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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5月17日，蘇斯洛夫向日丹諾夫呈送報告，稱蘇聯對外文化協會機關中，猶太人“充斥”，順便他也揭露該協會工作中的“重大政治錯誤”。 蘇斯洛夫向國家領導人報告一件“令人氣憤的事情”： 蘇聯對外文化協會紀念美國發明家愛迪生（蘇聯科學院名譽院士）誕生100周年，基爾皮喬夫院士稱愛迪生為“所有的人都不勝心向往之的典范”，而美國人則是“優秀的民族”。 結果，蘇聯各部門都接到指示，每年須向中央委員會機關提交關于自身干部工作的報告，并必須注明負責干部的民族。 即便遠離政治的人也迅即明白，中央委員會感興趣的只不過是猶太人的數量，所謂好報告就是那種能證實已清除掉若干擔任重要職務的猶太人干部的報告。  日丹諾夫舊照 中央委員會機關從那時候開始為領導人設計出專門的表格，它們顯示出蘇聯和加盟共和國多部門的領導干部中猶太人的數量急劇減少。 臨近1952年時，已經再也沒有一個猶太人擔任州委、邊疆區委第一書記或者民族共和國中央委員會書記。不久之后，整個黨的機關便全部清除了猶太人。 宣傳鼓動機關在蘇斯洛夫領導下，開始清除大眾傳媒中的猶太人，有條不紊地逐一清理各文藝協會、文化機構、教學和科研單位。 中央委員會編制了一份猶太人數量表，包括院士、通訊院士、博士和副博士，但物理學家得以幸免，因為原子能項目領導人庫爾恰托夫教授，機智地向貝利亞解釋說，沒有這些人氫彈就造不出來。 1947年5月斯大林讓蘇斯洛夫擔任中央書記兼中央黨的機關檢查局局長，人們都不敢違抗蘇斯洛夫。 有一次，中央書記處會議上研究一個棘手的問題。黨中央文學藝術部提供了高爾基去世后所出版的文章中大量刪節之處的查對結果。 例如，從廣為人知的隨筆《弗·伊·列寧》中便刪除了這樣一些話：“不可能有不在某種程度上成為暴君的領袖。列寧生前所殺掉的人，大概比托馬斯·閔采爾生前所殺掉的人還要多。” 托馬斯·閔采爾是宗教改革運動世道激進的布道者，德國1524—1526年代農民戰爭中人民群眾的領袖和思想家。 中央文藝部建議“再版文集的第17卷，往后不允許在作家生前已出版并經他同意的文章中進行任何刪節”。 蘇斯洛夫受委托進行分析研究，他是這樣考慮的： 出版刪節本是不明智的，因為喜歡刨根問底的讀者，會與高爾基生前的版本進行對比。不加刪節地出版也不行，總不能破壞列寧的正面形象吧。 于是，蘇斯洛夫向馬林科夫報告，說他大體認為不宜再版第17卷。這就是人們尊重蘇斯洛夫之處，他不肯放過任何有害的東西，也不允許自己或他人出任何偏差。 1949—1951年間，蘇斯洛夫出任《真理報》總編輯。在1952年召開的斯大林生前最后一次代表大會上，蘇斯洛夫成為中央主席團委員。 但一如勃列日涅夫所遭遇的情形那樣，領袖之死，險些變作他政治前程的終點，馬林科夫并不看重蘇斯洛夫，莫洛托夫認為自己是馬克思主義方面的主要專家。因此，斯大林逝世之后他們剝奪了蘇斯洛夫的重大政策決策權。 莫洛托夫談起他時說過： “蘇斯洛夫是個鄉巴佬，是個極其令人討厭的家伙。” 不過，開始疏遠老革命戰士的赫魯曉夫倒是需要蘇斯洛夫為之效勞。無論赫魯曉夫還是勃列日涅夫，文化水平都不高，常常手握鉛筆研讀列寧著作的蘇斯洛夫，讓他們覺得非常有學問。 1955年夏，他重新被吸收為中央主席團委員。 1957年夏天召開的全會懲治“反黨集團”的參與者——莫洛托夫、馬林科夫、卡岡諾維奇，蘇斯洛夫作了主要的揭發性發言。 蘇斯洛夫熟記各種意識形態化的表述方式，如若發現什么新的靠不住的危險說法，便會立即將其刪除。為此，赫魯曉夫很器重他，相信蘇斯洛夫絕不會放過各種謬論。 蘇斯洛夫病態地懼怕變革，他秉性保守，比其他人更清楚地懂得變革對現行制度不利。赫魯曉夫也警告說，不能進一步走民主化的道路，解凍可能變成一場席卷一切的洪水。 就思維方式而言，蘇斯洛夫當然是個斯大林主義者，但是在1960年代，他卻反對為斯大林全面恢復名譽，因為那就需要撤銷黨的第二十次代表大會的決議，而蘇斯洛夫認為，黨不應該讓人看見它會犯錯誤。 已經去職的赫魯曉夫曾經談起過蘇斯洛夫的“警察式的目光短淺”。據赫魯曉夫說，正是蘇斯洛夫策劃了對帕斯捷爾納克的迫害，那是國外發表了其長篇小說《日瓦戈醫生》并授予作者諾貝爾文學獎之后的事情。 “主管我國宣傳鼓動工作的蘇斯洛夫向我報告了有關小說《日瓦戈醫生》的情況，”赫魯曉夫回憶說， “沒有蘇斯洛夫，就無法處理這類問題。他說這部作品很壞，不符合蘇維埃精神。總之，是一本不成體統的書，不值得出版，于是便作出了這樣的決定。”  《日瓦戈醫生》的作者帕斯捷爾納克 我估計，在事件的那一階段，除蘇斯洛夫之外，負責人中誰也沒有讀過那部小說。我懷疑蘇斯洛夫也不曾讀過。看樣子，只是人家給他提供了短短兩三頁的作品內容概述的資料而已。 蘇斯洛夫反對發表卡扎凱維奇 的中篇小說《藍色筆記本》，卡扎凱維奇描寫的是十月革命前夕列寧在拉茲利沃躲避追捕的故事，與列寧待在一起的是他的忠實助手季諾維也夫 。 卡扎凱維奇本已將季諾維也夫描繪得不堪入目，但歷史經過多年的斯大林式的篡改之后，蘇斯洛夫根本不能容忍將一個已被槍決、在黨史上遭到抨擊之人的名字與領袖神圣的名字相提并論。 赫魯曉夫講述道： 將該書發給了所有的主席團委員，關于它的問題，則列入例會的議事日程。 “誰有什么看法？為什么這部書不應當發表？” “唉，赫魯曉夫同志，”蘇斯洛夫伸長脖子，困惑不解地說，“怎么能發表這部書呢？作者讓季諾維也夫把列寧稱為列寧同志，而列寧也把季諾維也夫稱為季諾維也夫同志。季諾維也夫可是人民公敵呀。” 他的話讓赫魯曉夫吃驚，難道可以歪曲事實，將歷史說成與實際情況截然不同的模樣嗎？ 即便我們拋開季諾維也夫是不是人民的公敵這一點不論，事實本身也無可爭辯：列寧和季諾維也夫的的確確曾經一起待在窩棚里。 他們互相之間如何對待？為何討論當時的問題，或者在窩棚里喝茶時為何聊天？看來，他們彼此確是以“同志”相稱。赫魯曉夫甚至認為，列寧對季諾維也夫是直呼其名——格里戈里，因為他們當時是親密的同志關系。二月革命后的頭幾個月，他們對所有的問題都持相同的見解…… 季諾維也夫在列寧生前是全國最富于威望的人之一，列寧讓他擔任共產國際主席、政治局委員、彼得格勒和整個西北俄羅斯的主宰者，列寧終生都將季諾維也夫視作自己最親密的朋友和戰友。 而蘇斯洛夫不可能不了解這一點，但對他而言最重要的是另外一點：斯大林生前和死后，大家都被灌輸說，季諾維也夫是敵人。這就意味著，現在是否不得不承認，這么多年來有人一直在說謊，在欺騙民眾？  赫魯曉夫時代的蘇斯洛夫 但是，赫魯曉夫耍了滑頭，他和后來的勃列日涅夫一樣，之所以對蘇斯洛夫感到中意，是因為此人在意識形態方面可資信賴。 不過，勃列日涅夫自己有時候也對蘇斯洛夫的僵死教條頗覺苦惱，切爾尼亞耶夫在日記中提到，有一次，蘇斯洛夫講話之后，勃列日涅夫在扎維多沃向身邊的人抱怨說： “會場上可能大家都睡著了——實在枯燥乏味。你們都知道地基里打樁的情形吧。蘇斯洛夫就是這樣——沒有一句生動的話，沒有一點新鮮的想法——全是說過、寫過了千百次的老一套。” 按照中央書記之間的責任分工，蘇斯洛夫也監管國際政策問題，他關于外部世界的概念，說輕點是遠離現實，盡管他也不時出國，愿意的話，完全可以看見人家是如何生活的。 薩福諾夫1960年代初在蘇聯駐英國大使館任參贊，他講述了1960年以蘇斯洛夫為首的蘇聯代表團應工黨之邀赴倫敦訪問的情形。 會談結束之后，蘇聯駐倫敦大使館參贊薩福諾夫看見蘇斯洛夫對英國人的生活發生興趣，便決定讓這位高貴的莫斯科來賓，見識一番傳統的酒吧。 他問蘇斯洛夫，是否很久沒有進過啤酒館了。蘇斯洛夫說，最近的一次還是在戰后的莫斯科——一位朋友領他去看蘇聯人民如何慶祝勝利。 蘇斯洛夫說，他不喜歡上啤酒館，又吵又臟，波諾馬廖夫訓了使館參贊一頓： “看您腦子里想出了什么樣的愚蠢主意，竟然請一位政治局委員進啤酒館！” 然而，蘇斯洛夫卻出人意料地表示同意。他并未料到，酒吧的常客們得知前來的是俄國人后，紛紛端起啤酒杯伸向客人，于是展開了一場友善的交談。 回賓館后，蘇斯洛夫滿意地對波諾馬廖夫說： “怎么樣，鮑里斯·尼古拉耶維奇，結果非常好，可惜所說的那些話不能全部用到我們的文件和總結里，終歸事情是發生在啤酒館……” 返回莫斯科之后，蘇斯洛夫仿佛忘記了所目睹的一切，重又堅信不疑地大談西方工人階級不堪忍受的苦難處境。 熟悉內情的人都說，勃列日涅夫看不起自己身邊所有的人。也許，蘇斯洛夫是唯一一個他尊敬并且器重的人。 1965年6月底，完全贊同中國共產黨立場的印度尼西亞共產黨代表團抵達莫斯科，蘇方參加會談的是勃列日涅夫、蘇斯洛夫和波諾馬廖夫。 據中央委員會國際部副部長布魯堅茨說，勃列日涅夫建議忘掉過去，表示和解地對印度尼西亞人說： “我是個新人，你們知道，我從來與你們之中的任何人都沒有吵過架。” 基本上都是他在講，蘇斯洛夫對他表示支持并略加糾正，勃列日涅夫對蘇斯洛夫表示感謝，但說得十分蹩腳： “我感到滿意的是，蘇斯洛夫同志發了言，幫助我和我們整個代表團揭示了我們所從事的事業的深刻思想和內容，以及共產主義社會的建設和民族解放運動的問題，關于某些國家發展道路的觀點……” 葉戈雷切夫曾對我講過，當他去找基里連科的時候，那人便會開始瞎扯一些對于打獵或其他什么事情的小故事。他總是快快活活，心滿意足。 他的桌子上放著胡桃——他非常喜歡吃胡桃。只有過了半小時之后才會想起來： “哦，你有什么事？你是干什么的？” 聽罷人家找他有什么事情之后，基里連科不滿地說： “你去找某某吧！你干嗎拿一些蠢事來糾纏我？你自己去找總書記好了，他什么都給你辦得到。” 蘇斯洛夫與基里連科判然有別，他說話簡短，只談公事，絕對不會開玩笑、講笑話、閑聊不相干的事情。 用不著長時間地說服他、證明自己的正確，只消簡短扼要地講清楚問題，他便會馬上表明自己的看法，連專業的機關工作人都對蘇斯洛夫處理事情的有條不紊、精明干練贊嘆不已。 在書記處，他不允許說話超過5—7分鐘，如果發言的人超時，蘇斯洛夫便會以冷冰冰的語調說一聲“謝謝”，那人也就不再吭聲了。 蘇斯洛夫從來不對任何人大喊大叫，他十分冷靜，無論說來多么奇怪，他在自己的權力范圍之內總是特立獨行。 他是一個文化水平很高的人，常常用藍色鉛筆改正下屬起草的文件中的錯誤，加上標點符號。不過，最讓機關工作者們嘆為觀止的，其實是他那種古板的教條主義的表現。蘇斯洛夫不容許對總路線有一絲一毫的偏離，他生性畏懼鮮活的話語，總是將那些試圖突破既定條條框框的人一律撤職。 蘇斯洛夫對黨的事務中，任何雞毛蒜皮的小事也都進行監督，永遠對以往如何解決某個問題感到興趣。要是出現“首次”這個詞，蘇斯洛夫便會仔細琢磨：首次？——于是推遲問題的解決。 切爾尼亞耶夫回憶，有一次，有人把政治局決議草稿送交蘇斯洛夫，其中將勃列日涅夫剛剛結束的對聯邦德國的出訪稱為“歷史性的訪問”。蘇斯洛夫便把“歷史性的訪問”改為“政治上很重要的一次訪問”。還解釋說，總書記還即將訪問捷克斯洛伐克，難道那也會是歷史性的嗎！…… 在政治局會議上，蘇斯洛夫總是坐在總書記的右首，勃列日涅夫并不擔心蘇斯洛夫：他知道此人永遠不會暗算他，他完全滿足于二號人物的地位。 勃列日涅夫還發現：蘇斯洛夫從不突出自己，任何時候都不說這是他做的，總是說“是列昂尼德·伊里奇這樣決定的”。 謝爾比茨基的助手弗魯布列夫斯基寫道：謝爾比茨基與蘇斯洛夫關系不好，感覺他對烏克蘭的領導人都抱著懷疑的態度。謝爾比茨基地位鞏固之后，便蘇斯洛夫不予理睬。 也許，這位最大共和國的領導人和勃列日涅夫的朋友，應歸入敢于如此行事的為數不多的人之列。 蘇斯洛夫很少離開老廣場，而一旦去什么地方講話、與民眾接觸，便感到嚴重不安。他早已脫離普通百姓的現實生活，置身他們之中就很不自在。他的講話令人異常膩煩。 曾在古比雪夫工作過的沃羅特尼科夫回憶說，根據中央委員會的分配，蘇斯洛夫被推舉為陶里亞蒂選區的俄羅斯聯邦最高蘇維埃代表候選人，他來到古比雪夫與選民們見面。 “我原以為，”沃羅特尼科夫寫道，“蘇斯洛夫是個沉著、自信的人。然而當你與他待在一起，特別是他在大會上講話之前神經質地翻動講稿，與助手核查原文中的某些事實、評價、結論的時候，我發現實際上并非完全如此。 講話開頭幾句，便顛三倒四，女人般得尖細嗓音顯得很不自信——于是我明白了，這個在我想象中意志堅定的人也會心慌意亂。” 蘇斯洛夫很關心經過赫魯曉夫的解凍時期之后，如何控制社會，為何鎮壓覺醒了的自由思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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