濮陽西水坡蚌塑龍虎圖與華夏文明起源

牛素然

（濮陽市戚城文物景區管理處，河南 濮陽 457000）

1987年，濮陽西水坡考古遺址出土了三組距今6000多年前的蚌殼擺塑圖案（以下通稱“蚌圖”），由于第一組蚌圖（45號墓）中的龍形象與后期歷朝歷代龍形象極為相似，遂被譽為“中華第一龍”。不僅如此，三組蚌圖遺存規模宏大，內涵極為豐富，學者們從人類學、民族學、天文學等學科對其進行了全方位的解讀，認為它包含了華夏文明起源的某種內在機理，是以人神溝通、敬天祭祖為核心的華夏禮制文化的最早源頭。在梳理這些觀點的基礎上重新審視蚌圖龍文化遺存的學術價值，對中華文明探源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一、龍：“三皇五帝”的文化“胎記”

黃河流域是中華民族的搖籃，在這塊豐美的土地上孕育了眾多的中華先祖，廣為流傳的“三皇五帝”就是眾多先祖當中最為耀眼的歷史傳說人物，這些人物身上承載了中華民族繁衍發展最初的一切物質技術條件和生存美德，他們由此成為華夏文明起源的象征。而龍作為中華民族最為重要的文化符號，在華夏文明起源過程中自始至終扮演著獨特而重要的角色。

關于“三皇五帝”，其具體人物和排列次序在先秦時期的文獻中有不同的說法，到漢代，司馬遷《史記·五帝本紀》才把“五帝”固定下來，并為他們立傳，但他們都是華夏民族的先祖則是沒有疑義的。關于他們的傳說有一個最大的共同點，就是他們大多數與龍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如伏羲“龍身牛首”“受龍圖，畫八卦”“有景龍之瑞，故以龍紀官”（《左傳》），“黃帝鑄鼎騎龍升天”（《史記·封禪書》），“顓頊乘龍而至四海”（《大戴禮記·五帝德》），等等。“龍身”“乘龍”“御龍”的形象展現了遠古先民駕馭自然力、往來天地的宏偉想象。在迄今為止的史前考古發現中也不乏龍的身影，如湖北黃梅的龍、遼寧查海的龍、內蒙古赤峰的龍，可見上述先祖與龍的相關記載有著真實的歷史背景，并非后代史學家們的向壁虛造。那么，龍與“三皇五帝”這種親緣關系是如何產生的呢？它反映了怎樣的文化內涵？西水坡遺址出土的蚌圖龍文化遺存為我們提供了許多啟示。

文獻所載“三皇五帝”的事跡屬于考古學上的新石器時代，跨越了農業產生到夏代建立前數千年。西水坡蚌圖距今約6400年，與“三皇五帝”時期相當，因此，說蚌龍是“三皇五帝”時期的遺存是沒有問題的。從人類學來看，龍是原始宗教觀念的產物，體現華夏先民敬畏自然力的超自然想象，但與其他一般動植物的偶像崇拜不同的是，它是以動物形象為主體，經過了藝術加工，從而脫離了現實，成為純粹觀念的東西。西水坡45號墓中的蚌龍給人的第一印象是鱷魚，但其頭上有角，且躬身曲背似遨游天空，這些特征顯然和鱷魚有極大的差別，其藝術加工的痕跡十分明顯。墓主人駕龍馭虎，彰顯其非凡的身份。考慮到遺址的面積和三組蚌圖陪葬的規模，雖不能斷定他就是“三皇五帝”之一，但堪與他們比肩，應該是一個生前有功德的部落首領。正如王震中先生所說：“墓主人決非一般之人，也決不會是一個普通的巫師或薩滿，其身份應當是部落首領，同時也具有巫師的職能，既然可以乘龍而升天，當然可以'溝通’人與神之間的關系，甚至可以成為神的代表……部落中的社會權力通過宗教巫術禮儀在部落首領身上得到了較為集中的體現。”[1]117-118三組蚌圖相互關聯，構成復雜的巫術儀式場景，其等級超越了一般的自然崇拜，折射出先民的神權觀念和社會組織已經發展到一種高級形態。墓主人雖不是國王，但其神性已經與王權具有某種聯系。哈佛大學華裔考古學家張光直先生認為，與世界其他文明形態相比，中華文明形成的重要特征不是人與自然關系上技術條件突破造成的，而是部落首領通過高級巫術形式實現人神溝通的獨占，從而在人與人、人與社會關系上發生突破形成王權。在這里張光直先生指出了中華文明形成的獨特路徑，他進一步指出史前時代巫覡政治中對藝術和文字獨占對文明形成的催化作用。顯然，西水坡蚌塑圖案不是單純的生物描述，而是對現實動物的藝術加工，對龍的加工神化也體現著對王權的神化，是西水坡先民在精神意識領域對這兩種關系突破的體現。中國社會科學院馮時先生則指出：“中華民族對巨龍的崇拜，事實上就是對東方星宿的崇拜，而這一崇拜的緣起則在于諸星宿對遠古先民的授時意義。”[2]4145號墓蚌塑龍虎并列表明，先民升天的腳力不只有龍，還有虎，兩者皆為授時星象。而授時權的壟斷則是王權的直接來源。由此看來，西水坡蚌圖（包括第一組龍虎、第二組龍虎鹿以及第三組人乘龍）藝術形象的意義已大大超越巫文化內涵。神人兩界的劃分以及對升天、釋天（授時）權的壟斷，正是華夏禮制文化的源頭和精神內涵。第三組“人騎龍”圖案或許已經表明：虎只是陪伴，龍的地位已經凸顯。在漫長的王權累積過程中，“龍”作為與人神交流的重要媒介始終伴隨左右，人龍合一或相伴的形象在三皇五帝的神話傳說中屢屢出現，也是后世“龍的傳人”觀念的淵源。在秦漢文獻中，“三皇五帝”皆被視為有功德之人，盡管有學者認為，“三皇五帝”可能只是人格化的神或者部落徽號，我們也不能對號入座地證明西水坡45號墓主人是他們中的哪一個，但至少啟示我們，“三皇五帝”是史前時代有功德的先祖人格化的概括，而“龍”在與“三皇五帝”相伴締造文明的過程中被烙下了深深的文化“胎記”。

二、45號墓蚌塑龍虎圖：天文與人文的雙重意義

在對西水坡蚌圖內涵的研究中，對第一組蚌圖，即45號墓中的蚌塑龍虎圖的天文學解讀備受關注。中國古代天文學與“天命”“神權”等華夏文明起源的核心概念密切相關，因此，對蚌圖這一原始宗教文化遺存的天文學解釋對揭示文明起源的內在機理具有重要意義。

中國古代經典著作《易經·乾》中有“龍潛淵”“龍在田”“飛龍在天”的卦象，學界認為這是中國上古農業社會的授時星象，龍即二十八宿中的蒼龍星座。西水坡遺址第一組龍虎蚌圖和墓主人腳邊的勺形圖案等遺跡布局令人聯想到中國古代天文學的“四象”：蒼龍、白虎、朱雀、玄武。只是缺少了朱雀、玄武兩象。考古發現最早的天文學“四象”資料當屬湖北省出土的戰國曾侯乙墓漆箱蓋上的星圖，那么西水坡龍虎圖是否就是“四象”體系的雛形呢？

以中國天文博物館院長伊世同、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馮時為代表的一些學者在研究了第一組蚌圖的跡象后認為，“墓中的蚌塑遺跡構成了一幅完整的星象圖，其中墓主腳端由蚌塑三角形和兩根人的脛骨組成的圖像即是明確可識的北斗圖像，蚌塑三角形表示斗魁，東側橫置的脛骨表示斗杓，構圖十分完整”[3]93。伊世同先生則在他的《北斗祭》中熱情洋溢地謳歌這座遠古時期的宏偉巨制：試觀古墓天文圖所呈現的全局，就不難看出蚌殼擺砌的圖騰龍虎“已成為天上的星宿和星象，則斗魁用蚌殼，表明斗魁指天、在上；斗柄用人腿骨，表明斗柄指地、在下。在天、在上，為神、為鬼；在地、在下，為巫、為人。它實際地反映著古人頂天立地的幻想，所體現的是蒼天與大地的配合或聯系，是神、鬼、人的相互交往，是一幅遠古天人合一的圖像——天文圖”[4]168。之所以缺少“四象”中的朱雀與玄武，則被解釋為和農業生產中只有單季作物，因此時間上只有冷暖兩個季節相關聯。由此說明，中國古代天文學“四象”體系中東宮蒼龍遠在6000年之前即已出現。正如馮時先生所說：“蚌塑遺跡清楚地反映了北斗與后世二十八宿之東西二宮的若干星象，從而建立了中國古老的天官體系的雛形。”[4]195那么如何衡量45號墓天文遺跡在史前社會進程中的意義呢？

原始農業靠天吃飯，天因此主宰著先民的命運。巫師觀天象授農時，便自然掌握了對“天”的解釋權。這種觀天象的過程往往通過溝通人神的祭祀儀式來實現。西水坡蚌圖是一個規模宏大的祭祀儀式，體現了濃厚的政教合一特點：觀象授時既是公共職能，也是政治行為，表現為祭天與祭祖的統一。天象規律體現天命，氏族和部落首領則是天命的傳達者和執行者。權力就是這樣通過宗教祭祀逐漸得到集中、宣示和強化。伊世同先生說：“墓穴所具有的天文學意義與特殊葬儀足以暗示墓主人生前享有特殊的地位和權力……一方面，神秘的天文知識為極少數巫覡所壟斷，另一方面，這些擁有通天本領的巫覡又理所當然地被奉為氏族的領袖，天文學所具有的在確定這兩種人物身份方面的決定意義于西水坡45號墓中得到了充分體現。”[4]195西水坡第二組蚌圖右上角還擺放有一件精致的石斧，當是具有“神權”性質的法器，應是商周時代象征王權的青銅鉞的前身。

說到人神溝通與觀天象的關系，我們不得不提及顓頊“絕地天通”這一神話。這是史前時期一場意義重大的社會體制改革。《史記·五帝本紀》中已經提到顓頊“載時以象天”的功績，談到中國古代悠久的觀天制歷傳統，總會追溯到顓頊。中國古六歷之一《顓頊歷》以他的名字來命名就是充分的證據。但顓頊的功德還不僅止于一般的觀天象制歷法。《國語·楚語》載：“昭王問于觀射父，曰：'《周書》所謂重、黎實使天地不通者，何也？若無然，民將能登天乎？’對曰：'非此之謂也。古者民神不雜。民之精爽不攜貳者，而又能齊肅衷正……及少皞之衰也，九黎亂德，民神雜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為巫史，無有要質……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是謂絕地天通。”[5]559-562民風純樸的少皞時代，社會由統一的巫和覡主持祭祀天地祖先的事宜，使得部落長幼忠信，秩序井然。而少皞晚年，家家設巫通神祭天，與天對話，部落處于離心離德的狀態，社會開始走向衰落。顓頊接替少皞成為部落首領之后，設立專職的巫師重和黎與天對話，傳達天的旨意，普通民眾不能隨意獲取上天和祖先的旨意，從此天地人神溝通手段被獨占。這項重大的“政治體制改革”被我國著名的古史學家徐旭生先生稱為我國古史上第二個巨大變化。美國哈佛大學張光直教授在《美術、神話與祭祀》中曾對這場改革的意義作過精辟的論述：“自天地交通斷絕之后，只有控制著溝通手段的人，才握有統治的知識，即權利。”[6]29“權利”使得專職的巫師脫離農事，專職于“觀天象”“治歷法”。同時，專職的祭祀行為又是一種壟斷，這種行為經過漫長的演變逐漸變為國家意識形態的一部分，它催生了神權和王權的聯姻。顓頊改革，一方面為社會提供了統一的精神信仰，使之成為社會穩定秩序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又成為王權統治的工具。

2020年，考古工作者在河南省鞏義市雙槐樹遺址大型建筑基址內發現了用九個陶罐模擬的北斗九星天文遺跡，年代距今5300年，即仰韶文化中晚期。專家們認為，這一高等級的人文與天文遺跡融合的現象，是中國古代文明高度重視承天之命特征的早期典型代表。西水坡蚌圖遺存所代表的文明形態早于河洛古國，兩者一脈相承，是源遠流長的華夏文明在黃河流域起源發展的生動例證。

遠古先民對天人關系的獨特理解，發展到后來形成“天文”與“人文”相待而成的核心概念，如《易·賁卦·彖》所云：“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天文”即是以日月星辰運行、四季輪回等所顯示的自然規律；“人文”則是人類社會的組織原則和意識形態。古人認為兩者是相通的，由于天是不依賴于人的意志且掌控人間命運的存在，所以人事自然應該按照天地運動規律來比照安排。《易傳·系辭上》說：“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這正是中國等級禮制形成的哲學基礎和全部奧秘。

三、濮陽：“龍的傳人”的“祖庭圣地”

西水坡遺址龍虎蚌圖遺存發現之后，學者們自然也注意到蚌龍出土地位于黃河下游這一事實，將西水坡龍文化遺存與伏羲、“顓頊遺都”、春秋衛都帝丘（今濮陽）聯系起來，并結合文獻傳說相互印證，分析這一考古遺存在華夏文明起源中的意義。

位于黃河下游之濱的濮陽，自古就是顓頊及其部族的活動中心，文獻稱之為“顓頊之墟”（《左傳·昭公十七年》）。今天濮陽市西與安陽交界處仍有顓頊和帝嚳的陵墓，俗稱“二帝陵”。而“三皇”之伏羲、“五帝”中的顓頊、帝嚳、舜、禹或以濮陽為生活中心，或在這里頻繁活動，而華胥履大足印而孕伏羲神話的發生處——雷澤即在今天濮陽范縣濮城鎮一帶。對此，許順湛先生在《說雷澤》一文中有詳細的考證。帝舜在雷澤漁獵、在頓丘（今河南清豐縣）進行最早的商業交換，他一生下來，便龍顏大口，長大后險為同父異母兄弟落井下石所害，化為游龍而逃生。河北師范大學的沈長云教授還考證認為，濮陽是鯀、禹父子治水的主要地區，而他們一個是黃龍，一個是虬龍。諸多傳說使濮陽成為“龍的傳人”神話的最早發生地。龍與中華人文始祖的這種地域聯系并非偶然，而是史前先民數千年記憶的累積。濮陽建市以來，發現了數量眾多的新石器時代先民的聚落遺址，它們多集中在河岸兩邊的高地上，今天稱之為“丘”“臺”“墳”，如帝丘、瑕丘、鐵丘、蒯聵臺、霸王臺、公主墳，它們的年代前后延續數千年，與新石器時代相始終。人類的生產和生活離不開水，這些居址的選擇顯然是為了靠近水而又防止洪水泛濫侵害。文明因素的積累是以連續性的歷史發展為基礎的。從2010年到2013年，為了研究黃河文化在濮陽的發展歷程，首都師范大學在華龍區的范圍內配合基本建設新發掘多處史前到夏商周時期的遺址，如戚城遺址、馬莊遺址、鐵丘遺址，這些遺址內涵極其豐富，而且年代上也保持了從新石器時代到夏商周文化的連續性。長期關注濮陽地區遠古文明的首都師范大學考古文博學院院長袁廣闊教授推測，由于濮陽黃河淤積很深，一定還有許多未知的遺址埋藏于地下，其數量應該是驚人的。更為奇特的是，現有地面上的遺址多以五帝或相關的人來命名：如顓頊常樂亭、顓頊太子墓、顓頊皇姑墳、堯的兒子丹朱墓……這種命名起源于何時已無法考證，但其本質是借助這種方式傳承歷代對先民居址的記憶。

文獻所載的“五帝”時期相對應的考古學文化跨越了從仰韶文化到龍山文化數千年的歷史過程。處于仰韶文化中晚期的西水坡遺存無疑處于文明起源的一個極為重要的時期。該遺址初步探明約50，000余平方米，相比我國同時期的其他遺址，這一規模屬超大型的中心型聚落。同時出土的還有特大型的陶鼎系列以及陶器、石器、骨蚌器，以及大量的墓葬、房基、窖穴、灰坑等遺跡，而三組蚌塑龍虎墓葬遺存則是最為重要的。這些信息無疑說明：西水坡遺址不僅是中心聚落而且還是發揮著類似后世都邑的功能，或者說就是當時的都邑。而都邑正是一個社會進入文明時代的重要標志。從文獻記載到地下考古，再到民俗傳說，為西水坡龍文化遺存提供了極其豐富的佐證，蚌圖重要遺跡在濮陽出土并非偶然，而是華夏文明祖庭圣地濮陽所應有的杰出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