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們的“叔叔阿姨時代”，終于也不可避免的結束了 有個話題，在星球上被讀者點題很久了，那就是時下引發熱議的“厭童癥”問題。 最先引發此輪輿論風潮的，可能是網名蘇小懶的一位作家。她在微博上吐槽自己帶著孩子坐火車旅行，一路上頻繁被乘務員提醒不要因為孩子哭鬧驚擾到他人，蘇小懶站在母親的角度講述帶娃的不易，并對當下一部分年輕人對孩子哭鬧的“零容忍”表達了不解。
然后這則微博，很快成為了家長們的訴苦大會，隨之一個名詞流行起來了——“厭童癥”。 厭童癥，也就是討厭孩子，仇恨孩子，對公共場所別人家孩子哭鬧的行為沒有半分體諒、容忍，動輒選擇到網絡上進行曝光。在被各大未婚未育的群體罵了這么久的“熊孩子”、“熊家長”之后，家有幼兒的家長們總算抓住了一個名詞，可以進行還嘴和反擊了。 于是隨之而起的一場罵戰，迅速燎原全網。 家長們說：“你們是厭童癥！”“生個孩子是我的原罪么？”“你們以后的養老金還不全靠他了？” 而被指責的青年們則反擊說：“孩子熊你們還有理了是吧？”“我做個高鐵（看個電影）憑什么忍受你家孩子的吵鬧？”“你們就是熊家長。” 甚至我前兩天還看到這么一個雙方現場開撕的視頻：一輛高鐵上有個小孩全程哭鬧，還大力拍打座椅靠背，乘務員勸說未果，周圍的旅客怨氣滿滿。一個小伙子忍不住發聲，希望家長管一下小孩。 結果那個家長卻沒好氣地說：“那你應該跟他講啊。” 小伙子氣不打一處來：“你是他的監護人你有責任管孩子，他小孩子不懂事你還不懂事嗎？！” 結果那孩子的家長直接來了句：“那我把他弄死掉？我給他講他能聽得懂嗎？！”
更有趣的是這個視頻下面，你能看到大量“熊家長”和“厭童癥”在彼此扣帽子、捉對廝殺。雙方都站在自己的論點上出發，好像說的都挺有一定的道理，但都沒留半點口德，力爭把對方罵化了才痛快。 老實說，我其實挺不喜歡參與這種問題的討論的，因為在這類問題上，人們總難免屁股決定腦袋。甚至觀點高度被生活場景所左右的。 比如前兩天我去看電影，《長安三萬里》，那個電影我之前寫文章講過了，覺得拍的還不錯，但當天的觀影體驗卻并不美妙。原因就在于我后座就坐著一個三口之家，他家那兒子應該正在上小學的年紀，結果影片當中每當出現知名唐詩的時候，那孩子一定要大聲的搶先把它背出來——你知到小學生“有感情朗讀課文”的那種調調在成年人眼中有多尬，所以每當這片子要用唐詩烘托高潮的時候我都一定被強行出戲。觀影體驗真是一塌糊涂。 但我全程一直忍著沒有回頭提醒家長讓孩子收聲，因為不回頭我看也知道，家長多半是用一種鼓勵、欣慰的眼神看著自家兒子小小年紀就能背下這么多古詩詞的，更何況整個電影院里朗誦古詩詞也并不止他一家，臨到影片結尾處好多孩子都在嘈雜的背詩，整個電影院宛如一個嘈雜的小學課堂。而像我這樣的觀眾則基本已經棄療了，只是默默決定下次看電影一定要找沒孩子的場。 你看，這就是立場決定態度的問題，對像我這樣的成年觀影者來說，看電影當然希望環境安靜，可是對很多家長而言，他們假日一家三口買這張電影票，就是希望讓孩子對唐詩有個更直觀的印象。這究竟誰對誰錯呢？沒有對錯，只有立場。 孩子的成長的確是需要社會給與其更多的容忍的，這本身就是養育成本的一部分。但這個成本應該怎樣分攤支付，這是一個千古難題。 曾有人類學者考察過非洲的原始部落，結果發現一個很有趣的規律。生育在原始部落中呈現非常鮮明的馬太效應——族群越大、人口越多的部落，往往婦女的平均生育率也就越高。這跟現代社會人口密度越高的大城市生育率越低似乎是剛好相反的。那問題出在哪里呢？ 后來學者們在考察后發現，區別其實只在一件事上——集體撫養。 原始部落的成年人們往往是依靠血緣連接的，一旦有一個女性生了孩子，這個部落當中的所有成年人，都默認對孩子負有撫養的義務。 人類學者們甚至考證發現，很多部落中“媽媽”這個詞并不是專指某個特定的女性的，孩子對部落中全體成年女性族員都稱呼為“媽媽”，生母只是其“主要的媽媽”而已。 是的，很多文明在遠古時代都不約而同的選擇了“泛化父母”。這種文明史上的“趨同進化”是有好處的。那就是攤薄了人類原本過于高昂的生育成本。 眾所周知，養娃的成本是隨著生孩子數量遞減的，即便在生產力極度發達的現代，養兩個孩子的成本要小于養一個孩子的兩倍。 那么，在遠古時代，當一個部落的成員把她們生育的所有孩子都放在一個“大家庭”中撫養時，單個孩子的養育成本自然就被攤的低。這就是原始人部落人口越多、家族越大，反而越能生的秘訣。 而這個遠古秘訣，在古代中國也一直被使用，就是以《長安三萬里》為例，片中的主角高適被好友李白稱作“高三十五”。
這個稱呼來源就是唐代人是講“大排行”的，一個家族只要沒分家，所有兄弟、堂兄弟、遠支堂兄弟之間都共享同一個排行。所以有了“高三十五”“顏十二郎”這樣的稱呼。 而當一個非你本家的人，用這種排行稱你的時候，其實有點“套近乎”的意思，類似你在家排行老三，你走到社會上別人依然稱呼“三哥”。 與非洲一些母系部落中所有女性都被孩子叫做“媽媽”一樣。中國古代這種大家族中，所有同輩男性都被子輩認作是“爸爸”，于是就有了伯父、叔父、伯母、叔母這些稱呼。一 中國古代的大家族制，其最終目的之一也是為了攤薄核心家庭的生育成本。 這個體系，在近現代中國甚至一度曾被社會化、泛化。 我不知你注意過沒有——中國孩子與成人之間互相稱呼的習慣，放在世界范圍內看，其實也和“都是媽”的非洲部落一樣特殊。 孩子與成年人之間認識不認識，都會管對方叫“叔叔，阿姨”，而“叔叔，阿姨”們則稱呼孩子為“小朋友”。 你跟西方人說這個習慣，他們估計會像聽天書——彼此沒有血緣關系，你怎么能稱對方為Uncle、Aunt呢？今天的西方人，甚至連自己的親叔，親姨都一般直呼其名。更別說陌生人了。 你還記得小說《哈利·波特》，里面的小哈利等人剛一入學，就成了校長、老師們口中的“哈利·波特先生”“何敏·格蘭杰小姐”，西方陌生人之間互相稱呼時，總盡量避免這種擬血親稱呼。 更有意思的，是像日本這種曾經受儒家文化影響，后來又逐漸脫亞入歐、高度現代化、城市化的國家。 日本至少在昭和前期，社會上也和我們一樣，曾普遍讓孩子喊陌生長輩為“叔叔、阿姨”。 但隨著日本的現代化，這兩個稱呼的語義在日本出現了嚴重的異變。今天，你要是再用日語喊別人“叔叔，阿姨”已經幾乎跟罵人差不多了——“奧巴桑（阿姨）”的潛臺詞是諷刺或自嘲女性年老色衰，而“奧吉桑（叔叔）”則有點中年油膩男的感覺、普遍應用于“援交”等不可描述的行業中。
在日本“叔叔、阿姨”千萬不能亂叫。 總而言之，就是“擬血親”稱呼系統在日本解體了，而這個過程是與日本“核心家庭化”高度同步的。 城市化、工業化和現代化，讓日本人難以再維持那個傳統社會的默契——把別人的孩子一定程度上當做自己孩子來容忍。每個家庭各幼其幼，而與之相伴的，就是核心家庭撫養孩子的成本急劇升高，于是少子化問題隨之而來。 我覺得，當下這場“厭童癥”與“熊家長”論戰的實質，就是這個問題——我們的“叔叔、阿姨時代”也基本要過去了，現代的核心家庭代替了傳統大家族成為養育孩子的主體。年輕的男女性們不再有當陌生孩子“叔叔、阿姨”的自覺，而與此同時，家長們骨子里其實也不承認自己的孩子是陌生人的“小朋友”。雙方都正在以純陌生人的立場重新協調彼此關系，于是一些原本可以被容忍、視為尋常的事情就變得不可被容忍了—— 比如像孩子在公共場合吵鬧這件事，倒回二十年以前，這在中國可能根本不是一個問題。社會默認“叔叔阿姨們”要理所當然的忍耐孩子吵鬧。 但現在不行了，因為默認容忍這些行為、把陌生孩子視若己出的“叔叔、阿姨”們已經消失了。
行文至此，似乎應該說一些“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話，號召當代年輕人重新對孩子懷有“叔叔、阿姨”般的容忍。 但這種呼吁是沒有價值的，現代化是一種潮流，它要求卷入其中的每個人打破原先的家族、血親身份，以獨立個體的身份去參與社會協作。 這個時候，還要求年輕人以“叔叔、阿姨”的胸襟，忍讓陌生孩子，是一種不現實的——你要求他們以“擬血親”的身份去容忍孩子，那請問社會上的其他人是否也要按“擬血親”來對待他們呢？ 當他們上班遲到了，部門領導能像大哥一樣他們肩膀，不扣工資就算了么？ 當他們交不起房租時，房東能像自家大姐一樣，笑笑就給他們抹了么？ 這種人間自有真情在的劇情，如果在現實社會中已經那么稀少。那么憑什么要求年輕人一方面頂住社會的毒打，另一方面向陌生的孩子播撒寬厚和溫情呢？ 這不現實。 一說到厭童，很多人會提到韓國厭童問題的甚囂塵上，甚至連“無兒童餐廳”“無兒童咖啡館”都搞出來了，但韓國作為一個曾深受儒家思想浸潤的國家，如今之所以這么厭童，說到底還是因為這個國家的生存壓力實在太大了。當社會以刻薄待年輕人，再多的教育也無法讓年輕人對孩子報之以溫厚。
所以，我們在道德上提倡“尊老愛幼”的同時，必須在法制上同時尊重每個人都有維護其私人邊界的權益。你乘坐公共交通時想有一個相對安靜的環境，買張電影票想清清靜靜的把電影看完，約朋友吃個飯，不想在嘈雜喧嘩中用餐。這些訴求都是正當的，需要被尊重，或者像韓國那樣建立區分，讓有此需求者花錢買也可以。 而家長們與其指責他人“厭童”，不如將精力放在呼吁社會建立更多對兒童更友好的空間上去。當下中國的“厭童派”與“熊家長”之間矛盾這么尖銳，說到底是我們的社會給兒童營造專屬空間的投入是十分不夠，不得不讓有兩種需求的人混雜在一起，寄希望于“叔叔、阿姨”們容忍照顧孩子。而現在，既然要鼓勵生育，解決少子化危機，那么社會就應該加大相應的投入，而不是放任雙方進行戾氣十足的底層互斗，這種爭論，除了轉移矛盾、進一步推高生育成本、讓人更不敢生外，毫無價值。 全文完 本文4000字，感謝讀完，長文不易，喜歡請三連加關注，多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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