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6月16日，“交融匯聚——新疆精品歷史文物展”在中國國家博物館開幕。展覽共展出新疆精品歷史文物 200 余件（組），其中一級文物52件（組），包括金器、木器、陶器、青銅器、絲織品、簡牘文書等品類。展覽緊扣中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歷史內涵的展示和價值闡發，緊扣絲綢之路文明交流互鑒歷史的闡明，充分展示新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歷史事實、考古實物、文化遺存。 金銀器 虎紋圓形金牌飾 戰國，直徑約5.3厘米，國家博物館藏。金牌飾用圓形模壓捶揲的方法制出一只凸起的老虎紋樣，整體卷曲成圓形，虎前體作曲立狀，昂首呈起躍式，肩部和臀部裝飾螺旋紋，飾有飛翼，后肢朝上翻轉，極富動感，屬于典型的歐亞草原風格的紋樣。 
八龍紋金帶扣 漢代，9.7×5.9厘米，1975年焉耆回族自治縣黑疙瘩墓地出土，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藏。金帶扣方尾圓首呈馬蹄形，扣孔窄小，扣舌較短，靠近前端有環孔，并裝有活動扣舌，用以扣住腰帶。金質模壓捶揲成型，鑲嵌多顆寶石。扣面凸顯1條大龍和7條小龍，設計繁縟。此類金帶扣流行于漢晉時期，出土龍紋帶扣的地區既是該時期中原王朝的郡地，如焉耆國、樂浪郡，也是漢文化的影響地區，受中原文化影響出現漢式穿云、浪龍、群龍紋不足為奇。以龍紋輔以掐絲、金珠等細金工藝，配“青碧、閔瑰”的寶石鑲嵌手法，應是受到北方草原民族金銀工藝的影響。 
土爾扈特銀印 清代，10.8×10.8×9.8厘米，1962年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烏蘇市征集，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藏。方形，鑄有蹲獸印鈕。蹲獸后足卷縮，前足支持地面，腹下空洞為鈕穿。獸有眉眼及雙耳，身上的毛皮為塹出。造型機警精巧，頗具動態。官印用滿蒙兩種文字刻出印文、監造機構，鑄造年號及編號則僅用漢文楷書刻于印側。這枚印章是清政府對東歸的土爾扈特蒙古諸部首領封爵賜印的歷史物證。清政府封賜渥巴錫“烏訥恩蘇珠克圖舊土爾扈特部卓里克圖汗之印”，“烏訥恩蘇珠克圖”意為“忠誠、忠順”“卓里克圖”意為“英勇、勇敢”，全印文即“忠誠的舊土爾扈特部英勇之王”。其他東歸蒙古首領也分別封爵賜印。該印即為其中的“烏訥恩素珠克圖舊土爾扈特北路盟盟長之印”。   青銅器 “君宜高官”銘文銅鏡 漢代，12.3×12.3厘米，1959年民豐縣尼雅遺址夫妻合葬墓出土，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藏。鏡圓形，橋鈕。鏡緣呈內斜的寬邊，邊緣與中間凸起的同心圓之間恰好形成凹槽。同心圓內飾兩組圖案：外圓是八個聯弧，聯弧間點綴小圓紋；內圓是圍繞鏡紐翱翔的四只蝙蝠紋，蝙蝠之間嵌“君宜高官”四個小篆漢字。紐孔內穿絲帶。銅鏡出土時裝在繡花的綺套內，放在藻奩的最上層。新疆吐魯番阿斯塔那墓地有類似形制的“君宜高官”銘文鏡出土，洛浦縣山普拉、尉犁縣營盤等亦發現有漢式銅鏡，體現了中原文化對西域的影響。  木器 箜篌 春秋戰國，75×12×28厘米，2003 年鄯善縣洋海墓地出土，吐魯番博物館藏。箜篌音箱頸和頸頭為一根圓木挖削成為一體，頸頭鑿孔裝弦桿。音箱長方形，底部中間有圓形發音孔，頸和音箱厚度相等，頸頭略寬扁，孔中插弦桿，弦首有明顯的五道系弦的痕跡。  陶器 人首微笑牛頭陶飲器 唐代，19.5×7.5厘米，1976 年和田市約特干遺址出土，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藏。陶飲器上部分是平寬沿口，人首，下部是牛頭式小圓孔。人首戴高頂螺帽，額廣眉隆，鼻梁堅挺，上唇上的胡須外展卷翹，厚唇似合非合，面帶微笑，下頜長須呈波紋。牛頭接緊人首頸部，微微上翹。牛角豎立攏圓，牛眼圓瞪，牛嘴撮攏成小圓。飲器上下兩部分內腔相通。這種飲器造型源自來通（Rhyton），即一種末端采用動物（或人形）的角杯，來通是小亞細亞和地中海地區常見流行的飲酒器具，反映了絲綢之路東西方之間的交流。  絲織品 藍地人首馬身紋緙毛布 漢代，116×48厘米，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藏。1984 年洛浦縣山普拉墓地出土，原為一大型壁掛的局部，后被裁剪成一條褲子，兩褲腿已分離。圖案為“馬人”，在藍色地上，由四瓣花組成的菱格內，織出人首馬身的“馬人”。雙手持一長管樂器作吹奏狀，身披獸皮向后飄揚；下部是在紅色地上顯出手持長矛的武士形象，武士深目、高鼻、厚唇，黑發曲卷垂肩，身著飾花帶的紅長衣。這種公元前后由西方傳到新疆的緙毛織物采用通經斷緯的織造技術，對中國唐宋時期緙絲工藝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煙色狩獵紋印花絹 唐代，44×29 厘米，1973 年吐魯番市阿斯塔那墓地出土，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藏。織物為多塊拼對復原，存左幅邊，平紋地。主圖案為一頭向右奔跑狀馬，上騎一回首射獅狩獵者，馬后為一立狀張牙舞爪獅子，獵狗追兔，獵鷹捕鳥，以及植物環繞狩獵者。整個畫面生動寫實，氣氛緊張。馬的頸后部有烙印，應為當時官馬的標記。圖案上下連續，左右對稱，反映唐代上層社會狩獵活動的一種情景。采用夾纈花板印花，先染絹為煙色，用模板夾緊織物，涂漿劑，除去深色，遺有淺白或淺黃色圖案，洗凈漿劑即為成品。這件典型的帶有薩珊王朝風格的狩獅風格織錦是絲綢之路上多種文化因素相互演化的結果。  書畫 《三國志·吳書·孫權傳》殘卷 晉代，72×22厘米，1965年吐魯番市英沙古城外佛塔內出土，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藏。該文書殘存40行，約570字，中有殘缺。文書出土的陶甕中還有 寫本佛經殘卷十三種、樺樹皮漢字文書、梵文貝葉兩片和回鶻文字木簡等文物。殘卷起自魏黃初二年（221）劉備帥軍伐吳，至吳黃武元年（222）九月，魏伐吳，權“卑辭上書”，及魏文帝曹丕回書止。   景龍四年卜天壽抄《論語鄭玄注》 唐，538×27 厘米，1967 年吐魯番市阿斯塔那墓葬出土，吐魯番博物館藏。此件文書為“唐景龍四年（710）西州高昌縣寧昌鄉厚風里義年”僅12歲的學生卜天壽書寫，內容為《論語》中《八佾》《里仁》《公冶長》三篇，以及《為政》部分卷末還寫有《三臺詞》《千字文》和其他詩句等。有意思的是，這位12歲的學生卜天壽，在做完作業后，還寫下了兩首充滿童趣的絕句，詩云：“他道側書易，我道側書難。側書還側讀，還需側眼看。“”寫書今日了，先生莫咸池（嫌遲）。明朝是賈（假）日，早放學生歸。”詩作生動刻畫出了頑童心理。這些隨手寫下的文字使得這 個卷子不再是冰冷的古籍，反而充滿了人類心靈今古相接的鮮活氣息。從文獻角度看，《論語鄭玄注》在唐以后就失傳了，雖然20世紀以來在敦煌、吐魯番等地出土了不少《論語鄭玄注》殘本，但卜天壽的這個抄本是這些殘本中保存較好且最長的卷子，為古代民間書法藝術以及儒家經典研究提供了珍貴的資料，現已列入第一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錄。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