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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邦以往田稅之法，計算地之廣狹沃瘠，體察收成之豐歉，統一以大米納租。測地之廣狹，故有檢地，量地之沃瘠，立上中下田，故有石盛，體察歲之豐歉，故有檢見。 對于德川幕府，有兩種比較流行的看法。一種出自德川家康的名言，“讓農民半死不活，是政治的秘訣”，一種來自江戶石高制的否認，在歷代慈眉善目的德川將軍統治下，幕府和大名只從很久以前勘定的產量中，征取一部分作為年貢，農民獲得大量的剩余作物，以此用于市場貿易，客觀上促進江戶時代經濟的飛躍。 德川家康的話，可以跟江戶時代初期的御觸書《慶安御觸書》中的說法相結合:“農民要早起除雜草，白天耕田，晚上編織草袋用的繩子。”甚至還有“不要讓農民活，不要殺死他們。” 實際上農民并沒有過那樣的生活。 因為農民的生活，終究是由勞役強度、收成來決定的，只要把年貢要求的份額上交，剩下來能束縛農民的限制，就沒那么多了。所以生活并不那么艱難。一年四季都很忙的農民也有不少的休假。例如，正月和盂蘭盆節和交完年貢的時候，都可以休息。 這些假期加起來大約有50天，相當于當今上班族的一半。  顯然，第二種說法更符合事實。 然而，如果只片面采信兩種對立觀點的其中之一，而對另一方觀點直接摒棄，或者為求兩者統一，強行腦補以自圓其說，則不必要。 所以，如何理解這兩種說法，以及背后江戶社會的實像，就有必要從江戶時代的土地制度細節及其流變進行了解。 從室町到戰國的檢地 江戶幕府的土地制度，建立在戰國以來兵農分離的基礎上，要說江戶時代的土地制度，還要先從戰國時代說起。 莊園名主制，體現在同一片莊園內大量的職官，如名主職、加地子名主職、作人職。這些莊園職，代表不同人群對單位土地的權利宣稱。一塊地幾個官，官和官之間又互為主從，藤連著瓜，外部力量要打進來，是非常困難的。 在中世日本，直接在土地上進行耕種的農民，稱為“作人”。按經濟史常見的說法，私有產權是建立在自身保有產權對外來者排他的基礎上的（私域排他性），那么日本基層土地的私域排他，又稱為“作人的占有”。按歐洲的封建制，農民占田生產，領主在農民上利用租佃、放貸等各種關系，輔以徭役，就可以完成各自的產權劃分，等到外來資本進入，形成信托，產權關系才會復雜化。 日本封建制下的產權發展不是這樣的。 根據慶長10年的檢地帳，凈古村5町地頭上，登記了32人，人地比達到6:1，類似的比例在不少檢地帳都有反映。這是由于同一片土地在開墾隱田、遷入人口或租佃轉讓等各種原因，不斷有新的名主與原來的名主發生各種依附關系導致，照此發展，人地比例還會進一步擴大。 換句話說，日本是先形成復雜的產權關系，自洽和排他，是后話。 這種復雜的在地勢力，固然有效避免直接面對上層權力的風險，不過并非全是好事。 因為本地的產物要賣出去，販賣的分成，也要經過層層關卡，關卡太多，有時候是很不利于市場流通的，也不利于具體利益的協調。 所以，率先改變這種狀況的，不是外來權力，是在經濟發展中，通過貿易羽翼豐滿的在地勢力。強大的名主開始把這些出現重疊的不同職位，用贖買的手段收入自己掌握之內，以達成對自己名下土地的完全掌控，以各種兼并形式，對其他勢力進行整合。 經過中世早期不斷復雜化之后，在地力量又歸于一元化和同質化。 有力名主對自身土地完全掌控的追求，就是因私域排他出現的自發因素。  但不是說，在地勢力開始一元化以后，日本就此出現自下而上的整合，這中間還有一些波折。 波折就是，作為騎跨于在地勢力頭上的武士，尤其是從守護大名向戰國大名轉型的武士團，很少直接經營土地。如果做個不恰當的比方，在地名主就像店鋪的經營者，武士則類似于收保護費的黑社會。 所謂日本社會的二元傳統，骨子里就來源于在地勢力和外來勢力不斷拉扯造成的張力。 武士團的收入，與“檢地”的結果密不可分。籠統點說，討論檢地制度也好，石高制也好，其實是在討論一個怎么收保護費的問題。 至此，還可以更大膽地推論，在日本中世，“兵農合一”和“兵農分離”，并不是絕對嚴格的概念。應該說，武士和農民，本來就是分離的，只不過在中世前半段，在地化的趨勢下，兩者逐漸合流，產生若即若離的關系。當武士團需要重新動員，切換為戰國大名時，一部分“農”，在動員體制下，圍繞武士，構成“兵”，最后造成兵農兩者身份和事實上的分離。 不過，重塑和動員，是需要經歷漫長時間的。直接對復雜的莊園職和名主關系動手，無異于跟群眾作對，何況強龍難壓地頭蛇，這種做法直接否決。 先從徭役，做帳方面動手，就事半功倍。所以需要檢地。 檢地原本是中世莊園名主為了收入和貿易，對自己土地進行的自發檢查。檢地執行的對象是莊園，檢查以莊園為單位，新墾田地的收成和面積情況，幾乎不進行精細的實地丈量。 不進行精細丈量，跟中世的土地關系有關。名主作為基層土地管理者，以各種錯綜復雜的關系從屬于不同的本所（名義的上級土地持有人），上層權力很難繞開這些關系，利用自己力量直接干預在地的名主。 戰國以后，檢地帳逐步規范化，分為兩個大部分。一是“本成方”或“本年貢”，即根據過去丈量土地而一直維持的年貢；另外一個是檢地后新增加的年貢，稱為“踏出”，又叫“名主加地子得分”，顧名思義，就是一塊田的名主，通過開發或發現隱田，從而得到“加地子”的結果。 一般來說，兵農分離的著力點是先從賦稅層面，把征稅對象分為軍役眾和惣百姓。 從屬于大名或武士、負有軍事任務的“軍役眾”，只需要繳納檢地以前的土地年貢（本年貢），而全額免除隱田年貢（踏出分），這種免除被稱為“御免”。 全額免除踏出分，并不僅僅是大名對部下特別的愛惜，更主要是意味著將踏出地從原來的寺社名下進行沒收，經過大名的恩給，重新分配給自己的軍役眾。 依靠控制莊園擴大實力的守護大名，經過沒收土地、免稅，以權力主導，剝離了武士團和作為在地力量的寺社之間的土地關系，再以分封形式重塑封建主從關系，實現了向戰國大名的轉型。以上通過分封重塑權力的過程，在日本稱為知行制。 至于惣百姓，免除40%年貢，被稱為“四納所免”，仍然保持與寺社的各種關系。 兩者相比，軍役眾可以免稅或只征收占惣百姓1/5到1/4左右的年貢。 如此一來，邏輯上就說得通了。 室町到戰國的檢地，雖然在制度上做出大量突出，征發規模越來越大，但這種突破是建立在權益等價交換的基礎上。讓武士和軍役眾心甘情愿從土地上剝離出來，并對在地力量形成統治，不僅僅需要封建名分和倫理，在價值觀上的動員，還需要給予切實的利益，以御免為手段進行重塑，很多時候還要保持對原領主權益的承認。 織豐檢地 在今川氏和后北條氏的基礎上，織田信長的檢地就很能反映承認和利益兌換的實質。 首先，他在檢地的同時，發出“御朱印方”，先對檢地帳上的土地所有者權利作出承認，鞏固現成有力者的利益。 然后，指示柴田勝家從東谷檀那院名下的越前織田莊開始著手改革，將該莊原來的本年貢、踏出分、公事等復雜的年貢，統一變為“分米”負擔。在分米負擔制下，直接從事某片土地經營的作人，完全負擔該片土地的年貢，盡量按米來計算。相應的，承擔完全年貢的作人，對土地的支配權也得到了擴大。 相當于說，通過御朱印狀對原有名主的安撫，在盡量少動搖原有利益者的前提下，基層土地所有權，以分米負擔的形式，開始從名主向作人轉移。  完成轉型的是豐臣秀吉。 太閣檢地是戰國土地制度變遷進程中，最重要的一次改革。 太閣檢地作出了相當大的突破，逐步廢除原來比較間接、依賴在鄉領主檢地帳登記結果的指出檢地，改為直接派出奉行檢地，直接從作人（自耕農）的土地上征收年貢，取代原來的莊園、名主，層層征收，出現大量滯留的情況。 與此同時，豐臣秀吉在織田信長的基礎上，規定基層土地的持有者——作人，按照檢地帳登記在冊，稱為“名請人”，以方便管理。在柴田勝家的基礎上，禁止作人遷徙，也拒絕作人依附于外來名主。這樣，比較大的在鄉勢力，再也難以通過從前的寄進、安堵，與基層農民（作人），建立主從關系，復雜的莊園職官從此消亡。 一作一人制，使得橫在大名和基層農民之間的中間勢力被逐漸削弱。 原來由于層層名主依附的干擾，這些名主又不一定屬于大名自己的封建義務體系，因此在地力量強大而復雜。經過太閣檢地，以豐臣秀吉為頂點，通過譜代大名、大名以下的家臣、中下層武士，層層從屬，終于可以利用封建關系，有效調度基層力量。 原來室町和戰國前期的大名，既要家臣效忠，又要處理在鄉領主，防止他們同化家臣，出現武士團內部的自走。而現在，家臣直接成為在鄉領主或者領主的上級支配者，而且是一元化、排他的支配者。太閣臣下的臣下，未必需要向太閣效忠，卻終究處于太閣權柄之下。反之，太閣不需要直面臣下的臣下制造的糾紛，太閣只需要專心處理自己的家臣就可以了。 所以為何戰國后期開始，針對屬下的強弱親疏，搞轉封、改易，就好辦了。豐臣、德川的力量更強固然是客觀因素，倘若原有框架不變，盤子更大，無非是所需要面對的對手更多，而巧婦難為無米之炊。 封建關系不僅僅分權，也有著集權的一面。 石高制的到來 太閣檢地和一作一人制，前者初步規劃出治下每個大名的收成，間接推出大名的利益，后者把大名和下面的大小武士，從莊園經濟中剝離出來，統一貢租繳納。 “高”是日本歷史上的經濟計量單位。一般表示物品的總數量，主要分為貫高、永高和石高。 原來室町和戰國時期，日本畿內和近畿一些流通比較發達的地區，使用貫高制和永高制。 貫高起源于鐮倉末期。一些領主將知行地的收入以多少貫文的地來表示，并以錢的形式繳納年貢，形成貫高制，體現日本土地經濟早期的貨幣化。 永高是中世后期以永樂錢(永樂通寶)為基準的年貢收納。 由于關東大名喜歡以永樂錢為流通和信用基準，對貨幣的壟斷力相對也較強，所以永高制是關東特有的現象。也有永積、永盛、永別等稱呼。后北條氏把貫高和永高制度進一步規范化，規定年貢以永樂錢為標準，并將永與貫的換算比例定為1比2。 這點在貨幣流通更發達的關西并不通用，因為關西私鑄錢太多，還有大量外來流入的貨幣，官鑄貨幣推行起來的難度自然就很大。 可以看出，日本近世以前所謂的貨幣化，并不完全遵循市場規律，帶有強烈的官方權力背書色彩。因而貫高、永高的流行，并不完全反映一個地區的經濟發達。在近畿一些農業產出遠遠大于貨幣量的地方，貫高反而不如石高流行。不僅如此，在貨幣量不足，運輸困難的地區，換算貫高本身就意味著高昂的運輸成本。結果，運輸更方便，并且具有普遍兌換價值的大米，所代表的石高制，率先統一了日本。  石高，則是以土地糧食產出為計量。 太閣檢地，有了可以計算土地大致產量的辦法，使通過產出來進行換算成為了現實。按太閣后期到江戶初期的換算法，永1貫文=金1兩，永1貫文又可以換1石米。 這樣，全國性貢租體系通過統一換算，建立了起來。從貫高、永高和石高并存，統一為石高繳納。 太閣檢地的很多細節，對后世起著奠基作用。 太閣檢地在程序上，簡單來說，就是要求先計算每一反田地的畝步(面積)，然后測定單位面積田地的石盛(產量)，再制定石高(畝步乘以石盛)。 太閣檢地使用的間竿，以6尺3寸為1間，按5間×60間為1反，把土地分為水田、旱田和屋敷地。水田、旱田又各自分為上中下三等，屋敷地（住宅用地）的估算，按上等旱田為準。根據伊勢國檢地令，每反水田中，上田1石5斗，中田1石3斗，下田1石1斗。不同地區的等級標準各有不同。 算出石高后，將年貢征收率定為持有高的三分之二(二公一民)。 石高制的成立，為戰國后期的大合戰創造了規模。 石高計算的普及，意味著所有領主的收益都可以實現量化。收益可量化之后，領主轉封以后，可以在新的領地上，按照石高換算，獲取跟原來收入對應的收成。所以，到戰國后期，轉封變得相對容易。 一旦到了戰陣，根據軍事任務，每個大名和旗本所需要承擔的成本，也可以通過石高快速換算，而從領地中有效汲取。 如出兵朝鮮時的陣立書所示，每知行高達到100石的九州領主有5人，根據收入可以給他們攤派相應比例的后勤支出，軍役體系井然有序。根據石高制，領主階級不僅向統治下的百姓征收年貢，還能以相應的報酬，動員他們充當陣夫役、水主役，編為小推車隊、足輕隊和劃船手等，用于戰斗和后勤支持。  德川檢地 豐臣秀吉統治后期，農民繳納4成左右的產出作為年貢即可。到德川開幕之初，幕府天領又把“四公六民”改為“五公五民”，近世土地紙面上要求的年貢率，大致如此，具體比例依照不同藩的情況而定。 德川家康在關原之戰后，著手進行全國性的檢地，稱為慶長檢地。  檢地工作有兩個對象，一是藏人地，即幕府直接控制的土地，由代官頭執行；二是城市土地，由城主負責，對太閣檢地以后新開墾的、農民漏報以及從對手手里沒收的土地，進行丈量。 太閣檢地的規則，在德川時期繼續沿用。按水田、旱田、屋敷（住宅地）劃分地目（土地種類），按上中下三等劃分地位（田地質量），以300步為1反。 與太閣檢地相比，原來6尺3寸的間竿，改為6尺為1間，單位更小，而檢地更加細致。 間桿變小，土地單位和單位土地產量也相應變小了。原來各種田地的石盛，都不同程度地下降了。如1反上等水田，原來石盛為1石5斗，在慶長檢地以后變為1石3斗。土地產出更低的旱田、下等田，下降幅度更大。 可以看出，慶長檢地通過更精細、更嚴密的制度，雖然有加大汲取的目的，但更多時候是為了繳納公平。 慶安檢地令第一條就提出，“檢地之規則，根據百姓訂立，應該考慮關乎其生死的問題，使之沒有高下之分”。慶安檢地還要求領有田地的小農，包括同一家庭內的兄弟們，從父母手中繼承土地，并且進行瓜分后，都要把各自名字登記在檢地帳上。意味著在豐臣秀吉的基礎上，一地一作人原則進一步貫徹，私有產權體系的獨占和排他性，由家庭細化到個人。 隨后的寬文、延寶檢地，和泉國一些繼續使用250坪為1反地計量的鄉村，統一到300坪為1反的德川新制下，原來的三等地位（上中下三等田），根據新的檢地，再次分出上上等、下下等田，從而變為五等地位。 這些原則在之后的檢地中進一步落實。 元祿檢地規定，對于不足半間的土地，以尺寸測量。經過更仔細的測量后，劃為上上田的土地，石盛增加1斗，下下田則降低1-3斗不等；假如測算出的面積與賬本出現差異，則地主和農民都可提出申訴。 享保時期，檢地主要圍繞開發的新田進行，針對經過技術發展的情況作出新規定。如灌溉后，由旱田變為水田耕作的田地，按水田規則征稅。種植漆、茶、桑、楮之類經濟作物的土地，按相應的產出劃定土地等級和石盛。原來的五等地（上上、上、中、下、下下），進一步細化為七等地——上上、上、中、中下、下、下下、隔離地。  幕府檢地工作越發精細，是為了加大汲取嗎？ 是，也不是。 先從檢地程序說起。 江戶的習慣，在檢地前，村里會自行把田地分為水田、旱田、新田，立下界標，然后相關責任人和進行測量的竿手、繩手，都在誓約書上簽字。 檢地使用6尺1分竿，對于兩塊相鄰的田地，交界處各讓出1尺，加上畔基通常也有1尺，合計3尺，稱為除檢地。 檢地時的計算辦法既精細也粗放。 精細之處在于，檢地時對土地種類的重新勘定很嚴格，過去被分為旱田的地方，如果有水路通過，將改記為水田，以征收不同級別的年貢。代官、檢定員和村負責人勘察土地后，各自用小手牌標記水田旱田的土地種類，再互相對照，只要相互意見達成一致，才能登記在冊。 粗放之處在于，檢地得出的石盛，大部分不是具體測量得出，而是利用算法得出的，在當時，稱為坪刈法。 在實際操作時，往往從上田（比較肥沃的田地）中選取3-5處坪，對選取地的產量進行檢查。假如1坪地產量為粟1升，那么1段則為粟3石（1段＝300坪，所以300升＝3石），1町地產量就是30石（1町＝10段），以此估測處1町地的稻谷產量，再換算成大米的數量，1町地30石粟，約等于15石米，所以這片上田的石盛為15石。算出上田石盛后，其他等級的田地，每降1級，石盛減2石。這樣，中田的石盛就是13石，下田是11石，下下田是9石。有時候連坪刈法也省去了，在很多新開發的田地上，往往直接根據鄰近田地情況，來估測相應的土地級別和石盛。 檢地結束后，官府開始制作專門登記土地情況的賬本，稱為“地引帳”，有些也叫“內見賬”，里面包含土地種類、方位、地勢、地主的具體姓名和周圍交通情況。制作完成后，代官、鑒定員、村役和負責測量的竿手、繩手，都要按下手印，制作為兩份，一份上呈官府，一份留在村里，向村民公示檢地結果。 經過檢地得出石盛之后，再以四公六民或五公五民的標準，確定年貢的收取量。在江戶經濟發展的大趨勢下，檢地石盛所計算出的石高，是遠遠不能反映實際產出的，因此，原來的石高，稱為“表高”，而實際產出，稱為“實高”或“里高”。從江戶中期開始，幕府直轄的天領，年貢率就普遍低于四成了。繳納年貢后，農民手中盈余大量稻米，即使拿到市場販賣，被克扣一部分作為統制，仍能換取不少錢幣，不少田地甚至改稻為桑，改種盈利價值更高的經濟作物。到江戶中后期，很多農民能由一日二餐改良為一日三餐。有些人能出資到江戶大阪旅行，吃了太多大城市的精米，因此患上腳氣病。 與其說江戶農民掙扎于生存線，倒不如說很多人的健康問題跟“富貴病”有關。 檢與免 不過，“五公五民”這種年貢率，在檢見時還有用處。 檢見，是對土地產量的再次評估，以對原有年貢進行修改，主要分為畝引檢見和有毛檢見。 畝引檢見也叫“根取檢見”、“反取檢見”或“繩延”，主要應用于江戶前期，與當時農業災害頻繁，土地歉收有關。 具體做法，是根據上、中、下等耕地原來的石盛，以五公五民的比例，以段為單位，計算不同等級田地應該繳納的年貢量，將計算的結果作為“根取”米（根即為基準值），也叫當合。遇上歉收的年份，如果計算的實際收獲的稻谷量，仍多于計算出的當合，過剩部分不予追究。如果實際稻谷量少于當合，則將不足的部分作為損毛，再通過換算，乘以土地面積，得出新的年貢。以達成災年減收貢租的目的。 有毛檢見常見于江戶中期以后。這種檢見就不通過田地等級計算石盛和根取米了，直接按實收來決定年貢。 有毛檢見，要求村官和地主仔細把每坪的具體產出寫在賬本上，再把每坪的結果加上，得出全村的稻谷收獲量，再折合年貢率確定上繳數目。最初是幕府的勘定奉行神尾春央，于1749年在畿內的產棉地區開始推行。這時候的背景，是農業產出爆發，但幕府收支開始失衡，為了應對經濟下行，而加大稅收的辦法。 日本農民對這種檢見自然很不待見。精細到實收，不僅意外著年貢負擔加重，而且為了保證準確，村官會進行至少每年一次的檢見，使當地人不堪叨擾。 有毛檢見不得人心，因而使用次數也不多。  定免法與檢見法并列為江戶時代代表的徵租法之一。所謂“免”，在日本的意思，指的是對石高進行課收而定的稅率。幕府對農村進行年年檢見，如果當地人不堪其負，可以申請定額地租。由官府來計算過去數年到二十年之間年貢的平均額，與申請定額的年貢對比。如果申請定額比過去年貢的平均額還高，那該土地就劃為定免地。定免地是有時效的，以3年、5年、7年或10年的期限內，不論收成的好壞，都按申請的定額繳納。 一旦遇到重災或大歉收，無法繼續維持定額時，就輪到破免法發揮作用了。 破免法同樣需要村名主或田主提出申請，然后官府入場，根據坪刈法檢見。若檢見得出的產量，少于平常收成的七成，允許破免——無視原來的年貢要求，按重新檢見的收成為基準，乘以五公五民的比率，算出災年的年貢（相當于損失多少，少繳多少同比例的年貢）。 定免法是個很大的進步，從此以后，穩定的地租模式越來越多，大幅度減少檢地成本和擾民造成的不安。有毛檢見搭配定免或者破免使用，能在歉收時有效減輕農民負擔，也可以成為善政。 石代納與雜稅 前面提到，豐臣秀吉和德川幕府相繼努力下，取消了貫高和永高制，事實上，以貨幣代繳，畢竟代表著時代前進的方向，在很多地方，貨幣繳納仍然保留下來，直接沿用至近代。 石代納，指的是用貨幣代替大米繳納年貢，包括以畿內為中心的地區實施的三分之一銀納、五分之一銀納、十分之一大豆銀納、大和(奈良縣)的幕領皆金納、關東的畑永納等、甲州(山梨縣)的大小切、陸奧的半石半永等。另外，根據石代價格的不同，又分為定石代、安石代、愿石代等。 原在一些特殊的經濟產地，如幕府領地中，擁有別子銅礦的伊予國、擁有生野銀山的但馬國，還有一些大米成色不好、大米產量不足、運輸不便的地方，使用石代納都是有必要的。 幕府的收入主要來自直轄地的年貢，當然，也不僅僅來自于年貢。 除了作為正租的年貢之外，必然有其他雜稅。 將年貢米按3斗5升為1俵進行換算，每1俵增征1升米，稱口米，口米跟由共同體承擔的年貢不同，是落實到個人的。有圍繞草地、小屋、山林、水車征收的雜稅，稅種不下數百，統稱為“小物成”。此外，還有各種用于流通領域的營業稅、用于發行貨幣的鑄幣稅，包括由礦山征收貴金屬到江戶金銀座鑄幣的路途中，作為物流稅征收的“運上”。 在村落，按租庸調制度里“庸”的分類來征收的，稱為“三役”。 一是“傳馬宿入用”。“傳馬”是日本律令制國家時期，仿照中國發展的驛站制度，以后為武家沿用。到江戶時期，由于參覲交代的普及和貿易發展，需要大量使用驛道，為了維持驛道，就規定村石高里，每100石米必須征收6升米，或拿來作為驛站補給，或折算成貨幣，作為維修驛道的經費。 二是“六尺給米”。幕府的一些雜役，原本需要從地方征調農民，因為路途遙遠，農民們又不熟悉武家的膳食、禮儀，所以幕府改為聘請專人負擔廚師、傭人之類專業化較強的雜役，原本攤派到農村的徭役改為以錢代納，按村石高每100石征收2升米，換成貨幣，作為幕府雜役的工錢。 三是“藏前入用”。用于各地租稅運到江戶時產生的物流費用。在關東，按村石高每100石征收250文錢，在關西，按村石高每100石征收15文銀。 此外，還有“助鄉”，用于補充傳馬制度人員或馬匹不足的情況，由鄰近村落負責，相應地，可以免除承擔村落當年的六尺給米或藏前入用。 以上是雜稅收入，還有來自各地大名的繳稅。 理論上，按分封制度，各藩各行其是，各自進行征稅和改革，幕府是不直接干預的。不過，幕藩制度，是意味著幕藩之間存在大量互動的。按江戶前期的規定，參覲交代時，來到江戶的大名還必須按自己領地內的石高額，繳納相應比例的米和金錢。 隨著各藩開支加大，在維持上繳米金不變的情況下，用于參覲禮儀的費用會越來越少，同時會讓人覺得，幕府不能自行維持家臣生計，需要大名給養。這兩點讓幕臣們感到很恥辱，于是從1730年開始，上繳米制度就廢止了。 不過，還有幕府可以用于給諸侯攤派的稅項。 那就是國役工程稅。比較大的工程，如跨區域的河川改道或水利修建，一般由幕府主要承擔，諸侯們各自出錢出力進行輔助，以實現全國的資源調度。有時候諸侯們不能獨立負擔領內的工程或賑災，需要向幕府借款，這樣幕府也可以從借貸中獲利。  充滿自反性的日本社會 自反性，很多時候是建立在兩個對立統一的事物，或者一體兩面之上的。 無論是戰國大名突破一定底線的動員，對莊園中間層的否認，還是對小農的征發，抑或織豐德一代比一代更精細的檢地，都是拿對等權益來交換的。 否認中間層，需要承認原中間層的利益，用石高計算的辦法，把他們平移出莊園體系的同時，盡可能減少實際損失； 征發小農，需要一地一作對私產權的強化，還需要保護他們免受災害出現凋敝； 檢地的嚴格和精細，看上去有加大汲取的成分，但減免年貢時，檢地所體現的專業化也派上了用場。 那么，糾結動員、消滅中間層、征發、汲取之類概念，還有多大意義呢？ 望文生義來推結果，還有多大程度是符合實像的呢？ 高效將導致暴政，這句話又能在多大的范圍內適用呢？ 至少在很多場合上，真正建立在專業性前提的高效率，是有其合理性的。 從檢地的粗放和精細之處，就能反映日本社會的自反性。 粗放，是對群眾不容易接受的地方，如繳納、年貢方面，選擇避重就輕；精細，體現在勘定土地種類、不同成員意見和群眾知情權等方面，體現注重群體利益協調的一面。粗放的一面，固然對百姓仁厚，但也并非完全放棄技術工作，而是以計算代替在土地上堆積人力，搞實物檢算。這樣一來，哪怕檢地結果是粗放的，社會仍然朝著以專業技術進行衡量的精細方向前進。 某種意義上說，沒收地皮的第六天魔王、說出讓農民半生不死的德川家康，還有以后看上去慈眉善目的歷代德川將軍，本質上都是一體的。 一方面，他們維持著不同程度的動員，以實行統制，另一方面，這些行為都是要跟社會層面進行利益兌換的。 這種現象，在日本歷史上反復出現。每次出現突破底線的行為時，社會層面就會把執行者拉回原點，一個由在地勢力和外來勢力、貨幣和土地、官府和寺社，各種二元組合拉鋸下形成的張力，所維持的原點。 參考資料： 《日本經濟史第一卷 經濟社會的形成》 《日本社會歷史轉型期的土地問題研究》左學德 《日本明治初年地稅征收制度改革研究》劉峰 日本史事典 コトバンク百科事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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