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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 年 4 月，抗戰形勢嚴峻，種種跡象表明，日偽可能對淮南抗日根據地，進行大規模的“掃蕩”。 而正在此時，潘漢年與李士群、胡均鶴之間的秘密聯系，卻中斷了。 饒漱石要求潘漢年領導的情報部門，加緊對敵情的搜集，并同意潘漢年去上海，爭取直接從李士群那里，得到有關“掃蕩”的情報。 潘漢年到了上海，先見到了胡均鶴，他向胡均鶴提出，希望能立即見到李士群。 胡均鶴頓了一頓，回答說:李士群在蘇州。當時，潘漢年對是否要到蘇州去見李士群非常猶豫，斟酌再三,第二天一早，還是由胡均鶴陪同，去了蘇州。  蘇州楓橋舊照 圖片來自網絡 哪曉得，一到蘇州，又撲了個空，家人回答說李士群有急事去了南京，讓來人到南京去找他。 潘漢年察覺到，李士群的行蹤有些不正常，他嚴肅地詢問胡均鶴: “李士群知道我要來，為什么又到南京去了呢?” 胡均鶴擺出一副一問三不知的樣子，潘漢年進退維谷，他想了想，為了能夠獲得情報，最后還是決定由胡均鶴陪同，風塵仆仆趕到了南京。 來到南京胡均鶴官邸，一問李士群又不在家，說是去看汪精衛了。 事已如此，潘漢年只好由胡均鶴安排，住進南京一家大旅館里。 據“神秘牧師”董健吾回憶，此時他也在南京，并在旅館的大廳里，碰到了潘漢年，雙方均吃了一驚。 第二天一早，潘漢年依然由胡均鶴陪同，去李家會見了李士群。 見面后，李士群不同潘漢年談新四軍的事，卻話題一轉大讀所謂當前形勢，并急切地對潘漢年說: “汪(精衛)先生日前心情不好。他打算搞議會政治，聽說你來了，很高興。他想和你談一談。” 這突然提出的問題，一下子把李士群此次由上海到蘇州，由蘇州至南京所預謀的目的，全部露底了。 這時，潘漢年既無法向上級請示，又無法拉下臉去一口回絕，他想到，此行的目的是為了獲得情報，不能就此得罪了李士群，于是，就這么被李士群挨持著驅車去了汪公館。 在那里，汪精衛的秘書陳春圃出面首先接待了潘漢年，不一會兒，汪精衛來到客廳。 交談中，汪精衛癡人說夢，提出要共產黨退出與蔣介石的聯合，去參加他的議會政治。 潘漢年虛與委蛇，一方面表示汪精衛的想法不切實際，但又表示可以將汪精衛的話轉達給延安。 一個多小時的會見，雙方都沒有談什么實質性的內容。 會見汪精衛之后，李士群才給潘漢年提供了有關敵偽軍掃蕩淮南根據地的情報，表示要繼續和新四軍保持聯系，交換情報。 潘漢年已知此人居心難測，不能輕信，只說回根據地研究之后再進一步聯系，而未直接承諾。 會見汪精衛，本沒有什么實質性的問題，但重要的是會見本身具有濃重的政治色彩，其后果讓潘漢年感到害怕。 潘漢年回到根據地時，恰逢華中局整風運動進入尖銳復雜的重要時刻。 饒漱石正在利用整風運動弄權，排斥異己，連陳毅也被整得在根據地待不下去了，饒漱石整人有術，潘漢年頗有顧慮。 因此，他在向饒漱石匯報此次敵古區之行時，只說了從李士群那里獲得的一些有關“掃蕩”的情況，而南京之行以及會見汪精衛一事，便沒有如實向饒報告。 他擔心授人以柄，饒漱石利用這件事整他，而后，他打算去延安時，再直接向中央主要領導人說清楚這件事。 不料，在此后的一段時間里，南京和重慶方面都先后將這件事傳出，并有意渲染和歪曲，延安方面因未接到潘漢年的報告便加以否認，潘也因此失去了一次向中央匯報的機會，從而變得十分被動了。  圖片來自網絡 中共華中局和新四軍軍部的機關，設在淮南地區一個小村莊，名叫黃花塘。 那時，饒漱石是華中局代理書記，但他心胸狹窄，妒忌陳毅軍長的威望勝過于他，總想把陳毅擠走。1942年5月，華中局與軍分會決定，由饒漱石帶工作組到淮南去檢查二師的工作。 在 5 月 10 日饒動身前，陳毅、饒漱石致電各師及各區黨委:饒灰日赴二師及路東地區巡視工作，預計三月后方能返部，華中局書記兼政委職務由陳代理。 這樣，華中的黨、政、軍領導工作，便集中于陳毅一身，陳毅除了大力指揮華中全區夏收，反“掃蕩”的斗爭外，在他的工作日志上還有許多許多項目。 區黨委工作,軍區工作,黨校、抗大的工作,后勤衛生工作等等，他都親自安排，召開或出席會議,講話、上課、寫文章。 干部調配工作，他更為重視，親自作了安排，在這種情況下，各項工作井然有序，廣大干部各得其所。9 月 19 日，饒漱石從淮南回來，暫時代理華中局書記和政治委員的陳毅便交代了工作，但是，對比前后兩位代理書記的議論開始了。 劉少奇離開華中后，代理華中局書記的不是陳毅而是饒漱石，許多干部本來就有議論，現在又議論起來，干部們稱贊陳毅的比較多。 陳毅雖也聽到一些，卻未予重視，饒漱石卻感到壓力，1942 年 9 月 1 日，中共中央作出了《關于統一抗日根據地黨的領導及調整各組織間關系的決定》,也給了饒漱石新的觸動：中央提出了要實行黨政軍民一元化領導，今后華中局書記的地位將更重要，但是，他代理書記已半年整，至今“代”字還在頭上。 將來，正式的書記誰當還是問題，陳毅資格老、能力強，又有黃橋決戰等打開華中局面的軍事建樹，隨時都可能被任命為書記，饒漱石為之忐忑不安。 1943年，整風運動向深入開展，這本來是學習馬克思主義、整頓思想作風的大好時機，饒漱石卻覺得是排擠陳毅的機會，他知道，陳毅在 1929 年紅四軍七大時，主持會議選掉了毛澤東的前委書記的歷史關節，也知道陳毅心直口快，曾對有的干部，隨便談過這些至今使他難受的往事。 這些事，既可證明陳毅早就“反對毛主席”,又可證明陳毅排擠黨代表，取代書記是由來已久。 饒漱石也知道，干部們對他這個代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意見不少，有的還很強烈。 他就故意離開軍部，說到外邊去調查研究，讓陳毅主持整風，動員干部們對領導提意見，實際上是有意造成陳毅發動干部批評攻擊政治委員的印象，他臨走，還布置干部: 整風中，意見激烈尖銳時，馬上通知他。 陳毅按照原定計劃，在 8 月 13 日召集直屬隊領導人及司令部科長、政治部部長的會議，檢查工作，向領導提意見，大家各抒己見、互相啟發，發言越來越激烈，越來越深入，并且越來越集中。 政治部的干部紛紛講新四軍的政治工作，如何受到削弱，其焦點果然集中到兼政治部主任饒漱石的身上。 陳毅指定政治部秘書長將大家的意見加以匯總，整理成若干問題，以便今后報中央軍委研究解決。 8 月 18 日下午，饒漱石突然回來了，政治部秘書長把他根據大家發言整理的材料送請審閱，饒說:“早知道了,不用看了!” 秘書長深感詫異，饒漱石在農村搞調查，機關開會提的意見怎么會“早知道了”呢？ 由此開始，饒漱石幾乎每天都以相當多的時間，找華中局和軍部各方面的負責干部談話。談話中，總是要說到陳毅“反毛主席”,說到陳毅一貫反對政治委員排擠書記企圖取而代之，并緊密聯系此次整風中動員干部們集中批評政治委員的“事實”。  陳毅和張茜在黃花塘 圖片來自網絡 這就使一些負責干部聽了誤以為饒漱石是受中央之命來清算陳毅的老賬新賬的，都不免對陳毅心存戒懼，使陳毅孤立起來。 潘漢年本來在軍隊中沒有職務，按說，軍隊內部的這場人事糾葛和他許無直接聯系，但他偏偏看不慣饒漱石的這一套整人謀術，而對于堂堂正正、光明磊落的陳毅，卻很理解和同情。 雖然他們過去接觸不多，但到根據地之后近一年的交往中，陳毅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敬重陳毅的才氣和人品，景仰陳毅的韜略與戰功，也贊賞陳毅的文采與風格。 潘漢年當時寫過一首《贈陳毅》的詩，表示對陳毅的敬佩之情: “韜略經綸晉謝風，雄師十萬過江東，庾嶺三年驚賊膽，王橋一戰定華中。” 當饒漱石利用整風的機會，打擊和排斥陳毅時，潘漢年很為陳毅不平，并表示了對饒的不滿意見，還將他的意見和另一些干部交談過，這使饒漱石極為惱火。 饒漱石挑動一些人，指責潘漢年搞“小廣播”“自由主義”。潘漢年理直氣壯地據實抗辯。 饒漱石于 10 月 16 日，還煽動策劃了一場對陳毅的斗爭會，之后便寫了一份長達 1500 字的電報，報給毛澤東、劉少奇。 這份電報首先挑撥毛澤東、劉少奇和陳毅的關系，接著歪曲和捏造一系列的事實，電報的結尾是“但望中央速決定物色才德兼全的軍事政治負責干部來幫助我們”。 并說自己在德的方面“可保證無愧”。（饒在 11 年后承認，這是要中央把陳毅調走) 陳毅一貫富于自我批評精神，他向中共中央負責人發電報報告了事情的經過，并著重檢討了自己隨便說話等的錯誤和缺點。 但結尾是力求團結的:“漱石、漢年和我主人之間，思想業已打通，可保證繼續順暢為黨努力工作。” 不久，毛澤東打電報給陳毅、饒漱石，電報中說:“此次事件是不好的，但是可以講通，可以改正的。” 信中還讓陳毅去延安參加七大,“陳來延期間的職務，由云逸暫行代理,七大后仍回華中，并傳達七大方針”陳毅接到毛澤東的電報后，立即打點行裝，奔赴延安。 饒漱石雖然利用職權操縱會議，大造對陳毅和潘漢年的批評輿論，但是，新四軍和華中局的大多數干部都反對饒漱石的這一套做法，不少干部還聯名起草了一份給中央的報告，表示對饒漱石的不滿。 潘漢年支持大多數干部的意見，1944年冬，潘漢年去延安出席黨的第七次代表大會，他直接將這份報告帶到延安交給了黨中央，并據實匯報了自己的看法。 根據華中局的安排，潘漢年還經常給華中局的干部們做報告，他講過紅軍長征，講過白區的斗爭，講過保密工作。 配合整風，他講《黨的紀律和民主》,談到大革命失敗后“左”傾機會主義給黨的事業所造成的嚴重損失，使大家深受啟發和教育。 他說，當時共產國際來電，文中有“革命高潮”字樣，李立三急忙問“高潮”二字有沒有譯錯，從此，他就更盲動起來了。 有一次潘漢年講《反對黨八股》，他結合自己的親身經歷，闡述了共產黨內 22 年來黨八股的發展過程，用生動的例子從領導工作，宣傳工作和干部教育等方面，歷數了黨八股的罪狀，不時引起全場大笑。 潘漢年還講過文藝問題，據戈揚同志回憶，他主要講了以下一些內容。 一是關于文藝大眾化問題，當時有一種論調，認為只能寫大眾看得懂的唱詞和民歌，他說:并不是要求所有作品必須讓現在的工農都能讀懂。而是要求作者去描寫他們的生活與斗爭，得到他們的共鳴，使他們振奮，有些作品可以為提高了文化的和將來的大眾服務。 二是關于浪漫主義和現實主義問題，他說:浪漫主義是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對現實不滿產生的理想主義。 但是，這種不滿又不深刻，理想又不具體，結果變成幻想，表現在文藝上的只是一股熱情。 魯迅則不然，他對舊社會恨得深，對人民愛得深，他的這種愛和恨的感情不是很奔放的，而是含蓄的，經過洗練的，因此，他的作品能在長久的時間中得到廣大人民的喜愛。 魯迅雖然出身于小資產階級，卻是站在無產階級立場上的現實主義作家，這是根本的一點。 三是關于作家的理論修養問題，他認為作家必須學習馬列主義。 他說高爾基出身于無產階級，理論修養卻不深，因而產生過錯誤的看法，列寧對高爾基幫助很大。 高爾基的早期作品是浪漫主義的，后來才走向現實主義，在老一輩的俄國作家中，高爾基生前最享盛名，這也是蘇聯十月革命的成功和建設了社會主義的緣故。 四是關于青年文藝愛好者的苦悶。他說:喜愛文藝的青年，由于戰爭和工作的需要，不能寫作，有是寫了也不能發表，只能放在背包里背著。 一有空還要進行政治學習，沒有機會學文藝，這是事實，但他認為，政治和文藝并不沖突，一個革命的領導者也必須懂得文藝，不要預先準備自己要成為什么人，這要看將來哪方面的成就更大。 比如陳老總(即陳毅)是一個軍事家還是一個詩人，這要由歷史去評定。 五是關于創作上的一些問題。 他說:有的同志是先有概念，然后去搜集材料進行創作，寫出來的人物很勉強，故事發展不自然，這是不可取的。 在講話中，他一再重復魯迅先生的一句話:“批評家的話不可信。” 他說:“批評家說你好或是說你壞，都是片面的。尤其是說你好，你如果相信，那就會得意忘形，走到失敗的道路上去。” 潘漢年在淮南根據地期間，因生活環境較為穩定，又受新四軍“文化村”所形成的氛圍影響，不覺詩興頓起，在近一年的空隙時間里，寫作了舊體詩約 60 首，詩的手稿都由潘漢年整齊地抄錄在一個小本子上，有幾首，他還用工整的毛筆楷書，抄錄在單頁的 16 開白紙上。 手稿是在 1955 年他被捕抄家時發現的，現存于有關部門的檔案中。 這些詩，大部分都是個人的即興之作，純屬個人抒情述志或是酬贈友好，真切地反映了潘漢年在那種特定的環境中的思想情緒，同時也表現了他在舊體詩寫作方面的良好功力。 這些詩當時只有三首公開發表在 1943 年 8 月 10 日由新四軍主辦的《拂曉報》上： 夢游玄武湖 一九四二年九月 紫金山下看清秋， 鼙鼓聲中訪莫愁； 斷壁殘垣增悵惘， 丑奴未滅不堪游。 步前韻 棲霞夜雨秣陵秋, 舊日山河故國愁； 遙拜中山魂欲斷， 低頭潛入白門游。 探海東同志病 一九四二年春 勁綠成蔭曲徑幽, 門前一灣小溪流； 沉疴不起經三載， 髀肉重生已白頭。 這三首詩，表達了潘漢年憂國憤敵的心聲，抒發了對戰友的依惜之情，潘漢年其余的 50 多首詩，經人整理后，發表在 1992年第四期的《新文學史料》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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