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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1月4日，葉挺、項英等率新四軍軍部及直屬隊9000余人奉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命令從皖南云嶺駐地出發向黃河以北繞道前進。 1月6日，該部新四軍行至皖南涇縣茂林地區時突然遭到國民黨軍的包圍截擊，經7晝夜血戰后除少部分人突圍之外大部分犧牲，葉挺被扣，項英被叛徒殺害，史稱“皖南事變”。 從“皖南事變”發生之前長江以南地區新四軍發展的形勢和全國抗日形勢而言，事變的發生可以說只是個時間問題。 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集團視全國的八路軍、新四軍為眼中釘、肉中刺，特別是1940年8月八路軍集中100多個團的兵力發動震驚全國的“百團大戰”，一舉消滅日偽軍4萬多人，八路軍的發展之速使蔣、日大為震驚。 1940年10月，長江以北的新四軍在陳毅、粟裕指揮下對猖狂進犯抗日根據地的國民黨魯蘇戰區副總司令兼江蘇省主席韓德勤所部進行堅決反擊。 令人大跌眼鏡的是，新四軍以區區7000多人的兵力一舉消滅來犯的國民黨軍11000多人，打得號稱擁有10萬之眾的韓德勤所部潰不成軍，史稱“黃橋之戰”。 
黃橋之戰令粟裕一戰封神 黃橋戰役的勝利，使得津浦路東西兩側直至鹽城、泰州、連云港等地的抗日根據地連成一片，不僅對日寇、汪偽政權，對國民黨在江蘇、安徽的軍事存在亦造成重大威脅。 自1940年下半年以來八路軍、新四軍在軍事斗爭中接連取得的重大勝利，更加強了蔣介石調轉槍口，采取突然手段打擊共產黨所屬軍隊的決心。 由于長江以北的八路軍勢大，輕易招惹可能會弄巧成拙，國民黨開始陸續調兵遣將，準備先對長江以南兵力分散，基礎薄弱的新四軍下手。 盡管蔣介石及其手下干將何應欽、白崇禧等暗中策劃，悄然部署，卻躲不過時任中共中原局書記劉少奇的眼睛。 從1940年10月初開始，他就陸續收到了黨的地下組織發來的關于江南國軍調動的絕密情報。 劉少奇是在1938年11月奉命主持中原局的，僅僅2年多點時間，他已逐步恢復了河南、安徽、湖北等地在土地革命戰爭后期因國民黨和地主的大肆反攻清算遭到嚴重破壞的黨組織，并且成功統戰了一批國民黨內部傾向抗戰的中高級軍官。 
劉少奇、羅生特、陳毅 那時候，駐扎在中原局附近的國民黨4個軍長，5個地區行署專員，18個縣長都和共產黨人互通有無，締結了“攻守同盟”關系。 因此，劉少奇所收集到的國民黨軍事調動情報是相對可靠和及時的，從大別山東麓、淮南、皖東各地國軍的密集布防來看，蔣介石已經對皖南地區形成四面包抄的態勢。 1940年10月9日，劉少奇向中央的毛主席、朱德總司令和當時主持黨務的王稼祥及葉挺、項英發出密電，建議新四軍軍部立即向北轉移。 他分析說，由于皖南新四軍總部附近的國民黨軍已有十多個師，下一步即將向皖東、皖南大舉進攻，因此“軍部在皖南既不可能，建議從速北移”。 因皖南新四軍只有四個團，眾寡不敵，如果再猶豫遲延，恐怕將有被敵人阻斷封鎖而覆沒的可能，就算軍部暫不北移，也建議葉挺同志和部分重要人員先過江來會合。 劉少奇認為，在國民黨重兵包圍之下，皖南是否再堅守已不重要，就算付出了巨大代價守住皖南也是得不償失，還不如把主要力量用于發展蘇北、皖東和鄂北的抗日根據地。 
皖南新四軍的處境同樣令毛主席十分擔心 三天之后，焦慮的劉少奇再次給中央發報，建議放棄皖南，集中力量鞏固華中，并敦促中央“應速下決心放棄皖南陣地，或以游擊堅持皖南，若華中、皖南均不能鞏固，于我十分不利”。 后來的事態發展證明，劉少奇的判斷是具有較強戰略前瞻性的。 毛主席自然也看到了新四軍處境的危險性，他在從10月底到12月下旬的2個月時間里頻繁電促葉挺、項英北上，不要坐失良機。 但項英猶豫不決，直到國民黨軍隊已經部署完畢的1940年12月28日才召開新四軍軍委會議，決定軍部于1941年1月上旬北移，最終導致軍部覆沒于皖南的慘烈結局。 在皖南事變發生之后，全黨全軍無不震驚憤慨，許多同志因此向中央提出要以血還血，和國民黨反動派斗個你死我活。 事變結束當天即1月14日，毛主席、朱德、王稼祥聯名向彭德懷、左權、賀龍、關向應、聶榮臻、劉伯承、鄧小平、陳光、羅榮桓、陳毅等八路軍主要將領發電，要求在“政治上、軍事上準備全面反攻”。 
毛主席的電報 以毛主席的性格而言絕非肯吃啞巴虧的弱者，他信奉的原則是“來而不往非禮也”，這封電報的接收者都是各大戰區的主要負責人，電報的措辭也格外嚴峻： “中央已決定在政治上、軍事上迅即準備作全面大反攻，救援新四軍，粉碎反共高潮……我華北各部需遵前令，提前準備機動部隊，準備對付最嚴重事變……” 按照這個“最嚴重事變”的意思，顯然是要八路軍準備和國民黨全面翻臉，大打出手了。毛主席考慮的第一步反攻措施，就是要徹底敲掉山東的沈鴻烈、江蘇的韓德勤，把八路軍和江北新四軍的地盤連成一片。 第二天，延安的中央卻收到了劉少奇打來的緊急電報，建議“政治上全面反攻，軍事上暫不反攻”。 一些同志不理解：這不是和中央唱反調嗎？但事實證明：劉少奇的眼光相當高明。 毛主席絕非一意孤行的自負之人，但正因他對事情的分析往往十分透徹，高出別人甚多，故他的決定很少有人提出反對意見。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而劉少奇這封來自關鍵時刻的電報卻讓處在激憤情緒中的毛主席如清夜聞鐘，驟然冷靜下來。 他分析的第一點，是國民黨反動派在發動“皖南事變”之后的情況。 據中原局得到的情報，在事變發生之后，蔣介石曾經發電報給時任第三戰區司令長官的顧祝同，要求他控制局面，不要把事情鬧得太大。 老蔣這封電報，并不是他不想趁此機會大大削弱新四軍的實力，而是他不敢向延安全面攤牌，如果在抗戰膠著之時和延安全面開戰，不僅蘇聯人不會答應，他的盟友美國人也不會答應。 此時的中國局勢羅斯福和斯大林都看得明明白白，如果蔣介石肆意妄為導致中國的抗日力量垮掉，那么上百萬的日軍就能騰出手來，向北威脅西伯利亞，向南進攻南洋，嚴重損害美蘇的利益。 皖南事變發生后，羅斯福托自己的行政事務助理克里給蔣介石帶話： “美國在國共糾紛未解決前，無法大量援華，中美間的經濟、財政等各種問題不可能有任何緊張。” 
蔣介石的輕率行動令羅斯福深感不滿 所以，蔣介石膽子再大，也必須扛著“國共合作抗戰”的旗幟，故只能在新四軍“違反軍紀、不遵調遣”方面做做文章，而不敢公開向延安宣戰。 因此，劉少奇的結論是“此時，我黨亦不宜借皖南事件與國民黨徹底分裂”。 劉少奇分析的第二點，是我們現在也不能向國民黨做“全面反攻”，為什么？因為實力不夠。 眼下華中的新四軍困難不少，雖然表面上控制了很多地盤，但兵力不足，依然無法鞏固，在皖東北、蘇北都面臨和日偽軍、土匪爭奪控制權的壓力，總的來說，起碼要半年到一年時間來盤整。 當初我們把韓德勤夾在碗里卻沒有吃掉，是為了充當保障皖南軍部安全的“人質”，但現在皖南軍部已經被消滅，再把韓德勤“撕票”的意義就不大了。 再說，韓德勤又不是傻子，這半年以來他深溝高壘，做了不少準備，新四軍現在出動當然可以把他大部消滅，但也會付出不小的代價。 
韓德勤表示想拿捏我沒那么容易 如果說上面的分析是給毛主席擺事實、講道理的話，下面的意見更是說到了毛主席的心坎上： 新四軍、八路軍現在的“全面反攻”并無絕對的勝利把握，且無大利可圖，對人民、對部隊、對統戰朋友均無充分理由。 而且，要是在進攻中再受到挫折，則對我軍更有極大的不利，到那時，國民黨掀起的“反共高潮”就更難以遏制了。 普通人給領導打報告一般都是講問題擺困難，但劉少奇的厲害之處就在于講完問題之后他還給了解決建議： 第一，向國民黨提出嚴重抗議并宣告全國，在政治和宣傳上擴大我們的優勢，爭取最大的利益。 第二，要求國民黨當局立即釋放新四軍被捕人員； 
1939年，劉少奇與周恩來在陜北 第三，要求國民黨停止一切挑釁，保證不再進攻抗日根據地，哪怕在出爾反爾的蔣介石那里只能爭取半年到一年的喘息時間，也對我鞏固和發展華中根據地極為有利。 這筆賬算得清清楚楚：新四軍軍部已經是沉沒成本了，眼下的關鍵任務是把好不容易爭取來的輿論上的主動化為政治和軍事上的主動，而不是意氣用事和對方狠打硬拼。 真正的談判高手很懂得如何向對方提條件，有的條件是爭取實惠的，有的條件是用來討價還價的，有的條件是象征性爭取大義的。 比如劉少奇提的前三條要求都是爭取實惠的，而第四條就是討價還價的，并不可能真的實施： 向國民黨當局提出八路軍、新四軍全部開回大后方去，敵后抗戰任務由其他國民黨軍隊來承擔，并懲辦國民黨內部的漢奸、親日派。 哪怕這些條件蔣介石全都不答應，只要爭取了時間，壯大了自己，孤立了敵人，就是我黨我軍最大的成功。 
蔣介石騎虎難下 最后，劉少奇還很貼心地給毛主席遞了一個臺階：只要爭取到一段時間的緩沖期以穩住和發展華中根據地，就算將來要向國民黨反攻算賬，難道還找不到合理理由嗎？ 所以毛主席對處置皖南事變的策略很快就做了調整：政治上全面反攻，軍事上局部反攻。 在后來延安黨中央向國民政府提出的解決皖南事變問題的12條意見中，劉少奇的意見基本上被照單全收。 說句不好聽的，劉少奇這封電報明明是當頭棒喝，卻被毛主席全盤采納，毛主席的胸襟氣度確實遠非常人所能及。 1月20日，黨中央宣布重建新四軍軍部，以劉少奇擔任新四軍政委，陳毅擔任軍長，4個月后又決定將東南局與中原局合并，組建新的華中局，劉少奇出任華中局書記。 艱難困苦，玉汝于成，在毛主席領導黨和全國人民爭取革命勝利的過程中，只要戰略上走錯一步，那就是萬劫不復，前功盡棄。 
革命勝利來之不易 可以說，在毛主席領導的那一代新中國的開國元勛中，沒有一個人是憑借一時僥幸或溜須拍馬成為黨和軍隊的主要領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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