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寅與武英殿修書處共同創造了清代中央官刻書的繁榮，是清代出版印刷史研究中無法回避的一個課題，曹寅承刻欽頒《全唐詩》是其比較重要的一項活動。從以當時人記當時事的金埴《不下帶編》對曹寅刻書活動的記述[1]，到民國陶湘《清代殿版書目》對揚州詩局刻書的情有獨鐘[2]，之后談版本、出版印刷史的論著都在說曹寅刻書，但真正研究曹寅刻書的并不多。周勛初《敘〈全唐詩〉成書經過》是第一篇全面考察揚州詩局刊刻《全唐詩》的論文，挖掘第一手文獻，論從史出，堪為典范[3]。謝國楨《從清武英殿談到揚州詩局刻書》介紹金埴“康版”之說，并對金埴推崇曹寅的說法做了進一步的闡發和說明，認為曹寅是康熙朝開精寫精刻之風的代表人物[4]。潘天禎《揚州詩局雜考》對曹寅在揚州奉旨刻書、楝亭藏本的刊刻、殿本與揚州詩局刻書、以及“康版”問題等，進行了認真而細致的辨析，時有灼見[5]；李致忠《清代刻書考述》[6]、盧秀菊《清代盛世之皇室印刷事業》[7]、韓文寧《曹寅和揚州詩局及其刻書》[8]、竇秀艷《清代刻書家曹寅》[9]、吉少甫《曹寅刻書考》[10]、黃進德《曹寅與揚州書局》[11]等等，都對曹寅刻書做了深淺不同的論述，曹紅軍《曹寅與揚州詩局、揚州書局刻書活動考辨》[12]及其博士論文《康雍乾三朝中央機構刻印書研究》[13]對揚州詩局與揚州書局的關系提出了新的看法。美國耶魯大學教授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著《曹寅與康熙：一個皇室寵臣的生涯揭秘》（Ts'ao Yin & The K'ang- His Emperor）則是迄今為止唯一一部全面探討曹寅生平功業的論著[14]。還有王澄編著《揚州刻書考》[15]及一大批目錄著作。這些研究成果都是我們可以借鑒的重要資源。在此，筆者不揣淺陋，對曹寅暨揚州詩局刊刻《全唐詩》談談自己的研究觀點。
一、揚州詩局與《全唐詩》的刊刻
康熙四十四年（1705），康熙帝第五次南巡，三月“十七日，駕幸蘇州，駐蹕行宮。……十九日……上發《全唐詩》一部，命江寧織造臣曹寅校刊，以翰林彭定求等九人分校，照常升轉。”[16](P677－678)《進全唐詩表》也說：“康熙四十四年三月十九日奉旨頒發《全唐詩》一部，命臣寅刊刻，臣定求、臣沈三曾、臣中訥、臣從律、臣士鋐、臣樹本、臣鼎晉、臣汪繹、臣嗣瑮、臣梅等校對。”[17](P4)可知這時間是無誤的，此為受命由來。其時曹寅的本職是江寧織造（官署在今南京），并正在首次兼任兩淮巡鹽御史任內①。
康熙帝把刊刻《全唐詩》的任務下發給曹寅后，即著手安排編校人員。《圣駕五幸江南恭錄》記載，康熙四十四年三月十八日康熙帝駐蹕蘇州，彭定求等“俱赴行宮叩賀”，三月二十日，“賜蘇州各鄉紳彭定求等每位茶食，滿點一盤”。康熙帝探問了彭定求的病，賜其御書新詩一幅，說：“汝學問好，品行好，家世好，不管閑事。”“命就揚州書局與校《全唐詩》，許銷假照現任官升轉。定求在局二載，竣事即還，亦未嘗銷假也。”② 三月二十二日“傳上諭，諭江撫宋行文召翰林汪士鋐、汪繹、徐樹本，欽召纂修書史”[18](P601)。四月初六日，“駐蹕杭州，召……鄉紳沈三曾、邵遠平、談九乾、沈愷曾、楊中訥、陳恂、查嗣瑮、陳邦彥，俱進行宮做詩，題目賦得……”[18](P605)，四月二十四日，在常州府“又召在省鄉紳王澤弘、熊潚、王材任、車鼎晉、從澍、潘從律、黃六鴻等進宮朝見考詩”[18](P611)。這里彭定求、汪士鋐、汪繹、徐樹本、沈三曾、楊中訥、查嗣瑮、車鼎晉、潘從律九位都已出現，雖然有幾位沒有“命就揚州書局與校《全唐詩》”、“欽召纂修書史”這樣的文字記載，但結合曹寅康熙四十四年五月初一日的奏折：“臣寅恭蒙諭旨刊刻全唐詩集，命詞臣彭定求等九員校刊。臣寅已行文期于五月初一日天寧寺開局，至今尚未到揚，俟其到齊校刊，謹當奏聞。又，閏四月二十三日，有翰林院庶吉士臣俞梅赴臣寅衙門口傳上諭，命臣俞梅就近校刊全唐詩集。欽此。”[19](P32)我們可知包括后來增加的俞梅，這十位江浙兩省在籍翰林都是康熙帝欽點來編校《全唐詩》的。彭定求也說：“康熙乙酉三月，上巡幸江南，簡在籍翰林官十人校刊《全唐詩》于揚州。余林居既久……”[20](P741)為什么起用江浙兩省在籍翰林？周勛初認為這是因為當時任務緊迫，采取的非常措施，以“就近”的原則，臨時湊起的一個班子，這也表明這項工作似乎并不是早有完整的計劃然后按部付之實踐的[3](P186)。周勛初在文中還用朱彝尊《合刻集韻類編序》的記載印證了《四庫全書總目》提法兩者的一致。那么，從“康熙四十二年圣祖仁皇帝御定”[21](P1725)，到康熙四十四年，也有兩年的時間，完全用不著這么匆忙，這個問題還有待繼續探討。
曹寅奉旨的同時，就領到了《全唐詩》的底本。周汝昌《紅樓夢新證·史事稽年》，在征引了王士禛《分甘馀話》卷四“唐詩統簽”條，并略述諸家記江寧（曹寅）收唐詩事后說：“疑曹氏早聚唐集，至刊《全唐詩》，其意殆曹寅啟之，康熙特以名義條件為助耳。”[22](P344)周氏此疑當是胡適所說“大膽的假設”，但無法“小心的求證”，因為沒有史料依據。宋犖記載“上發《全唐詩》一部，命江寧織造臣曹寅校刊”，康熙帝《御制全唐詩序》也說：“朕茲發內府所有《全唐詩》，命諸詞臣合《唐音統簽》諸編，參互校勘，蒐補缺遺。”[17](P2)可知康熙帝頒發《全唐詩》一部，命曹寅刊刻是確鑿無疑的。
康熙帝頒發給曹寅的《全唐詩》就是季振宜編輯的《全唐詩》。揚州泰興季振宜為清初藏書大家，凡宋元舊刻及其鈔本，幾乎無所漏略，其編次的《全唐詩》有717卷。季振宜《全唐詩序》說：“顧予是集竊有因矣。常熟錢尚書曾以《唐詩記事》為根據，欲集成唐人一代之詩。蓋投老為之，能事未畢，而大江之南，竟不知其有此書。予得其稿子于尚書之族孫遵王，其篇帙殘斷，亦以過半，遂踵事收拾，而成七百十七卷。”③ 顧崧于康熙十四年（1675）九月晦日所撰《書〈唐詩目錄〉后》一文云：“先生乃奮然羅列各家之集及唐宋人選本，上至武德，下迄五代；人自為集，冠之以傳，條晰次第，會合其全，而又以所藏宋本、秘鈔校讎同異，誤者正之，疑者釋之，編葺數年，方獲成稿。隨命書傭繕錄正本，將付棗梨，以廣其傳。全唐之詩，庶幾備矣。先生之功，不亦偉哉！”[23]季振宜《全唐詩》原稿本（即底本），或整書、或剪貼地匯入了各種唐人別集或總集，并有三種顏色的校讎文字。季振宜在成稿后曾繕錄一正本，而將其原稿本贈予顧崧。在顧崧的《書〈唐詩目錄〉后》之后，還有一篇“長洲周麟”的題辭：“維兄閑居無他嗜好，每優游于圖書彝鼎間，以寄其性情意趣之所至。游跡半天下，與太興季氏交最逆。侍御捐館后，為文述知己之感，令閱者淚下沾襟。又嘗為余言滄翁生平纂著甚富，即所見類集《全唐詩》，十年始成，備極大觀，副本存憩閑堂中。吳江俞無選《唐詩正》，適余下榻樓頭，借登中、晚未經見者，厘為《續遺》四卷。卯歲杪秋，維兄重加編輯，于自述內獲見贈言，因次原韻，所識風雅未墜之云爾。”[24]周麟所謂的“副本”是相對于季氏原稿本而言的，所以存于憩閑堂中的“副本”應當就是顧崧提及的季氏命書傭繕錄的“正本”（即清稿本）。季振宜繕錄出“正本”（清稿本）的目的是“將付棗梨，以廣其傳”，但季氏在撰寫《全唐詩序》后的第二年即故去。以后是經顧崧之手，將這部“正本”（清稿本）轉售給徐乾學，大概在康熙二十五年（1686）四月康熙帝下詔訪輯經史子集后不久，徐乾學就將他從顧崧處購得的這部季氏《全唐詩》進呈御覽了。葉德輝說：“其后季氏之藏，半由徐乾學傳是樓轉入天府。”[25](P254)徐乾學歿于康熙三十三年（1694），季氏《全唐詩》入宮時間應在此之前。這部謄清的“正本”（清稿本）進入內府以后，康熙帝于康熙四十四年三月十九日，即在第五次南巡期間，將其頒發給江寧織造曹寅，并成為了康熙《御定全唐詩》的重要底本。正如周勛初指出的，《御制全唐詩序》“朕茲發內府所有《全唐詩》”的“所有”只是一個從屬詞，并不是康熙帝將內府所藏各種唐詩版本都交給曹寅。曹寅在揚州設局刻《全唐詩》時，從康熙帝那里只領到一部季振宜的《全唐詩》[3](P187)。
曹寅奉旨后，即積極著手籌備“期于五月初一日天寧寺開局”，將揚州詩局建在天寧寺，并全身心地投入詩局的工作④。天寧寺在揚州城北，為清初揚州八大剎之首，相傳晉代為謝安別墅，晉安帝義熙年間就別墅建寺，有尼泊爾名僧在此譯《華嚴經》，歷史悠久。康熙三十八年（1699）、四十二年（1703）、四十四年（1705）南巡，康熙帝都曾駕幸天寧寺，足見康熙帝對此寺的重視。而且天寧寺寺宇宏敞，便于大規模開展編校刻印工作。曹寅于康熙四十四年七月初一日奏折：“臣因掣鹽往來儀真、揚州之間，董理刻書，隨校隨寫，不敢少怠，謹此奏聞。”[19](P32)八月十五日奏折：“但臣鹽務任滿，即匍匐謝恩，以伸伏馬戀主之誠。所有詩局寫刻人工，雖經細心挑選甚多，而一二細碎事務，亦所時有，擬于暫交臣李煦代為管理，俟臣回南，仍歸臣身任其事，庶不致有誤。”[19](P33－34)表明曹寅在鹽差任滿進京謝恩的時候，詩局工作才暫交李煦代為管理，一俟謝恩事了，回到南方，仍親自管理詩局之事，不由現任鹽差李煦照管。
編校詞臣是陸續到位的。五月一日開局時，僅俞梅一人到局；彭定求等陸續于五月內到任；汪士鋐可能是丁憂居喪的緣故，七月一日仍未到局[19](P32)。
曹寅、彭定求等人即以季振宜《全唐詩》為底本，參考明胡震亨輯《唐音統簽》等書，開始制訂新編《全唐詩》刊刻凡例。曹寅在康熙四十四年七月初一日和八月十五日的奏折上分別寫道：“臣即將全唐詩及統簽，按次分與，皆欣歡感激，勤于校對。其中凡例，欽遵前旨，除一、二碎細條目與眾翰林商議，另具折請旨外。”[19](P32－33)“臣同翰林臣彭定求等十員，商酌校刊全唐詩凡例，進呈欽定。”[19](P33)《御制全唐詩序》說：“朕茲發內府所有《全唐詩》，命諸詞臣合《唐音統簽》諸編，參互校勘，蒐補缺遺。”[17]（P2）從此中可以看出曹寅是遵旨草擬凡例，以季振宜《全唐詩》與胡震亨《唐音統簽》作為基礎，應該是康熙帝的旨意。周勛初在詳細考察《全唐詩》成書經過后，指出“季振宜的《全唐詩》和胡震亨的《唐音統簽》二書都是揚州詩局工作時的主要依據，但在開始分派任務時，則是以季書為底本，御定《全唐詩》中各家詩人集子中的作品編次差不多都照襲季書，因此，季振宜《全唐詩》是更為重要的編寫依據。”[3](P195)《四庫全書總目》說：“以震亨書為稿本，益以內府所藏《全唐詩集》。”[21](P1725)有些含糊其詞地降低了《全唐詩集》的地位，這是因為四庫全書館臣不了解《御定全唐詩》的實際編書情況。周勛初說，因為乾隆時特殊的政治情況，“不便強調季書的重要作用”，四庫全書館臣故意顛倒事實，“玄燁把季振宜的書交給曹寅刻印，提到季書時不提編者姓名，曹寅等人也不提該書具體情況，頗有存心攘人之美的嫌疑”[1](P195－196)，則是偏激之詞。當時無論是康熙帝還是曹寅，都無意攘奪季振宜編書之名，《御制全唐詩序》及《御定全唐詩·凡例》都有明確文字，《四庫全書總目》即據以敘述，可證康熙帝、曹寅并無攘名之嫌。
《全唐詩》刊刻的凡例、規制等細節均需由康熙帝欽定，曹寅在康熙四十四年（1705）七月至十月的奏折中曾多次請示。《御定全唐詩》凡例共23條，在體例上破除了前人編選唐詩時，用初、盛、中、晚四期以劃分唐詩的標準。例如第十條寫道：“唐人世次前后最為冗雜，向來別無善本，《全唐詩》及《唐音統簽》亦多訛謬。應以登第之年為主；其未曾登第，及雖登第而無考者，以人仕之年為主；處士則以其卒歲為主；若更無卒歲可考，則就其贈答唱和之人先后附入。其他或同賦一體，或同應省試，并以類相從，不必仍初、盛、中、晚之舊，割裂年代前后懸殊。”[17](P3)按作者時代先后順序編排，仍先帝王后妃宗室之作，后百官士人之詩。《全唐詩》所收諸家詩前后次第比較系統連貫，且其校勘頗善。凡例中論述校勘的，如第十七條有關詩集所憑版本問題的論述：“詩集有善本可校者詳加校定，如善本難覓，仍照全唐、統簽舊本，以俟考證。”[17](P4)精選版本，兼及石刻。“集外逸詩，或見于他書，或傳之石刻，應旁加搜采，次第補入，以成全書。”[17](P4)這也就是《四庫全書總目》所說的“以震亨書為稿本，益以內府所藏《全唐詩集》。又旁采斷碑殘碣、稗史雜書之所載，補苴所遺”[21](P1725)。為刪除蕪雜，補拾遺漏，曹寅“遣人四處訪覓，添入校對”[19](P33)，這些都保證了校刊的質量。從《凡例》不難看出，曹寅等人并不是簡單照搬他人成果，而是在吸取前人精華的前提下，精心創建了《全唐詩》的新體系，因而才贏得了行家康熙帝“凡例甚好”[19](P33)的嘉獎。
適值此時刻書中正流行軟字精刻風尚，《全唐詩》自然不能例外，曹寅對此特別重視。要寫刻這樣大部頭的書籍，書寫尤須精工，曹寅特上奏康熙帝說：“臣細計書寫之人，一樣筆跡者甚是難得，僅擇其相近者，令其習成一家，再為繕寫，因此遲誤，一年之間恐不能竣工。”[19](P33)為此，曹寅于七月專門召集文人訓練名手繕寫和雕刻《全唐詩》，并不惜因此而延誤整個項目的進程。《全唐詩》字體參用唐代歐陽詢、元代趙孟頫的筆跡，九百卷前后字體幾近一致，寫得一筆不茍。這是由于曹寅特別重視手寫上版“寫刻”的結果。因為字體風格獨特，所以一舉成為清代雕版史上的杰作、康版的典范。
在一切都停當之后，曹寅乃“欽遵校刊”，正式進行《全唐詩》的編校寫刻。翰林們勉力校勘，“疲腕勉為舒，昏眸庶復拭。”[26](P6b)汪繹有《和忍齋校書述懷疊韻見示》云：“唐賢千八百，分校百之十。勘讎儼對簿，出入多恐失。”[27](P197－198)，可見其認真之狀。彭定求也說他：“其在揚也，客舍凄清，庖湢不具。散帙編摩，訂疑晰誤。虛懷咨訪，心手交悴。每當朋曹廣坐中退然若不勝衣。……而血疾時作，作亦旋止。與余別時，視君顏色固當無恙，孰知其逝期迅速至此也。”[20](P742)汪繹素有血癥，駐局初期“血疾時作，亦旋止”，漸而“病來益頹惰，研匣經時拭”[27](P197－198)，病入膏肓。合查嗣瑮《東山將歸常熟》[28](P96)和汪繹《次韻答忍齋查浦送別》二詩觀之，四十四年（1705）秋汪繹即回籍調養。后或再赴而返，次年五月十二日病故。是時，“遺孤尚在乳抱”⑤。彭定求有詩悼曰：“才名籍甚動簪紳，仙骨姍姍本軼塵。匝歲論交情似舊，魂銷一別甫經旬”。“緣何嘔血事酸辛，詞翰研精便損神。從此騷壇風月地，共應垂淚惜斯人。”[29](P6a)沈三曾在詩局期間，與彭定求“短榻同聽蕭寺雨，扁舟并采野塘香”[30](P14b－15a)，最為親密。曹寅四十五年七月初一的奏折將其列入“有病或告假者”中，但未提及病情，不久病故。兩人可算是為編校《全唐詩》而殉職的了。堅持到參加了四十六年上半年校刊《全唐詩》的結束工作的，現查到的有彭定求[31](P248－251)、汪士鋐[32](P367－369)、查嗣瑮[33](P745)三人。
曹寅康熙四十四年十月二十二日的奏折：“校刊全唐詩，現今鏤刻已成者，臣先將唐太宗及高、岑、王、孟肆家刷印，裝潢一樣貳部進呈。其紙張之厚薄，本頭之高下，伏候欽定，俾臣知所遵行。尚有現在裝潢數十家，容臣赴京恭謝天恩，赍捧進呈御覽。”康熙帝朱批：“知道了。樣本都改過發回。”[19](P34)《全唐詩》大規模的刊印工作自此開始，揚州詩局進入刊刻工作的高峰期⑥。校刊翰林們已完全領會了康熙帝的要求，編校中再無疑礙。寫手刻工經過前期的培訓磨合，俱已熟練，進展神速。今本《全唐詩》900卷計9814頁，除去先前所試刻少部分外，平均每月刊刻在1000頁以上，在雕版印刷時代這個速度是相當快的。
康熙四十五年（1706）二月二十八日的奏折中，說：“又詩局翰林官等，校修唐詩，今年可以竣事。”⑦到了七月初一奏折：“遵旨校刊全唐詩集，目下刊刻只剩五百余頁，大約本月內可以刻完，八月內校對錯字畢，即可全本進呈。共計有十二套，除春間所進二套外，又校對得六套，謹裝訂進呈御覽，伏求圣訓俯鑒錯誤，指示臣等，使得刊改歸正，以成一代之書。再，眾翰林同臣公具一折，敬求御制詩序，闡獎唐賢，昭垂萬世，使間氣英靈，永傳不朽。臣等草形蟻質，亦獲掛名其間，已列銜具公本叩求。”康熙帝朱批：“刻的書甚好，等細細看完序文，完時即打發去。”[19](P40－41)至此，《全唐詩》的校刻工作已接近尾聲。九月十五日奏折：“今有刻對完全唐詩九十套，進呈御覽。其余俱已刻完，月內對完，即行刷印進呈，合并奏聞。”⑧ 《進全唐詩表》說：“于康熙四十五年十月初一日書成，謹裝潢成帙，進呈圣覽者。”[17](P4)康熙四十六年四月十六日，康熙帝《御制全唐詩序》寫成頒發，補刻詩序，冠式書前。《全唐詩》的刊印工作即全部結束。全書分裝12函，函10冊，是為《全唐詩》初印本，無校閱刊刻官職銜名頁。現在談《全唐詩》版本的似乎都沒有注意到該初印本。
到《全唐詩》再印時，康熙帝諭旨在書前加上校閱刊刻官職銜名頁，曹寅為此于康熙五十年（1711）三月初十日奏：“臣于康熙四十四年奉旨命臣校刊全唐詩，久經告竣進呈，此皆皇上圣心獨運，定為必傳之書，臣同諸官不過較字督工。今準翰林咨，奉圣諭并鈔列臣等銜名，刊刻款式到臣，謹遵旨補入刊刻。”[19](P83)對于這個加了校閱刊刻官職銜名頁的《全唐詩》版本，這里之所以強調是再印本，而不是初印本加上校閱刊刻官職銜名頁，是因為比較故宮博物院圖書館所藏這兩種版本的《全唐詩》，不只是后本增加了校閱刊刻官職銜名頁，兩個本子的版心尺寸也略有差異。這當是康熙四十五年刻成的書版，到康熙五十年再印時，書版發生了收縮。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10月影印的《全唐詩》，應該就是增加了校閱刊刻官職銜名頁的康熙五十年再印本，這是需要指出的。
《全唐詩》雕版的板片因曹寅的關系收藏在江寧織造局里，道光四年編刊的《上元縣志》卷末《遮佚》曾記“《全唐詩》板藏織造漢府”，但其后下落不明。而稿本《如我談·新〈全唐詩〉木板》中卻有記述：“漢府存貯康熙間《全唐詩》木板一分，計十二部。每部十本，共十二架。每年刷印若干，即責成案書陳瑞承辦。自夏月江溢為災，未能移避。迨予至時，業已架傾，板漂過半矣。予咎難辭，為一生之憾事也。”⑨ 由此可知，道光二十五年（1845）陳坦園蒞任江寧織造局以后，曾逢長江洪水泛濫，由于交接脫節，事出倉猝，對《全唐詩》板片沒有采取“移避”措施，半數以上一被大水沖掉了。陳坦園為此惋惜不止，抱憾終生！⑩
二、揚州詩局的經費不是來自兩淮“鹽羨”
近代版本學家陶湘在為《清代殿版書目》寫的序《清代殿版書始末記》中說：“兩淮鹽政曹寅以鹽羨刻《全唐詩》，軟字精美，世稱揚州詩局刻本，以奉敕，亦稱內府本。”[2](P65)陶湘自稱“予購求殿板書，起光緒十五年己丑，訖民國十六（應為“八”）年己巳，得百數十種。按代為次，編目以存”[2](P68)，對殿版書有長期的研究，因而他的說法影響很大，“曹寅以鹽羨刻《全唐詩》”，長期以來幾被奉為圭臬。
謝國楨在《從清武英殿談到揚州詩局刻書》一文中說：“這里指的'康版’，就是在康熙四十年間指令江寧織造曹寅設立揚州詩局訓練名手雕刻《全唐詩》的事情。這件事，是由江寧織造兼兩淮鹽運使曹寅，以鹽余的款額，承擔起來設立揚州詩局編刻《全唐詩》的任務。”[4]
潘天禎《揚州詩局雜考》說：“至于揚州設局的經費，陶湘說是來自兩淮'鹽羨’，大致可信。這種官辦書局，經費充裕，其規模非私營書坊可比，僅用一年零五個月的時間就刻成寫刻精美的《全唐詩》九百卷，沒有雄厚的書寫人員、刻印、裝訂工匠等出版力量是不可能的；除了曹寅和彭定求等十翰林一類欽定人員之外，還應擁有一批校勘和辦理事務的人員。……”[5](P148)
白新良在《中國古代圖書事業史》中說：“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曹寅在江寧織造兼巡視兩淮鹽槽監察御史任上奉旨以經營鹽務余款，在揚州創辦以編校、刊刻內府書籍為主的出版機構，即揚州詩局。由于經費充足，經營人員用心督課，故刻、刊、校、印都非常認真，因而質量很高。”[34](P354)
盧秀菊在《清代盛世之皇室印刷事業》中說：“揚州詩局由曹寅（1658—1712）所設立，他于康熙三十二年至五十一年（1693—1712）任職江南織造局，并于康熙四十三年（1704）、四十五年（1706）、四十七年（1708）、四十九年（1710）四度兼領兩淮鹽政。因兩淮鹽政歲入豐腴，通常由內務府指派旗人任管理之職。曹寅和皇室關系密切，清帝特命數種圖書交由揚州詩局付梓。由于財源豐富，揚州詩局刊刻本以精美工致著稱。”[7](P52)
吉少甫在《曹寅刻書考》中說：“曹寅刻書的費用，即來自于鹽政。”[10](P223)
張志強在《江蘇圖書印刷史》中說：“江蘇地區與內府刻書活動有關的便是江寧織造曹寅設立的揚州詩局，它受康熙帝指令，為內府刊印各種書籍。……曹寅以鹽余款項籌建了揚州詩局，同時親自主持揚州詩局的校勘古籍工作。”[35](P103)
祁美琴在《清代內務府》中分析織造官員的收入支出時，指出刻印書籍是織造官員的四項重要支出之一，她說：“康熙年間，為網羅江南名士，曹寅、李煦等曾幾次受命刊刻《全唐詩》、《佩文韻府》等書籍，每次刻印少則幾十部，多則上千部，其所需費用也主要由織造自己籌措，花費不少的銀兩。”[36](P239)這里雖然沒有說是代理鹽差的收入，但作者在分析織造官員的收入時，代理鹽差的收入卻是一個重要的進項，因而這里就暫且把它歸在這里。
潘吉星在《中國科學技術史：造紙與印刷卷》中說：“武英殿本在清代長期成為唯一的官刊本。清初時由于對出版控制較嚴，地方官刊本較少，只有滿洲正白旗人、與皇室關系密切的曹寅（1658—1712）康熙時任巡視兩淮鹽政時，受武英殿修書處委托，按殿版體例出版一些書籍，后稱揚州詩局本，仍屬武英殿本系統，因皇帝允許動用國家鹽務財金，印刷同樣精美，所刊的書有《全唐詩》900卷、《淵鑒類函》450卷、《全唐詩錄》100卷、《御定歷代題畫詩類》120卷、《佩文韻府》106卷等，版式也與殿版相同，而且也多以宋體字印刷。”[37](P401)
韓文寧在《曹寅和揚州詩局及其刻書》中說：“曹寅以鹽款，籌設揚州詩局并首刻《全唐詩》。”[8]
黃進德在《曹寅與揚州書局》中說：“近人陶湘《清代殿版書始末記》嘗謂，書局的經費來自兩淮鹽課耗羨。由此看來，離開了鹽課耗羨提供的充裕資金，曹寅于刊刻圖書方面要在短期內取得如此突出的成效，那是不可想象的。不過，因此留下了一大筆虧空，以致遺累后人，這又是他始料所不及的。”[11](P203)
肖東發在《中國圖書出版印刷史論》中說：“清代內府殿本也曾設立分號——揚州詩局。該局是康熙四十四年（1705）四月皇帝命令江寧織造曹寅設立的，為內府刊印各種書籍。……曹寅以鹽余的款額籌建詩局，四十四年七月就召集文人，訓練刻工，編纂和雕刻《全唐詩》。……從揚州詩局的受命成立、經費來源、主管人的身份及其服務對象，都說明它屬于內府刻書，再看《全唐詩》的字體、紙張、雕刻、刷印、裝幀等，也與武英殿本具有同樣風格。”[38](P207－208)
王澄編著《揚州刻書考》就說：“'揚州繁華以鹽盛’。清代揚州雕版印刷也是隨著鹽業的發展而興盛。第一件相關大事，是康熙皇帝命兩淮巡鹽御史曹寅在揚州設局，刊刻《全唐詩》等內府古籍。既是刻內府古籍，為何命鹽政官員在揚州設局辦事？對此，旨意沒有明言。曹寅主持刻過近三千卷內府書籍，清廷沒有下撥所需經費，而是由鹽政讓揚州鹽商支付。這一事實表明，康熙皇帝命曹寅在揚州設局刻書，本意就是要財力雄厚的揚州鹽商承擔這項巨額開支。80年后，嘉慶皇帝也用其曾祖的辦法，命兩淮巡鹽御史阿克當阿、兩淮鹽運使曾燠在揚州設館、設局，編校刊刻《全唐文》等內府古籍，據說用了60萬兩銀子，也是由兩淮鹽政讓揚州鹽商支付。同治、光緒年間設于揚州的淮南書局的刻書經費，'仍于（鹽務）裁減成本項下開支’。除了揚州詩局、揚州書局、淮南書局三大官書局之外，清代兩淮鹽政官署和兩淮鹽政官員刻本也很多，所需經費差不多均在'運庫’中開支，實際上也是由揚州鹽商付出。官方大量刻書是好事，如果沒有鹽商的財力支持，恐怕這類好事就難以辦成。今天談論清代揚州官刻本的豐碩成果，不能不承認揚州鹽商的巨大貢獻。”[15](P53－54)
這么多學者幾乎是眾口一詞！但關于曹寅以鹽余的款額籌建詩局，從上引諸家之說，可知他們都沒有確切的說法依據，無論是說奉旨以經營鹽務余款、還是說皇帝允許動用國家鹽務財金，或是說揚州設局的經費來自兩淮“鹽羨”，或是說是由鹽政讓揚州鹽商支付，都是臆測之詞，原因就在大家以為，“離開了鹽課耗羨提供的充裕資金，曹寅于刊刻圖書方面要在短期內取得如此突出的成效，那是不可想象的”。甚至說是“經營鹽務余款”，“經營鹽務余款”究竟什么意思，可能并沒有深究過。
在現有的文獻中，我們已知此乃“欽召纂修書史”[18](P601)；從體制上說，揚州詩局屬于清政府的臨時修書機構，清代類似這樣的臨時修書機構，至少在康乾時期有不少，如乾隆時為翻譯刊刻《清文翻譯全藏經》而設的清字經館，這些在《清會典》中都沒有記載。我們只能根據檔案中的零星記載，知道它們的歸屬。康熙帝欽點十翰林，“命就揚州書局與校《全唐詩》，許銷假照現任官升轉。”[39](P5307)曹寅康熙四十四年（1705）五月初一日奏折云：“臣寅恭蒙諭旨刊刻全唐詩集，命詞臣彭定求等九員校刊。臣寅已行文期于五月初一日天寧寺開局，至今尚未到揚，俟其到齊校刊，謹當奏聞。又，閏四月二十三日，有翰林院庶吉士臣俞梅赴臣寅衙門口傳上諭，命臣俞梅就近校刊全唐詩集。欽此。奏請圣旨，欽遵咨行江蘇巡撫臣宋犖，移咨吏部、翰林院衙門。俟刊刻完日，該衙門一并具本奏聞。”[19](P32)康熙帝原定以九人之力編校《全唐詩》，后臨時決定增至十人，讓俞梅就近從泰州到揚州參加詩局工作。那么這些翰林的俸銀、辦公銀等，應該是由清廷支出，通過戶部由正項銀糧內撥放。“江寧織造衙門歲支俸廩、糧料等項，案經前督臣準有部文，另行報銷；續于奏銷錢糧等事案內，準戶部咨覆，江南總督阿席熙疏稱：江寧、京口滿漢官兵及織造衙門并安游等營，歲支本折銀糧數目，自康熙拾柒年為始，交與江寧、安徽貳巡撫奏銷”[19](P11)。在《關于江寧織造曹家檔案史料》中，我們只見到康熙十七年七月十二日、康熙三十七年五月二十二日兩份奏銷江寧織造支過俸餉文冊[19](P3－5，11－13)，可見檔案還有很多散佚。“于康熙四十七年二月初三日，面奉圣諭：'除修理機房、船只、停支買辦銀兩三件準行外，惟制帛、線羅、誥命，每年應用若干，工部現存若干，須核實再一并啟奏。’”[40](P57)這時《全唐詩》已經刊刻完畢。但《全唐詩》畢竟是奉旨修書，一切用度開銷無論從哪里支出，是江南織造開支，由兩淮鹽政支付，還是內務府開銷、戶部核銷，總是要奏銷的，遺憾的是迄今還沒有找到相關的奏銷檔。倒是《與曹寅會陳織造事宜六款折》的最后說：“臣等仰荷殊恩，報效無地，而巡鹽銀內，尚有余剩，請自戊子綱為始，前項銀兩于多得余銀內支用，年終造冊報銷，永遠定例。此臣寅、煦公同籌計，倘荷圣裁，并賜準行，則藩司、驛道既免支解之煩，而織造不至懼工，地方永戴皇仁矣。”[40](P59)揣其文意，可知（1）即使是動支巡鹽余銀，也是要“年終造冊報銷”的；（2）在曹寅、李煦上此折并得實行此策之前，是并不曾動支巡鹽余銀作為公用的，此巡鹽余銀當是巡鹽御史的“陋規”。再則，兩淮巡鹽御史并不是曹寅長期的職位，而只是兼差，且要與蘇州織造李煦隔一年一換。具體輪換時間李煦在奏折中有明確記載，“竊兩淮鹽差，向于十月十三日到任，次年十月十二日滿差，此每歲相沿如是也。”[40](P225)則曹寅到揚州兼管鹽差的時間是：康熙四十三年十月十三日到康熙四十四年十月十二日、四十五年十月十三日到四十六年十月十二日、四十七年十月十三日到四十八年十月十二日，和四十九年十月十三日到五十年十月十二日，共四任。其余時間都是由李煦輪管鹽差。而編刻《全唐詩》康熙帝只交給曹寅一人，與李煦無關，即使如大家所說的編刻《全唐詩》是動支巡鹽余銀，也只能在曹寅兼管時才能辦到，當李煦兼管時怎么辦？因此，我們基本上可以否定上述學者關于揚州設局的經費來自兩淮“鹽羨”的說法，應肯定揚州詩局的經費來自國庫，至于實際從哪里支出，還有待檔案資料的新發現。
再則，編刻《全唐詩》究竟用了多少銀子，也有待探討。
三、康熙帝把刊刻《全唐詩》的任務交給曹寅的原因
康熙帝把刊刻《全唐詩》的任務交給曹寅的原因，學界沒有認真地討論過，黃進德、竇秀艷曾各自歸納過幾大原因。
黃進德《曹寅與揚州書局》歸納康熙簡派曹寅董理《全唐詩》的四大原因：（1）曹寅能詩善詞，也喜作戲曲，頗以文學自負；（2）曹寅自稱有“聚書之癖”，楝亭藏書為《全唐詩》的校刊提供了方便；（3）這批閑散家居的在籍翰林都是懶散慣了的宿儒或病號，曹寅具有較高的管理才能；（4）曹寅工作審慎負責[11](P195)。
竇秀艷《清代刻書家曹寅》：康熙皇帝為什么把內府刻書改在揚州？可能有如下原因：（1）時局穩定，江南物價平穩，人民富足，文人士子沉浸在盛世之樂中。趁此時機使天子之風化自北及南，粉飾太平，鞏固其思想統治。（2）江浙一帶在明清一直是人文薈萃、藏書刻書最富之地。特別是江蘇的南京、昆山、蘇州、揚州等書肆所刻圖書，學者較為重視，影響也最大。曹寅自稱有“聚書之癖”，藏書十萬冊，也算是一位中等以上藏書家。從《楝亭書目》可以看出，曹寅作為詩人比較重視收集整理詩文材料，其收藏的唐詩總集、別集、選本、注本就有近百種，其中較多宋本、舊本，這些豐富的材料有利于《全唐詩》的刊刻。（3）東南一直是反清活動頻繁地帶，曹寅在江南為官二十多年，結識了不少明遺民中的重要人物。《青溪文集》談及曹寅在江南的盛況時寫到：“及公（曹寅）轄鹽務于兩淮，金陵之士從而渡江者十八九。”曹寅以他的文才、胸襟氣度、政治地位廣泛結交名人，成為江浙文化界的核心人物，讓曹寅主持這項文化盛事能達到更好的政治效果。另外曹寅和康熙皇帝還有特殊的關系，曹寅的母親曾是康熙皇帝的乳母，曹寅自幼侍讀東官，并曾做過康熙皇帝的御前侍衛。康熙皇帝6次南巡有4次住在曹家，他非常了解曹寅，把這個重任交給曹寅，可謂知人善任。于是在康熙四十四年三月南巡時就指令曹寅設立揚州詩局刊刻《全唐詩》[9]。
但我們只要稍作分析，就能肯定歸納的這幾點實際上都難以成為康熙帝把刊刻《全唐詩》的任務交給曹寅的原因。上節討論的大家以為曹寅以鹽余的款額籌建詩局，也就是說康熙帝要利用江南的財力，雖然讓筆者給否定了，還不失為以前大家比較集中的一個論點，除此外，大致還有以下幾種說法：
一是說因為揚州有刻書的傳統。
嚴佐之在《古籍版本學概論》中說：“康熙四十四年（1705）五月，玄燁派江寧織造兼兩淮鹽運使曹寅在揚州設局刻書。當時北京、南京、蘇州、揚州是最繁華的都市，號稱'兩京兩州’，刻工印匠也多集中在江南，技術力量較勝于京師。……揚州詩局刻本在蘇、揚地區優良刻書傳統的基礎上精益求精，開創出康熙版式的時代風范，并以精詳的校勘文字，而成為清代官刻本中的典范。”[41](P73)
吉少甫在《曹寅刻書考》中說：“揚州，自隋唐以來，就是一個因鹽業而著稱的繁榮的都市。到了十七八世紀之交，揚州經濟更加發展，文化和出版事業也隨之發達起來，成為江南的刻書中心之一。曹寅在《廣陵載酒歌》中有句形容：'廣陵載漕船滿河，廣陵載酒車接軻。時平政和粟米賤，官閑事少賓朋多。從來淮海盛文宴，近時翰墨崇賢科。……’（見《楝亭詩鈔》卷六）”[10](P221)。
韓文寧《曹寅和揚州詩局及其刻書》說：“康熙四十四年（公元1705年）三月十九日，康熙帝指令曹寅設立揚州詩局，為內府刊印書籍。當時北京、南京、蘇州、揚州是最繁華的都市，號稱“兩京兩州”，而刻工印匠多集中在江南，技術力量較勝于京師。”[8]
［美］梅爾清在《清初揚州文化》中說：“1705年第五次南巡中，康熙皇帝命令后來任兩淮巡鹽御史的仆從曹寅在天寧寺故址設立一個欽辦的印書坊。設立此機構的主要任務就是承擔清朝第一項大文化工程，出版《全唐詩》。……由于揚州至少在清朝伊始就有了活躍的官方的印書坊和不計其數的私人出版商，因此在當地雇傭嫻熟的技工是最有可能的。”[42](P207)
確實，江浙一帶在明清一直是人文薈萃、藏書刻書最富之地。特別是江蘇的南京、昆山、蘇州、揚州等書肆所刻圖書，學者較為重視，影響也最大。但有刻書傳統的地方很多，揚州固然有刻書的傳統，但此前所刻未必有武英殿刻得精美。
二是說內府編書日益增多，由于修書處技術力量不足，新開一個印刷機構。
齊秀梅、楊玉良等著《清宮藏書》說：“康熙四十年以后，內府編書日益增多，由于修書處技術力量不足，有些大型圖書還發交地方官員捐資承刻于揚州詩局或蘇州詩局。如《全唐詩》為通政使、江寧織造曹寅承刻……”[43](P144)。
臺北故宮博物院“皇城聚珍——清代殿本圖書特展”就說：“康熙四十四年（1705）以后，圖書雕印量倍增，康熙皇帝遂命江寧織造兼兩淮鹽運使曹寅在揚州設局刻書，其字體秀麗，別具一格，世稱揚州詩局本，由于是奉敕雕印，所以也算政府出版品的一種。”[44](P5)
這里需要稍作一辯的是，張秀民在《中國印刷史》中把揚州詩局所刻《全唐詩》等歸為“局刻本”，則顯然是僅據揚州詩局之名，與后來的官書局混同了，雖然張秀民在“武英殿本”題下，曾提及《御定全唐詩》，在“局刻本”題下也曾說：“曾國藩先令莫友芝采訪遺書，同治二年首創金陵書局于江寧鐵作坊，是為官書局之始。”(11) 但顯然在認識上還是模糊的，其把揚州詩局所刻《全唐詩》等歸為“局刻本”的觀點需要糾正。
三是說曹寅是個最合適的選擇。
［美］史景遷在《曹寅與康熙：一個皇室寵臣的生涯揭秘》中說：“1705年4月12日第五次南巡時曹寅接到刊刻《全唐詩》的旨意。如此康熙為清朝著名的大型文集編纂工程開了先河；這是他獲得自信感和穩定感的標志：通過軍事鎮壓吳三桂和噶爾丹，他得到了'武’的稱號，現在他也要確保'文’的名聲——文治的皇帝，盡管他沒有漢族血統，也要證明自己對漢族詩歌傳統的欣賞。然而，選擇曹寅而不是一些真正著名的儒家學者或官員也是很重要的；曹寅以剛好合式的姿態橫跨兩邊——既是被特別指派到地方的滿洲包衣，又是有一定名望的詩人和資助人。選擇這樣一個人主持這項事務，表明即使在執政四十年后，康熙仍然依賴那些真正稱得上是他自己人的人。”[14](P167－168)
為什么偏偏選擇了揚州，選擇了以前從來沒有過刻書經歷的曹寅？“在接到1705年詔書前，曹寅沒有承擔過任何重要的刊刻工程，但在協助顧昌收集刻印他的父親顧景星的作品時積累了一些經驗，施瑮編輯他的祖父、著名詩人施閏章的作品時也與曹寅親密合作過。”(12) 何況連參加校刻《全唐詩》的人都是康熙帝安排的。
康熙帝是一位雄才大略、多才多藝的皇帝，對傳統的經史、詩文有較濃厚的興趣和較深的造詣，對天文地理、歷法數算等也頗感興趣，統治期間常以御題書法、御制詩文賞賜臣工，以示榮寵。康熙帝后半期六度南巡，所經之處，尋古跡，訪遺軼，勉勵臣工，獎掖儒生，營造出一種歌舞升平、稽古右文的盛世氣象。這一方面固然出自于康熙帝一貫的興趣愛好；另一方面也是在統治基本穩固以后，借弘揚文治來收攏人心的統治策略的體現。
馬積高在《清代學術思想的變遷和文學》一書中論及清初詩壇時指出，康熙己未博鴻科是一個重要的詩風轉折點，隨著由仕明而入清的詩人（如錢、吳）和遺民詩人（顧、杜等）逐漸退出人生舞臺，詩壇已由入清以后出仕的中青年詩人占領，在此種形勢之下，“描寫時事或抒發對時事的感慨的作品有所減少”，“山水游覽、題畫、詠名物等反映文人生活的詩大量增加”[45](P63、65)。這是一個文人遠離政治的時代。曹寅就生活在這樣一個時代。對曹寅與康熙帝的君臣主奴關系，實際上還是康熙帝的寵信與曹寅的忠誠。曹寅與眾多明遺民密切交往，廣泛交流，是為拉攏他們，軟化其反清立場，替他的主子康熙帝充當“統戰”工具罷了。
康熙帝開設博學鴻儒科；首次南巡，康熙帝即至曲阜，拜孔廟，行三跪九叩大禮，書“萬世師表”四字，命懸掛于大成殿，推崇孔圣儒學等，目的都是想通過尊孔崇儒，籠絡漢族知識分子，加強意識形態上的統治，使具有離心傾向的漢族上層人士逐漸向清廷靠攏，從而鞏固其政權。這種偃武修文、文武并重的政策和措施，在客觀上對管理大清王朝，促進“盛世”的形成，是有其積極意義的。康熙帝在南巡中，曾謁明太祖陵，親作祝文，命人祭之。又修葺明太祖陵，御書“治隆唐宋”碑額。也曾令訪察明代后裔，欲授以職銜，俾其世守祀事。后因大學士奏稱明亡已久，子孫湮沒無聞，今雖查訪亦難得其實而作罷。乃委該地方佐貳官一員專司祀典，以時致祭。祭陵肯定了明朝功業。其《過明太祖陵有感》云：“拔起英雄草昧間，煌煌大業豈能刪？”康熙帝又說過：“洪武、永樂所行之事，遠邁前王。我朝現行事例，因之而行者甚多。”“有明二百余年，其流風善政，誠不可枚舉。”這種客觀的態度，坦蕩的胸懷，以及修葺明祖陵、尋訪明后裔、委員司祀典等在禮儀上對前朝的尊重，肯定會安慰一些遺老和具有懷舊心理的人們，使之減少離心傾向，增強其向心力。康熙帝南巡，是國家統一、政權穩固的標志，也是治國重心轉移的表現；即由鞏固治理北方轉向南方，由戰爭轉向經濟建設和思想文化建設，清朝由此而進入“盛世”的歷程。
在揚州校刻《全唐詩》，可能是康熙帝整個國策中的一步，通過此舉，營建江南文化之風，吸引江南士人的目光，消解明遺民的對抗心理，與以前實行的博學鴻儒政策是異曲同工的。曹寅從小成長在康熙帝身邊，對康熙帝的思想能領會得好、也能貫徹得好，如與明遺民的交往，贏得他們的認可，實質就是替康熙帝暨清王朝在做工作；曹寅平生酷愛詩文，喜作劇曲，藏書頗豐，在20余年的織造任上，結交了大批文采風流的官吏及文人儒士，實際上正像王利器分析的那樣：曹寅作為朝廷派往江南的心腹重臣，除了行使織造職能外，還“以其所負使命為網羅江南名士，使之校書，為之刻書，把這一批人團結在'斯文一脈’的旗幟之下，從而消除民族間的隔閡，使社會穩步走向繁榮富強，為大一統、多民族的祖國，作出貢獻。”[46](P9)可見，江南一帶的穩固，對于一個剛剛掌握政權的少數民族來說，是相當重要的。
為了提高曹寅在江南漢族文化人中間的聲望，康熙帝將校刊《全唐詩》等重大任務交曹寅主持，這是主子提攜奴才的一個重要手段，康熙帝對曹家恩寵異常。對于統治者而言，特旨讓某個臣工刊印某部書籍是籠絡人心、以示恩寵的一種有效手段，像宋葷、于敏中、劉墉、彭元端等名臣都曾得到過這種榮幸。他們刻印進呈的書籍在康熙朝中央機構所刊書中成為一道獨特的風景，需要加以重視和研究。
注釋：
① 曹寅兼任兩淮巡鹽御史是康熙四十三年七月康熙帝欽點，康熙四十三年十月十三日至揚州到任辦事，見故宮博物院明清檔案部編：《關于江寧織造曹家檔案史料》“江寧織造曹寅奏謝欽點巡鹽并請陛見折（康熙四十三年七月二十九日）”，“江寧織造曹寅奏謝欽點巡鹽并到任日期折（康熙四十三年十月十三日）”，第22－24頁，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3月。《關于江寧織造曹家檔案史料》系整理排印本，與本文相關的原檔影印件見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康熙朝漢文硃批奏折匯編》第1、3冊，北京：檔案出版社，1984、1985年。兩書所錄同一檔案，因編者不同，擬題可能有異，而且個別文字排印本有誤。為省篇幅，也為排印本較常見，本文參考文獻略掉了《匯編》，讀者可自行覆按。
② 王鐘翰點校：《清史列傳》卷六六，第5307頁，中華書局，1987年11月。彭定求《三月二十日，行在奉旨校刊全唐詩》云：“一從移疾掩紫關，浩蕩恩施久就閑。自問姓名鉛槧外，尚蒙記憶草茅間。編摩鄭重登詩苑，棲讬分明近道山。欲報涓埃微志在，白頭敢綴紫宸班。（旨許銷假，即行敘俸升轉。定求老病未能也。）”《南畇詩稿·乙酉集上》第6b頁，故宮博物院圖書館藏光緒七年刊本。此《南畇詩稿》首有康熙己丑春三月上已日婁東門人唐孫華撰《南畇詩集序》，但封面書簽、內書名頁、中縫均為“南畇詩稿”，序文中縫為“南畇詩稿序”。刊刻時間在原書上沒有見到，此據故宮博物院圖書館著錄。
③ ［清］季振宜：《全唐詩序》，《全唐詩季振宜寫本》（《故宮珍本叢刊》第621冊）第1冊第1頁，海南出版社，2000年。故宮博物院圖書館藏這部《全唐詩季振宜寫本》，據《故宮珍本叢刊·卷首》冊“故宮珍本圖書書影等照片”第50頁《全唐詩季振宜寫本》書影的文字說明：“全唐詩季振宜寫本。清季振宜編，清康熙十二年（一六七三）精寫本。半頁十一行，行二十一字。刻印框欄，行格，版框19.4cmx14.8cm。細黑口，左右雙邊，雙對黑魚尾。有康熙十二年季氏自序及跋語，略謂是集有唐二百九十九年及五代五十余年之時（'時’疑為'詩’字之誤），凡得人一千八百九十五人，得詩四萬二千九百三十一首。經始于康熙三年，斷手于十二年。原為常熟錢謙益所輯，后季振宜得其殘稿于錢氏族孫遵王，遂踵事收拾而成七百十七卷，目錄五卷。書成未刊。鈐有'滄葦’諸印及汪士鐘藏印。康熙年采進宮中，為康熙年內府編纂《欽定全唐詩》的底本之一。”（海南出版社，2000）但《故宮珍本叢刊》影印的《全唐詩季振宜寫本》中沒有“'滄葦’諸印及汪士鐘藏印”。現存于北京故宮的所謂《全唐詩季振宜寫本》，其實是曹寅揚州詩局在編纂了《御定全唐詩》之后，重新抄寫送還內廷的一部，而原來康熙帝頒發給曹寅作為編書藍本的季振宜命書傭繕錄的“正本”（清稿本）并沒有送還內府，該本現藏中國國家圖書館。因此，故宮博物院圖書館藏這部“全唐詩季振宜寫本”的名稱顯然就不對了，應定名為“季振宜編全唐詩揚州詩局抄本”。
④ 揚州詩局是康熙四十四年（1705）江寧織造兼兩淮巡鹽御史曹寅在揚州創辦的編校出版機構，其開局的任務是奉旨校刻《全唐詩》。但現在學界仍有不少錯誤認識，如李致忠《清代刻書考述》沿襲陶湘《清代殿版書目》的錯誤，說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由御用的揚州詩局刻印了《圣祖詩集》十卷、《詩二集》十卷、《詩三集》八卷；故宮博物院圖書館、遼寧省圖書館編《清代內府刻書目錄解題》（紫禁城出版社，1995年）、翁連溪編著《清代內府刻書圖錄》（北京出版社，2004年）均著錄《御制詩初集十卷二集十卷》為“康熙四十二年宋犖揚州詩局刻本”，李靈年、楊忠主編《清人別集總目》（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柯愈春著《清人詩文集總目提要》（北京古籍出版社，2002年）也都有類似錯誤。而且錯誤并不限于一部《御制詩初二集》。在刊刻《全唐詩》之前并沒有揚州詩局的存在。筆者曾認真查閱故宮博物院圖書館所藏圖書，結果是都沒有“揚州詩局”的字樣。
⑤ ［清］查慎行：《秋影樓詩集序》：“癸未……公亦于是年八月奉太安人南歸。明年，車駕渡江，特命公居家食俸，校刻《全唐詩》。丙戌七月，書局未竣，而公訃忽至。余時適請假葬親，遂急裝遄返，取道虞山，哭公于寢。遺孤尚在乳抱。太安人出此編見囑，余受而藏之。”［清］汪繹撰：《秋影樓詩集》，第1頁，《續修四庫全書》，第1421冊第171頁，影印華中師范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五十二年查慎行刻本，上海：上海古籍版社。
⑥ 李瑞良編著《中國出版編年史》“清圣祖康熙四十四年（公元1705年）”條，記曹寅“奉旨與彭定求等編纂《全唐詩》，同時開局校刊，稱揚州詩局。至康熙四十五年（1706）九月編竣，次年由揚州詩局刊印。”（第562頁—563頁，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年5月）這段文字的記述是錯誤的。
⑦ 故宮博物院明清檔案部編：《關于江寧織造曹家檔案史料》，江寧織造曹寅奏傳諭李煦并報校修唐詩今年可以竣事折（康熙四十五年二月二十八日），第37頁，中華書局，1975年3月。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康熙朝漢文硃批奏折匯編》，江寧織造曹寅奏傳諭李煦并報校修唐詩今年可以竣事折（康熙四十五年二月十八日），第1冊第317頁，檔案出版社，1984年5月。對于該奏折的時間，奏折原件和《康熙朝漢文殊批奏折匯編》目錄均為”康熙四十五年二月十八日”（原件寫作”康熙肆拾伍年貳月拾捌日”），但從奏折文字來看，”臣寅于正月二十八日出京，二月十八日至江寧，次日即至揚州，謹記訓旨，即傳諭李煦及眾商等，無不感激天恩，至于涕零泥首。”這份奏折的時間斷斷不會早于康熙四十五年二月十九日，原折所寫”康熙肆拾伍年貳月拾捌日”，當是筆誤。不知《關于江寧織造曹家檔案史料》憑什么定該件時間為康熙四十五年二月二十八日？編者應該是看到了原件中時間的矛盾，也認定康熙四十五年二月十八日時間的不對，或許以為是曹寅在”拾捌日”之前漏寫了一個”貳”字。但我們根據曹寅的辦事風格，是基本上可以斷定該奏折的時間應為康熙四十五年二月十九日或二十日，當然這也只是推測。
⑧ 此奏折影印件見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康熙朝漢文硃批奏折匯編》，“江寧織造曹寅奏報起程日期并進刻對已完之全唐詩折（康熙四十五年九月十五日）”，第1冊第425—426頁，北京：檔案出版社，1984年5月。原折“今有刻對完全唐詩九十套”句為“今有刻對完全唐詩玖套拾套”，當是曹寅筆誤，今從《關于江寧織造曹家檔案史料》（第43頁）。《關于江寧織造曹家檔案史料》沒有如“凡例”規定的注明，此處有勘誤。
⑨ 劉枚在《〈如我談〉中有關曹寅和江寧織造的材料》中披露其父劉致中發現了陳坦園稿本《如我談》，《文教資料》1998年第5期。陳坦園是江寧織造副使的身份，見吳新雷《考釋(如我談)有關江寧織造曹寅的新資料》，吳新雷、黃進德著：《曹雪芹江南家世叢考》，哈爾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2000。
⑩ 這被大水沖掉的《全唐詩》板片應該就是曹寅揚州詩局初雕《全唐詩》板片。但自揚州詩局雕印《全唐詩》后，很快就有了翻刻本，甚至連清官都收藏有翻刻本，因此，對于《全唐詩》板片的流傳與散佚還需進一步研究。
(11) 張秀民著：《中國印刷史》，第548、560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又，張秀民著、韓琦增訂：《中國印刷史（插圖珍藏增訂本）》，第391、399—100頁，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6。后書最后一句誤為：“是為官局之在始。”
(12) ［美］史景遷：《曹寅與康熙：一個皇室寵臣的生涯揭秘》，第168頁，陳引馳，郭茜，趙穎之，丁曼，譯．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2005。前者1704年完成，后者耗時數年，于1707年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