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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自：中華讀書報 鬼文化是世界各國文明中普遍存在的現象，或許是受到孔子“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論語·先進》）思想的影響，中國學者對鬼的研究，遠沒有對人的研究那么積極?！俄n非子·外儲說左上》講過一段故事：有個畫家為齊王作畫，齊王問，畫什么最難？畫家答：犬馬最難。齊王又問，畫什么容易？畫家答：鬼魅最容易。人們對犬馬很熟悉，每天都能看到，畫不好很容易被發現，所以畫起來難；可是鬼沒有人見過，所以畫起來就很容易。這個故事如果放到歷史研究上，結果恰恰相反，研究具體歷史現象相對容易一些，然而研究鬼的歷史就困難得多。 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教授蒲慕州知難而進，其新著《早期中國的鬼》，打開了一扇研究鬼的歷史的大門。該書原以英文寫作，書名為GhostsandReligiousLifeinEarlyChina，2022年由英國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中文版《早期中國的鬼》由黃咨玄博士翻譯，新星出版社2023年出版。 該書對早期中國的斷限是從遠古到公元六世紀隋唐之前，這段時間可謂不短，即使從有文字的商代晚期算起，也有兩千年的歷史，何況研究對象又是誰也沒見過的鬼，然而作者用二十余萬字不長的篇幅，駕輕就熟地應對了一個研究對象確定難、研究史料類型多、研究時間跨度大的課題，體現出了較好的理論、史料和學術功底。 首先，針對研究對象描述難的問題，作者設定了一個基本前提，即在研究中擱置鬼是否存在這一問題，轉而關注有關產生出鬼的歷史記載的文化和宗教環境，以及這些記載對當代社會的意義和啟示，最終評價鬼對人類社會的影響。 此外，作者在鬼的概念外延上設定了另一個基本前提。鬼這一概念在相當程度上存在重疊的模糊性，即鬼主要指死者的鬼魂（作者稱之為“人鬼”），但同時也存在非人類主體的怪、魅、物、精等，作者主要關注的是“人鬼”，但同時也將研究指向非人類起源的靈性。也就是說，無論“人鬼”還是“狐精”，只要它們之間存在相似之處——都展示出促使人們想象死者命運以及死者與生者之間關系的社會需求——那就都屬于作者“鬼”的概念。 擱置鬼是否存在的問題，并準確界定“鬼”的概念外延，這兩個基本前提的設定，使研究有了邊界，從而使研究對象也有了確定性。有邊界的研究，是任何科學研究都應堅持的前提。 其次，針對研究史料類型多的問題，作者采取了審慎的態度。作者認為，研究史料最重要的問題是作者身份和創作意圖，即誰制作了文獻，出于什么目的，為誰制作？繼而要確定文獻的意涵：包括文獻代表怎樣的社會階層、文化背景，或者是與知識分子的關系？文獻傳遞怎樣的社會和宗教信息？不同文獻之間的關系是什么？文獻不能告訴我們什么？我們自己的偏見可能是什么？等等。通過上述問題來衡量史料證據，作者采取了寬松的立場，即不堅持只有一種可能來解釋史料。作者對史料證據的開放態度，使得研究結論少了一些武斷，在科學研究中也是值得借鑒的。 當然，最能體現作者功底的，還是作者針對研究時間跨度大的問題，搭建了一個先縱、再橫、后比較的研究框架，使得看似紛繁復雜的兩千年鬼的歷史，變得涇渭分明。 先縱，即以時間先后為線索，勾勒出早期中國鬼觀念的發展史。作者根據商代甲骨文、傳世文獻、云夢睡虎地《日書》、包山楚簡等，初步勾勒出先秦時期中國鬼現象的基本輪廓；以諸子文獻為基礎，討論了鬼在社會中的意義，盡管思想家與常人對鬼的概念不盡一致，但思想家的表述也應建立在一個普遍接受的鬼概念之上；利用《呂氏春秋》《周禮》等文獻，揭示了戰國后期鬼觀念系統化、連貫性的趨勢，與人的社會類似，冥界也出現了可比擬的官僚系統。作者繼而探討了秦漢時期官私領域如何相互影響了鬼及冥界等相關思想的發展。帝制確立之后，一方面官方的宗教儀式被賦予了統一的結構，另一方面常人有關鬼的觀念也仍然存在，并有著各自的地域特征。這一時期，陰間被想象為一個地府官僚機構，這一觀念影響了之后兩千年的中國人的宗教想象。作者接著探討了漢末興起、六朝盛行的鬼怪文學，對中國后世宗教和文化中的鬼觀念所產生的重大影響。作者通過探索鬼的文學世界，研究它們的形象和個性后指出，志怪文學中的鬼魂被描述成具有了各種情感和道德感，表明了人們對鬼存在的想象，很大程度上是對活人的模仿。 再橫，即以佛、道傳播為線索，揭示早期中國鬼觀念與佛教、道教間的關系史。首言道教。道教是漢代末年出現的信仰體系，六朝時期的早期道教信徒不得不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面對鬼，并試圖通過對鬼的降伏以確立道教權威。道教文獻中的鬼主導了整個信仰體系，并形成了一種新的世界觀。對于道教信仰而言，遏制鬼魂的活動以保護人們安全，始終是主要目標之一。道教信仰的新發展，就在于信仰體系中控制鬼的重要性。再說佛教，佛教在東漢初期傳入中原，在傳播過程中，本土概念的引入，才使得佛教的傳播得以順暢。佛教在傳播中引入了鬼的概念，以餓鬼為例，佛教的餓鬼是對罪人的懲罰，而《日書》的餓鬼只是人死去變鬼前的狀況，進一步講，佛教到來之前，中國鬼概念與道德、倫理并無必然關系。佛教通過與本地宗教溝通，將前佛教時期的中國鬼納入佛教系統，這個系統才因此可以被視為“中國的佛教”?？梢钥闯觯鸾毯偷澜掏瑯酉蛟诘氐墓碛^念妥協，為后世“民間信仰”的發展奠定了基礎。佛教利用地獄中受苦的鬼這一觀念鼓勵人們向善，以免墜入地獄受苦；道教運用報復的鬼這個觀念說服人們在驅鬼時服從道士引領。但無論如何，事實是二者都不得不向當時流行的鬼觀念做出妥協。 后比較，即采用對比的方法，對古代中國、兩河流域、埃及、希臘和羅馬等文明中鬼的角色做比較研究，目的在于通過理解不同社會定位出鬼的作用的異同，進而更好地理解早期古代世界不同宗教體系的個性，從而強化我們對早期古代世界不同文化的理解。從章節上講，作者的確是在最后一章，在比較的視野下研究中國鬼現象，但事實上，作者在第一章便對鬼概念的跨文化類型做了比較，從而定義了中國文化視野下的鬼。全書首尾相接，對早期世界不同古代文明中的“鬼”的角色做了“粗略比較”，作者的研究一以貫之地審慎，他“并不打算變成一份對全人類社會中鬼現象的全面研究”，因為“嘗試做出概括總是一件冒險的事”。比起一些動輒即“語不驚人死不休”的大而化之的歷史研究，作者的治學態度頗令人景仰并值得借鑒。 總之，研究鬼的歷史，終究是研究人類社會的歷史。作者指出，“至于鬼，雖然隱于幽都之中，但最終還是要走入陽光之下，向我們揭露生者希望和焦慮的暗黑角落”。而這也正是該書的終極目的所在，通過對早期中國鬼的歷史的探究，為我們更好地理解早期中國人的社會發展史，提供了一個不可或缺的視角。 誠然，用這樣一部篇幅不大的著作概括兩千年早期中國的鬼的歷史是遠遠不夠的，作者也指出，中國文化中的鬼有著豐富的歷史，與現代中國和過去的中國存在深刻的聯系。“我們對這段歷史早期部分的研究或許可以作為整個故事的序幕?！薄对缙谥袊墓怼芬呀洶研蚰焕_，期待更多的研究者以此為起點，以同樣嚴謹審慎的治學態度和科學方法，以更扎實的研究成果，加入到繼續深入研究的序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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