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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征初期 長征初期，整個中央紅軍的部署是錯誤的，可以說是個笑話。 中央的兩個縱隊在中間， 一縱隊在前，二縱隊跟后。中央縱隊的兩邊 是一、三軍團，他們是戰斗隊，作戰的主力。五軍團搞后衛，任務是保衛 這兩個縱隊的。此外，還有二十二師、九軍團，都是新兵組成，把他們放 在離兩個縱隊更遠一些的地方，也是做后衛的，任務是筘制敵人。幾個主力軍團主要起保衛中央縱隊的作用，這實際上是保衛大搬家，還談得上什 么運動戰?怎么能機動靈活地打擊敵人?這樣的部署把自己的手腳完全束 縛起來了，因而處處被動挨打。 為了避開敵人，我們的辦法一是夜行軍，二是爬大山。實在避不開， 就硬拼。我這個二縱隊司令員不了解軍事情況，只是按命令走。軍委把命 令傳給二縱隊參謀長，參謀長再把命令傳給我。我根據命令內容，分析行 軍的方向。有時，我想今天可能要爬山了，因為大路會遇到敵人不能走， 后來果然是爬山。 由于長征前沒有進行動員解釋工作，行軍情況很不好，隊伍稀稀拉 拉，有時先頭部隊出發了，后衛才到達宿營地。幾乎天天都被敵人尾追， 掉隊的很多，收容隊里的人員大量增加，部隊人員大量減少。我所在的 “紅章縱隊”,也是稀稀拉拉的，實在走不動了，才慢慢地把東西扔掉， 把一捆捆蘇維埃銀行的紙幣燒掉，把機器也打爛了。我看到年輕的戰士犧牲在路旁，心中很難過。后來“紅章縱隊”因大量減員而縮編成三個梯隊，教導師補充到前線作戰去了，我也由縱隊司令兼政委改任梯隊的隊長。 由于天天夜行軍很疲倦，經常邊走邊打瞌睡。有的時候我晚上查哨， 看到哨兵坐在地上打瞌睡，我去拿他的槍卻拿不動，原來哨兵把槍拴在褲腰帶上。那時對哨兵打瞌睡也沒有辦法，戰士太累了。我們走了將近一個 月，才到湖南汝城附近的文明司，只走了一千多里路，平均每天才走四十多里。 1934年11月11日，在文明司接到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朱德簽署 的命令： 羅邁： ( 一 ) 一 、九軍團后方部及二十二師于十一 日晚或十二日晨到達文明 司地域。 (二)他們配置于現地第一縱隊的宿營位置。 (三)羅邁同志為文明司的衛戍司令并負責分配宿營地域及一般 秩序。 為了筘制敵人，九軍團、二十二師處于比五軍團更后的位置，所以經 常掉隊，在文明司宿營，就是為了等他們。我接到命令后，就按命令分配 部隊的宿營地，維持軍隊的秩序，進行軍容風紀的教育。 11 月初，我們 突破敵人第二道封鎖線后，繼續前進。11月中旬，解放了湖南的宜章縣， 突破了敵人的第三道封鎖線。在宜章我們住了幾天。我是分管長征沿途的 白區工作和地方工作的安排的，所以到宜章后，就派了一部分人進去工 作。 宜章縣原有我黨縣委組織，我送給他們一些人槍，組織他們打游擊。 我們離開宜章后，他們在縣委領導下，也打了一段時間的游擊戰，后來終 因敵強我弱而失敗，游擊隊也不存在了。 過湘江是在夜里，部隊走得很慢，等他們過去了，我們才開始過。我 對前面的消息很少知道。后來才知道“左”傾機會主義的領導者要到湘 鄂川黔根據地與紅二、六軍團會合。 敵人估計到這一點，就調兵四十萬分 三路圍追堵截，構成第四道封鎖線，企圖把我軍全殲于湘江邊。因此湘江 一仗打得很艱苦，紅軍損失慘重。長征出發時，中央紅軍和其他人員共有 八萬多，到這一仗打下來，只剩下三萬多人。這就引起人們的深思，為什 么一、二、三、四次反“圍剿”都勝利了，而第五次反“圍剿”卻失敗 得這么慘呢? 中央紅軍渡過湘江后，經湖南、廣西邊境的苗族、壯族居住的越城嶺 山區，向湘鄂川黔革命根據地前進。 越城嶺又名老山界，是紅軍在長征途中遇到的第一座難走的大山。過 老山界時，軍委命令我們隨左邊的三軍團行動。這時彭德懷給我縱隊來電 說，明天他們要打仗，我們如果跟他們軍團行動，整個縱隊要出問題，會 有危險的。他已向軍委發電報，建議二縱隊跟一縱隊走，由五軍團殿后擔 任警衛。要我派人到軍委領新的命令。 我接到彭德懷來電后，立即派人到 軍委去。軍委批準彭德懷的建議，叫我們跟一縱隊后面走。多虧彭德懷的 建議，不然我們跟著三軍團后面走，三軍團與敵戰斗，會招致很大的損 失。 我們縱隊過老山界，是夜間行動。在漆黑的夜晚，翻越高山峻嶺， 一 級石階一級石階地往上攀登，山高路陡，馬不能上山，只好把馬扔掉。 一 縱隊走在前面，我們跟在后面，走幾步，停幾步，行動緩慢。敵人追得很 緊，五軍團在后面打仗，擋住敵人，保衛我們。他們也催我們快走，以便 甩掉敵人，減少兵力的損失。 我趕到前面了解情況，才知道一縱隊的電臺 隊的工作人員實在太疲倦了，他們邊走邊睡覺，走走停停，停停走走，影 響我縱前進。 一縱隊首腦部門早已走遠，丟下電臺隊在后面，他們也不知 道。我們催他們快走，他們才緊追上去。過了老山界，下山就快了，我們 追上了第一縱隊，到了宿營地休息。五軍團在過老山界時，吃了很大的 苦。老山界一仗，進一步暴露了長征初期我軍的被動情況。 遵義會議前后 過了老山界，因為沒有敵機騷擾，我們多半是白天行軍。廣西一帶的 房子都是木結構，很容易燃燒。階級敵人為了制造所謂“共匪”殺人放 火的輿論以破壞紅軍與當地居民的關系，擾亂紅軍的宿營，使紅軍得不到 休息，就偷偷放火，妄圖誣陷紅軍。我們在廣西撲滅了好幾處火，并捉到 放火者加以處置。 這時紅二、六軍團為配合紅一方面軍的行動，也對敵人發動了猛烈的 進攻。蔣介石反動派害怕紅一方面軍與紅二、六軍團會合，急忙調來五六 倍于紅軍的兵力，集中在武岡、城步、綏寧、靖縣一線阻截，同時命令廣 西軍閥配合堵擊。在敵我兵力懸殊的情況下，如果還要與紅二、六軍團會合，去鉆敵人布置好的'口袋',紅軍就有全軍覆沒的危險。但“左”傾 錯誤的領導者還是想與紅二、六軍團會合，在湘西洪江建立根據地。 在這 一危急關頭，毛澤東積極建議放棄與紅二、六軍團會合的計劃，改向敵人 力量薄弱的貴州前進。在紅軍于12月11 日占領湖南西南邊境的通道縣城 以后，中央領導人舉行了會議，會后繼續向貴州黎平前進。 12月15日， 紅軍攻占黎平。大約一兩天后，我們也到達黎平。12月18日，中央政治 局在黎平召開會議，通過了《關于在川黔邊建立新根據地的決議》,決定 放棄北進湘西與紅二、六軍團會合的計劃，改向敵人統治力量比較薄弱的 貴州前進。 會后，中央政治局將這一決定電告各軍團及軍委縱隊首長等， 然后通過他們傳達到師及梯隊首長。我也聽了傳達。黎平會議放棄了在湘 西創立新的根據地的計劃，決定在以遵義為中心的川黔邊境建立新根據 地。 這個改變是因為：第一，按照當時的政治、軍事形勢在湘西建立新根 據地已經不可能，也不適宜；第二，為爾后考慮計，能使紅一方面軍更有 利于與紅四方面軍及紅二、六軍團一致行動，協同作戰；第三，川黔邊境 在政治、經濟及群眾等條件上，有利于粉碎敵人的“圍剿”;第四，該地 區有利于蘇維埃運動及紅軍的發展。 我認為長征改道是從通道會議開始醞釀，而由黎平會議最后決定的。 這個決定非常重要，它既使紅軍避敵重兵，免遭滅頂之災，又能放開自己 的手腳，打運動戰，主動消滅敵人。特別是使紅一、三軍團獲得“解 放',可以靈活機動地消滅敵人的有生力量，紅五軍團也不致因擔負后 衛，老吃苦頭。 黎平會議后，部隊實行整編。 一縱隊二三千人，二縱隊一萬多人，合 編為三個梯隊。三個梯隊沒有統一的指揮機關，司令部也取消了，直屬軍 委。我是中央機關梯隊的隊長。衛生部是賀誠當隊長，后勤部是葉季壯當 隊長。過湘江時，已把笨重的印刷機等丟掉了。這時比以前輕裝多了，主 動多了。 離開黎平，我們向黃平前進。從黃平到遵義已經不遠了。黃平前面有 一道河，梯隊的擔子全在河邊等著，只有一兩只小船，來回運輸，很慢。 當時是白天，目標很大，很容易遭受敵機空襲。我就乘一只小船劃到河中 心去，測量水深，看能否涉水過河。我到河里一站，水深只到膝蓋，便帶 領梯隊涉水過河。其他梯隊也跟著涉水，加快了過河速度。 1935年初，紅軍打敗了沿途的貴州敵軍，強渡烏江天險，1月7日占領了遵義。自此以后，行軍作戰雖仍異常艱苦，但擺脫了被動局面，部隊 情緒一天天振奮起來。 按照黎平會議的決議，為總結第五次反“圍剿”的經驗教訓，糾正 '左'傾領導者在軍事上、組織上的錯誤，黨中央進入遵義城后，召開了 政治局擴大會議。我沒有進遵義城，也沒有參加會議。當時我是地方工作 部部長，凱豐是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和地方工作部副部長，他參加了會 議。開會回來后，我問他會議情況，他說： “誰正確，誰錯誤，走著瞧 吧!'對這次會議的精神，我不清楚，直到以后聽了傳達才知道。 遵義會議后，中央紅軍由遵義地區北進，準備從四川的瀘州和宜賓之 間北渡長江，與川陜革命根據地的紅四方面軍會合。1月22日，中共中 央政治局和中央軍委致電張國燾，命令紅四方面軍集中全力于最近時期向 嘉陵江以西進攻，以策應中央紅軍渡江。但張國燾竟違抗中央命令，不向 嘉陵江以西進攻，卻北攻陜南，使敵人得以調動兵力封鎖長江。 本來我軍計劃從土城、元厚西渡赤水，然后北渡長江。土城雖占但后 來打得很艱苦，打了一天未殲援敵，我傷員很多。地方工作部的一項任務 就是配合部隊，動員一些地方干部，把傷員安置好， 一般都是安置在老百 姓的家中。長征路上，常常如此。 撤出土城時，我又留下一些人，組織游 擊隊，堅持斗爭。后來游擊隊失敗了，沒有堅持下來。土城戰役后，1月 29日，紅軍從土城、元厚一渡赤水河，西去四川的古藺，準備到瀘州， 我又派了一些人到瀘州組織游擊隊，并派余澤鴻到瀘州工作。以后瀘州游 擊隊也失敗了，有些干部回到了部隊。后來，由于敵人重兵云集，渡江已 不可能。毛澤東和中央軍委當機立斷，放棄北渡長江的計劃，率領紅軍由 四川南部的敘永、古藺地區折向云南東北部的扎西(今威信)集中，待 機破敵。 2月10日，在扎西召開干部會議(也叫作軍事擴大會),由張聞天傳 達遵義會議的精神。我參加了這次會議。當時下著蒙蒙細雨，大家集合在 露天廣場的一棵大樹下，聚精會神地聽他傳達。 聽完傳達后，我才知道遵 義會議揭發和批評了第五次反“圍剿”和長征以來中央在軍事領導上的 單純防御路線的錯誤，批評了博古為第五次反“圍剿”失敗進行辯解的 錯誤，肯定了毛澤東的積極防御的軍事路線，通過了關于反對敵人五次 “圍剿”的總結決議。毛澤東被選為政治局常委，確立了毛澤東在全黨全 軍的領導地位。 我對王明'左'傾路線的錯誤，有一個認識過程。遵義會議前，我 對'左'傾錯誤領導的“正確性”已逐漸產生懷疑。 記得在中央蘇區時，我和博古、張聞天等住在一個地主的大院里。有 一次，我在一間房子打乒乓球，聽博古對洛甫說：“老毛(指毛澤東)今后只是加里寧了，哈哈!'加里寧是蘇聯的國家主席。毛澤東經過贛南會 議、寧都會議，只留下蘇維埃政府主席一個職務，而且是個虛職，所以博古把毛澤東比作蘇聯的加里寧。從他們的對話中，可以看出他們對毛澤東 的評價和看法。我聽到他們的對話，心里覺得不是滋味。 有一次，我路過博古、洛甫的房間，無意中聽到博古對洛甫說：'上海完了?！?指上海黨組織被破壞完了)我猛聽到這句話非常吃驚。我當時對白區工作情況、前線作戰情況并不了解，他們也不讓我知道。后來才知道上海黨組織遭到嚴重的破壞。 我想：在瞿秋白盲動主義的錯誤領導 時，上海的黨組織沒有完；在李立三冒險主義的錯誤領導時，上海的黨組 織也沒有完；為什么在自稱百分之百正確的王明、博古的領導下，具有光 榮斗爭傳統的上海黨組織卻完了呢?這是我對王明路線的“正確性”產 生的第一個懷疑。 第二個懷疑是，紅軍第一次至第四次反“圍剿”時，也是敵強我弱， 但都取得了勝利。第五次反“圍剿”時，博古給我下軍令狀，說要擴大紅 軍三萬人才能粉碎“圍剿”,完不成任務要殺頭。由于各地黨組織的努力和 翻身農民踴躍參軍，結果擴大紅軍五萬多人，成立了工人師、獨立師、教 導師、興國師、模范師、少共國際師等，廣大群眾斗爭情緒很高，但不久， 第五次反“圍剿”卻宣告失敗，紅軍被迫轉移。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 使我對'左'傾錯誤領導者的“正確性”產生了很大的懷疑。 第三個懷疑是，在紅軍轉移的路上，不是像第一次至第四次反“圍 剿”那樣，主動地打擊敵人，殲滅敵人的有生力量，而是拼命逃跑、避 戰，處處被動挨打，損兵折將。 總之，這時我對王明路線已發生動搖，不像過去那么堅信，那么積極 貫徹執行了。但對王明'左'傾錯誤錯在哪里?如何克服?還認識不 清楚。 聽了張聞天關于遵義會議的傳達，解開了我思想上的許多疑團，比較 清楚地認識到王明“左”傾路線的一些錯誤，特別是在軍事路線上的錯 誤。因此，我一聽完傳達，首先起來發言，表示完全擁護遵義會議的決議，同時不點名地批評了凱豐對遵義會議的錯誤態度。我發言后，凱豐自己站起來說，“誰正確，誰錯誤，走著瞧!”這句話是他說的，表明了他 的坦率態度，說明了他還是位好同志。 遵義會議是我黨歷史上生死攸關的一次重要會議，是我黨在民主革命時 期一次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轉變。從此，我們黨便確立了以毛澤東為首的正 確領導，開始獨立自主地解決自己的問題，在毛澤東思想的指引下，領導中 國革命從勝利走向勝利。遵義會議的豐功偉績將彪炳史冊，永放光芒。 今天再來認識遵義會議，我還有以下兩點看法： 一、為什么遵義會議的決議沒有指出“左”傾領導者在政治路線上 的錯誤，而且還認為“軍事領導上的錯誤”對“整個路線說來不過是部 分的錯誤'呢? 我認為這有兩方面的原因： 一是黨內思想還不一致，條 件還不成熟，多數同志還沒有認識到其政治路線也是錯誤的；再就是鑒于 緊迫的戰爭環境，因此，毛澤東等同志沒有提出這個問題。 這樣做是非常 正確的，因為當時是處在沒有根據地，敵人前堵后追的戰爭環境中，戰爭 的勝負是關系到革命成敗的主要問題。這時，如果提出王明等人的政治路 線也是錯誤的，會使黨內受到過分的震動，引起大的爭論，對打仗非常不 利。政治路線問題可以留待以后討論，這樣做對于保持黨的團結和統一， 爭取長征的勝利，有重大的意義。 其實，對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領導者的政治路線的錯誤，當時 黨內的許多干部，特別是中央和軍隊的一些領導干部，也還是在不同程度 上有所認識的。 通過幾年來對王明等人所實行的宗派主義的干部政策，贛 南會議、寧都會議對毛澤東的錯誤批評和處理，批判所謂“羅明路線” 和鄧(小平)毛(澤覃)謝(唯俊)古(柏),以及對肅反政策的觀察 和體會，通過對“左”的土地政策、工商業政策、關門主義、冒險主義 的觀察和體會，特別是通過對第一、二、三、四次反“圍剿”的勝利和 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比較，有的同志對王明為首的錯誤的政治路線 是有清楚的認識的； 有相當多的同志，對其政治上的某些政策是不滿的， 懷疑的，甚至是否定的；有的同志則從積極維護王明'左'傾冒險主義 的一套，開始覺悟到王明等人在政治上也有若干“左”的錯誤(但是從 全黨來說，還沒有深刻認識到王明等的政治路線也是錯誤的)。因此，到 瓦窯堡會議就能逐漸從政治上批評王明路線的錯誤，而到后來，在毛澤東 的領導下，通過延安整風，統一了全黨的認識。 1945年，黨中央才在《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對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機會主義路 線錯誤作了全面的批判。 二、遵義會議開始了我黨獨立自主地解決中國革命問題的歷程。 1921 年中國共產黨成立。1922年黨的第二次代表大會決定加入共產國際，成 為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那時，黨處于幼年時期，因此很多問題與共產國 際的指示分不開。共產國際對中國革命是有過很大的幫助的，但是它又因 為不了解中國國情而對中國革命造成很大的損失。 歷史經驗證明， 一個國 家的革命，只能依靠本國人民，依靠本國黨的正確領導，才能取得勝利。 國際間的支援是需要的，但革命只能建立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決不能依 賴外國，外國也不能越俎代庖。李德本來只是共產國際派來的一個軍事顧 問，但博古卻把他捧為“太上皇”,什么事都聽他的。 李德搞瞎指揮，在 軍事上更是他說了算，甚至一個戰役中一挺機關槍放在哪里，都要聽他的 安排。李德以共產國際的代表自居，對中國革命指手畫腳，造成了很大的 損失。當然，造成損失的主要責任是中國黨當時的錯誤領導，但一切都聽 從國際及其代表的，則是一個重要原因。 遵義會議是我黨破天荒第一次獨 立自主地把馬列主義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際相結合，正確地解決中國自己 的問題。如果沒有遵義會議，仍讓李德瞎指揮下去，全黨全軍都有陷于覆 滅的危險。遵義會議的確是把我黨、我軍從危亡邊緣挽救出來的一次重要 會議。 前幾年，曾任李德翻譯的伍修權對我說：遵義會議開會時，李德坐 在門口，讓他靠邊站了。中國的問題由中國黨自己獨立自主地解決，這是 一個極端重要的問題。 1935年2月，毛澤東在《憶秦娥 ·婁山關》 一詞中寫道：“雄關漫道 真如鐵，而今邁步從頭越”,正是當時的歷史寫照。 沒有遵義會議獨立自 主地解決中國黨的問題，紅軍可能被敵人消滅在長征路上。而沒有武裝斗 爭，我黨就不可能存在，中國革命就不能取得勝利，這是歷史所證明了的 真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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