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趙輝）博大精深的中國文化，悠遠綿長的中國歷史，為中華民族留下了許多歷史之謎，等待我們去破解，等待我們去發掘，等待我們去發揚光大。《尚書·費誓》與《詩經·泮水》所記錄的西周初年的魯國歷史，展現了中國商周之際一段光輝歷史，為中國夏商周歷史的破解提供了難得的原始史料，是漫長中國歷史與文化中難得的真實歷史畫卷。 “魯侯伯禽宅曲阜，徐、夷并興，東郊不開。作《費誓》。公曰：嗟！人無嘩，聽命。徂茲淮夷、徐戎并興。甲戌，我惟征徐戎。峙乃糗糧，無敢不逮；汝則有大刑！魯人三郊三遂，峙乃楨干。”《尚書·費誓》記錄了西周初年周公之子魯侯伯禽受封于魯國，參加平定“三監之亂”與“奄人、徐人及淮夷入于邶以叛”的“四國作亂”（《竹書紀年》）的歷史事件。 在《詩經》中的作品《泮水》詩篇中，也對魯侯伯禽參加平叛淮夷的討伐戰爭所取得的輝煌勝利做出了具體描述：“魯侯戾止，言觀其旂。其旂茷茷，鸞聲噦噦。無小無大，從公于邁。”“既作泮宮，淮夷攸服。矯矯虎臣，在泮獻馘。”“濟濟多士，克廣德心。桓桓于征，狄彼東南。”“既克淮夷，孔淑不逆。式固爾猶，淮夷卒獲。”“憬彼淮夷，來獻其琛。元龜象齒，大賂南金。”魯國的魯侯伯禽“從公于邁”在協同父親周公平定淮夷的戰爭，取得的勝利是輝煌的，有力地維護了西周王朝統治的穩固。實現了廣大中國地區的穩定與和平，為西周王朝初年的“成康盛世”做出了巨大貢獻。  歷代以來，中國學者長期認為《詩經·泮水》作品描述的是春秋時期的魯僖公戰勝淮夷之后，并以《左傳》的記載為證。《左傳·僖公十三年（前647年）》載僖公與齊、宋、陳、衛、鄭、許、曹“會于咸，淮夷病杞故。”又，魯僖公十六年（公元前644年）與齊、宋、陳、衛、鄭、許、邢、曹“會于淮，謀鄫，且東略也”。說明這幾次戰役，雖然戰功不大，但魯國是個積弱之國，能累次出師，爭伯中原，所以魯人寄望僖公，肆情歌頌。事實上，這種觀點是一種嚴重錯誤的歷史謬論，歪曲了中國歷史，對中國《詩經》文化的發揚光大是一種嚴重的傷害，將《詩經·泮水》的創作年代往后推遲了四百年，降低了《詩經》典籍的歷史與文化價值。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又豈是那些不求甚解者能附會的。 公元前1046年，周公追隨周武王伐紂滅商，建立西周王朝。周公被分封于魯地，爵位為公，建立魯國。但周公沒有去魯地就任，留下來輔佐周武王治國，周公之子伯禽被封為魯侯前往魯地代周公管理魯國。這就產生了魯國歷史上獨一無二的“魯侯”伯禽。魯國是西周王朝最高等級的“公”爵國，魯國國君在整個兩周時期都稱為“魯公”。但是，因為周公行政，周公之子伯禽管理魯國而封為“魯侯”，在周公去世后，魯國國君“魯侯伯禽”才正式稱為“魯公”。因此，在整個兩周時期，“魯侯”只是對伯禽的稱謂，“魯侯”與“伯禽”具有唯一對應性。因此，我們可以得出一個確定性的歷史結論：《詩經·泮水》產生于西周初年的公元前1040年時期，記錄的是西周初年周公之子魯國的“魯侯伯禽”參加平定淮夷叛亂的真實歷史。  在《史記·魯周公世家》中，對這一歷史記錄如下：“封周公旦于少昊之虛曲阜，是為魯公。周公不就封，留佐武王。”“周公恐天下聞武王崩而畔，周公乃踐阼代成王攝行政當國。”“于是卒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于魯。”“管、蔡、武庚等果率淮夷而反。周公乃奉成王命，興師東伐，作《大誥》。”“寧淮夷東土，二年而畢定。諸侯咸服宗周。”“周公卒，子伯禽固已前受封，是為魯公。”“伯禽即位之后，有管、蔡等反也，淮夷、徐戎亦并興反。于是伯禽率師伐之于肸，作《肸誓》，曰：“陳爾甲胄，無敢不善。無敢傷牿。馬牛其風，臣妾逋逃，勿敢越逐，敬復之。無敢寇攘，逾墻垣。魯人三郊三隧，歭爾芻茭、糗糧、楨干，無敢不逮。我甲戌筑而征徐戎，無敢不及，有大刑。”作此《肸誓》，遂平徐戎，定魯。” 通過對《史記·魯周公世家》所記載的周公與魯國國君伯禽的歷史事跡，對比《尚書·費誓》的記錄與《詩經·泮水》詩篇的內容，及其中的關鍵詞“魯侯”“伯禽”“淮夷”“徐戎”“東南”“魯人三郊三遂”“東郊”等等，我們完全可以得出一個歷史性研究新成果：《詩經·泮水》為歌頌西周初年周公之子伯禽征伐淮夷的詩篇，而非是春秋時期的魯僖公；“魯侯”為周公之子伯禽的專稱，使用年限只有十多年的時間；周公東征與魯侯伯禽建功立業的主要針對目標為淮夷。  周公與伯禽父子為何在事關西周王朝存亡的關鍵時刻，把“淮夷”作為重要討伐對象？魯侯伯禽為何對征討“東南”地區的“淮夷”所取得的勝利大肆歌頌？為何伯禽伐淮夷的勝利值得創作《詩經·泮水》來傳唱？這些與西周王朝的政權中心、中國的歷史文化有著密切關系。 周武王在伐紂滅商后，將殷商王朝的南都“大邑商”經營為西周的東都成周城。何尊銘文“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則廷告于天，曰：'余其宅茲中，國自之乂民’”記錄下這一歷史。殷商王朝的“大邑商”與西周的東都成周城，正是位于淮夷地區的“中國”四方湖古城，統治著富裕而廣大的東南氏族部落地區。淮夷部落的叛亂，無疑對西周王朝的統治形成了直接威脅。平定淮夷的叛亂，成為周公伯禽父子維護西周王朝政權安全的首要任務。于是，我們可以看到西周初年的“淮夷”成為西周王朝建立與穩固的關鍵對象，并伴隨著整個西周時期，成為左右西周王朝興衰的風向標。  西周王朝為何將東都成周，也就是中華民族最初的“中國”建立在淮夷的中心地帶？從《詩經·泮水》詩篇中，我們可以了解到其中的根本原因：“憬彼淮夷，來獻其琛。元龜象齒，大賂南金”。覺悟后遠程而來的淮夷，專程來奉獻其珍寶，大龜與象牙，巨大的美玉與南方的青銅器，應有盡有！這些淮夷地區的珍寶，正是構成殷商王朝商文化的基礎物資。商文化的甲骨占卜需要“元龜”，甲骨文需要甲骨來刻錄，制作殷商青銅器需要大量的南方青銅原料，殷商貴族身份需要美玉象牙來體現。所以說，殷商王朝將商都“大邑商”設立在淮夷的中心，以此來保障淮夷精美珍寶的貢賦，廣大東南地區氏族部落豐富物資的貢賦，就是一種歷史與王朝統治的必然。同樣，西周王朝繼承了殷商王朝的南方商都，而為西周王朝的東都成周。 近幾年很重要的三星堆遺址考古發現，出土的大量象牙與成堆的青銅器，與殷商王朝晚期年代相當，讓中國人感到很是困惑。莫非三星堆器物來自西方？莫非三星堆文化來自外星文明？也許《詩經·泮水》中記載的淮夷“象齒”“南金”，可以為破解三星堆器物來源之謎提供幫助。  當商周王朝都城建立在東南淮夷之地，淮夷與商周王朝的各種矛盾就不可避免。于是，在歷史文獻與出土甲骨文及青銅器銘文中，淮夷與商王朝的戰爭，淮夷與西周王朝的戰爭，就不可避免的屢屢發生。為了抑制淮夷的力量，穩定地統治東南地區，殷商與西周再淮夷中心設立一個“中國”城，以平衡東南各氏族部落的對立，也是一種歷史文化發展的必然舉措。這樣一個集合各地文化的“中國”，貫穿夏商周歷史的“中國”，才是真正傳承華夏文化的歷史上的“中國”。 總而言之，博大精深的中國歷史與中國文化，鑄就了偉大的中華文明；夏商周王朝與淮夷的交融，凝聚出“最初的中國”，成為華夏民族共同的精神家園。《詩經·泮水》與《尚書·費誓》及《史記·魯周公世家》，正是記錄淮夷之地的最初“中國”的歷史倒影，為中華文明探源與夏文化研究提供難得的原始“中國”印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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