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馬斯·庫恩紀念日 | 庫恩與后現代主義“貌合神離”的婚姻

竹山一枝秀pfxh 2023-06-18 發布于江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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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庫恩是后現代的嗎？”這是劍橋“聚焦當代哲學”叢書《托馬斯·庫恩》卷主編尼克爾斯在導言中的首要話題。這個話題之所以引人注目，關鍵在于20世紀以來關于后現代的哲學爭論中，庫恩的范式理論及其哲學，都是不可或缺的重要話題。

羅蒂指出，庫恩的著作作為“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最暢銷和最有影響的英文哲學著作”，“成為發展后實證主義分析哲學的核心”，史蒂夫·富勒同樣是以《托馬斯·庫恩：我們時代的哲學史》為題，來表達他對庫恩哲學及其與后現代思潮的關系的認識。在《庫恩VS波普爾》一書中，他甚至指出，“庫恩在'科學論’研究中的地位堪比海德格爾在后現代哲學中的地位”。

然而，我們無法回避的事實是，一方面，庫恩的哲學受到了后現代思潮的廣泛追捧，而另一方面，庫恩在其代表作《科學革命的結構》發表之后的歲月里，一再強調其思想與后現代思潮的根本區別，并反復重申其思想與分析哲學為代表的所謂“主流傳統”的緊密聯系。那么，庫恩哲學究竟是不是后現代的？我們又該如何看待其哲學與后現代思潮的關系？深入探討這些問題，不僅有助于我們深化現代科學發展及其與社會、文化復雜關系的認識，更有助于我們深化對后現代語境下深層次文化矛盾的反思。

后現代語境下的庫恩哲學

雖然尼克爾斯承認庫恩的哲學“難以被分類”，而且“現代主義和后現代主義就其真正本性而言并不承認精確的定義”，“在不同藝術群體中有不同的含義”，但他堅持認為：“庫恩著作中的某些傾向在兩種'后現代’的意義上都是后現代的，但是其他傾向在任何意義上說也都不是后現代的。”

一方面，庫恩直接否定了“把科學歷史說成是直線的、持續的、累積的、統一的”“主流敘事”，進而向以知識論為核心的西方傳統價值發起了根本性的挑戰，“因此可以把庫恩解讀為對啟蒙思想的某些主要傾向的顛覆”；另一方面，盡管庫恩“不是一個富于表現的浪漫主義者；但是，像那些浪漫主義者一樣，庫恩重視局部的、專門領域的、歷史傳統的智慧、知識(和可理解性)，超過了對純粹理性的訴求”。

從表面上看，尼克爾斯提出的上述特征，庫恩哲學的確具有。而且，庫恩的代表作《科學革命的結構》發表之時，與歐美后現代思潮蓬勃興起處于同一歷史時段，因而庫恩哲學引發后現代思潮的追捧和共鳴并不是偶然的時間上的巧合，而是因為二者都面臨著共同的時代矛盾。

一般來說，后現代主義者大都認為，啟蒙運動以來，人們把“對現代性的渴望”等同于對科學的渴望。然而由于現代性危機的頻現，許多后現代主義者也因此把科學與現代性的負面評價統一在一起。而庫恩對傳統科學觀的批判以及對科學形象的重新塑造，“揭示了自然科學本身可以被當作一種文化建設的實踐來研究”的洞見，給以人文學者為主導的后現代主義者以極大的鼓舞。

在庫恩看來，藝術及人文社會科學的研究實踐對其科學觀的形成和范式理論的確立具有重要的啟發作用。他明確表示，以往科學哲學在科學觀上“偏重'風格’和'理論’所引起的問題，正是我們由于忽視明顯具體的事物而付出的重大代價之一”。

在《科學革命的結構》的序言中，他指出：“我的歷史知識和學識使我懷疑，自然科學家們是否比他們的社會科學同事們對這些問題的解答更堅實或更持久。”因為“在古代和文藝復興時期，正是人文科學而不是自然科學提供了進步的公認范式”。而實際上，“主要由社會科學家所組成的共同體”對他所產生的影響，促使他確立了范式理論為核心的科學觀。

他一再表示，“對我來說，釋義學(Hermeneutics)的發現不僅使歷史更為重要，最直接的還是對我的科學觀的決定作用”。因此，借鑒“文學史家、音樂史家、藝術史家”等人文學科的方式來描述科學的發展，“其論點無疑有廣泛的可應用性”。

庫恩的這些做法，使后現代主義者看到了科學與人文兩種文化平等的希望，因而他們一方面經常把庫恩的思想與福柯的后現代理論相提并論，另一方面認為，庫恩對跨文化研究的合理性的肯定，與海德格爾的思想具有異曲同工之妙，因而，諸多后現代主義者把庫恩引為同道也就不足為奇了。

在后現代主義者心目中，追求多元性、差異性，反對普遍性、客觀性、總體性，是后現代思潮的基本特征。在他們看來，庫恩在科學哲學中強調對范例的模仿比對“一致意見”和“公認原則”的認同和遵循更為重要，與他們的訴求是一致的。從更深層次的原因來看，庫恩哲學所主張的“不可通約性”，被后現代主義者看作是至關重要的認識論依據，因為“不可通約性”所表明的“不同范式的科學理論就它們的真理要求而言是不可”完全進行比較的，不僅挑戰了“真理的超歷史性”，而且徹底解構了真理的客觀性和唯一性，因而，“不可通約性實際上是多元性原理的神經”。幾乎所有的后現代主義者都由此深信，庫恩的“不可通約性”徹底瓦解了科學在現代性中所處的認識霸權和文化霸權地位。

需要指出的是，盡管庫恩的確成為了后現代主義者心目中具有權威意義的反思科學的代言人，但包括尼克爾斯之內，據此把庫恩的哲學判斷為后現代的，卻不盡合理。這是因為，一方面，從庫恩本人的理論旨趣而言，這種做法完全違背了庫恩的初衷，他始終反對把他的思想作任何后現代式的解讀，并對所有的后現代主張表達了極為反感的態度。另一方面，這種做法所依據的后現代標準，也值得懷疑。

不可否認，幾乎所有的后現代思想家都提出了反思現代科學與技術的任務，但其逆命題并不必然成立。因為在福柯等后現代思潮代表人物看來，對現代性是進行辯護還是實施批判，才是確定一種思想或思潮是否屬于后現代的真正分水嶺。在這個意義上，庫恩充其量只是后現代思潮廣泛認同的“關于科學的哲學論斷的范例之一”而已，即使把他稱為“匿名的后現代主義者”，也有夸張之嫌。

庫恩科學觀辨析

在某種意義上，對庫恩科學觀的辨析，才是討論庫恩哲學是否具有后現代特征的關鍵所在。這是因為，幾乎所有的后現代主義者，都把對科學的質疑與批判，看作全方位反思現代性的核心主題；他們對庫恩哲學的利用，主要目的也在于此。而恰恰在這個問題上，庫恩哲學不僅無法與后現代思潮“同流”，而且正好相反，它正是為了辯護科學和推動科學發展而建立起來的。因此，庫恩在科學觀上與后現代思潮的“貌合”只是表面現象，而“神離”才是根本。

首先，無論從發生學的歷史意義上看，還是從建構體系的邏輯意義上看，庫恩探討科學觀問題的初衷和直接目的，具有鮮明的“實用性”，即要確立一種更體現科學發展實際、滿足科學教育需要的科學觀。在庫恩看來，他所處時代科學教育的根本問題在于，教科書“中所獲得的科學觀根本不符合產生這些書的科學事業”，“這樣一種科學觀大大影響了我們關于科學的本質及其發展的理解”。而以波普爾批判理性主義為代表的正統科學哲學對此難辭其咎。

正如施泰格繆勒所說：“庫恩理論的原初目的雖然只是要糾正關于自然科學發展的流行觀點，但是它對科學論卻有影響深遠的結果，甚至還不止如此：它像是要對任何一種科學論的可能性都提出質疑。”但實際上，庫恩哲學對傳統科學觀的挑戰和改造，直接發難的對象是對科學以邏輯方式“固化”的理解和認識，而非對科學本身的價值提出挑戰，他的哲學不僅不是要解構科學，而是要把科學史與科學教育有機地統一起來，以此來更好地推動科學事業的全面發展。

庫恩認為，他用“范式”與科學革命來描述科學發展的最大優越性就在于，傳統科學哲學中的“理論一詞所意指的結構在其性質和范圍上都遠比事實需要的狹窄”，而“范式”則可以“跨越科學理論的應用和科學理論內容的說明二者之間的鴻溝”，有助于消除科學哲學由來已久的“邏輯和歷史、社會心理學之間”、“描述的與規范的”之間的對立。富勒等學者指出，由于受時任哈佛大學校長柯南特的影響，庫恩的這種做法有其特殊的社會、政治等意識形態背景，但不可否認的是，維護科學的核心價值、不斷推動科學向前發展，是貫穿庫恩一生學術研究的價值取向。

其次，庫恩科學觀的確立的確“動用”了諸多人文社會科學的“資源”，然而，庫恩的這種“動用”更多體現的是一種工具主義的態度，因為他心目中真正關心的科學，還是所謂的“硬”科學。庫恩曾明確提出：“'科學’這一名詞在很大程度上是留給那些確實以明顯的方式進步的領域的。”

按照他自己的說法，“有許多領域(我稱之為原始學科)，其科學實踐確實導致一些可檢驗的結論，但其發展模式仍是類似哲學和人文科學的，而不屬于定型學科。……或許今天的許多社會科學都是如此。”也就是說，庫恩一方面借鑒人文社會科學的某些成果和方法展開其對科學觀的探討，另一方面對自然科學與人文社會科學“兩種科學”依然采取了“厚此薄彼”的態度。

如果站在人文社會科學視角來看，這種態度是十分矛盾的。而對于庫恩來說，并不存在這種矛盾或“張力”，因為按照庫恩的邏輯，“要么社會科學是不成熟的科學，要么它們屬于一種不能夠用庫恩的思維方式去理解的科學”。因此，庫恩對待科學的態度與后現代主義者的基本訴求不僅大相徑庭，甚至是根本對立的。實際上，庫恩的《結構》一書原本就是受邏輯經驗主義者主導的《統一科學百科全書》邀約而完成的。因此，庫恩科學觀與所謂正統科學哲學的對立是有限度的。一些后現代主義者刻意夸大這種對立，進而把庫恩打扮成反科學的英雄或以庫恩的科學觀作為反科學的武器，這種工具主義立場同樣是本末倒置的。

第三，與后現代主義者反啟蒙主義、反認識論的思考和行為方式不同的是，庫恩特別強調，作為其科學觀的核心“范式的中心是它的哲學方面”。也就是說，在極為寬泛的意義上，庫恩哲學與后現代思潮具有信念截然相反的“范式”。這意味著，在庫恩的科學觀究竟“應該被看作描述稱作'科學’的社會組織是如何發生作用的(知識圖意義上)，還是試圖解釋為什么'科學’起作用(認識論意義上)”問題上，庫恩自己給出的答案是極為明確的。

更為重要的是，不僅采取的“范式”不同，庫恩科學觀“范式”所依據的基本立場也與后現代主義思潮有著根本的不同。對于圍繞著《科學革命的結構》一書的多重解讀、廣泛爭論，庫恩堅持把自己的立場明確為“后達爾文的康德主義”(post-Darwinian Kantianism)。實際上，庫恩追隨康德哲學和達爾文進化論的思想，并不完全像富勒等學者所指出的，是為了迎合當時美國意識形態發展的需要；而主要是他科學史研究和重視科學教育的旨趣使然。

一方面，按照科學史家的說法，在科學史上和現代教育史上，康德哲學的作用至關重要。“從1871年以《純粹理性批判》為開始，康德在三本經典著作之中……論證了道德科學與物理科學的認識論區別。”以此為標志，現代科學教育開始獨立發展。而洪堡作為康德哲學的信徒在德國推行的現代大學教育改革，無非是康德教育理念的制度化；另一方面，達爾文進化論作為有代表性的科學思潮不僅風靡美國，而且也受到了包括波普爾在內的許多科學哲學家的高度重視。他反復強調科學發展遵循達爾文的進化模式，稱自己為“科學進步的真正信仰者”，具有鮮明的自然主義色彩。由此不難看出，庫恩整個哲學對現代性核心價值觀的根本認同，與后現代主義者對康德作為啟蒙思潮代表的普遍敵視形成了鮮明的對照。

總之，庫恩科學觀雖然在客觀上具有挑戰傳統科學觀的巨大作用，但就其本身的初衷、目的與確立來看，都不具有后現代主義者所期待的反科學的立場與職能。由此不難理解，庫恩非常反感后現代主義者對其科學觀的“工具主義式”的追捧，尤其反對他們以此作為文化上解構科學的根據。

應該看到，后現代主義者對科學的批判與解構固然有其虛無主義的一面，但其對科學霸權的社會批判和文化反思，具有重要的積極意義。盡管庫恩本人不認可這種意義，但其科學觀的確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因為庫恩的思想極大地激發了后來者關于科學觀的思考，很多學者感嘆，“無論我們怎么從細節上挑剔庫恩的一些結論，我們都不可能再回到庫恩和他直接的先驅們開始我們開辟的那片處女地之前了”。但無論如何，庫恩的科學觀及其整個哲學，都不是后現代的。

庫恩哲學與后現代主義思潮之間的“張力”

談到庫恩哲學與后現代主義思潮的關系，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對庫恩哲學的革命性與保守性的評價問題。這是因為，面對共同的時代矛盾，庫恩哲學雖然從未明確表達過對現代性的簡單認同，但庫恩哲學與后現代主義思潮之間在價值判斷上存在著明顯的張力。

一方面，后現代主義者在哲學上大都采取懷疑主義和激進主義的態度，因而他們更多地倡導與各種現代性主旨具有反叛性、差異性和變革性的觀念。從他們對庫恩的追捧來看，庫恩顯然是革命的；另一方面，從庫恩本人思想的發展軌跡來看，卻越來越傾向于“保守”的方式，即回歸科學哲學的傳統語境來詮釋其前期的“創新”。因此，探討庫恩哲學與后現代主義思潮之間的張力，不僅僅是語境上的選擇那么簡單，其中不僅折射出對科學發展認識的深層矛盾，而且還折射出現代性與后現代性的深層矛盾。

首先，在科學觀上，庫恩引入科學史作為反思科學的基本維度，盡管“庫恩本人在當時顯然沒有完全意識到這個事實”，但從西方正統科學哲學視角來看，無疑是革命的。這一革命也在無形中放大了科學的認識屬性與科學實踐的社會屬性之間的矛盾。受庫恩重視科學的“社會歷史性”問題的啟發，以往科學那種“非歷史的、獨立于社會和超文化的”發展形象得到了根本扭轉，這不僅徹底打破了邏輯主義在科學哲學中的壟斷地位，而且“導致了在科學哲學、科學史和科學社會學之間關系上的一場創造性的革命”。

但隨著問題研究的不斷深入，在科學觀上，科學認識論與社會建構論之間的對立也日益升級，二者之間的文化紛爭不僅直接涉及對科學性質和基礎的根本判斷，而且直接成為現代思潮捍衛科學與后現代思潮解構科學的重要領域。從表面上看，對立雙方都承認，科學既是一種認識活動，又是一種處于歷史之中的社會實踐活動，但認識論取向往往“鼓勵了一種強調回溯證明信念的科學概念”，而社會建構論不僅把“所有的認識論問題”都視為“社會秩序的問題”，并且“將所有文化視為對自然的同等武斷的編碼”，從而“傾向于把科學的本體論方面相對化”以及把社會方面的作用泛化。

應該看到，這些理論和文化紛爭既是由來已久的“科學的同質化與文化異質性”之間矛盾的延續，更是科學發展由“小科學”階段進入“大科學”時代的矛盾的必然反映。

在這個意義上，確立“對科學的過程和歷史性質的正確認識”，無論如何都是必要的。實際上，對于科學認識而言，既要遵循“管制人類行為的行為規范的法則”，又要遵循“作為對自然界中實際的規律之描述的法則”；既依賴社會，又“具有某種程度的自主性。它在某種程度上獨立于其他社會結構和文化的亞系統”。而如何具體確定科學的這種自主性與對社會歷史性“依賴的程度和類型”，才是問題的關鍵所在。

也正是出于對這兩種片面傾向的不滿，庫恩在其后期研究中，選擇了向認識論傳統的回歸，意在表明他對科學史的重視和對社會建構論的根本拒斥。由于沒能更進一步深化對問題的認識，他的這種回歸沒能顯示出“進步”。在這個意義上，真正屬于“庫恩的革命尚未到來”，但他強調認識論對于解決問題的基礎意義，也不像后現代主義者所評價的那樣完全是種“退卻”。可以肯定的是，庫恩的嘗試是有意義的，但他給出的解決方案終究是“不完善的”。因為要徹底解決科學的認識屬性與科學實踐的社會屬性之間的矛盾，只有在廣泛拓展認識科學的“社會、歷史空間”基礎上，實現對科學實踐自足性充分認識，并不斷深化對科學認識論的反思，才有可能。

其次，在認識論上，庫恩提出的“不可通約性”概念，在挑戰傳統真理觀的同時，也揭示了科學認識的歷史階段性與客觀實在性的深層認識矛盾。“不可通約性”由于具有強烈的反基礎主義色彩，受到后現代主義者的廣泛追捧，也遭到夏皮爾等許多科學哲學家對其相對主義立場的嚴厲指控，以至于為這一概念進行辯護作為庫恩“研究計劃的中心部分”，成為了他后期研究最為重視的工作。因為在傳統真理觀的結構性分析模式和傳統輝格史觀看來，“只有錯誤的科學，或者是'過時的科學’才與社會語境有關。而對于那些'被贊許的科學’而言，它們成為科學，恰是因為它們將自身與所有的語境相剝離，與歷史污染所留下的任何痕跡、與任何樸素的感覺劃清界限，甚至也擺脫了其自身的過去”。

因此，庫恩把這個概念看作他在科學哲學中把歷史性貫徹到底的中心概念。在他看來，科學史上革命性的理論與被替代的理論之間的核心概念的意義，由于不具有“本體論發展的一貫方向”，而分別只適應于它們所描述的那個世界。它無非表明“這樣一個事實，當我們描述一種新生事物的特征時必須依據已有的事物。而當新事物從已有的事物中發展出來時，我們將面臨進一步的困難”。

在這個意義上，“不可通約性”在科學哲學中作為“認識論難題的普遍存在”，既不意味著費耶阿本德式的“怎么都行”，也不意味著奎因式的不同語言之間的“不可翻譯性”，而是與不同認識圖式相聯系的新舊版本“詞典”之間的差異；在庫恩心目中，這種差異性，正是科學史上革命性科學的創造性價值所在。

盡管庫恩承認這一概念及其相關學說存在相對主義的困難，但他竭力否認對他的相對主義的指控。庫恩在晚年更是通過他頗為欣賞的德國學者霍恩(Paul Hoyningen-Huene)一再表明，他雖然反對符合論真理觀，但他始終堅持“改良版”的實在論立場，以反對后現代式的誤讀。

在他看來，無論是常規科學還是革命科學，其意義在根本上都取決于外部世界，只不過在常規科學人們很少關心科學的基礎問題，而革命科學則是“以某種難以確定的形式取決于世界”。這與后現代思潮“由于抹殺自然而導致”的相對主義具有根本不同。庫恩認為，“自然界沒有規定相似關系，但也不是完全任意的。”

因此，他對后現代思潮借題發揮，把“不可通約性”詮釋為“不是努力進取而是任意性占上風”的做法，非常反感。正如有的學者指出的，后現代的這種詮釋不僅不符合科學歷史發展的實際，而且容易導致“使文化意圖消解在任意性中，使之完全陷入一種近乎反文化的危險偏見中”。因此，我們既不該把“不可通約性”理解為“誤入歧途”，更不應夸大它的地位和作用，特別是要警惕把它作為“文化相對主義”認識論基礎的各種企圖。實際上，無論是科學真理的發展還是跨文化交流的實現，都是以真理的連續性和文化的共通性為前提的。

第三，在方法論上，庫恩出于“彌合歐洲大陸哲學與英語哲學兩種傳統之間的巨大鴻溝”的愿望，從對“范式”的強調轉變為對“范例”作用的重視。這一被尼克爾斯概括為“從邏輯到基于案例和模型的推理”的轉向，由于更加符合歷史研究的特點，同樣被諸多后現代主義者引為同道，但經過后現代的詮釋，反而使科學與人文“兩種文化”之間的關系陷入更多的矛盾之中。

一方面，庫恩在對其范式理論的解釋“失控”之后，受后期維特根斯坦思想的啟發所實現的這一轉變，由于降低了邏輯和理論結構的作用，突出了科學發展的組織復雜性和文化復雜性，使得科學與人文“兩種文化”之間的方法論基礎更為接近。許多后現代主義者把這一做法解讀為庫恩由“大寫的歷史”向“小寫的歷史”的轉變。另一方面，由于庫恩對解釋學的尊重以及重視“科學家進行想象的模型、隱喻以及類比”的作用，被一些后現代主義者放大，乃至將科學創造與文學的虛構相提并論，遭到了“硬”科學捍衛者的激烈反對和抵制。

實際上，后現代主義者之所以出現如此多的誤讀或誤判，究其原因還在于，他們往往把自然科學研究活動與對科學的哲學、社會研究、歷史研究等等混為一談，進而把科學研究等同于科學主義。面對“兩種文化”之間的沖突加劇，特別是無法消除的誤讀，庫恩表達了越來越悲觀的態度，他只承認“范例”對于自然科學研究的實踐意義，而認為人文社會科學由于不能形成一致性的成功“范例”而遠未達到合理的共同體結構和成熟水平。

庫恩的這種態度不僅令許多后現代主義者不滿，而且也受到許多科學社會學和科學史研究者的批評。他們指出，作為相互競爭理論，自然科學在認識上也“從來沒有呈現過統一戰線”，而無論是自然科學還是人文社會科學，其研究活動中都可能存在“許多人共享的一些未明確表達的”認識，有待進一步在具體案例中有效地結合認識活動與社會文化背景。

因此，盡管庫恩強調在方法論上“范例”比一致性更為重要，但他對科學的一致性要求的“厚此薄彼”之嫌，表明了其在兩種文化問題上的片面性和不徹底性。而后現代主義者片面夸大人文學科的地位和作用，以及“日益接受個人主義和自由行為，喜歡談論創造性、博學和人類行為中的個人自主，抵制秩序”等偏激做法，除了激化矛盾之外，根本無助于問題的解決。

實際上，科學與人文“兩種文化”之間的鴻溝，既源于二者之間各自獨大所引發的文化地位之爭，更源于現代性的社會分工所導致文化分裂。因此，無論是后現代思潮對庫恩的任性“利用”，還是庫恩對后現代思潮的反感“拒斥”，都表明，盡管科學與人文“兩種文化”之間的協調發展是大勢所趨，但二者矛盾的最終解決依然有賴于現代文明發展方式的根本變革。

從庫恩哲學與后現代主義思潮之間的“張力”來看，庫恩思想由于既沒有建構起“現代性”的范式，更沒有發現現代性的“反常”，因而不僅遠未達到后現代革命性要求，甚至被看作是某種保守的“現代性”忠于者。從后庫恩時代哲學發展趨勢來看，庫恩許多曾經被視為“離經叛道”的思想由于被廣泛接受而逐漸成為明日黃花。

實際上，“后現代也有同樣種類的矛盾，它也同時既是激進的又是保守的”。因為后現代在徹底懷疑、拒斥現代性“范式”的同時，同樣教條主義地對待“多元性、差異性、反普遍性、反總體性”等等，這種使“反常”常態化而“抹平歷史多樣性和復雜性”的做法，由于不符合文明發展的實際，而只能走向反面。

在這個意義上，庫恩的思想并不代表某種“價值上的正確”，而“后現代主義并不只是某種純理論的錯誤”。因為無論是庫恩還是后現代主義者，盡管他們都意識到奠基于科學之上現代文明在認識上、文化上、社會方面等存在著形形色色的復雜矛盾，但他們都只是矛盾的揭示者，而不是問題真正的解決者。只要現代文明發展的這些矛盾在現實中沒有得到根本解決，只要科學和人文的文化分裂依然存在，類似的爭論總會以某種形式不斷持續下去。

總之，庫恩這位尼克爾斯心目中的文化“圣像”，其哲學雖然不屬于后現代思潮的范疇，但后現代思潮與其思想之間“剪不斷理還亂”的關系，恰恰反映了“西方一個特定歷史時代的意識形態”。這既是一個“理性的工具化變體已經過分膨脹的時代”，因而產生了諸多對以科學為代表的傳統觀念反思的需求，又是一個以后現代思潮為代表的文化主義過渡泛濫的時代。實際上，無論是庫恩的哲學還是形形色色后現代主義思潮，其真正的價值都有待于接受文明發展歷史的檢驗。而在這方面，高度重視歷史作用的庫恩，似乎比后現代主義者更多一些“自知之明”。

本文出處：《哲學研究》2015年第8期

文章采編：雪球&王抗

排版：初堯

審核：王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