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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曉羽 夏厚楊 彩陶上的水波紋原始水崇拜意識最早起源于新石器時代的原始農業實踐活動。隨著原始農業、原始手工業的發展，華夏先民逐漸發展起了以農耕、畜牧為內容的生產經濟。隨著原始農業的發展壯大，水在其中所發揮的作用日益凸顯，并成為彼時華夏先民開展農業生產和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生產資料。 人們對黃河河神的崇拜，最早起源于新石器時代先民對水的祈求與崇拜。新石器時代的黃河流域氣候溫潤、土地肥沃，華夏先民在此聚族而居、繁衍生息。黃河洪水是生活在此流域的先民面臨的最大生存威脅。 甘肅省博物館藏新石器時代漩渦紋彩陶瓶 華夏先民面對洪水時，囿于認識所限，無法做出合理解釋，便產生了“鬼”“神”的意識聯想，將洪水視為“鬼魅般的存在”“上天的懲罰”。自此，水便成了原始宗教活動中的重要祭祀對象。 在黃河上中游地區的新石器時代文化遺址中，出土了大量帶有水波紋、漩渦紋等紋飾圖案的彩陶，表明這一時期先民對水的原始崇拜已經出現，并成為原始河神崇拜的起點。最具有代表性的是距今5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時代晚期的馬家窯文化。馬家窯文化村落遺址的位置一般在黃河及其支流兩岸的臺地之上，距離水源很近。這些遺址出土了大量刻畫著精美水波紋、漩渦紋等紋飾圖案的陶盆、罐、瓶、缽等器物。 新石器時代后期，隨著黃河流域原始社會農業經濟的發展，特別是制陶技藝的提升，陶器上的水波紋等水形圖案也逐漸由簡潔具象的線條向復雜抽象的意象表達演化。水形圖案的這一變化，表明水形圖案不僅僅表達自然水流，還帶著原始宗教色彩的烙印。 卜辭中的河神“河”，在我國古代專指“黃河”。卜辭中有大量關于先民向河神“求雨”“求年”“求禾”等祭祀活動的記載，顯然黃河在他們心中已經具備神的魔力?！昂印痹谝笮娌忿o中有4種用法，分別作人名、地名、水名、神名。作為祭祀對象的“河”，即為“河神”。河神在一、三、四期甲骨文卜辭中大量出現，祭祀待遇之高，祭物之豐盛，足以說明河神在殷代是極為重要的神靈。如《甲骨文合集》12853記載：“壬午卜，于河求雨，燎。”即為在河邊用燎祭的方式祭河神。又如《甲骨文合集》33270記載：“甲子，求于河，受禾?！币馑际窃诤舆吰砬笪骞蓉S登。這說明，在殷商時期，人們對河神的祭祀已經成為國家祈求風調雨順、戰爭勝利、占卜未來的重要宗教儀式之一。據不完全統計，殷商時期的甲骨卜辭中有關河神祭祀的不下500條。商周時期，河神祭祀被納入國家祀典，官方和民間皆祀之。作為國家重大事項的河神祭祀，便從此時起逐漸走向儀式化、正規化。 需要指出的是，殷人所生活的區域主要集中于現今黃河中下游地區的山西、河南、河北等地，其崇拜和祭祀的黃河河神，主要是與他們生產生活密切相關的某一段黃河或大小支流，而并非現代意義上的整條黃河。此時的河神，具有明顯的區域性。 何經鋒等人的研究表明，從一期甲骨文卜辭開始，河神就被認為與上甲、王亥一同擁有掌控自然的權能，這正是商部族早期首領借河神之力征服自然的重要原因。另外，河神還有佑助戰爭勝利的權能，表明河神還是商部族的保護神。此時，河神被賦予了更多人格化特征，不再是對一條河流的簡單神化。這種從物到人的崇拜思想演變，契合了中國古人從“自然崇拜”到“祖先崇拜”轉變的深層邏輯。 黃河河神的化身——河伯人們普遍認為，人格化的河神，即為我們所熟知的“河伯”。關于河伯的來歷，古籍中有諸多考證和解釋?！段倪x》李善注以川后為河伯；《三教源流搜神大全》以大禹為河伯。還有一種說法，河伯名馮夷、冰夷、無夷，其名始見于《莊子》《楚辭》《山海經》等書中。《龍魚河圖》記載：“河伯姓呂，名公子，夫人姓馮，名夷。”《圣賢冢墓記》曰：“馮夷者，弘農華陰潼鄉堤首里人，服八石，得水仙，為河伯?！薄渡癞惤洝の骰慕洝酚涊d：“西海水上有人乘白馬，朱鬣白衣玄冠；從十二童子，馳馬海上，如飛如風，名曰河伯使者。”《古今圖書集成·神異典》卷二七引《滑縣志》：“河侯祠在縣南一里。漢東郡河決，太守王尊以身填之，水乃卻。及卒，民為立河侯祠祀之?！?/p> 由此可以看出，關于河伯的來歷并沒有定論。但可以明確的是，此時的黃河河神，已經不再是一個想象出來的自然神，而是一個有血有肉有故事的現實人。被神化了的河伯，成為河神的完美代言人，具有了管水治水的社會功能屬性。這種身份轉變的根源在于“神為我用”的中國傳統實用主義邏輯。 最為人熟知的河伯故事，是西門豹治鄴。戰國時期魏文侯時，西門豹到鄴擔任縣令。西門豹了解到，那里的官紳和巫婆利用河伯娶婦勾結在一起危害百姓，便設計破除迷信，并大力興修水利，使鄴地再次繁榮起來。西門豹治鄴說明了在當時的黃河下游地區，祭祀河神在民間已經廣泛存在。 戰國時期，楚國的屈原留下名篇《九歌·河伯》，描寫了河伯與女神相戀的故事?！肚f子·秋水》中講述了河伯望洋興嘆的故事，描寫了一個知錯就改、有自知之明的河神形象。《尚書·周官》記載：“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岳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諸侯祭其疆內名山大川。四瀆者，江、河、淮、濟也?！薄妒酚洝ひ蟊炯o》記載：“東為江，北為濟，西為河，南為淮，四瀆已修，萬民乃有居?！睂S河河神的祭祀，承載著萬眾對國泰民安、福澤萬民的期許。同時，河神祭祀也成為周王室和各諸侯必不可少的政治活動。 隨著時代的發展，河神經歷了復雜的人格化、社會化演變過程，已經變成了承擔黃河治理使命的社會人，成為古代黃河文化體系中的重要一員。 歷代黃河河神祭祀《史記·封禪書》中的“（秦始皇時期）水曰河，祠臨晉（今陜西大荔）”是關于河神祠的最早記載。臨晉是秦朝最早的文化地域，臨晉河神祠是中國第一個專門祭祀黃河河神的場所，自此，黃河河神有了自己的廟祠。秦始皇重視黃河祭祀。“始皇二十六年，令祠官祀河瀆”，并把黃河祭祀納入國家祭祀名山大川的活動中，使江、河、淮、濟的四瀆祭祀在國家文化意識層面得到了確認和統一。這個時期的黃河河神，成為具有官方色彩的“河瀆神”，并成為全國四大河神之一。 四庫全書中關于河瀆祠記載 漢承秦制，延續了秦朝祭祀黃河河神的傳統。《史記》載，漢高帝二年（公元前205年），天下平定，下詔曰：“吾甚重祠而敬祭。今上帝之祭及山川諸神當祠者，各以其時禮祠之如故?！薄捌浜游嘴艉佑谂R晉”，即讓河巫在臨晉祭祀黃河。《漢書·地理志》中記載：“臨晉，故大荔，秦獲之，更名。有河水祠?！睗h朝祭祀黃河河神仍舊在臨晉。漢文帝十五年（公元前165年），修河瀆祠，又規定祭河“加玉各二；及諸祠，各增廣壇場，圭幣俎豆以差加之”。漢武帝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詔修河瀆祠。漢武帝參加瓠子堵口時，還親自到決口處沉白馬、玉璧祭祀黃河河神，并在《瓠子歌》（其一）中寫道：“歸舊川兮神哉沛，不封禪兮安知外?；手^河公兮何不仁，泛濫不止兮愁吾人?！?/p> 漢宣帝神爵元年（公元前61年），“詔歲祀河于臨晉”，“令祠官以禮為歲事，自是五岳、四瀆皆有常祀”，以此確定了五岳四瀆的祭祀時間、地點和祭品等，使五岳四瀆祭祀制度正規化。從此，五岳四瀆成為朝廷山川祭祀的首要對象，為后世所沿襲?！稘h書·郊祀志》載：“皆使者持節侍祠，唯泰山與河歲五祠，江水四，余皆一禱而三祠云……祈為天下豐年焉。”同時突出了泰山、黃河作為其中的重點祭祀對象，每年派使者到臨晉河水祠祭祀5次，祈禱天下豐收。記載漢代典制文獻的著作《漢官舊儀》中記載，祭祀四瀆，用三正牲（即豬牛羊）、玉璧、車馬等沉于河中。 三國時期，曹魏承漢制祭祀黃河，《三國志校箋》載：黃初二年（221年）“六月庚子，初祀五岳四瀆，咸秩群祀”，以五岳四瀆的祭祀為代表，重新建立起整個國家祭祀的秩序。 北周非常重視黃河祭祀，由于北周當時的疆域沒有達到其他三瀆，無法在三瀆原來的神祠進行祭祀，于是朝廷在北周的朝邑縣漢代黃河祠的基礎上建立了四瀆祠，用以祭祀四瀆?！短藉居钣洝份d：“四瀆大河祠，漢郊祀志云，祀河于臨晉。西魏文帝大統十三年（547年），于漢祠更加營造，因立四瀆祠于廟庭?！钡搅吮敝艽笙笤辏?79年），北周的疆域達到了其他三瀆，于是就在長江、淮河、濟水原來的神祠進行祭祀，唯有黃河祠依舊不改，每年派遣使者，用更多的玉璧和牲畜進行祭祀。 至隋代，隋文帝開皇十四年（594年）閏十月，發布詔書，加強河瀆祠的管理，專設一名負責人進行日常管理，并要求在河瀆祠多移植松樹和柏樹。隋代確立了以五岳四瀆、名山大川為首的祈雨制度，《隋書》記載的祈雨順序是先祈禱岳鎮海瀆及諸山川，7天后再祈禱社稷，7天后再祈禱宗廟。這一祈雨模式被后世所繼承。 唐代時，“歲祭河于同州”。唐以前，黃河河神的爵位，一直為“伯”，并不在王侯之列。但自唐起，黃河河神開始接受世俗化的等級尊封，并不斷被加封晉爵，開始逐漸抽象化、概念化、官僚化?！短茣し庵T岳瀆》記載，唐天寶六年（747年），當時“其五岳既已封王，四瀆當升公位，遞從加等，以答靈心”，于是“其河瀆宜封為靈源公”，“仍令所司擇日，奏使告祭”。河神由“伯”加爵成了“公”。 宋代時，黃河洪水頻發，河神祭祀也達到了高潮。“自京師至州縣，皆有其祀”，并“岳鎮海瀆之祀”，明確規定祭祀禮儀規格之事。宋太宗太平興國八年（983年），黃河在滑州（今河南滑縣）決口，“遣樞密直學士張齊賢詣白馬津，以一太牢沈祠加璧。自是，凡河決溢、修塞皆致祭”。其后，立秋日祀西海、河瀆并于河中府。宋太宗淳化二年（991年），定河瀆祭日及祭所，立秋日祀西海河瀆，并在河中府河瀆廟對西海進行望祭。宋真宗景德三年（1006年）七月，以汴口復通，祭河瀆之神。“十二月己卯，詔澶州于河南，置河瀆廟。初，帝幸澶州，大河不冰，虜若見陰兵助戰，故立祠?！彼握孀诖笾邢榉辏?008年），宋真宗“次河中府，幸舜廟，賜舜井名廣孝泉。度河橋，觀鐵牛。又幸河瀆廟，登后亭”。宋仁宗康定元年（1040年），又詔封河瀆為“顯圣靈源王”。河神由“公”上升為了“王”?？刀ǘ辏?041年）三月，以黃河水勢甚淺，致分流入汴未能通濟，遣祭河瀆及靈津廟。 金元時期，金世宗大定四年（1164年），詔以立秋祭河瀆于河中府。元世祖至元三年（1266年），元世祖下詔，于立秋之日“遙祭大河于河中府界”，“祀官，以所在守土官為之”。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正月，元世祖忽必烈對中書省官員說：“五岳四瀆祠事，朕宜親往，道遠不可。大臣如卿等又有國務，宜遣重臣代朕祠之，漢人選名儒及道士習祀事者?！倍?，給岳鎮海瀆加號封爵，四瀆為“王”號，封黃河河神為“靈源弘濟王”。元順帝至正二十一年（1361年）十一月，黃河自平陸三門磧下至孟津五百余里皆清，凡七日。順帝“命秘書少監程徐祀之”，并下詔加封河瀆為“靈源神祐弘濟王”。 至明代，明太祖朱元璋認為“禮所以明神人，正名分，不可以僭差”，于是下詔令“今宜依古定制，凡岳鎮海瀆并去其前代所封名號，止以山水本名稱其神”，黃河河神則被稱為“西瀆大河之神”。至此，黃河河神，由“王”上升為“神”?！昂槲淦吣辏?374年），令河瀆山西蒲州祭，又令春秋仲月上旬擇日祭”。明穆宗隆慶三年（1569年）八月，以洪水為患，穆宗命總督河道都御史翁大立祭大河之神。 清代，清順治三年（1646年），特封黃河河神為“顯祐通濟金龍四大王之神”；清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加封黃河神“昭靈效順”四字；清雍正二年（1724年）八月，下旨加“江海大神”封號，敕封黃河為“西瀆潤毓大河之神”。其河祠地點仍在山西蒲州。始建于1723年的嘉應觀（位于河南武陟縣）是雍正為了紀念在武陟修壩堵口、祭祀河神、封賞治河功臣而建造的淮黃諸河龍王廟，是中國最大的河神廟，其內供奉10位河神，享受國家層面的中祀。 宋代以前，祭祀河神的處所稱為河瀆祠，宋以后，改稱為河瀆廟。清代時，河瀆被封為四大王之神后，黃河兩岸又建有多所大王廟。關于河瀆廟，陳凱華的研究表明，河瀆廟共進行了三次遷徙，分別是秦至唐代的臨晉縣（朝邑縣）三河口、唐宋河西縣、宋以后的河中府城（蒲州城、永濟縣城）。河瀆廟在黃河以西的時間是秦漢至宋代天禧五年（1021年）約1200年，位于河東約900年。其遷徙的主要原因是黃河在小北干流左右兩岸的洪災。 除了官方對黃河河神的加封和祭祀外，民間黃河河神祭祀更加廣泛且影響深遠。以清代為例，祭祀黃河河神的大王廟，不僅在黃河中下游沿河地區廣泛存在，而且在江蘇徐州黃河故道沿河地區的8個州縣建有47座。 民間對黃河河神的祭祀規格也相當之高。以河南孟津地區為例，在舊時的傳統中，每年除夕都要牽羊擔酒，到大王廟獻羊敬酒。燒香磕頭之后，把熱酒灑在羊身上，如果羊身抖動，就表示神王已經領走了；如果沒有，就再次磕頭敬酒，把熱酒灑在羊身上，直到羊身抖動為止。之后將羊宰殺，大年初一五更到廟里上貢。 綜上來看，古人對黃河河神的崇拜與祭祀，自殷商開始，歷經幾千年，河神的形象由最初的自然神，發展成一個具有人格化、社會化、世俗化的社會神，到明清時期又演變成為人類英雄式的河神。無論是黃河河神崇拜祭祀的發軔演進，還是黃河河神崇拜的對外延展，無不反映出古人改造黃河、利用黃河的精神內核。 黃河滔滔，萬里浩蕩。河神祭祀承載著中華民族幾千年來對黃河安瀾、國泰民安的美好愿景。千百年來，河神祭祀作為國家重要禮儀大典，全國矚目，國家和人民對黃河的期望都在河神祭祀中得以體現，這是中華民族對黃河的精神寄托。今天，我們通過遍布于黃河兩岸的各類河神廟，依舊可以感受到歷史悠久、承載民族感情的黃河治理精神！ 河南滑縣大王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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