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增強：《滇南礦廠圖略》輿圖來源考辨

清代云南礦業發達，在康熙至道光朝的150余年中，云南礦業生產及運輸關乎清廷財政命脈，礦務不僅是云南政府的重要政務，而且受到清廷中央嚴密掌控，以滇銅為礦務之首。滇銅在清代銅業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大致在清乾隆年間，云南已有專門記述冶金和廠礦生產情況的專著。至光緒年間，各種冶金著作多達十余種，有100余卷[1]。這些著作有些已經散佚失傳，有些在其它著作中存留了一部分。《滇南礦廠圖略》完整保存，流傳頗廣、影響深遠，是研究清代礦業的重要著作，不僅在礦業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是西南邊疆交通史研究中不可缺少的資料。

關于《滇南礦廠圖略》，前人在研究清代云南銅業等著作中①，從銅礦采冶、礦廠管理、交通運輸等方面，做了不同程度的論述，且征引廣泛。本文不再全面探討該書正文的內容和價值，僅就書中輿圖展開研究?！兜崮系V廠圖略》輿圖標繪了大量礦廠，這種礦業輿圖具有悠久的歷史淵源，可以追溯到《周禮·地官司徒·礦人》，此后從主流地圖發展中淡出，具有獨特性，前人研究對此未涉及。本文從礦業史、地圖史、方志史等方面分析與探究《滇南礦廠圖略》輿圖的來源。這一研究對了解這部重要的礦業著作之編輯著述方式及地圖價值或有裨益。

《滇南礦廠圖略》版本眾多[7]，本文以《續修四庫全書·史部·政書類·880卷》收錄的版本為主要依據，同時參閱云南圖書館藏本。云南圖書館藏本為清道光云南刻本，分上下兩卷，上卷題《云南礦廠工器圖略》，下卷題《滇南礦廠輿程圖略》。這兩卷都署名：“賜進士及第兵部侍郎巡撫云南等處地方吳其濬纂，東川知府徐金生繪輯”（如圖1）。②

圖1 云南圖書館藏本②

圖2《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圖2）所收版本印刷精良，對照云南省圖書館藏本的繪圖和雕版，比較輿圖內容、版心等，筆者認為二者應該是出于同一刻版。雖然刻板相同，但《續修四庫全書》的來源并非是云南省圖書館影印本，而是與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本來源相關。鑒于二者刻本相同，故本文以《續修四庫全書》錄本為參考依據。

《滇南礦廠圖略》分為兩卷。上卷《云南礦廠工器圖略》對礦廠采礦、拉龍、背塃、洗礦、冶煉等生產全過程和煉爐、采冶工具進行了描繪，共有圖13幅，占21版面。關于工器圖，在中國科技大學劉磊的碩士論文《滇南礦廠圖略研究》中有介紹[8]。另外北京科技大學王文芝、梅建軍在《鼓銅圖錄淺探》一文中將《滇南礦廠圖略》中的工器圖和日本《鼓銅圖錄》中的工器圖進行了比較研究[9]。

下卷《滇南礦廠輿程圖略》有云南全省輿圖1幅、分府廳州圖21幅、銅運路線圖1幅，共占46版面。在各府州輿圖中標出了礦廠的位置和名稱，在路程圖中畫出了運輸路線，并注明了各府州縣的位置、各銅店的位置，和陸運水運的方式，運輸情況一目了然。這些輿圖結合銅運路線圖，成為描繪清代云南礦業的重要地圖。鑒于這些輿圖篇幅大，本文不一一列舉，在后文中會詳細探討其繪制風格和包含的礦廠信息。

《滇南礦廠圖略》著者吳其濬，河南固始人，生于1789年，卒于1847年。1816年，考中一甲一名進士，授修撰。歷任湖北、江西學政，兵部左侍郎，戶部右侍郎及湖廣、浙江、云南、貴州、福建、山西等省巡撫或總督。1843年閏七月吳其濬調任云南巡撫，1844年八月任云貴總督，1845年四月調任福建巡撫。吳其濬在滇時間雖短，但對滇礦頗為重視?！缎伦朐颇贤ㄖ尽贰懊隆陛d：“吳其濬對于滇省礦廠，富有研究，曾著《滇南礦廠圖略》二卷，條分縷析，為采滇礦者不可少之書。”（[10]，58—59頁）《滇南礦廠圖略》是吳其濬在1843—1844年任云南巡撫時所撰。在一年時間，編成此書，頗為不易。與清代云南其他幾種礦業著作僅用文字表示不同，《滇南礦廠圖略》采用圖文并茂的方式，這正是吳其濬的高明之處，他非常重視“圖”在書中的作用，采取繪圖與立說相結合的方式，使內容生動形象、清晰明白。吳其濬博學多才，注意親自調查研究，另有《植物名實圖考》、《植物名實圖考長編》、《滇程紀行》等著作傳世。

《滇南礦廠圖略》圖畫繪輯者是徐金生?！缎伦朐颇贤ㄖ尽贰懊聜鳌庇涊d：“徐金生，字琛航，浙江龍游人，舉人，道光十七年任東川知府，勤恤民隱，政簡刑清。舉孝行貞節，以激勵風化?！保╗10]，139頁）光緒《東川府志》“卷之一·循吏”記載：“徐金生：字琛航，浙江衢州舉人。性溫和，寡言語，恂恂有儒者氣，道光十七年任東川知府。勤求民隱，嘉惠士林，郡有節孝事，必盡心采訪，以期旌揚。暇時常做詩文示諸生，提倡風化，允推大宗。尤長于聽訟獄，局有疑案，則調省城往鞠，一訊而決，其才干如此，又不僅以文墨見長也?！保╗11]，483頁）又光緒《東川府志》“卷之一·官制題名·知府”記：“……徐金生：浙江衢州人，舉人，道光十七年任。彭舒萼：湖南長沙人，翰林，道光二十年任……”（[11]，470頁）從這些記載可知，徐金生在1837年（道光十七年）調任東川府知府，1840年，湖南長沙人彭舒萼任東川府知府。由此推斷，徐金生任職東川府的時間最遲不會超過1840年，吳其濬撫滇時，徐已不在東川府任上。而從民國《新纂云南通志》的記載來看，徐金生從東川府知府離任后，可能不再任職云南省，而其是否繼續留在云南，幫助吳其濬編纂《滇南礦廠圖略》呢?進一步的考證則需參考民國《龍游縣志》（1925年）?！洱堄慰h志》卷十九“徐崑”條載：“（徐）金生，字琛航。幼穎敏，有神童之目。嘉慶二十一年順天舉人，銓選云南，歷任恩榮、建水知縣，擢知永昌府，調東川府知府，旋奔父喪，未至里而卒。金生在云南久，曾繪輯《云南礦廠工器圖略》一書，于采銅方法言之甚詳悉云。（原文注：據葉元祺譔傳墓）”結合光緒《東川府志》記載分析，徐金生卒于1840年左右，不可能幫助吳其濬編寫《滇南礦廠圖略》，而《云南礦廠工器圖略》和《滇南礦廠輿程圖略》都題錄“圖畫繪輯者東川知府徐金生”，這就存在疑問。既然徐金生和吳其濬不能共事于編撰此書，那最大的可能就是，吳其濬編書時輯錄了徐金生所繪之圖。《滇南礦廠圖略》正文部分，所收錄前人采銅煉銅著作頗多，如《云南礦廠工器圖略》中“附浪穹王崧礦廠采煉篇”、“附倪慎樞采銅煉銅記”、“附銅政全書咨詢各廠對”；《滇南礦廠輿程圖略》中“附論銅政利病狀”等[4]，說明該書一部分內容是輯錄前人著作，而非一同寫作。

再來看該書的成書年代，嚴中平在《清代云南銅政考》序言中指出，《滇南礦廠圖略》成書于1844—1845年間[12]。從筆者掌握的資料來看，該書成書年代確實在1844—1845年間，而刊刻年代尚難判斷。吳其濬在滇時間雖短，但對云南礦政頗為重視，即使他調離云南后，還有關于滇礦的奏章上呈（[13]，2992頁），筆者認為書既然成于吳在滇之時，或當即付刊。1846年吳其濬在山西巡撫任上，以病開缺，旋去世。《植物名實圖考》③成書于吳其濬去世前，1848年，山西太原知府陸應榖（云南蒙自人）將該書刊刻[14]。如果吳其濬在云南未及付刊《滇南礦廠圖略》，將書稿帶到山西，或許會和《植物名實圖考》同時刊刻。而《清史稿·宣宗本紀三》載，“（道光）二十三年閏七月，調吳其濬為云南巡撫”（[15]，691頁）；“二十四年十一月乙丑，以吳其濬兼署云貴總督”（[15]，694頁）；“二十五年，夏四月甲辰，調吳其濬為福建巡撫”（[15]，695頁），“八月辛丑，調吳其濬為山西巡撫”（[15]，696頁）。另據《清史列傳》載：“道光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九日奉上諭曰：山西巡撫吳其濬由翰林院入直南書房，存躋卿貳，外擢巡撫，學優守潔，辦事認真，茲聞溘逝，殊深軫惜，著加恩賞，加太子太保銜，照巡撫例賜恤，尋賜祭葬……”（[13]，2992頁）我們看到《滇南礦廠圖略》版面上的題名，并沒有“兼署云貴總督”“太子太保銜”，說明定稿刊刻時，吳其濬很可能還不是云貴巡撫，也沒有去世。那么，由此推斷，該書的出版應該在1843年吳整頓云南礦廠之后的1844年間。這點非常重要，據此可以了解，該書正文主要來源于實地考察，因而文字詳實認真，與所輯之圖錄倉促形成對比。

《滇南礦廠圖略》對銅廠、銀廠、鉛廠等礦廠，均有詳細記載，前人在探討清代礦業時，多有引用，然而對該書中輿圖關注甚少。筆者發現該書輿圖中包含大量的各類金屬礦廠以及鹽井等信息，輿圖所蘊含的信息和該書正文記述是不盡相同的，因此有必要詳細對比這兩者中的礦廠名稱。

據表1，《滇南礦廠圖略》輿圖和正文中礦廠名稱不同的有27處，總體是正文記載礦廠較多而輿圖中較少，例如，“老硐坪廠”系金釵廠子廠，“建水猛喇掌寨地，道光十三年開，抽課通商為例，供京運，今實辦課余京銅四十萬斤”（[4]，179—180頁），而《滇南礦廠圖略》臨安府輿圖上未標繪此廠。甚至連金釵廠（臨安府屬，康熙四十四年開，乾隆四十三年定額銅九十萬斤）這樣的大廠都未標繪?！兜崮系V廠圖略》輿圖中有，而該書正文中沒有的，只有昭通府“老彝良鉛廠”。另外，個別文字不一致，但礦廠實為同一處的，有兩處，即昭通府“人老山廠”和楚雄府“寨子箐廠”。尤其引人注意的是，《滇南礦廠圖略》輿圖中礦廠位置和正文記載存在巨大出入的有五處，即云南府“義都廠”和東川府“大風嶺廠”“茂麓銅廠”“碌碌銅廠”“大水溝銅廠”，關于這一點，下文需要特別說明。考察“義都廠”，《滇南礦廠圖略》“銅廠第一·臨安府屬”（[4]，179頁）：

表1《滇南礦廠輿程圖略》輿圖、圖說以及《伯麟圖說》中的礦廠種類及名稱

“義都廠”在嶍峨西一百五十里，東北距易門一百里，崇隆環抱，山大無名，易門縣知縣兼理之，乾隆二十三年開，四十三年定額銅……。

王昶《云南銅政全書》：

義都銅廠，在云南府易門縣西南一百里，地屬臨安府之嶍峨縣，東距城一百五十里，山大無名。乾隆二十三年開采……四十三年，定年額銅……二十四年，歸嶍峨縣管理。二十五年以后，專員管理。四十二年，歸易門縣管理?！颇细畬９?，易門縣經營。[16]

根據這兩本銅業專著記載，“義都廠”應該在臨安府嶍峨縣西一百五十里地方，此處山大無名，該地東北一百里，就是云南府易門縣?？梢姡傲x都廠”1777年（乾隆四十二年），歸云南府專管，易門縣經營，而地理位置仍然在臨安府嶍峨縣，因此，在云南府輿圖境內，繪制“義都廠”，是與正文記載明顯不符合的，如圖3所示。

圖3《滇南礦廠圖略》云南府輿圖

再來考察東川府屬“大風嶺廠”“茂麓廠”“碌碌廠”“大水溝廠”的位置問題。在輿圖中，這四個廠均在東川府城會澤縣東北方向，由近及遠，依次排列，即會澤縣之東北方有“大水溝廠”，“大水溝廠”東北方有“碌碌廠”，“碌碌廠”東北方有“茂麓廠”，“茂麓廠”西北方、金沙江外有“大風嶺廠”。如圖4所示。

圖4《滇南礦廠圖略》東川府輿圖

而《滇南礦廠圖略》正文記載：

大風嶺廠在巧家西金沙江外，山有風穴，每春月風極大，東川府知府理之，乾隆十五年開，四十三年定額銅……

茂麓廠在巧家西北地臨金沙江，氣候極熱，東川府知府理之，乾隆三十三年開，四十三年定額……

碌碌廠在會澤西，距郡一百六十里，一名落雪山，極高氣極寒，夏衣棉冬多雪，東川府知府理之，舊屬四川，雍正四年改隸云南時開，乾隆四十三年定省額銅……嘉慶七年減定……

大水溝廠在巧家西南東川府知府理之，雍正四年開，乾隆四十三年定額銅……嘉慶七年減定。（[4]，175頁）

佐證以道光《云南通志·食貨志》④《云南銅志》⑤《銅政便覽》⑥，記載“大風嶺”“茂麓廠”“大水溝廠”所在位置，均為會澤縣境內，《滇南礦廠圖略》則記載為巧家西，這是因為這幾種著作成書時間不同。通過考察巧家廳和會澤縣的建置沿革，發現這四種書記載的內容并不矛盾，“大風嶺廠”“茂麓廠”“碌碌廠”“大水溝廠”都應在東川府城會澤縣西北方向，除了“碌碌廠”在會澤縣，其余三廠都在巧家廳。

此外，據《東川市地名志》[17]附錄“東川清代銅廠”記載，結合《云南省地名辭典》、《云南省地圖冊》，可以判斷，《滇南礦廠圖略》關于以上四廠位置的記載與《東川市地名志》的記載吻合。因此，以上四廠應該在東川府城會澤縣的西北方向，而非輿地圖上標繪的東北方向。再者《滇南礦廠圖略》為實地考察之作，其學術價值是毋庸置疑的。然而，考察其中的輿地圖，卻發現很多問題，與正文記載不相符合者頗多。該書題名“賜進士及第兵部侍郎巡撫云南等處地方吳其濬纂，東川知府徐金生繪輯”，而這四個銅廠，屬東川府知府管轄。那么，身為東川府知府的徐金生，對這四個礦廠應該是了解的；而輿圖中的礦廠位置和圖略正文記載差距如此大，確實令人匪夷所思。

通過本節考察，可以得出結論：（1）《滇南礦廠圖略》中關于礦廠的正文記載，即“說”，內容較為詳實，且符合當時的實際，有權威性。（2）《滇南礦廠圖略》中的“圖”與“說”差異甚大，且輿圖中有較大錯誤。（3）對東川知府徐金生繪輯輿圖的可能性應當提出質疑。

接下來，考察《滇南礦廠圖略》輿圖的可能來源。

《伯麟圖說》是清代重要的民族圖冊，清道光以后長期淡出人們視野，曾被視為“佚書”。近年來發現其多種傳本，本文所依據的版本是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圖書館藏本，是最早的《伯麟圖說》抄本，包括《滇省夷人圖說》和《滇省輿地圖說》兩部分[18]。據祁慶富、揣振宇考證，《滇省夷人圖說》是伯麟在嘉慶二十三年云貴總督任上延聘當時云南著名畫師李詁等繪制。

首先考察《滇南礦廠圖略》和《伯麟圖說》的繪圖風格。

《伯麟圖說》之《滇省輿地圖說》有云南全省輿圖一幅，分府廳州圖21幅，繪圖風格一致?！兜崮系V廠圖略》有云南全省輿圖一幅、分府廳州圖21幅、銅運路線圖一幅，分府廳圖繪畫風格一致，云南全省輿圖和銅運路線圖又別有風格。比較《滇南礦廠圖略》輿圖和《伯麟圖說》輿圖：從兩種輿圖的字體和河流形狀看，字體排列不同，河流形狀基本相同，細微處稍不同?！兜崮系V廠圖略》輿圖中的礦廠全用空心的“∩”表示。關用黑色實心“”表示?！恫雸D說》輿圖中武定州和澄江府的礦廠用“○”表示，與“撒甸”、“勒品甸”、“草溪井”、“只舊井”、“香水泉”等都用“○”表示，并無分別。除此之外，礦廠都用黑色的“∩”表示?！兜崮系V廠圖略》輿圖中的府城不用回字形框表示，而用口字形框表示。

試以云南府輿圖（如圖1和圖5）為例來對比兩種輿圖繪圖風格：

圖5《滇省輿地圖說》云南府輿圖（中國社會科學院圖書館藏本照排出版）   

（1）文字排列

（1）“元江州新平縣界”、“曲靖府馬龍州界”文字排列不一致。

（2）《滇南礦廠圖略》無“澄江府路南州界”。

（3）“滇池”字體大小不同。

（2）山川河流等

（1）崢嶸山：《滇南礦廠圖略》沒有繪制此山。

（2）《伯麟圖說》山頭比《滇南礦廠圖略》多。

（3）《滇南礦廠圖略》未標“姚陵山”。

（4）兩圖山名標注位置不同，如富民縣北之“九華山”。

（5）《伯麟圖說》富民縣東，標有“大河”，《滇南礦廠圖略》無。

（6）“板橋”，位置不同。查閱《新纂云南通志》有“大板橋”、“小板橋”，《伯麟圖說》板橋在寶象河上，《滇南礦廠圖略》板橋在馬料河上。

經比較發現，兩種著作中云南府圖，僅有上述差異，余則基本一致。筆者對比了這兩種著作的所有21個分府圖，發現除了少數內容有差異，大部分內容相同，且分府廳州圖一一對應，排列次序也一致。

其次，從礦廠名稱位置探究二者關系。

《伯麟圖說》的輿圖和圖說基本一致，沒有矛盾之處?！兜崮系V廠圖略》輿圖和正文記載出入較大，正文記載和實際情況相近，也較詳細，而輿圖所標繪的礦廠相對較少。再對比《伯麟圖說》和《滇南礦廠圖略》的輿圖，發現此二者相同之處極多，差異處較少。據表1礦廠名稱對比發現，《伯麟圖說》輿圖和《滇南礦廠圖略》輿圖礦廠名稱不同者僅有5處。其中，（1）《伯麟圖說》中沒有，而《滇南礦廠圖略》輿圖中有的礦廠，存在2處，即東川府“礦山銀廠”和永北廳“東昇銀廠”；（2）《伯麟圖說》和《滇南礦廠圖略》輿圖中礦廠名稱不一致的地方，有1處，即昭通府“人老山銅廠”，考諸《云南銅政全書》等文獻，均是“人老山廠”，而《滇南礦廠圖略》輿圖中繪的是“老人山廠”；（3）《伯麟圖說》輿圖中有，而《滇南礦廠圖略》中沒有的地方，有2處，都在臨安府，即“綠礦硐銅廠”和“摸黑銀廠”，而這兩處在《滇南礦廠圖略》正文中有記載，只是《滇南礦廠圖略》輿圖中沒有標繪。

對于差別（1），《滇南礦廠圖略》只添加了2處礦廠，即東川府“礦山銀廠”（嘉慶二十四年開）和永北廳“東昇銀廠”（道光十一年開），按照祁慶富等的考證，《伯麟圖說》成書于1818年（嘉慶二十三年）[18]，這兩個銀廠不出現在該圖上，也在情理之中，如果說，在《滇南礦廠圖略》成書時再繪制上去，完全說得通。差別（2）僅僅是同一個礦廠名稱中兩字錯位。對于差別（3），考察“綠礦硐銅廠”和“摸黑銀廠”的情況。據道光《云南通志·食貨志·礦廠三》《云南銅志·廠地下》等資料記載：綠礦硐銅廠，開采于1805年（嘉慶十一年），到《滇南礦廠圖略》成書時，該廠還在開采。這與《滇南礦廠圖略·銅廠第一》記載相同?？梢姡恫雸D說》成書時（1818年），該廠已在開采，并繪圖記載?！兜崮系V廠圖略》成書時，該廠仍然在開采，在圖說中記載了，只是在輿圖中沒有標繪。至于臨安府“摸黑銀廠”的情況與“綠礦硐銅廠”相同，《伯麟圖說》成書時，該廠已在開采，并繪圖記載，《滇南礦廠圖略》成書時，該廠仍在開采，在正文中記載了，而在該書輿圖中沒有標繪。

除了比較兩種輿圖的差異之外，筆者對第3節中所發現的《滇南礦廠圖略》東川府輿圖中四個銅廠位置的錯誤，在《伯麟圖說》中進行考察，發現其中東川府四個銅廠位置標繪與《滇南礦廠圖略》中如出一轍，同樣錯誤，如圖6所示。即《伯麟圖說》繪制有問題的地方，《滇南礦廠圖略》輿圖出現了同樣的問題。

通過兩種輿圖中礦廠之異同比較，筆者認為后者當以前者或前者的抄本為藍本描繪，畫得比前者粗略，部分地方添加了《伯麟圖說》成書之后開辦的礦廠。

再次，從清代云南府廳州縣的行政建置沿革考證《伯麟圖說》和《滇南礦廠圖略》輿圖的繪制年代，具體參照乾隆嘉慶道光年間的云南區劃改革。

經過仔細比對，發現《伯麟圖說》中的建制符合1818年的情況，而《滇南礦廠圖略》成書在1844年，其間經過了幾次區劃改革，這在《滇南礦廠圖略》的輿圖中沒有得到反映，如“騰越廳”明代為永昌府騰越州，在1820年升為騰越直隸廳，1822年降屬永昌府騰越廳[19]，而在《滇南礦廠圖略》永昌府圖中仍然標為“騰越州”（嘉慶二十五年前的情形）而非“騰越廳”。通過兩種輿圖的對比發現，《滇南礦廠圖略》輿圖中的行政建置完全照搬《伯麟圖說》中的行政建置。二者之間的細微差別，也可能來自于描摹刻板時的工藝過程。

研究古代地圖的過程中，會遇到這樣的問題，即地圖版本無法體現地名狀況，因此，根據行政地名變更來判斷地圖年代雖然是常用方法，但也是輔助方法。前人在繪制地圖的工作中，使用歷史地圖的情況很常見[20]，就清代云南各類輿圖而言，官修的地方志等需要上交的地理圖集在繪制的過程中，一般經過改繪，圖中內容大體反映當時的區劃狀況，而私修的志書和非地理類的圖書資料中使用歷史地圖的情況就很普遍，具體使用什么時期的地圖，因撰修者的目的而不盡相同。比如，師范的《滇系》目的就是補雍正《云南通志》之不足，所以其中的云南全省輿圖就和雍正《云南通志》中的輿圖大體一致。而《滇南礦廠圖略》成書年代在道光《云南通志稿》之后，道光《云南通志稿》繪圖精確，距《滇南礦廠圖略》成書間隔也最近，一般來說，《滇南礦廠圖略》似乎應該采用道光《云南通志稿》的輿圖，但考慮到《滇南礦廠圖略》是一本礦業專著，輿圖除了指示疆域的作用外，礦廠位置是輿圖的關鍵內容，因此極可能使用了此前已繪制礦廠位置的《伯麟圖說》輿圖，同時由于成書時間倉促所以改動不大。就這點來說，雖然嘉慶時的建置和道光末的建置不同，造成了正文內容和地圖內容在表述礦廠所屬區劃時模糊不清的缺憾，但輿圖中的自然地理要素是一樣的，根據礦廠所在山川及其與府廳的相對位置，能夠讓讀者明了礦廠所在。再看《伯麟圖說》的輿圖，由于該輿圖集是奉詔編修，讓皇帝了解山河疆域[21]，所以不可能使用歷史地圖集，必須如實反映當時的地理狀況，在這個意義看來，對《伯麟圖說》輿圖年代的考證，是可以根據地名變更來判斷的。

圖6《伯麟圖說》東川府輿圖

最后，從避諱上考察?！恫雸D說》圖和說中的“寧臺廠”和“威寧州”用“寜”字。而《滇南礦廠圖略》輿圖和文字中的“寧臺廠”和“威寧州”用“寕”字。這是因為前者成書于嘉慶朝，而后者成書于道光朝，按清代避諱制度，道光元年至咸豐四年間，清宣宗“旻寧”避諱情形，一般是“旻”字去掉中間一點；“寧”改為“寕”[22]。在這一點上，《滇南礦廠圖略》不敢馬虎，作了相應的修改。

經過前文考證《伯麟圖說》和《滇南礦廠圖略》，可以得到這樣幾點關系：（1）二者輿圖的主體風格高度相似，其總體邊界形狀、河流走向、山川位置等等基本一致。（2）二者內容高度相似，包括行政建制、山川河流的標注等，只有個別有區別，如橫排豎排的不同、個別礦廠不同或缺少等。（3）《滇南礦廠圖略》基本沿用前者嘉慶年間的行政建制，而沒有根據道光年間的建制甚至《滇南礦廠圖略》“說”中的文字進行相應修改。（4）《滇南礦廠圖略》沿用了前者的錯誤，如東川府四廠的錯誤。

此外，通過對王崧《云南志鈔》的考察，發現《云南志鈔》的“地理志”部分，參考了《伯麟圖說》?？梢?，《伯麟圖說》在王崧修纂《云南通志》時，是很重要的資料，它的權威性是毋庸置疑的。按照吳其濬編撰書的風格應該是對圖相當重視的，因此，在《滇南礦廠圖略》成書時，這些圖可能已經編好。由于成書倉促，所以分府廳州圖直接用了《伯麟圖說》中的輿圖，雖然是歷史地圖，與當時建置不符合，但礦廠所在的山川則并無不同，且這些圖上標有礦廠，所以取用便易。

然而憑《伯麟圖說》和《滇南礦廠圖略》輿圖的相近程度，還不足以說明后者直接來源于前者，因此有必要考察《滇南礦廠圖略》成書之前的其他官修或私修志書中的云南輿圖。經過比較，論述如下：《伯麟圖說》之《滇省輿地圖說》成書在嘉慶末，輿圖不同于康熙《云南通志》和雍正《云南通志》；《伯麟圖說》雖和道光年間成書的《嘉慶大清一統志》相隔較近，但二者輿圖則不同；師范《滇系》僅有云南總圖一幅，因此這三部官修私修志書，都與《伯麟圖說》的輿圖不同。僅有雍正《云南通志》和乾隆年間的實測圖可能是李詁等重新繪制云南輿圖的參考資料。王崧《云南志鈔》“地理圖說”，其中輯錄了《伯麟圖說》的“輿地圖說”，可見《伯麟圖說》在道光年間的云南省影響不小，通志館中或許留有副本，到刊刻《滇南礦廠圖略》時仍然以它為藍本繪制。

由于成書時間倉促，吳其濬編寫《滇南礦廠圖略》時取用已有的輿圖資料，合輯完全可能。但在刊刻時，為什么沒有做一些符合當時情況的調整，或許刊刻該書人員并不十分精通云南輿地。更大的可能，則是徐金生繪制了《云南礦廠工器圖略》中的圖，而并未繪輯《滇南礦廠輿地圖略》中的輿圖，在這一點上，前人認識應該有誤⑦。否則，作為東川知府，管轄東川的銅廠，對輿圖和圖說中的礦廠位置不一致，應該不會置若罔聞。一直以來，人們認為《滇南礦廠圖略》輿圖中的礦廠是徐金生繪制上去的。通過本文的考證，明確早在嘉慶年間，《伯麟圖說》中早已將礦廠繪制在輿圖中，并且圖說中簡要說明了礦種、數量及所屬州府。雖然《滇南礦廠圖略》的輿圖與正文并不能一一對應，但圖中依然包含大量的礦廠信息，與正文內容結合，對了解清代云南礦廠位置，具有相當的幫助。

本文研究主旨結論是：《滇南礦廠輿地圖略》中的輿圖是以《伯麟圖說》為底本編輯刊刻的。

① 嚴中平《清代云南通政考》、張增祺《云南冶金史》、蘇榮譽《〈滇南礦廠圖略〉提要》、劉磊《〈滇南礦廠圖略〉研究》、陳海連《清代云南鑄幣銅礦運輸體系研究》等著作對《滇南礦廠圖略》有專門的論述，此外引述《滇南礦廠圖略》的研究也較多。

② 云南圖書館藏，圖片來源于云南圖書館官網，“讀者門戶”“館藏經典”。見：http：//www.ynlib.cn/Category_151/Index.aspx.

③《植物名實圖考》是吳其濬畢生精力所成，圖文并茂，直觀鮮明，植物圖像精美，采用工筆畫法，富有立體感。

④《云南通志·食貨志·銅廠上》，見《云南史料叢刊》卷12。王昶《云南銅政全書》是王昶在乾隆五十二年任云南布政使時奉命編纂的。

⑤ [清]戴瑞徵《云南銅志》，見《云南史料叢刊》卷12。戴瑞徵《云南銅志》所記止于嘉慶年事，嘉慶末年所作未刊。

⑥《銅政便覽》卷數、目次與《云南銅志》大都相同，而有增補記事至1824年（道光四年）。

⑦ 嚴中平在《清代云南銅政考》（中華書局，1957）序中言道，“《滇南礦廠圖略》二卷，吳其濬撰文，徐金生繪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