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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先達（1930—），江西鄱陽人。著名哲學家，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教授，中國人民大學首批一級教授。本文回顧了他的求學經歷，在中國人民大學從事馬克思主義哲學教學、開展學術研究等情況。 本文為陳先達自述，采訪時間為2011年5月25日，由中國人民大學校史研究室負責采訪、錄音整理并結合陳先達教授本人提供的材料進行編輯。本文收錄于《求是園名家自述》第二輯。
家鄉記憶 我1930年出生在江西鄱陽。鄱陽是鄱陽湖濱的一個小縣城，后改為波陽，現又改回鄱陽。知道鄱陽的人不多，可鄱陽湖無人不知。高中畢業以前，我都沒有走出過鄱陽鎮。幾十年過去了，舊時小鎮風貌仍然引起我對青少年時的溫馨回憶。江西自宋代以后出過一些名人，就拿我們那個不起眼的縣來說，宋代著名文人姜夔和洪邁兄弟給它增添了不少光彩。盡管如此，新中國成立前我的家鄉仍然是窮鄉僻壤。我的家是一個普通商人家庭。我們家祖祖輩輩都是漁民，在鄱陽湖的風浪里捕魚為生。“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那是詩人眼中的鄱陽湖。可對漁民來說，“無風三尺浪”，葬身魚腹的危險使他們對鄱陽湖敬畏如神。我父親從小在漁行里當學徒，后來打拼到自己當漁行老板。我從小見到的是魚、漁民、剖魚的女工、腌魚的師傅，聞慣了魚腥氣和鹵水味。 當我只有六七歲的時候，家里送我到不遠的一家私塾中“發蒙”。先生是依靠教書為生的老先生，在我們那個小小縣城里很有名氣，很受家長的尊重。他年紀大，身體又不好，經常靠在床上讓大點的學生為他捶背捶腿，時不時地轉過臉來對著我們坐在位置上的小學生大喝一聲：“念書！”于是我們就像小和尚念經一樣，搖頭晃腦一通。這樣讀了兩年，背會了《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這是70多年前的事了，老先生早已作古，留下的只有老先生不茍言笑、捶背捶腿的印象。后來我上了景德寺小學，學新式的國語、算術。小學畢業以后讀中學，開始讀的是師范，讀了半年，后來轉學到正風中學。這是所私立學校，辦得還不錯，后來一解放，私立學校取消了，合并到鄱陽中學。我實際上1949—1950年在鄱陽中學讀了一年高三就畢業了。在中學讀書時，語文老師偏愛我，可數學老師對我很頭痛，數學能及格就是偉大的勝利。我最喜愛的是文學，最美的夢是當作家，在昏暗的豆油燈下讀唐宋詩詞是我最大的樂趣。我父親曾希望我能繼承他的事業，可是我和所有的知識分子一樣，具有濃厚的“士大夫氣味”，瞧不起商人，視之為“市儈”，認為最榮耀的還是讀書。 從復旦大學到中國人民大學 1950年考大學，兩所大學都錄取了我。我是家里第一個大學生，也可以說是我們陳氏家族最早的一名大學生。復旦大學是歷史系，南昌大學是文史系。復旦的錄取在先，而且對于從小生活在小縣城的我來說，還是愿意到更大的世界去看看。于是我選擇了上海，選擇了歷史，雖然文學的吸引力更大些。從此我離開了生我養我的故鄉。 我們那個時候上大學最大的特點是課堂教學不多，但社會實踐比較多。比如我就到皖北五河縣等地參加過土改；抗美援朝時，我到上海市里進行抗美援朝宣傳；“鎮反”的時候參加“鎮反”宣傳。那個時候國家處在一個剛剛解放的變革時期，所以社會實踐比較多一點，不像后來學習那么正規，但是對我們搞文科的人來說，這還是很重要的經驗。 大學我學了三年就提前畢業了，跟大四的一塊兒畢業，被分配到中國人民大學學哲學。那時學的專業是指定的，現在的年輕人不易理解，可對我們這一代人來說，祖國的需要就是自己的選擇。我們那一代人的思想和現在年輕人的思想不一樣，我們想的是自己是國家培養的，畢業了，一切都要聽黨的安排，分配工作也是這樣。按照現代年輕人的觀點來看，這樣個人的積極主動性少了，服從性多了，可是這也有好的方面，就是我們對自己的工作單位和崗位比較忠誠。我在人民大學工作了一輩子，從來沒有想過找一個更好的地方去做個兼職，或者利用自己的聲望去做些什么，從來沒有那個想法。我想的是，我是人民大學的，我就熱愛這個地方。 我入校那年，就是1953年，人民大學招的研究生特別多，過千人。那時不是導師制，而是研究班。學員主要是從全國來的大學畢業生，也有一些調干生。我們班，就是1953—1956年馬列主義研究班哲學分班，年齡最大的一位老大姐徐鴻來自延安，是個“三八式”；最小的是福州大學的應屆畢業生李月英，我們管她叫“小麻雀”，前些年在福州逝世。從專業學習的角度看，當時我們班的同學中，沒有一個原來是學哲學的。著名的紅學家李希凡原來是山東大學中文系的，李秀林是山西大學教育系的。我也是這樣，讀中學時都沒有聽過“哲學”這個詞，在復旦讀的是歷史系，對哲學也一無所知。但我們都在哲學班學習，畢業后，不少同志在哲學領域都作出了貢獻。我自從在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研究班學習，便與哲學終生結緣。可以說，我與哲學是舊式婚姻，先過門，后戀愛，在分配到哲學專業以后，逐步培養起對哲學的感情。 當時給我們上課的主要是蘇聯專家，比較著名的一個叫凱列。我們的課程主要是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此外還有其他理論課，如中共黨史、政治經濟學、聯共（布）黨史。我們也學點自然科學，如物理學、心理學、生物學，都是一些入門的、普及性的知識，但對我們學哲學來說還是有幫助的。我們哲學課開始是蘇聯專家教，先后聽過幾個專家的課，但大部分哲學原理課還是蕭前老師講。當時的蕭前老師風華正茂，不到30歲，一表人才，口才又特好，講課生動機智，每節課都有思想火花，很受學生們的歡迎。蕭前老師是新中國成立后馬克思主義哲學學科的奠基者，為社會主義新中國培養了大批馬克思主義哲學人才，他也是我走上哲學之路的引路人。在當今中國哲學界或各大學哲學系，很多學術骨干都是蕭老師的學生，蕭老師可稱得上是桃李滿天下，至于再傳、三傳乃至四傳弟子，更是遍及全中國，甚至海外。蕭老師對中國版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教科書的建設也是功不可沒。他不僅是艾思奇主編的哲學教科書的重要參加者，而且親自主編多個版本的教科書。這些教科書是全國同類教材的母本，在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教學中發揮了重要作用。飲水思源，中國哲學界永遠不會忘記蕭老師的貢獻。 我三年研究生班最大的收獲是學到了一些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基本觀點，摳了幾本經典著作。盡管當時理解并不深，但總算打下了一點兒基礎。就我個人的體會來說，這些基本理論和原著的學習的確是終身受益。特別是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從這些著作中，我學到的東西比從其他任何哲學家那里學到的要多得多，受益最多，它教會我如何思維、如何寫文章。 留校從事哲學教學與研究 1956年從研究生班畢業以后，我留在哲學系工作，那年哲學系剛建系。我剛開始留下來，是當馬克思主義研究班的輔導教員。蕭前老師講課，我和李秀林輔導，一人分兩個班當輔導員。 當時我剛工作，就在《教學與研究》上發表了第一篇文章，題目是《張東蓀哲學思想批判》。當年我正年輕，不知深淺。那時《教學與研究》的主編是王南同志，這是一位非常健談、學識淵博的同志，為人非常熱情。我的這篇文章就是他編發的。我記得他在編發文章過程中多次問我：“是不是抄的？”我說：“不是，是我自己寫的。”他是“老八路”，我是小青年。他這樣問，說明他直率，也說明他認真，怕刊物上出現“文抄公”，損害刊物的名聲，也是對青年作者的愛護，怕我剛上文路，就摔跟斗。第一篇文章的這點小趣事，我至今仍然沒有忘記。我到現在寫文章仍堅持說自己的話，寫自己的想法。這應該是我第一篇文章的第一位責編的功勞。 文章發表后拿了一百多元稿費，當時就像中了大獎、發了洋財一樣，不知道怎么用。請朋友“搓”了一餐，買了雙皮鞋，還剩下不少。對現在的青年來說，發表一篇文章不值一提，整本的著作都不稀罕。可對當時的我來說，這是一個巨大的動力，它引發了我寫作的興趣和自信心，也使我懂得寫文章的基本道德——不能當“文抄公”，要“為文有道”。這個“道”不僅是文中之道，而且是文外之道，即作者的人品。從這篇文章起，我與《教學與研究》結下了不解之緣。我既是《教學與研究》的長年讀者，也是它的作者。無論作為作者還是讀者，我都獲益良多。20世紀60年代的上半期，我經常為《教學與研究》寫點東西。當時哲學不像現在這樣掉價，還算是熱門專業。除了寫點理論性文章外，我和李秀林及哲學系其他同志經常寫點哲學教科書中某章如何講授之類的輔導性文章，常用的筆名是顯達、湘達。這些文章是為教學服務的，說不上有什么水平，不過對我自己來說，卻是練筆的機會。《教學與研究》可以說是我的“第二所大學”。 后來我就開始教書，給本科生上課，教哲學。期間也經歷了多次政治運動。開始“反右”，后來“反右傾”，因為我們是年輕教員，也沒有在運動中受太大的影響。1964年，中國人民大學成立馬列主義發展史研究所，我調到所里工作。“四清”的時候，我去了湖南湘潭，在麥子石公社搞“四清”運動。當時我們是全體去的，同時回來的，時間也不是特別長，前后可能就是六七個月或者七八個月。“文化大革命”期間，我基本上是“逍遙派”，參加一個組織也是掛名的，一般都不怎么參加活動。因為我們當時都是一般教員，所以也很少或者幾乎沒有受到這些政治運動的影響和沖擊。我在馬列主義發展史研究所一直工作到“文革”前期，后來去了江西余江“五七”干校。我是第一批去的，1969年12月27日去的，1972年回來的，前后三年。雖然我家在江西，但當時也很少回家，就回過一兩次。從江西回來后，當時中國人民大學已經解散了，我就跟著馬列主義發展史研究所分配到北大哲學系。1978年中國人民大學復校我就回來了，還是回到馬列主義發展史研究所，一直做研究。1987年，我調回哲學系當系主任，任了兩屆，至今我仍在哲學系任教，基本上是這么一個過程。除了下放勞動和中國人民大學解散以后在北大待了幾年之外，我都在人民大學。到現在，我在哲學系待了50多年。2011年，系里給我們這些老同志舉行了一個從教55周年紀念會。 我的學術道路和治學經驗 我雖說是1956年開始從事馬克思主義哲學教學的，但實際上到粉碎“四人幫”為止，這20多年時間里，真正坐下來研究的時間很少，寫的東西也不多，算是學術空白期。真正安下心來做點學問，還是從粉碎“四人幫”以后開始的，準確地說，是從20世紀80年代初開始的。在此以前，我的教學和研究主要是側重于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從20世紀70年代末開始，我逐步把重心轉向馬克思主義哲學史，尤其是馬克思的早期思想。這個轉軌并不困難。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和馬克思主義哲學史本來是不可分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史，無非是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的創立、發展的過程，離開了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也就沒有馬克思主義哲學史。反過來說，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無非是馬克思主義發展史的結晶。如果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沒有自己的歷史，沒有經歷創立、發展、成熟的過程，也不可能有科學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的出現。在我自己對馬克思主義哲學史的研究中，我深感熟知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的重要性。 我之所以轉向哲學史，是我對當時國際和國內的思潮有點看法。我感到在國內外有人竭力鼓吹把馬克思主義人道主義化以及片面理解異化理論，明顯曲解了馬克思的實際思想歷程。不從歷史著手，很難說清楚這個問題。粉碎“四人幫”以后，我發表的第一篇文章是1981年刊在《哲學研究》上的《評費爾巴哈在馬克思早期思想中的地位和作用》，對當時流行的用抽象人道主義曲解馬克思主義的觀點提出了批評。接著我又寫了《馬克思異化理論的兩次轉折》，發表在《中國社會科學》雜志上，對抽象人道主義進行了抨擊。 1983年1月，在紀念馬克思逝世100周年之前，我和靳輝明合著的《馬克思早期思想研究》出版了。在這本書中，我們對當時國內外矚目的重大問題，諸如人道主義、異化等，都發表了看法。我們認為，學術上的不同見解，應該允許爭鳴。后來我又寫了《評西方馬克思學的“新發現”》、《評資產階級人道主義的出發點》等文章，繼續發表自己的看法。1987年我出版了《走向歷史的深處——馬克思歷史觀研究》。這本書突破了1983年我與靳輝明合作的《馬克思早期思想研究》的范圍，對馬克思的歷史觀進行了較系統、完整的探討。這本書還得了北京市哲學社會科學特等獎。 1989年，我和我的兩位學生合作，出版了《馬克思恩格斯哲學思想研究總覽》一書。1990年8月，《被肢解的馬克思》出版。這本書我醞釀了很長一段時間，這是一本理論著作，也是一本歷史著作，它對當代西方各種企圖肢解馬克思主義的學說進行了批判性的考察。我的幾個學生協助我共同完成了這個工作。在此之前，1982年，我與馬列主義發展史研究所的幾位同志合作，出版了《馬克思恩格斯思想史》，這是國內第一部對馬克思恩格斯思想進行綜合研究的專著。它力圖從馬克思主義三個組成部分的相互作用中來揭示馬克思主義發展的歷史。1988年我主編的《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教程》出版了，這本書的特點是把馬克思主義作為一個整體來論述。如果說《馬克思恩格斯思想史》著重的是歷史考察，那么《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教程》則著重的是理論的論述。 這些年我一直沒有停止寫作，一直到現在我還是繼續寫東西。我覺得文章好壞不是取決于寫文章的時間，而是取決于平時的積累，所以我學習的最好習慣是作筆記。我寫了很多讀書筆記，隨時有什么感想都寫下來，要寫文章的時候這些都能用得上，而不是臨時去思考、去找材料。我老打一個比方，說我寫文章就像農民蓋房子一樣，平常有點磚頭、瓦塊、木材都堆在那兒，需要的時候我把它拉過來進行整理、構建，而不是臨時去找書。我讀任何一本書都要留下自己的感想，連書里哪兒有什么評價，哪句話對我有影響，三百字、五百字我都把它寫下來。我1995年開始學電腦，從那以后這些年差不多所有的文章都是我自己用電腦敲出來的。學會用電腦有不少好處，可以跟人家用電子郵件聯系，也可以上網看看東西。 到晚年，我自己的哲學思路和文風都有點改變。我到晚年逐步意識到我離生活太遠，離群眾太遠。真正的哲學應該是扎根自己的靈魂深處，是自己最有深切體會和認識的東西。可我寫的東西基本上都是書本上的資料，缺少個人的體悟。我寫的文章或書，這個論，那個論，說實在的我并無真知灼見。馬克思早期思想的評價問題、馬克思的歷史觀及其形成的實際歷史過程，或人道主義、異化問題，等等，這都是世界性的難題。我談論的都是我的才力所不及的問題。人們都知道寫小說、搞文藝強調深入生活，要有生活積累，難道哲學家就有權寫自己一無所知、僅僅從書本上看到讀到的東西嗎？哲學能不能有另外一種寫法，寫自己稍微熟悉的、在實際生活中摸得著的東西，有真情實感的東西？我想可以。于是我嘗試寫短的，自己有點真實感受的、不是大塊頭的東西，于是陸續出版了《漫步遐思》、《靜園夜語》、《哲學心語》和《回歸生活》四本哲學隨筆。這四本書前后寫了10年。但如果有想法，我還寫點長文章。自中國人民大學出版六卷本《陳先達文集》和北京師范大學出版上述四本哲學隨筆后，這幾年我在《中國社會科學》、《哲學研究》、《馬克思主義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學報》和《教學與研究》等刊物上，就一些哲學和文化問題發表了些文章，涉及的都是當代的一些大問題或熱點問題，不過是一家之言，不一定得到贊同。如果可能，以后也許會結集出版，好在都是我自己敲出來的，有電子版。 如果問我這一生從事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和寫作有什么經驗的話，我只有三句話： 一是問題應該是現實的。所謂現實，并不是說哲學都要直接討論現實政治問題或社會問題，而是要能從哲學高度為正確認識和解決自己面對的重大現實政治問題或社會問題提供哲學智慧。哲學關注現實的方式當然應該是哲學的。那種認為哲學關注現實就沒有哲學味，是舊哲學的偏見。馬克思主義哲學如果不關注現實，它就不可能產生，也沒有必要產生。《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第十一條是馬克思主義專業工作者任何時候都不能忘記的。其實，如果我們能把現實問題轉化為哲學問題并提供解決問題的哲學視角，這就是哲學水平，是最高的哲學水平。 二是理論分析要深刻。“理論”組詞倒過來就是“論理”。真正的理論就要論理，不講理就不是理論。要讓人接受馬克思主義哲學，必須有說服力，最大的說服力就是文章中的“理”。如果一篇文章無理可說，全是新概念、新術語，云山霧罩，就不能稱之為理論文章。 三是表述要通俗。寫文章，淺入淺出沒水平，淺入深出低水平，深入淺出才是高水平。特別是馬克思主義理論文章，應該注意文風。馬克思主義哲學既是一門“高深”的學問，同時又是大眾的哲學，是只有通過宣傳大眾、交給大眾才能發揮作用的學說。馬克思主義大眾化問題應該包括在馬克思主義的本質與功能之中。晦澀不應該是哲學的本性。連康德這樣以晦澀著稱的哲學家都主張文章應該通俗，應該大眾化，他深以自己著作難懂為憾。我多次引用過康德的這段話：“缺乏通俗性是人們對我的著作所提出的一個公正的指責。因為事實上任何哲學著作都必須是能夠通俗化的，否則，就可能是在貌似深奧的煙幕下，掩蓋著連篇廢話。”不能認為凡看不懂的就是好文章。曲高和寡，對于馬克思主義哲學文章來說，并不是優點而是缺點。 對我來說，不用為個人生活情況自危，因為我們現在已經是吃也有限、穿也有限，說老實話，國家給我們的待遇完全夠了，我完全能安靜下來讀我的書，非分之想我沒有，也不需要。我們年輕的時候是國家供給時代，等于是計劃經濟時代，一切都給你安排得好好的，用不著操心個人的生活，畢業后工作了，房子給你分配了，看病公費醫療了，孩子上學不要錢，看病也不要錢。現在這些都沒有了，一切都是個人的，所以現在年輕人跟我們不一樣了，年輕人有年輕人的壓力。人不可能沒有物質利益，特別是年輕人，又要房子，又要車，小孩又要上學，這一系列的問題都是問題。情況不一樣，可以理解。所以并不是說不能為了個人利益在外面講講課、賺點錢，那并不妨礙，但個人的欲望應該有個止境，因為你要無限地追求的話，那學問就沒法搞，所以一定要把自己的學術本位堅守住，千萬別單純為了錢耽誤了自己的學術生命。我想，我們既然在高等學校工作，我們就應該把做學問、教學作為自己的重要任務，在這個崗位上就應當承擔這個責任，這是作為教師最起碼的要求了。 我對自己的評價 我雖已80多歲了，但經歷很簡單，只有兩個字：學校。從讀書到教書，一生都在學校。 讀書，我主張要讀雜點。我是搞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當然喜歡讀馬克思主義經典。但馬克思主義經典以外的書，中國哲學、西方哲學方面的書，我也讀點，不能一無所知。對于一個馬克思主義哲學工作者來說，讀書太窄，范圍太小，局限性太大。至今我仍以讀書太少、知識面太窄為憾。我總是告訴我的學生要精讀馬列原著，但也讀點別的書。雜食有益，生理如此，精神亦如此。 對于教書，我最大的優點是認真，無論是對本科生還是對博士生都比較認真，絕不講沒有準備的課，講課不能隨隨便便地應付，一定要認真準備，而且務求達到講一堂課有一點思想、能給他們一點東西，而絕不是這堂課聽下來是“白開水”，很少出現這種情況。我講課很少照著書本去講，都是講我自己所想、自己所研究的有體會的東西。我講的東西就是我未來的文章，我的文章的重要內容就是講的東西，教學和研究結合起來，基本上就是這么一個關系。 我這個人沒有多大成就，但有一點就是：我從不隨風倒。往好處說是學術操守還可以，難聽點是頑固、保守，腦袋后拖著一條傳統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長辮子。傳統馬克思主義已經成為一個貶義詞。不過我不這樣看。真理無新舊，傳統不等于錯誤。觀點不管新舊，重要的是要真道理而不是假道理。我最看重的是平實，最反對的是裝腔作勢。真理是平凡的，閃爍的不一定是金子。這句話，我信服。 當然，人最難評價的是自己，因為人無法把自己對象化，變為自己認識的對象。尤其是學術觀點，幾乎是自己的學術生命所系。在自己學術觀點的范圍內評價自己的學術觀點，簡直不可能。不過我還不那么頑固，誰駁倒我，我心悅誠服。在不少問題上我可能與時下一些人的看法不一樣，我不怕別人背后指指點點。做人要怕別人戳背，做學問不要緊。做人應該求同——合群；做學問可求異——堅持自己的觀點。如果寫文章從眾，不如不寫。 我堅信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性、真理性。我讀的東西不多，但就我接觸過的書本而言，我深感沒有一種哲學社會學說像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和它的世界觀方法論那樣，能使我們對當今世界問題的觀察“心明眼亮”。無論是對蘇聯解體的教訓的總結，還是對當代西方資本主義的本質及其矛盾的觀察，對當代世界金融危機的本質的分析，對新中國成立60多年歷史經驗的總結，如果摒棄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指導，往往不得要領，甚至是一大堆廢話和謊言。 以哲學為業就是以思考為業。這決定了從事哲學研究是一種痛苦的、折磨人的職業，它不斷地拷問自我。對我來說，闖進哲學殿堂純粹是偶然的。我像一個走錯了教室的學生，逐步被講臺上老師博大精深的知識征服了。在半個世紀中，我曾聆聽過一些哲學大師們的講課，也閱讀過一些哲學名著，可似懂非懂。應該說，我是個蹩腳的學生。在哲學的海洋里，我至今仍然是在深不及膝的淺水中試步而已。生命不止，思考不止。這就是我的哲學探索之路。 個人簡介： 陳先達1953年從復旦大學歷史系畢業后，被保送到中國人民大學馬列主義研究班學習。1956年5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7月畢業后留哲學系任教。 1964年，中國人民大學創辦我國第一個馬列主義發展史研究所，他被調入該所從事馬克思主義哲學史研究工作，成為新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史研究領域的拓荒者 之一。“文革”中國人民大學停辦期間，被分配至北京大學。復校后回校，1986年被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批準為博士生導師。1987年任哲學系主任。1991 年開始享受政府特殊津貼。2009年獲評中國人民大學首批一級教授。曾任第三屆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學科評議組成員、北京市哲學會會長、歷史唯物主義學會會 長、全國高校“兩課”教學指導委員會委員。現任全國哲學社會科學規劃哲學組組長、北京市社科聯常委、中國歷史唯物主義學會名譽會長、教育部社會科學委員會 委員等職。 陳先達長期從事馬克思主義哲學和馬克思主義哲學史的教學與研究工作，善于把馬克思主義哲學放到一個宏大的歷史背景中進行研究，并 從整體上把握馬克思主義。個人著作有：《陳先達文集》（6卷）、《回歸生活》、《哲學心語》、《靜園論叢》、《處在夾縫中的哲學》、《信仰與探索》。與其 他學者合著有：《馬克思早期思想研究》、《馬克思恩格斯思想史》、《被肢解的馬克思》、《人的哲學》等。此外，主編了《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教程》、《馬克 思主義哲學原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研究》等著作。著作和論文多次獲獎，其中:《被肢解的馬克思》1992年獲第二屆吳玉章獎一等獎；《走向歷史的 深處——馬克思歷史觀研究》1994年獲北京市哲學社會科學特等獎，1995年獲國家教委優秀科研成果一等獎；《漫步遐思——哲學隨想錄》1998年獲北 京市哲學社會科學一等獎；《人文學科在社會主義文化建設中的地位》1999年獲中宣部第七屆“五個一工程”獎；《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研究》2001年 獲北京市哲學社會科學一等獎,2002年獲吳玉章獎優秀成果一等獎；《論馬克思與馬克思主義》2003年獲中宣部第九屆“五個一工程”獎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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