南北寬400余步。中流深3丈余，水流量比原來增加了十分之八，兩河爭流、在原先河口的地方，河水沖刷著堤岸向北奔流，回旋湍急，難于下場。如果河水大量涌入決河，將導致故河淤積，前功盡棄。在此關鍵時刻，賈魯經過深思熟慮之后，提出了新的防止河水涌入故河的方案。賈魯治河效果顯著，他首先采用船堤障水法，逆流排大船27艘，前后連以大桅或長樁，用大麻繩、竹綆綁扎在一起，連成方舟，又用繩索將船身上上下下捆個結實，這時將鐵錨在上流放入水中。又用長達七八百尺的竹綆系在兩岸的木樁上，每根竹綆上或吊二條船或三條船，使船不會順流而下，船身中稍微鋪些散草，裝滿小石頭，用臺子板釘蓋上，再用埽密布合子覆上，或覆上二層，或三層，用大麻繩縛住，再把三道橫木系在頭桅上，都用繩維持住，用竹編成笆籠，裝上草石，放在桅前，約長一丈多，稱為水簾桅。……然后選水性好的民工，每條船上兩個人，執斧鑿，站在船首船尾，只聽岸上擊鼓聲，同時開鑿，沉船阻塞決河口。船沉后，水流入故河道，就再樹水簾，再用前面的方法，然后再如此重復操作。但由于水勢過大，堵口合攏極其驚險，修到河口一二十步時就更加艱難了，決水將大埽沖裂沖陷。這時賈魯表現出驚人的鎮定，依然命令萬余人扎幫、運埽、疊埽，終于在十一月使龍口堵合，決口的黃河不再泛濫，故道又開始暢通。賈魯在堵口技術上的重大創造——石船堤障水法取得了完全的成功。潘季馴（1521—1595），他發明的“束水沖沙法”為中國古代的治水事業做出了重要貢獻。他參與治理的黃河不是今天的濼口段。1855年，即清咸豐五年，黃河從河南蘭考銅瓦廂決口，改道北侵，淹沒了封丘、蘭儀、祥符、陳留、杞縣后又漫及山東、河北十州四十余縣，最后奪大清河水道由山東利津入海。1855年之前，黃河由開封流經山東曹縣、單縣，然后南下商丘、徐州，匯入泗水，由江蘇淮安入海。潘季馴治理的就是這一段黃河。嘉靖四十四年，潘季馴以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的身份總理河道，開始了對黃河河道的挑戰。擺在他面前的局面十分復雜，黃河既以水害危及生靈與廣袤田園，又以豐沛的水源成為漕運之床，治與導、限與放，矛盾地擺在他面前。欲治河水，須知河水，潘季馴首先對河水進行了一次測量，得出的結論是：“黃流最濁，以斗計之，沙居其六。若至伏秋，則水居其二矣。以二升之水載八斗之沙，非極迅溜，必致停滯。”可見，潘季馴與其說是治水，不如說是治河水中的沙。世界上沒有一條河如黃河這樣泥沙俱下，治理黃河應該說是中華民族的壯舉。如何在湍急的河水中分沙？潘季馴經過長時間的調研，提出“束水沖沙”的治理方案。所謂“沖沙”，是以淮河的清水沖擊黃河的沙水。淮安是淮河與黃河的交匯處，大運河穿兩河北上，這里是南北漕運的交叉口，潘季馴正是看中了這個咽喉要道。潘季馴的束水策略是，筑起兩道堤壩，然后在主河道內修筑一系列低矮、狀如斷續的堤壩，他稱之為縷堤，以束河水。河水被束，變得湍急，便于沖刷泥沙。他又蓄淮河清水，居高臨下注入黃河，這樣清流就沖刷著濁流，達到持續沖刷的目的。他以治兵喻治河，說：“防敵則曰邊防，防河則曰堤防。邊防者，防敵之內入也；堤防者，防水之外也。欲水之無出，而不戒于堤，是猶欲敵之無入，而忘備于邊者矣。”出于這種認識，他在縷堤外又筑遙堤，確保治沙和航運的安全；在遙堤與縷堤之間廣闊的河灘上再筑格堤，以安置種植田地和村落；筑月堤，即半圓形的堤防，以加固縷堤，就形成了完整的治理體系。我們的濼口段黃河，過去有一道“二道壩”，現在已拆除了，其實那就是遙堤。二道壩與濼口黃河大堤之間坐落著濼口鎮，市井人家、商鋪作坊井然有序，這就是黃河文化堤址的遺存。潘季馴的治河方略得到明朝首輔張居正的支持。明萬歷十年（1582），張居正去世，兩年以后明神宗朱翊鈞下詔對其抄家清算，全家十余人餓死，長子張敬修自縊。潘季馴看不下去，挺身而出，上疏說“治居正獄太急”。一句話觸怒了明神宗，以“黨庇張居正”的罪名將潘季馴削職。潘季馴治理黃河27年，殫精竭慮獻身于黃河事業中，他說，“壯于斯，老于斯，朝于斯，暮于斯”，確保了黃河安瀾。他為后世留下治理黃河的總原則：筑堤防潰，多樣水壩，固堤束水，以水攻沙，河循舊道，改流傷民，化兇為利，利黃通航。這個經驗為此后數百年的治河專家所遵循。“束水攻沙”治河之策的歷史上第一個提出者，是中國明朝潘季馴。潘季馴是明末著名的治河專家，也是明代治河對后世影響的人物之一，他根據黃河含沙量大的特點，提出了：“以河治河，以水攻沙”即“束水攻沙”的治河方策。潘季馴在一生四次治河中，不辭辛勞，上到河南，下至南直隸，多次深入工地，“軺車所至，更數千里”，“日與役夫雜處畚鍤葦蕭間，沐風雨，裹風露”（王錫爵《潘公墓志》），對黃、淮、運三河提出了綜合治理原則：“通漕于河，則治河即以治漕，會河于淮，則治淮即以治河，會河、淮而同入于海，則治河、淮即以治海。”在此原則下，他根據黃河含沙量大的特點，又提出了：“以河治河，以水攻沙”的治河方策。他在《河議辯惑》中說：“黃流最濁，以斗計之，沙居其六，若至伏秋，則水居其二矣。以二升之水載八斗之沙，非極迅溜，必致停滯。”“水分則勢緩，勢緩則沙停，沙停則河飽，尺寸之水皆有沙面，止見其高。水合則勢猛，勢猛則沙刷，沙刷則河深，尋丈之水皆有河底，止見其卑。筑堤束水，以水攻沙，水不奔溢于兩旁，則必直刷乎河底。一定之理，必然之勢，此合之所以愈于分也。”為了達到束水攻沙的目的，潘季馴十分重視堤防的作用。他把堤防比作邊防，強調指出：“防敵則曰邊防，防河則曰堤防。邊防者，防敵之內入也；堤防者，防水之外也。欲水之無出，而不戒于堤，是猶欲敵之無入，而忘備于邊者矣。”他總結了當時的修堤經驗，創造性的把堤防工作分為遙堤、縷堤、格堤、月堤四種，因地制宜地在大河兩岸周密布置，配合運用。他對筑堤特別重視質量，提出”必真土而勿雜浮沙，高厚而勿惜居費”，“逐一錐探土堤”等修堤原則，規定了許多行之有效的修堤措施和檢驗質量的辦法，取得了較好的效果。潘季馴主張合流，但為了防御特大洪水，在一定條件下，他并不反對有計劃地進行分洪，如在《兩河經略疏》中就明確指出：“黃河水濁，固不可分。然伏秋之間，淫潦相仍，勢必暴漲。兩岸為堤所固，水不能泄，則奔潰之患，有所不免。”潘季馴不僅是“束水攻沙”方策的提出者，而且是這一方策的大力實踐者。萬歷七年（1579年），他第三次治河時，本著“塞決口以挽正河，筑堤防以潰決，復閘壩以防外河，創滾水壩以故堤岸，止浚海工程以省靡費，寢開老黃河之議以仍利涉”的治理原則，“筑高家堰堤六十余里，歸仁集堤四十余里，柳浦灣堤東西七十余里，塞崔鎮等決口百三十，筑徐、睢、邳、宿、桃、清兩岸遙堤五萬六千余丈，碭、豐大壩各一道，徐、沛、豐、碭縷堤百四十余里，建崔鎮、徐升、季泰、三義減水石壩四座，遷通濟閘于甘羅城南，淮、揚間堤壩無不修筑，費幣金五六十萬有奇。“經過這次治理后，高堰初筑，清口方暢，流連數年，河道無大患”，取得了可喜的成績。萬歷十六年（公元1588年）潘季馴四次治河后，鑒于上次所修的堤防數年來因“車馬之蹂躪，風雨之剝蝕”，大部分已經“高者日卑，厚者日薄”，降低了防洪的作用，又在南直隸、山東、河南等地，普遍對堤防閘壩進行了一次整修加固工作。根據潘季馴在《恭報三省直堤防告成疏》所指出的，僅在徐州、靈璧、睢寧、等12州縣，加幫創筑的遙堤、縷堤、格堤、太行堤、土壩等工程共長十三萬丈。在河南滎澤、原武、中牟等16州縣中，幫筑創筑的遙、月、縷、格等堤和新舊大壩更長達十四萬丈，進一步鞏固了黃河的堤防，對控制河道起了一定作用。潘季馴四次治河的成績是顯著的，特別是束水攻沙論的提出，對明代以后的治河工作產生深遠影響。不少水利史研究者和水利工作者都以極為欽佩的心情對潘季馴的貢獻作出過很高的評價。清康熙年間的治河專家陳潢指出：“潘印川以堤束水，以水刷沙之說，真乃自然之理，初非嬌柔之論，故曰后之論河者，必當奉之為金科也。”近代的水利專家李儀祉在論及潘季馴治河時說：“黃淮既合，則治河之功唯以培堤閘堰是務，其攻大收于潘公季訓。潘氏之治堤，不但以之防洪，兼以之束水攻沙，是深明乎治導原理也。”這些評論雖然包含有不少過譽之詞，但從中可以看出，潘季馴在死后300多年間，對我國水利界的影響還是巨大的。靳輔（1633—1692）祖籍濟南，清順治年間內閣中書，康熙年間內閣學士安徽巡撫。他看到了黃河安寧與社稷安寧的密切關系。由于注重水利建設，康熙授予他河道總監之職。靳輔曾兩次總督黃河，被康熙贊譽為“軍民感頌靳輔治績者眾口如一，久而不衰”。欲治之必先知之，靳輔開始沿黃考察，在考察中路經邯鄲，那里有一座呂祖廟，進去后他看到墻壁上有一片字跡，字里行間透著治水的卓見。他被這片文字打動，經苦苦尋訪，找到了題寫文字的人，這個人就是沒有任何功名和身份的陳潢。靳輔不為名頭所惑，毅然收留陳潢為幕僚，從此兩個人對黃河進行了千里大調研。他們訪問黃河船夫、兩岸農家、地方紳士，查明黃河沿岸的地勢和水情，得出了精辟的結論：黃河之病在下游，而病之源本在中游，治河要從中游治起，從而提出八項治河方略，方略為疏浚、固堤，建縷堤以束水，筑遙堤以保安瀾。對照一下黃河史，這也是繼承了潘季馴留下的遺產。靳輔并沒有一味繼承前人的經驗，他又開創性地提出“引黃濟運”，即引黃河之水入運河，加強運河的水勢，提高運河通航的能力。具體辦法是，在東平縣清口開鑿一條中河，由此將黃河水引入運河。然而，這個方案遭到直隸巡撫于成龍的反對，認為這是勞民傷財之舉，無益河政。靳輔沒有動搖，堅決地實施了這一方案。原來漕船在運河中航行，行至東平清口，出清口進入黃河，在黃河航行180里兇險的水路，遇到風急浪險，往往船覆人亡。開通中河，航船就可以從清口進入中河平緩區，沿中河航行，入黃行程只需20里，減少了入黃里程，也減少了航行風險。靳輔與于成龍的第二場爭執發生在康熙二十四年，那一場爭執不是為了黃河，而是里下河。當時里下河泄洪受阻，淹沒大量良田，于成龍主張挖低入海口以浚積水。這次提出反對意見的是靳輔，他認為，挖低河道反而讓海水倒灌，弄巧成拙。他給出的辦法是，開大里下河入海口，同時建高堤束水，使里下河沿著護堤流淌，既能保證泄洪，又能保護農田。在他的建議下，里下河堤壩高一丈五尺，束水一丈，外抵海浪，內束河水，河海相安。排干滯水后，他主張取涸出的土地，還地于民；又鼓勵開墾荒蕪的土地，以田價償還治河的工役費用。靳輔治河功績顯著，但他并沒有得到公正的對待。康熙二十七年，御史郭繡彈劾他治河九年沒有任何功績，他遭到罷免。四年后康熙查明真相，再次任命靳輔，可是他心力交瘁，到任半年即去世。他留下的《治河方略》，是后世治河的重要參考文獻。陳潢（1637—1688），字天一，一作天裔，號省齋。秀水（今浙江嘉興）人。一說錢塘（今浙江杭州）人，清朝治河名臣。自幼不喜八股文章，年輕時攻讀農田水利書籍，并到寧夏、河套等地實地考察，精研治理黃河之學。清順治十六年（1659）至康熙十六年（1677）間，黃河、淮河、運河連年潰決，海口淤塞，運河斷航，漕運受阻，大片良田淪為澤國。清康熙十年（1671年），靳輔在赴安徽就任巡撫途中，路經河北邯鄲，見呂祖庵壁上題有詩句:“四十年中公與侯，雖然是夢也風流。我今落魄邯鄲道，要替先生借枕頭”，甚為驚異。經詢問，為游居呂祖庵中的陳潢所題。兩人相見，甚為投契，靳輔即請其作幕。以后靳任河道總督，陳潢隨往，凡治河之事，靳輔必相垂問，潢必竭誠解答。因此靳輔十多年來的治河成就，皆為陳潢所謀劃。陳潢為制定治河工程計劃，跋涉險阻，上下數百里，一一審度。在治理方法上繼承和發展了明代著名治河專家潘季馴“筑堤束水，以水攻沙”的治河理論，主張把“分流”和“合流”結合起來，把“分流殺勢”作為河水暴漲時的應急措施，而以“合流攻沙”作為長遠安排。在具體做法上，采用了建筑減水壩和開挖引河的方法。為了使正河保持一定的流速流量，發明了“測水法”，把“束水攻沙”的理論置于更加科學的基礎上。由于陳潢等人指導有方，在他負責治河期間的黃河安瀾無患。康熙二十三年，康熙皇帝南巡閱工時，問靳輔:“爾必有博通古今之人為之佐!”靳輔說:“通曉政事有一人，即陳潢，凡臣所經營，皆潢之計議。”他還說:“臣垂老多病，萬一即填溝整或臥病不能馳驅，則繼臣司河者，仍必得陳潢在幕佐之，庶不歧誤。”帝準其所請，賜陳潢僉事道銜，參贊河務。他的治河思想是“鑒于古而不泥于古”。并說:“有必當師古者，有必當酌今者。”“總以因勢利導，隨時制宜為主。”康熙二十六年（1687）經靳輔保奏，授陳潢僉事道銜。此后，為了根除黃、淮兩河水患，陳潢又打破自古以來“防河保運”的傳統方法，提出了“徹首徹尾”治理黃河、淮河的意見，即在黃河、淮河上、中、下游進行“統行規劃、源流并治”，未為朝廷采納。二十七年，靳輔、陳潢觸犯地主豪紳，以“屯田擾民”的罪名遭到江南道御史郭琇的參劾遭撤職。陳潢“解京監候”，懷恨而死。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靳輔為陳潢平反昭雪，疏請復潢官，部議以潢已卒，寢其奏。陳潢著有《河防述言》、《河防摘要》，附載于靳輔《治河方略》。張鵬翮，字運青，號寬宇，祖籍四川遂寧黑柏溝（今蓬溪縣任隆鎮黑柏溝村大樟樹灣），康熙九年進士。清朝康熙皇帝剛親政時，就曾遇到一場大水，河道、運道均被沖壞。每年朝廷通過運河運送七省漕糧四百萬石，到北京供應官兵俸餉。運道受阻，自然關系重大。他曾感慨：“我自從坐朝主持國政以來，就把平定三藩之亂、治理黃河的事務和從水路向京城運糧這三件大事刻在太和殿的柱子上，治河事務找不到能勝任的人主持，必然會耽誤運糧的大事。”他先后選拔了靳輔、董安國、于成龍等人任河道總督，雖然取得一定成效，但黃河仍多次決口，水患嚴重。康熙三十九年三月，康熙告訴大學士們：“治河工程的錢糧很不清楚，于成龍因病去世，江南江西總督張鵬翮的品德和氣節都很好，就調他補上河道總督這個職位。”委任圣旨下達后，張鵬翮向康熙提出三條要求：撤回靳輔時協辦河務的徐廷璽，令其將任內的錢糧交代清楚后回京；撤回于成龍時的河工效力人員，令其將所管工程和錢糧交代清楚；請敕令工部與河臣通力合作，不得任意阻撓河務。這三條奏章，康熙均一一支持，他昭告天下：凡借機勒索河工錢糧而營私舞弊者斬。張鵬翮避開工部而直接從朝廷得到款項，便大刀闊斧地治起河來。到任后，他在總結前人經驗的基礎上，采用“逢彎取直”“束水沖沙”“開浚海口”同時并舉的治河方略，取得顯著成效。康熙四十二年康熙第四次南巡，見黃河清水流暢，河道挖深通達，稱贊道：“神奇啊！這是我二十年來唯一見到的情景啊！”此后，張鵬翮治理黃河、淮河近十年，使得“河道大治，下河連年大熟，從來未有也”。黃淮一帶有民謠歌頌張鵬翮的治河功績：“塘埂筑兮水不通，白駒開兮下河通；海不揚波兮水不涌，民樂其中兮安樂而歲豐！”至康熙四十七年，東撫趙世顯接任河督。康熙所下圣旨中有“比年兩河安宴，堤岸無虞，深為可嘉”之語肯定張鵬翮。在《御制〈淮黃告成詩〉賜臣張鵬翮》等詩中，就有“安瀾寬旰食”“安瀾天下知”的句子，詩中“安瀾”，指黃河水波平靜（也喻時事太平、祥和），由此看出君王因黃河得治而感到寬慰，這寬慰中當然少不了張鵬翮的功勞。張鵬翮經過治河工作的長年歷練，成了當之無愧的治河專家。他總結治河經驗，寫成24卷《治河全書》。栗毓美（1778—1840），字含輝，又字友梅，號樸園，又號箕山，山西省渾源縣人，清嘉慶七年（1802年）以拔貢考授河南知縣。以后歷任知州、知府、布政使、護理巡撫等職。道光十五年（1835年）任河南山東河道總督，主持豫魯兩省河務。乾隆四十三年八月二十日生，道光二十年二月十八日卒。當時，黃河下游河道兩岸均有不少灘地，尤其河南河段，河寬灘廣，每遇伏秋大汛，洪水漫灘，將灘面沖成許多串溝，首尾與大河相通，往往分溜成河，沖刷大堤，造成決口之患。栗毓美到任伊始，經過調查研究，對整治灘面串溝隱患，十分重視。道光十五年秋，北岸原武、陽武（今原陽縣境）兩汛串溝分溜，刷成支河，沿堤上下40余里，處處吃緊，險情嚴重，栗毓美親到工地指揮搶險。這一帶堤防，原不靠河，平時未備工料，若用秸埽搶護，堤段太長，不可能全線廂修。鑒于當時灘地民房被淹浸塌，房磚頗多，認為磚與石相仿，故決定收買當地民磚，試拋磚壩搶護，計自陽武板張莊至孫家堤30多里的堤段，經40個晝夜搶修，共筑長短磚壩60余道，從而挑溜外移，化險為夷。這些老磚壩，一直保留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夕。道光十六年二月陽武三堡串溝過溜，逼近堤根，串溝寬一百二十余丈，深一至二丈，亦采用磚壩截堵串溝，不久淤為平地，效用顯著。上書推廣栗毓美試用磚壩成功后，曾向皇帝上書請求推廣，但遭到一些在朝的官員反對，認為拋磚不如修埽，購磚不如購料。粟毓美一再上書力爭，認為每年黃河兩岸，多用石料護埽，但石料采運困難，價格高昂，計一方石可購兩方磚。同時碎石虛方大，磚料虛方小，一方磚可當兩方石用。而秸料埽，抗洪能力不強，年久易于腐爛。建議用備防石料、秸料的經費沿堤多置磚窯，燒制大磚，以備工用。到道光十九年，皇帝才批準制磚修堤的建議，進行推廣。河工用的大磚為橢圓形，每塊重20斤左右，中有圓孔，可以用繩穿系易于拋修，并可用以砌筑壩體。這是黃河上御水工程的一次革新。直到1949年，黃河在開封還設有磚料廠，專門燒制河磚，以補石料之不足。栗毓美于道光二十年病逝任內，任河督雖僅五年，治績卓著，死后道光皇帝向近臣說:“栗毓美辦事實心，連年節省帑金數十萬，一旦病故，誠為可惜。”后人為了紀念他，為他修建了祠廟，拜他為“河神”，稱為“栗大王”。著有《栗恭勤公磚壩成案》一書。于成龍，奉天蓋州（今遼寧營口蓋州）人，生于崇德三年（1638年）七月初五日，字振甲，漢軍鑲黃旗人。生父于國安，養父為于得水。于成龍幼年放牧，勤奮好學，因養父于得水爵三等阿達哈哈番（清“輕騎都尉”），由蔭生步入仕途。康熙七年（1668年）出任直隸樂亭知縣，八年（1669年）署灤州知州，十八年（1679年）遷通州知州。二十年（1681年），直隸巡撫于成龍（字北溟）升任兩江總督，按規定舉薦任通州知州的于成龍（字振甲）可用，遂被康熙帝提升為江寧知府。二十三年（1684年），康熙帝南巡江寧，于十一月命大學士明珠傳諭于成龍曰：“朕在京師即聞爾居官廉潔，今臨幸此地確加咨訪，與前所聞無異。是用賜爾朕親書手卷一軸，加爾清操，以示旌揚。”返還京師于十二月擢升于成龍為安徽按察使，賜其父于得水貂裘皮領，以嘉其教子有方。于成龍始以清廉著名于清廷內外。康熙帝在封贈于成龍父子的同時，又特別召集八旗漢軍都統、副都統等官諭之曰：“漢軍居官者，每赴外任，多攜兼從，汰侈糜費，惟務黷貨累民，恣肆放逸，未能謹守法度，如張長庚、賈漢復、白色純等不可勝舉。屢加申斥，尚多因循，未見改轍。茲者巡行江南，見文武各官及軍民人等眾口一詞稱江南知府于成龍清廉愛民，朕心喜悅，已面加獎勵，超遷為安徽按察使，又特召于成龍父賞賜，以示褒美廉吏至意。”康熙帝曾經多次稱贊于成龍居官清廉。二十五年（1686年）四月，康熙帝曰：“居官清廉如于成龍者甚少，世間全才未易得。”二十六年（1687年）四月，康熙帝又諭大學士等曰：“今觀各官雖有品行清潔者，但畏國法而然，如直隸巡撫于成龍之真實清廉者甚少。觀其為人，天性忠直，并無交游，惟知愛民，即伊本旗王等門上亦不行走，直隸地方百姓旗人無不感戴稱頌。如此好官，若不從優褒獎何以勸眾？可令九卿集議。”大學士等遵旨集議，認為于成龍“實心任事，并無勉強虛假之處，應賜獎勵，以勵官方”。在康熙帝的眼里，于成龍是清官中的杰出者，不僅操守清廉，而且不結交權貴。二十九年（1690年），于成龍升任都察院左都御史兼鑲紅旗漢軍都統，以御史大夫兼固山額真，獲官秩一品，賜甲第一區。三十一年（1692年），欽命于成龍為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出任河道總督。他歷時三年，嘔心瀝血，修堤筑壩。三十五年（1696年），噶爾丹騷擾蒙古，康熙御駕親征，于成龍督運糧餉，他身先士卒伐樹鋪路，歷盡艱難及時運送軍糧。凱旋歸來，龍顏大悅，論功行賞，授拜他喇布勒哈番，世襲。三十七年（1698年）二月，于成龍以總督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管直隸巡撫。一天早朝，康熙帝問群臣：“朕想出京城到外邊走走，諸位愛卿，哪些地方值得去看看呀？”直隸巡撫于成龍奏道：“固安值得陛下一游。”康熙帝問：“固安有哪些名勝古跡呢？”于成龍答道：”固安的美景很多，既有西湖（前西湖、后西湖）二景，又有太子三公（太子務、北公田、中公田、南公田），還有玉帶（渾河、大清河）兩條，更有牛頭馬面（牛駝、馬莊）。”康熙帝大喜，跟著于成龍來到了固安。“陛下先看'兩條玉帶’如何？”于成龍奏道。“好哇，愛卿在前面帶路。”康熙帝高興極了。君臣沿著渾河的堤岸往東慢慢地走著，出現在眼前的是：渾河中流淌著渾濁的河水，河堤年久失修、坑洼不平，還有不少缺口。“愛卿，這就是你讓朕看的固安勝景嗎？”康熙帝沉著臉，很不高興地責怪于成龍。于成龍自知犯有“欺君”大罪，連忙跪倒在河堤上奏道：“古人說：'聞景不見景，見景更稀松。’皇上看到的，不正是這樣嗎？陛下是聰明人，難道想不出更深一層的意思嗎？”康熙帝頓時悟出于成龍的用意，禁不住哈哈大笑起來，“于愛卿把朕騙到這里，用心良苦。朕不怪罪你。”康熙帝提前回到了北京。三月，以渾河漫決，水患頻仍，康熙帝親臨閱視。于成龍請修永清、固安渾河隄，并加以濬治，康熙帝命巡撫于成龍，大筑堤堰，疏浚兼施。四月廿九日，康熙帝乘舟閱視渾河，至五月十日還京，命著速浚河筑堤。于成龍浚河百四十五里，筑南北堤百八十余里，河成，七月二十一日，康熙帝改渾河名為永定河。旋疏請設南北岸分司。董安國罷，于成龍復授河道總督。“戊寅（1698年）二月，命公以總督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管直隸巡撫。......四月蒞官，以渾河泛濫，命改河道，于固安縣北，直達湖淀，自天津入海。仍發帑金三十萬，公奔馳胼胝，不一月而告成。”“其冬，河督又缺，上復以命公。而公已病，不敢控辭。十二月之任，領黃淮兩河，敝壞已極，攔黃壩筑而河底日高，周橋閘開而下河成壑，公仰天而嘆，無所措手。”“己卯（1699年）春，上再往視河，訝公贏瘦，賜藥及御書'澄清方岳’匾，御制詩一幅，御書'樂休祉’，御書堂聯。送駕后，力疾河務，不敢自睱逆，食少事多，病以增劇。”“十月，上詔公長子永裕問病狀，命馳往省視以聞。適公疏至，請暫休沐兩月。天使存問，御醫賚禁中良藥馳驛往。永裕歸復命，上慰問備至，賜高麗人參一觔、遼參二觔，命永裕賚往視疾，公方假歸濟寧，力疾考閱將領。”“二月歸淮上，病益劇。二十三日，呼永裕曰：'病入膏，非藥餌可愈，兩河重大，斷難臥理，亟繕疏，請告求別簡賢能大臣，勿誤國事，以重予罪。’明日，趨具表謝，顧永裕曰：'吾受□恩深重，今惟三事抱憾：河工未成，一也；汝祖母年八十，侍養不終，二也；祖墓未筑，三也。’馀無可言。以二十七日終于淮署。”于成龍一生治河，念念不忘河工，河工未成為人生三大憾事之首。二月二十七日，于成龍鞠躬盡瘁，逝于淮署任上，享年六十有三。“訃聞，上軫悼。奉'有才品優，長服官勤，慎宣力有年，歷著成效’之旨，賜恤有加，謚曰襄勤。”曾謂：“于成龍操守且不必論，其辦事之才，漢軍內誠無有及者。” 在康熙帝眼里，于成龍是個不可多得的“全才”，在漢軍旗人中沒有第二人。林則徐，在中國人的心目中最為著名的是虎門銷煙，很少有人把他和治理黃河聯系在一起。林則徐除了抵御外國入侵，嚴厲禁煙之外，勵精圖治，勤勤懇懇治理黃河也是他的一大功績。林則徐治水注重深入實際，事必躬親，同時還重視賑災濟貧，這些都是其“重民思想”的反映。林則徐曾著《北直水利書》。《北直水利書》除經濟之外，亦有治水方略，后來林則徐的學生馮桂芬將《北直水利書》改編成《畿輔水利議》。嘉慶二十五年（1820年），林則徐外任浙江杭嘉湖道。到任后他將水利建設列為主要的施政內容，親自勘察海塘水利，對舊塘脆薄者加以整修，所修新塘較舊塘高二尺許，并在以前規定的“五縱五橫”之外增添樁石，以求牢固。此任為時不長，卻博得道光的贊許，這是他興修水利的開始。在林則徐出任江蘇巡撫、湖廣總督期間，部署堤防，興修水利都是他施政的重要事項。他曾帶頭率領巡、道、州、縣各級官員捐資，并發動地方富紳捐輸，賑濟災民，加固堤防。道光十一年（1831年），林則徐擢升東河河道總督。到任后，林則徐立即補修治水方面的知識，驗催河工，保持質量，處分辦事不力之官員，下令檢驗河堤料垛，他向道光帝呈上的奏折中表示：“周歷履勘，總于每垛夾檔之中，逐一穿行，量其高寬丈尺，相其新舊虛實，有松即抽，有疑即拆，按垛以計束，按束以稱斤，無一垛不量，亦無一廳不拆。”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林則徐被以莫須有的罪名充軍新疆伊犁。這年六月，河南祥符（即今開封）黃河決口，河南全境以及安徽5府23個州縣被淹。朝廷急命軍機大臣王鼎為總理河務。他上疏請留林則徐襄辦水務。于是，林則徐親自駐守祥符六堡河上，早出晚歸，奔波不息，現場指揮，事事躬親，甚至日夜與士卒同畚鍤，造壩堵口，博得工地上下的贊譽：“林公之來也，汴梁百姓無不慶幸，咸知公有經濟才。其在河上晝夜勤勞，一切事宜，在資其贊畫。”半年時間里，他“總以勤、慎、廉、和四字處之”，帶病支撐，即使面對流言蜚語，也絲毫沒有卻步，始終如一。第二年二月初八日寅時，堵口工程合龍，東河河口告竣，林則徐卻仍被“發往伊犁效力贖罪”。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為了墾復阿齊烏蘇地畝工程，在伊犁將軍布彥泰的支持下，他決定把喀什河引水渠道拓寬加深，開挖新渠引入阿齊烏蘇東界水源。他對阿齊烏蘇渠（即湟渠）采取分段捐資修建的辦法，并且自己主動捐資承建了最艱巨的龍口工程。至今，伊犁人還是習慣地稱“湟渠”為“林公渠”。在吐魯番盆地，他對坎兒井的形式和效益作了高度評價，大力推廣，使久荒之地成了沃野。為感謝他，百姓把“坎兒井”改成“林公井”。林則徐做事如此認真，令貪官無可作假，桃汛來時，兩岸安然無恙，道光帝多次稱贊。當林則徐的對治水方面的知識和經驗日豐，詩人張際亮向林則徐提議將黃河河道改道北流，從山東利津入海。林則徐也有同感，但民意和官員都反對此治河方略，加上林則徐不能獨攬全局，張際亮之提議遭否決。直到林則徐逝世前不久，還表示張際亮的治河方略是對的。林則徐逝世后，咸豐五年（1855年），黃河改道，循大清河至利津入海。張曜（1832年—1891年8月22日），字朗齋，號亮臣，祖籍浙江紹興府上虞縣（今紹興市上虞區），出生于浙江錢塘（今杭州）。陜甘平定后，率部于哈密屯田墾荒，歲獲軍糧數萬石，為清軍收復新疆之戰做準備。1860年（咸豐十年），升任知府，又晉升為道員。[13]1877年（光緒三年），配合劉錦棠等收復新疆南路七克騰木、辟展、吐魯番等城。1884年（光緒十年），率部入關，警備直隸北部。1885年（光緒十一年），授廣西巡撫，未行，留治京師河道。光緒十二年（公元1886年），戎馬半生的張曜調任山東巡撫，成為主政一方的封疆大吏。但在當時，山東巡撫并非一個美差。自咸豐五年（公元1855年）黃河在河南銅瓦廂決口后，河流下游從江蘇北上至山東，齊魯大地一直深受黃河水患威脅。張曜就任山東巡撫時，黃河水患日深，百姓幾乎年年受災，苦不堪言。張曜剛上任，就把治理黃河作為自己施政重點。他以身作則，時常帶領部屬奮戰在抗洪第一線。因為深知自己并非水利專家，所以張曜決定取人之長來補己之短。他遍尋山東的水利學者，甚至是鄉間民眾，抑或山野村夫，凡是對治河有益的意見，他都要前往討教，虛心傾聽。張曜幕府中幕僚達200人之多，幾乎集中了方方面面學有專長的能人奇才。而這些能人奇才，大多都為他治河出謀劃策。張曜就任山東巡撫期間，黃河幾乎年年都有險情。張曜一邊組織人力修筑、加固黃河堤壩，一邊清除河床泥沙。為了提高清淤效率，他還引進國外挖泥船，使清淤進度大大加快。為使黃河順利匯入大海，張曜還疏浚原有支流，增加黃河入海速度。經過張曜的疏通，山東險情有所緩解。黃河泛濫一度危及小清河航運。小清河上的運鹽船源源不斷地把海鹽運到濟南，然后再分散到全省各地及鄰近省份銷售。張曜因為把大部分精力放在治理黃河上，治理小清河已分身乏術。于是他派登萊青道盛宣懷主持小清河治理工程。為了保障小清河航運順暢，張曜在山東財政非常緊張的情況下，依舊拿出70萬兩白銀作為治理經費。黃河頻繁泛濫，威脅兩岸民生。晚清，國家多事，財政困窘，賑災物資常常無法及時送達。張曜一邊努力勸賑，一邊拿出俸祿賑濟災民。他還動員部屬拿出薪金，援助災民渡過難關。此舉深得百姓好評。為了保護兩岸水土，張曜和下屬還沿著黃河大壩種植柳樹，一直延伸到濟南市區。柳樹生長速度快，很快就扎穩樹根，鞏固了水土。而且柳樹身姿優美，成為濟南一道風景，百姓親切稱之為“張公柳”。張曜治黃業績的取得，離不開他日夜憂心和極度操勞。據史書記載，張曜有時一年會有300天都奮戰在黃河抗洪上。到了光緒十七年，他終于因過度勞累，導致身體狀況迅速惡化，身上的“疽”病情不斷加重。疽是一種毒性很強的惡瘡，嚴重時甚至直接威脅生命。張曜知曉此病危害，但依然選擇堅守在黃河上。無奈之下，一些屬官將他強行送回濟南休養。但此時，張曜已經病入膏肓，回到濟南不久就病故了。張曜去世的消息震驚了濟南城，出殯那日，濟南百姓熱淚滂沱，山東官民異常痛惜，其屬官、幕僚及侍從在巡撫大院失聲痛哭，百姓蹉跎，傾城相送。史書記載“曜公尚存之日，四民皇皇，奔走禱祈。及逝，百姓巷哭失聲，交衢縞素，若喪天親，士聚于省闈，哀聲遏長河。”光緒帝頒布圣旨，賜予張曜謚號“勤果”，并追褒他的政績。其文曰:“山東巡撫張曜，秉性忠勇，歷著勛勤。贈太子太保，人祀賢良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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