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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福州，在周國安官邸和程碧云商議后，沈劍平叮囑高波，和城工部的同志們交流時，一定要提醒他們，五月四日那天用青年節(jié)代替文藝節(jié)，的確不失為一種良策，但必須做到安全謹慎，盡量避免與軍警發(fā)生不必要的激烈沖突，主要通過思想領(lǐng)域的傳播去影響大眾，因此，決不能以暴露地下工作者的身份作為行動的代價。 高波遵照指示，分別去了城工部下屬的幾個支部，傳達了這個精神。當他告訴A支部負責人方延時，對方馬上向他匯報了曾惠康和馬永麗所遇到的險情。 很奇怪，方延說，放哨的同志只看見一輛黑色轎車朝他們路過，從車窗里扔出一個紙團，然后迅速開走了。我們的人撿起紙團，打開一看，只有五個字：特務馬上到。 高波喝了一口咖啡，陷入沉思。 我敢斷定，在國民黨警察局或是保密局里有我們的人，說不定就是柳葉青。方延說。 依據(jù)我個人的經(jīng)驗來看，高波看著窗外的風景說，柳葉青同志，一，不可能是我們中央社會部的人；二，也不可能是你們地方城工部的人；這位神出鬼沒的傳奇人物，最大可能是中央情報部的高級諜報員，知道他（她）真實身份的人恐怕只有最高首長了。 你分析得對，方延深有同感說，太神奇了，那么多日子，柳葉青同志和我們一起在同敵人做頑強的斗爭，每當我感到疲憊沮喪時，總會想到柳葉青同志肯定會笑話我。 是啊，高波笑著說，有時我想，這位柳葉青同志究竟是男的還是女的？究竟是老年人還是年輕人？ 方延忽然想起警察局鼓樓分局局長薛勇的話，自我解嘲道，正如我們的對手經(jīng)常說的，柳葉青是一個幽靈，一個共產(chǎn)主義的幽靈。 曾惠康這時走進咖啡館，方延趁他還沒注意到自己和高波，就離開座位迎了上去。兩人找了個僻靜的地方坐下。曾惠康向方延反映，國民黨當局已經(jīng)表態(tài)，不允許在五月四日那天過青年節(jié)，必須改為文藝節(jié)。所以任何帶有五四運動色彩的活動都將被視為非法。消息一傳開，群情激奮，不少學生團體準備游行示威。方延給曾惠康點上了香煙，并沒有馬上說出自己的想法，他心里盤算著如何利用好這次契機，把福州各大中學校的師生團結(jié)在我黨周圍，但同時又不能過多暴露我方人員。長期以來，國民黨政府主管意識形態(tài)的部門，一方面肯定五四運動的民族性，另一方面又盡量回避該運動與中國共產(chǎn)黨的緊密聯(lián)系，因為正是一九一九年的覺醒，才有了馬克思主義的誕生，這是反動派們最忌諱的。 老曾，就目前的局勢，我們最好組織請愿活動，而不是游行示威。方延說。 曾惠康明白了上級的擔憂，說，你的意思是，我們不能讓敵人明顯地感到，學生的背后是我們共產(chǎn)黨。 是這樣，方延說，為了避免更多的流血犧牲，為了爭取包括國民黨隊伍中的有識之士，我們應該盡可能采取溫和的但又是立場堅定的斗爭策略。 我懂了。曾惠康不愧為老地下工作者，對領(lǐng)導的正確意圖心領(lǐng)神會。 回到自己的牙科診所，曾惠康和馬永麗商討了一個決議，就在診所的一間小房子里，他們召集了福州學生和教師團體的負責人，耐心說服了師生們，把請愿活動作為主要突破口。 等到五月三日，鶴齡英華中學請愿團里多了一個張雨林，是根據(jù)最近的表現(xiàn)臨時增加的。張海玲既興奮又擔心，拉住心上人的手千叮嚀萬囑咐，生怕雨林會有什么危險。回家之后神不守舍，吃飯的時候也心不在焉。 想什么呢？大小姐。母親問。 哦，沒想什么。說著，張海玲刻意地吃了一大口米飯。 八成是在想，明天的日子怎么過？對嗎？張耀清道破玄機。 沒錯，爸爸。張海玲實話實說。 政府不是允許你們過文藝節(jié)嗎？宋宛玉說。 媽媽，文藝節(jié)是文藝節(jié)，青年節(jié)是青年節(jié)，那可不一樣。 張耀清和宋宛玉相視一笑，其實他倆都很清楚，三十年前的五月四日，他們手拉手，肩并肩，高喊著打倒帝國主義的口號，走在游行隊伍的前列。如今女兒要慶祝那個難忘的時刻，怎能不心潮澎湃呢？他隨手把口袋里的一張舊傳單遞給女兒。 啊呀，是《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天安門大會宣言》！張海玲叫了起來。 是你羅家倫羅伯伯當年寫的。張耀清介紹說。 張海玲看著看著，抑制不住內(nèi)心的沖動讀出了聲音。等念完后，夫婦倆為女兒的精彩朗讀鼓起了掌。 宋宛玉不解地問丈夫，本來五月四日過的就是中國青年節(jié)，怎么又變成文藝節(jié)了呢？ 這不奇怪，張耀清揶揄道，我們那些主管黨務的官僚有時神經(jīng)過敏，人家共產(chǎn)黨過青年節(jié)，我們國民黨就不過；要是共產(chǎn)黨過端午節(jié)，那我們干脆連粽子也不要吃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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