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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新生和他當年響應號召下鄉插隊所獲的榮譽證書▲ □大河報記者孟冉文李康圖 核心提示 “歷史的年輪／把我們帶到農村／那一副副沉荷的重擔／磨腫了我們柔嫩的雙肩／那一座座山岡一條條小溪／留下了我們堅實的腳印……”這首題為《啊，知青》的詩歌，道出了河南百萬知青所經歷的苦辣酸甜。 那些稚氣未脫的學生娃，不管出身普通工人家庭，還是高干子弟，只要到了農村，他們只有一個選擇：向農民學習，向農民看齊，承擔勞動重負，掩藏內心理想，將一腔熱血傾灑在“廣闊天地”里，等待未知的前途安排。 知青的生活是貧乏的，他們得到了安置經費，但無法自由掌握；知青的精神是堅忍的，所以造就了一批風云人物；知青的紛爭又是復雜的，他們中的一部分曾跟“貧下中農”產生隔閡和怨恨，甚至釀成流血沖突…… 脫坯燒窯１７歲高干子弟挑起農活重擔 １９６８年深冬時節，正是全社會落實“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偉大指示的高潮時期。１２月底的一天，李新生告別鄭州市第二十三中學，和他正上高一的１９歲的二姐一起，隨著省會知青下鄉大潮踏上了落戶農村的道路。 “早上６點多，天很冷，我哈著氣，縮著脖子，背著鋪蓋卷在市十一中門口集合。不一會兒，市里安排的大公交車到了，臨上車時，忽然聽到學校廣播里傳出我和二姐的名字，是表揚俺倆放棄城市優越生活，自愿到農村安家落戶的。”當年離開鄭州的情景，今年５６歲的李新生仍歷歷在目。 李新生的父母都是老革命，解放后一直在省委工作。“父母堅決支持我們下鄉，說向農民學習有好處，不可享受衣食無憂的生活。我和二姐算是'根正苗紅’，當然響應國家號召，也服從父母的意愿。”李新生說。 破舊的公交車載著李新生姐弟走了一天，到天黑走到唐河縣。“所有知青被安排在縣城最好的招待所，可還是睡不著，房間四處透風，太冷了，想烤烤火連干柴都難找。”第二天清晨，唐河縣郭灘公社幾位干部親自迎接他們。還沒進村，就聽見鑼鼓喧天，路邊掛著“熱烈歡迎鄭州知青插隊”的條幅。當天上午，公社禮堂舉行大會，知青代表登臺講話表決心，之后是文藝宣傳隊表演的歌頌黨和毛主席的節目，會后，他們被分到了該公社的尚廟大隊。 李新生和二姐以及兩名１９歲的女知青被分在第四生產隊。“我們屬成戶插隊，我還是戶主呢！”李新生拿出一個購糧本，指著戶主欄里他的名字說。因為住房緊張，李新生等人先在村婦女主任家住了一段時間，后來，生產隊提供了一間會計室給李新生住，他姐姐和另外兩個女知青住進了隊里的倉庫。 艱苦的農村生活，讓１７歲的李新生從一名文弱書生，一下子變成了肩負重擔的男子漢。半年過后，燒鍋做飯，劈柴打水，深翻耕地，撒糞揚場，他樣樣都會，一招一式與當地農民無二，完全沒有了高干子弟的影子。 李新生在農村干的最重的活是脫坯燒窯。１９６９年夏，生產隊燒磚搞副業，他每天和泥脫磚坯。“那泥必須和得跟面一樣細，不能有任何雜質，不然燒出的磚不結實。脫坯最累，開始我一次只能脫兩個，后來加到４個，一天下來整個人都虛脫了。” 李新生姐弟倆在唐河農村待了一年，１９７０年春節過后，他們依照有關政策，隨父母遷到長葛縣八七公社（現為和尚橋鄉），開始了新的插隊生活。“那段經歷，是所有插隊知青的生活縮影。到現在我還保留著那時的作息習慣，早上６點起床，聽廣播，看新聞，先干一陣活兒再吃早飯。”李新生樂呵呵地說，“這種生活狀態，挺好。” 專款專用財政撥付經費保障知青生活 據李新生回憶，他剛下鄉插隊的時候，每人２００元的安置費不交給知青，而是由生產隊掌握，知青需要面缸、水桶、農具等生活生產用品，跟大隊領導打個招呼，他們就會送過來，買這些東西的錢都從安置費里出。 對于知青的生活安置，１９６９年１１月３日，國家計委曾下發《關于處理回鄉插隊落戶問題的協商意見》，意思是城鎮知青要求回到外省區原籍插隊落戶的，事先須征得接收地的縣革委會同意，路費由遷出地區發給；安家落戶有困難的，由接收地按回鄉標準予以補助；建房補助款直接撥給安置地區，不交給本人。 １９７３年至１９８２年任河南省知青辦副主任的高冠英說，上世紀７０年代初，河南給每位知青撥付的安置費是３００元，后增加到５００元。“當時，這筆錢在農村建房都沒問題。因為是專項資金，直接分到市、地、縣和公社，所以沒人敢截留或挪用。”他說，“當然，我聽說有些地方也發生有貪污現象，被發現后處理是很重的。” １９７０年，以紅旗渠聞名全國的林縣，曾因創造了一套成熟的知青生活管理模式，被作為“標本”在河南推廣。做法是：把糧食分配到組，經濟結算到人，吃糧按國家規定標準，由生產隊保管，逐月發放；因病、因事請假的，每天給一斤糧票，擅自離開的、長期不歸隊的，不再發放；吃菜和社員一樣，鹽、煤等其他開支由知青本人解決；住房方面，生產隊公房較多的，可合理作價給知青，借住的民房，大隊負責維修，不要房租；看病和社員一樣，實行合作醫療，頭一年按社員標準，從安置費中支出，一年后自己負擔。 龐大的知青群體，給國家財政帶來了沉重負擔。據了解，鄭州市從１９６４年開始對下鄉知青撥款扶持，到１９８２年總共支出了８３８２．７萬元（對口單位支援的經費不在其內）。檔案顯示：“鄭州市１９６３年到人民公社插隊的知青，每人發安置費１００元，１９６４年每人平均２２５元。１９６５年的知青安置費（包括建房、旅運、生活補助、農具和家具購置）是，單身插隊的２５０元，成戶插隊的人均１８０元。１９６９年單身插隊，跨地區的每人２４０元，本省縣市的人均２３０元，本地郊縣的每人１１０元。１９７５年對安置費做了調整，無論跨地區和本地區，每人一律補助５００元，到外地插隊的另加差旅費２０元。” 據統計，１９６２年~１９７９年，國家財政共支出知青經費６５億元，其中，“文化大革命”期間支出近５０億元。“不清楚河南花了多少錢，肯定是過億元了。”高冠英說。 優秀知青投身“廣闊天地”后脫穎而出 “田頭，地頭，那年頭，日子稠稠，思念稠稠；舊友，新友，皆朋友，歲月悠悠，回憶悠悠。”在河南省知青聯誼會出版的內部刊物《知青》雜志創刊號的封面上，除了這幾句煽情的表白，還印著邢燕子、侯雋、董加耕、薛喜梅、盧忠陽等１０位知青的照片。當年，他們都是知青上山下鄉運動中家喻戶曉的風云人物。 １９６８年８月２４日，鄭州市首批７１名知青被下放到郟縣廣闊天地大有作為人民公社。“這批人中，我們鄭州十八中共有７名同學，薛喜梅是其中之一。”《知青》總編輯劉建生說。 作為新中國第一代知青，４４年前就從城市回到家鄉——郟縣大李莊鄉的高中生盧忠陽，走在了薛喜梅他們那批人的前面。盧忠陽的名字曾寫入河南省委常委和候補中央委員的名單，但他卻堅持留守在“廣闊天地”。 “１９７０年我們在郟縣插隊時，已是廣闊天地大有作為人民公社書記的盧忠陽，被推薦上了清華大學水利系。１９８０年，他被批準從省里回到郟縣，擔任縣領導職務，直到１０年前退休。”對盧忠陽，劉建生懷著深深的敬意。 一批河南知青在廣闊天地很快成長起來，記者查閱檔案發現，１９７２年，除當選全國四屆人大代表的薛喜梅外，還有王傳禹、祖守國、趙登太、馮秀英、拜梅芹、史樹芬等人，他們或當選省革委常委和人大代表，或被推薦上大學，或被選為地區黨代表。 １９７５年，河南省召開知青上山下鄉積極分子代表會議，據統計當時全省已有３６萬多名下鄉知青，有３２５４人在農村入黨，５８３５４人成為共青團員，１１８８４人進入生產隊以上的各級領導班子。 從１９６８年到１９８０年，薛喜梅在廣闊天地鄉待了整整１２年；從１７歲到２９歲，她把人生最寶貴的時光獻給了這片熱土。薛喜梅是鄭州首批下鄉知青，卻幾乎是最后一個離開農村的，回到鄭州后她選擇了河南農學院。“我這輩子是離不開農業了。”薛喜梅說。 青農沖突潢川“新里集”案件震驚全省 “文化大革命”期間，作為一場政治運動的上山下鄉運動中，有表現優秀的知青，也有一些無組織、無紀律的知青。后者在農村不好好勞動，東流西竄，有的任意攔截車輛，有的到社員地里偷瓜摘果，趁夜偷農民家的雞狗。“這種損害群眾利益的行為，大都發生在領導力量薄弱的知青插隊地點。”高冠英說，農村基層干部對這類知青又恨又怕，個別地方用武斗的辦法來解決問題，結果釀成了悲劇。 １９７４年春末，發生在潢川縣新里集公社（今改為魏崗鄉）和平大隊的一起傷亡案件，震驚全省，損害了知青的聲譽。 當年５月１日，中共河南省委接到潢川縣委緊急報告，稱下放到該縣彭寨大隊的鄭州知青夏建新和鄭州市政公司工人吳貴山在向和平大隊社員買米時強行壓價，引起該隊社員的不滿，雙方發生武斗，造成５名知青死亡，９名知青受傷。省委極為重視，立即成立調查組，由中共第十屆中央委員會候補委員盧忠陽帶隊，前往事發地。高冠英和省公安廳一位副廳長也在調查組之列。５月２日，中共信陽地委、信陽軍分區等領導以及中共鄭州市委派出的領導也先后到達潢川。 經過幾天的查訪，調查組做出了處理意見。檔案如是記載：“一、勸阻彭寨知青不準到外地串聯，教育外來知青不許前來'支援’；二、教育大隊干部和社員，對不聽從管教者交公安機關依法處理；三、無論是何原因，用武力將知青打死打傷都是一種犯罪行為；四、動員躲到外地的干部、社員迅速回到大隊，搞好春耕播種；五、由縣法院、公安等部門對下令開槍射擊知青的大隊干部，立即依法拘捕審訊，以待判決；六、對死傷知青家屬，由鄭州方面做好撫慰，潢川縣醫院負責精心治療受傷知青，待傷情穩定后接回鄭州進一步治療。” 高冠英說，這場驚心動魄的慘案，是一個血的教訓，既教育了農村干部和社員，又教育了全省知青。此后，全省再沒有發生知青損害社員財產和基層干部打罵知青的事件。 （在所有知青中，深受“文化大革命”之苦的“老三屆”是一個特殊的群體，他們在農村收獲了什么？歷時２５年的上山下鄉是怎樣終結的？敬請關注“追訪河南'知青歲月’”之四〈完結篇〉） 原載《大河報》2007年12月26日A14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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