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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年前，為抵抗日本侵略者，中國工農(nóng)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和新編陸軍第四軍，奔赴抗戰(zhàn)前線。為紀念八路軍和新四軍成立85周年，我們帶你了解八路軍、新四軍許多鮮為人知的細節(jié)。 抗日戰(zhàn)爭時期八路軍、新四軍有沒有軍銜？要說有也有，說沒有也沒有。為什么這么說呢？先說有：當時八路軍、新四軍部分干部在檔案中確實有過軍銜記載，有些干部還佩戴過軍銜領(lǐng)章。再說沒有：由于受歷史條件的限制，八路軍、新四軍并沒有正式實行軍銜制度，絕大多數(shù)官兵都沒有軍銜。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fā)，中國軍民奮起抵抗，拉開中華民族全面抗戰(zhàn)的序幕。大敵當前，國共兩黨第二次合作。中國工農(nóng)紅軍改編為八路軍和新四軍，納入國民革命軍序列，部隊編制、機構(gòu)設(shè)置、人員配備和服裝等，基本都與國民黨軍隊相同。并且，按照國民革命軍的軍銜等級，給各級干部都授了軍銜。當時國民黨軍隊的軍銜等級設(shè)置，為六等十六級： 開國中將陳先瑞曾回憶，1937年12月毛主席在抗大對他說過：“紅軍改編為八路軍，名義上歸蔣介石統(tǒng)一指揮，實際上還是黨中央領(lǐng)導和指揮，這一條是不能變的。現(xiàn)在有那么一些人，國民黨授予什么中校、上校，就神氣起來了，有點忘乎所以飄飄然了。這些人，如不及早給他敲敲警鐘，就會犯錯誤……” 從1938年3月，八路軍一二〇師給中央軍委參謀長滕代遠的關(guān)于營以上干部履歷的報告中可以看出，當時八路軍的高、中級干部均有軍銜：師長、副師長為中將；師參謀長、旅長、副旅長一般為少將；師參謀處長、旅參謀長、旅政治部主任、團長、支隊長一般為上校。如一二〇師師長賀龍、副師長肖克均為中將；一二〇師參謀長周士第，三五八旅旅長盧冬生、副旅長張宗遜，三五九旅旅長陳伯鈞、副旅長王震，三八五旅旅長王宏坤、副旅長王維舟等均為少將；一二〇師參謀處處長彭紹輝、三五九旅參謀長郭鵬、三八五旅政治部主任謝扶民、七一五團團長王尚榮、七一六團團長賀炳炎、七七〇團團長張才千、一二〇師雁北游擊支隊支隊長宋時輪等均為上校。1938年12月13日，八路軍一一五師在給中央軍委和八路軍總部關(guān)于少校以上干部戰(zhàn)績的報告中也提到，六八五團團長楊得志、六八六團團長楊勇等均為上校。1955年海軍少將盧仁燦曾回憶，自己在擔任八路軍一二九師三八五旅政治部主任時有過上校軍銜：“當時，三八五旅共有3人分別被授予少將的軍銜，他們分別是旅長陳錫聯(lián)（1938年6月在王宏坤之后繼任旅長——筆者注）、旅政治委員謝富治以及擔任副旅長職務(wù)的民主人士趙輝樓。那時不設(shè)大校，我和旅參謀長曾紹山、政治部副主任趙月舫被授予上校軍銜，為旅里僅次于3位少將的最高職銜。”
開國中將廖漢生將軍曾回憶：“1937年抗日戰(zhàn)爭爆發(fā)后，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國民政府仿照其他部隊的標準，也給八路軍的團以上軍官封了一些軍銜。我擔任第一二〇師第三五八旅第七一六團副團長，上校軍銜，沒有佩戴軍銜標志，只是在準備對外聯(lián)絡(luò)用的名片上印著'上校副團長’幾個字。八路軍內(nèi)部并不準備實行這一套。”看來，當時八路軍一些干部為了工作需要，確實印了帶有軍銜的名片。1938年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在武漢召開了全國師以上參謀長、政治部主任聯(lián)席會議，八路軍總部派出了八人參加這次會議，彭雪楓（八路軍總部參謀處長、代表八路軍總部，少將銜）、周昆（八路軍一一五師參謀長，少將銜）、邊章五（代表八路軍一二〇師，少將銜）、張經(jīng)武（代表八路軍一二九師，少將銜）參加參謀長會議；羅瑞卿（以八路軍總部政治部組織部長名義，上校銜）、張愛萍（以八路軍一一五師政治部副主任名義，上校銜）、歐陽毅（以八路軍一二〇師政治部副主任名義，上校銜）、譚政（以八路軍一二九師政治部副主任身份，上校銜）參加政治部主任會議。當時八路軍、新四軍干部的軍銜，主要見于履歷表、報告中，本人一般也知道，但也有不少人對自己的軍銜并沒有印象。開國少將王兆相在回憶錄中提到：“記得我被任命為警六團團長時，沒有關(guān)于軍銜的命令，也沒有附帶說明。但近年來我在寫回憶錄時，發(fā)現(xiàn)了一份一二〇師參謀長周士第的電報，這份電報是發(fā)給中央軍委參謀長滕代遠和八路軍副參謀長左權(quán)的，發(fā)報時間是1938年2月6日，內(nèi)容為介紹警六團營以上干部配備情況。其第一條是：'上校團長王兆相，三十歲。’不過在印象中，我沒有接到過授予我上校軍銜的通知，也沒見過八路軍的各級干部佩戴軍銜。” 有關(guān)八路軍、新四軍干部的軍銜，只是在抗戰(zhàn)初中期有過記載。據(jù)1941年3月12日新三五八旅旅長彭紹輝《關(guān)于整軍工作的報告提綱》中，“第四，將校以上官佐簡歷表” 可見，此時八路軍干部簡歷中還有軍銜等級，以后就逐漸不再提軍銜而只提干部的職務(wù)了。當然，因工作需要，八路軍、新四軍一些干部在抗戰(zhàn)中后期也都使用軍銜。據(jù)一個“日本八路”——反戰(zhàn)士兵水田靖夫回憶：他在1940年梁山戰(zhàn)役中被八路軍俘虜，八路軍一一五師教導第三旅旅長楊勇送他一個筆記本，署名：“中國國民革命軍陸軍少將楊勇”。國際友人愛潑斯坦在《抗日戰(zhàn)爭中的新四軍》一文中寫道：“改編為新四軍后，游擊隊員們必須識別不同的軍銜，服從他們不認得的人的命令。他們的日常生活受到嚴格的軍事紀律的約束，這是他們以前不習慣的。”說明改編后的八路軍、新四軍佩戴過軍銜標志。不過，八路軍、新四軍在這一時期佩戴過軍銜的只是少數(shù)指揮員，如北伐名將葉挺等。抗日戰(zhàn)爭爆發(fā)后，葉挺臨危受命，于1937年10月出任由中國共產(chǎn)黨領(lǐng)導的國民革命軍新編陸軍第四軍軍長，并被授予中將軍銜。另外，一些高級將領(lǐng)因工作需要也曾佩戴過軍銜領(lǐng)章。如徐海東將軍抗戰(zhàn)初期曾任八路軍一一五師三四四旅旅長。1939年下半年，中央研究決定，要徐海東到華中新四軍江北指揮部工作。那時，劉少奇也要到華中赴任。怎樣才能保證少奇同志安全到華中呢？中央決定，徐海東以中共中央檢查新四軍工作組組長的名義，劉少奇化名胡服，以“秘書”身份，“跟隨”徐海東到華中。在路上，遇到一些麻煩，多虧徐海東的少將軍服，才化險為夷。
曾任中國人民志愿軍三兵團參謀長的張?zhí)N鈺將軍在2002年回憶陳賡的一篇文章中提到，當時自己任十一旅三十三團副團長，1940年在太行某軍政學校首次見到聞名全軍的陳賡將軍，陳賡當時掛中將軍銜，其他旅長一般都是少將。張?zhí)N鈺覺得奇怪，后了解情況后，認為陳賡曾救過蔣介石的命，又是黃埔一期，掛中將軍銜并不奇怪。
另外，根據(jù)一些回憶史料，這一時期我軍的一些初中級指揮員也佩戴過軍銜標志。開國少將王直在新四軍成立之初任新四軍第二支隊三團四連指導員，“在任指導員期間，最讓我頭疼的工作就是佩戴國民黨軍帽徽和軍銜。我當時被授予上尉軍銜，不是我嫌這個軍銜低，而是在感情上難以接受。”原新四軍第四支隊軍需處長鄭重回憶：“1937年七七事變后，國共合作，共同抗日。鄂豫皖蘇區(qū)紅軍在湖北黃安（今紅安）七里坪集中，改編為陸軍新編第四軍（簡稱新四軍）第四支隊。上級派我擔任支隊軍需處長，并發(fā)給綴有少校軍銜的胸章佩戴。”由于當時是第二次國共合作，中共中央派出部分干部參加了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的工作，他們也曾有過軍銜。如周恩來就曾有過中將軍銜。周恩來那時是中共中央長江局副書記、共產(chǎn)黨與國民黨談判的首席代表。抗戰(zhàn)爆發(fā)后的1937年9月，蔣介石為表示與各黨派的團結(jié)和籠絡(luò)人心，特邀周恩來出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副部長，還授給他中將軍銜。南京陷落之前，南京國民政府及軍事委員會等黨政軍機關(guān)已遷至武漢，周恩來住進中共中央長江局駐地。當時，長江局大樓內(nèi)住有兩名中將，即周恩來和葉劍英（十八集團軍參謀長），還有四個高級參謀，即李濤、聶鶴亭、張經(jīng)武、邊章五。時任長江局書記的王明曾口占一聯(lián)：“一門兩中將，三樓四參謀。”另外，受國民政府之邀，郭沫若于1937年9月出任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廳長，軍銜少將。葉淺予在回憶錄中寫道：“1938年我在武漢參加郭沫若的軍委政治部第三廳，我的軍銜是中校，郭沫若和田漢都是少將。”不過，他們當時是在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任職，所以他們的軍銜不屬于八路軍、新四軍的軍銜。
抗戰(zhàn)初期，為了方便與國民黨軍打交道，在國統(tǒng)區(qū)的八路軍、新四軍辦事處的工作人員也有過軍銜。如《毛澤東選集》中提到的在1939年6月12日“平江慘案”中被國民黨軍殺害的新四軍平江通訊處主任涂正坤、副官羅梓銘，軍銜分別為上校和少校。
伍修權(quán)將軍回憶八路軍蘭州辦事處迎接從蘇聯(lián)回來的同志：“我們馬上把他們安置下來，然后給他們發(fā)八路軍的軍衣和符號，還給每人起一個假名字。根據(jù)各人的年齡和身份，每人安上個適當?shù)能娿暫凸俾殻钚〉慕o個少尉，也有中尉、上尉，最高是少校，因為我自己當時掛的是個上校軍銜。”張震上將在回憶錄中提到：“（1937年）8月30日，八路軍駐晉辦事處在太原成成中學正式掛牌辦公。彭雪楓以八路軍總部參謀處處長、駐晉辦事處主任的身份進行公開活動。我以八路軍總部少校參謀的身份，負責聯(lián)絡(luò)、接待工作，并兼任辦事處總務(wù)科科長。……八路軍少將高級參謀邊章五也在這里。……國民黨軍的軍銜、標志，是要自己到街上去買的，回來報銷。我那時不知道軍銜如何佩戴，便問商店老板。他很吃驚，說：'當官的自己還不知道？’我也就不好再細問。”彭雪楓任八路軍總部少將參謀處長、駐晉辦事處主任時穿過的少將服裝此外，抗戰(zhàn)初期和抗戰(zhàn)勝利后，八路軍、新四軍曾兩次醞釀實行軍銜制度，由于受當時戰(zhàn)爭環(huán)境和物質(zhì)條件的限制，這一愿望未能實現(xià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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