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早年有相似經歷的兩人，人生結局卻截然不同。到底是什么決定了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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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章節：

01、他們的經歷相似，人生卻截然不同

02、原生家庭的氛圍有重要影響

03、個人的主動應對方式是最關鍵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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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何日輝

發布 | 晴日心理（SUN-MEDICAL）

近期，我們分享了大學研究生楊元元“帶母上學”，最終卻自縊身亡的悲劇。這起真實事例令人深思，尤其是所折射出的原生家庭負面因素。

相關文章：“帶母上學”的楊元元自縊身亡：不良的原生家庭，要適當保持距離    

昨天，我們又分享了一起“帶母上學”的事例。2008年，從貴州大山里走出來的劉秀祥帶著母親去大學報到，一邊讀書，一邊照顧沒有自理能力的母親。這引起了很多媒體的關注，一時轟動全國，他被稱為“貴州孝子”。

兩人都是“帶母上學”，劉秀祥也一度因為遭受巨大挫折而產生過自殺念頭，但與楊元元不一樣的是，劉秀祥最后學有所成，并不忘初心，放棄高薪工作回到老家成為一名鄉村老師。他在鄉村教育事業中獲得很多成績甚至成就，幫助了很多貧困學生改變了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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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表面上看，劉秀祥與楊元元有著很多類似的成長經歷，在人生初期，他們都拿到了一手“爛牌”。

劉秀祥出生于貴州貧困縣的一個小村子里，而楊元元出生于湖北枝江的一個小鎮。兩個人出生家庭的經濟條件都很一般。而且，他們在童年時期都遭遇較大的變故——父親早逝。

在劉秀祥4歲的時候，他的父親突然腦溢血去世。他的媽媽承受不了巨大的心理打擊，出現了精神失常，不但喪失了勞動力，甚至生活不能自理。幾年后，劉秀祥的姐姐、哥哥相繼出去打工，后來再也沒回來，家里的重擔都壓在了10歲的劉秀祥的身上。

而楊元元6歲的時候，她的父親因黃疸型肝病去世，家里只能靠母親望瑞玲每個月幾十塊的工資苦苦支撐。

對比兩人的喪父經歷，劉秀祥明顯比楊元元更加悲慘，處境更加艱難。他不但要自己照顧自己，還要照顧生活無法自理的媽媽。

因為父親去世、母親被視為“瘋子”，劉秀祥在村子里經常遭到其他孩子的欺凌和排擠，“大家都不大愿意跟我玩……會用一些小石子扔向我，或者用一些牛糞扔向我。”

他為了湊夠初中和高中的學費，他一放假就到工地打工，最拼命的時候一天工作18個小時，累得從腳手架上摔下去，幾乎喪命。而因為過于勞累，他在第一次參加高考前病倒了，最終落榜。他第二次參加高考才考上了臨沂師范學院(現臨沂大學)，圓了大學夢。

相比之下，雖然楊元元也很懂事、孝順，但在考上大學之前，她主要還是在母親的照顧下長大的，雖然日子過得也苦，但基本的生活費和學費，家里還是拿得出的。

媒體也未報道楊元元是否曾遭受過同學的欺凌與排擠。但她在中學階段的學習成績還不錯，并未出現明顯的學習障礙，參加高考后也順利考上了985院校武漢大學。她在上大學之前的求學經歷很可能是比較順利的。

不過，楊元元在本科畢業后7年才考上研究生，由于她“帶母上學”，再加上與同學存在較大的年齡落差，她在別人眼里成為了一個內向的、只和母親呆在一起的古怪女生。她也確實因為自卑、偏執而不愿意與同學溝通，顯得格格不入。所以，楊元元很可能也遭受過人際方面的心理創傷。

這兩個人的經歷很相似，家境都貧困，都是“帶母上學”，都非常渴望通過知識改變命運，為何劉秀祥能實現夢想，楊元元卻以悲劇收場？

他們的人生軌跡中除了顯眼的相同點，還有哪些容易被忽略的不同之處，導致兩人完全不一樣的人生走向？

其實，楊元元和劉秀祥的原生家庭氛圍有著極大的不同。

劉秀祥是家里最小的孩子，劉秀祥的父親未去世前，父母、姐姐以及哥哥都非常疼愛他。劉秀祥曾回憶起自己的小時候，他說父親經常抱著他去山上玩耍、采藥，即便時間過去很久了，他都還能記得父親身上的農村卷煙的味道。

劉秀祥的父母很可能不懂得什么是科學養育，他們只是本能般地覺得農村里的孩子就該這樣長大，不需要管束孩子們太多。

他們對劉秀祥的期待很可能并不是“讀書改變命運”，而是身體健康地長大，能早點幫家里干農活，或者出去打工，最后能養活自己、成家立室就可以了。

雖然這種教育觀不能說是有遠見而科學的，但在客觀上，父母的寬容和關愛確實讓劉秀祥有過一段非常美好的童年時光，親子關系非常融洽。這段幸福的記憶一直儲存在劉秀祥的內隱記憶層面，他對母親和家的眷戀非常深，這幫助他后續塑造出積極堅強的性格，能更好地應對人生道路上所遇到的挫折與困難。

而楊元元父親是那個時代非常少有的大學生，是一名工程師，是當時的天之驕子。母親望瑞玲是一名技術工人。

楊元元父親在去世之前，他是否能與女兒建立起親密的親子關系？這一點我們不得而知。但基本可以確定的是，在丈夫去世后，楊元元的母親并不懂得為女兒提供真正高質量的陪伴，并給予女兒心靈上的滋養，幫助女兒建立起內心的安全感。

楊元元的父母對她寄予厚望，她的父親給她取名“元元”，寓意著希望女兒長大后可以飛黃騰達，“掙大錢”！

這里不是說“掙大錢”不對，但楊元元的父母顯然只是不斷向女兒灌輸這個目標，甚至可能盲目地雞娃，給楊元元施加了很大的心理壓力。他們并沒有引導女兒提升認知層次，看清楚實現目標的路徑，并積極地思考人生真正的意義。

而且，楊元元的母親從沒有意識到自己有嚴重的認知局限，總是要求女兒服從自己的安排，不懂得尊重女兒的選擇和感受。

楊元元高考結束后，本來想考大連海事大學，學海商法做律師。但楊元元的母親反對，她希望女兒去武漢大學讀經濟學，認為那樣畢業就能找個高薪工作。楊元元求母親讓她圓夢，但望瑞玲再次反對。對經濟學不感興趣的楊元元還是聽從了母親的建議。

我相信不僅這一件事，還有很多事情上，楊元元的母親都是比較強勢的，軟硬兼施地要求兒女聽話。而楊元元出于道德壓力，也總是選擇順從，哪怕她內心其實非常壓抑和痛苦。

所以，母親失業后，楊元元主動提出把母親到大學宿舍住，表面看她是自愿的，非常懂事和孝順，但事實上，她這是非理性的“愚孝”。在她成長過程中，很可能她的母親經常在無意間對女兒“道德綁架”，導致她產生了一定要表現得孝順父母的“執念”。

而劉秀祥，從表面看來他比楊元元更不幸，因為他的母親別說管束他、要求他了，連基本的生活自理能力都沒有。她因丈夫去世而出現精神失常，實際上很可能是罹患了創傷后應激障礙（PTSD），并繼發了抑郁癥狀和精神病性癥狀。

不過，從積極的角度來看，劉秀祥也“因禍得福”。他的母親因為患病，從來沒有干涉過兒子在人生中的每一個重大選擇。

家庭貧困，還讀不讀書？高考失利，還復不復讀？大學畢業，何去何從？在這些重要的人生分岔口時，都是劉秀祥跟隨自己內心而做的決定。

雖然生活過得很苦，但他能擁有自己人生的主導權，坦蕩地去走自己的路。這是非常幸福的。所以即使他在自己選擇的路上遇到了很多困難，他也很少后悔、埋怨，并最終找到了人生的真正意義，在鄉村教育事業中獲得了巨大的成就感和社會榮譽。

如今，劉秀祥已經是望謨縣實驗高級中學副校長，并先后獲得了“中國好老師”“全國最美教師”稱號、“中國青年五四獎章”等。

劉秀祥是通過自己的努力、成功改寫命運的例子。他將一手爛牌打成王炸，實現了真正的逆襲。

而且他的逆襲并不是世俗意義上的，他學有所成后又回到了農村里，他現在的工資可能比大城市里的一個白領還低，他還是沒有過上富足的生活。

但他的內心比絕大部分人都更加富足、充實、且高尚。他所傳遞出來的意志和能量、他所創造的社會價值，足以令人敬佩。他不但通過知識改變了命運，還改造了自己的心靈和靈魂。

如果從學習成績來看，楊元元其實比劉秀祥優秀很多。她本科考上了985院校武漢大學學習經濟學，而不是劉秀祥上的臨沂師范學院（現在臨沂大學），后來又考上了上海海事大學的研究生，她擁有的教育資源和社會資源比劉秀祥的好得多。

按理來說，她也應該擁有勵志且逆襲成功的人生，但最終卻以悲劇收場。

我們分析了這兩人背后的原生家庭有很大區別，這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兩人的人生際遇，但希望讀者們不要忽略了更重要的一點：

雖然我們無法決定自己的原生家庭，但我們仍可以發揮主觀能動性，不斷自我反省、努力及奮斗，掌握自己的命運。

劉秀祥與楊元元都面臨過巨大的人生挫折，而他們的主動應對方式是非常不同的。

第一，劉秀祥善于解決問題，愿意為了實現目標而承受生活中的苦，但楊元元明顯缺乏這種意識和能力。

在父親去世、姐姐哥哥相繼離家出走后，10歲的劉秀祥就成了一家之主。央視主持人采訪他時，覺得這不可思議，城里10歲的孩子都還沒法照顧自己呀！

但劉秀祥說在農村里，10歲的孩子其實基本能夠自理了，田里種點糧食，再加上國家的救濟糧，他們基本不會餓肚子。只不過，他還得通過打零工、上山采藥來換取生活費，給母親買藥，以及他上中學后的學雜費。

從小樸實而簡陋的農村生活，讓他特別能吃生活上的苦，特別善于想辦法解決生活上的難題。他去縣城讀初中時，沒有房子住，他沒有去求學校，而是在學校附近搭了個棚，在門口支了個鐵鍋，作為自己和媽媽的容身之處。

到了高中，他發現有個老爺爺的豬圈丟空了，他馬上抓緊機會租了下來，又解決了“住房問題”。考上了大學，學雜費3000元，他當時只有60元。但他毫不退卻，先利用暑假掙到路費，開學后再一邊讀書，一邊打4、5份工作掙錢。

所以，劉秀祥的逆商是非常高的，他面對生活中的難題時，能夠及時調整思維模式，積極地尋找解決問題的辦法，迎難而上。我相信他大學畢業后，肯定也把這種能力帶到了鄉村教育事業中，辦法總比困難多，解決了無數的難題。

可是楊元元，她在遭受了挫折與困難后，解決問題的方法都是比較消極的。

母親失業了，她沒有鼓勵母親繼續就業，卻接母親過來一起住，加重了自己的生活和心理負擔，也未考慮對室友和學校造成的影響。

研究生入學后，上海海事大學禁止楊元元的母親住在學生宿舍，給他們找了一間出租房。出租屋的環境比較簡陋，沒有家具、沒有熱水和暖氣。楊元元和母親難以忍受，但他們沒有想辦法積極解決，還是抱怨學校不近人情，希望學校能準許母親住在學生宿舍。

劉秀祥在自己最難的時候，都盡量不接受別人的援助，希望靠自己的努力解決問題，這也促使他不斷發揮主觀能動性，抓住身邊的機會。

而楊元元及母親一直在有意無意地“賣慘”，希望自己的不幸能換來別人的同情和幫助，甚至將別人的幫助視為理所當然。這種心理不但會讓他們得不到幫助時內心非常憤怒、痛苦，還會阻礙他們提高解決問題的能力。

劉秀祥說，“我覺得一個人的苦難和挫折并不是你向他人或者社會索取的一個資本，因為我覺得一個人不應該活得讓人同情、讓人可憐，應該是活得讓人可親、可佩、可敬”。

多么希望楊元元和她的母親有機會聽到這句話！

第二，劉秀祥擁有更加積極的三觀，他很早就找到了自己的人生意義，并為此努力、奮斗。

楊元元一開始堅信“知識改變命運”，但她并沒有深入、理性地認識這句話。她對“改變命運”有著扭曲而狹隘的理解，認為只有賺大錢、走出小城鎮、有體面的職業才算是“改變命運”。

所以她本科畢業時，其實回老家就可以當公務員，但她堅決不回去，認為哪怕在武漢掃大街也不能回老家那個小鎮去。

對于知識是否能改變命運，我們也曾撰寫過相關文章：“帶母上學”的楊元元走向自殺悲劇，知識真的能改變命運嗎？             

而劉秀祥與楊元元不一樣。他大學畢業后，其實面臨著不少能“改變命運”的選擇，北京、上海、深圳等企業都向他拋出橄欖枝，有一家企業甚至開出了55萬的年薪。

劉秀祥本來去了一家保險公司，月入過萬，但很快，他決定回老家做更有意義的事情，改變更多農村孩子的命運。

因為在劉秀祥的老家，很多家庭都認為讀書無用，很多貧困家庭的孩子很早就被父母逼著出去打工，如果是女孩子，還可能早早就被父母逼著嫁人。于是，劉秀祥回到大山，成為一名鄉村老師，幫助那些困在大山的孩子走出去。

我相信劉秀祥很可能在讀大學時就找到了自己人生的意義，才能在畢業時抵抗住年薪55萬的巨大誘惑，依然選擇了對社會更有價值的鄉村教育事業。

人生可以分為三個層次：生存、生活以及生命，大學畢業后的劉秀祥不僅解決了生存上的難題，還進入了“生命階段”，有了堅定而積極的人生志向，有了真正強大的精神力量。

其實，這也看出劉秀祥是一個懂得感恩的人。在他求學階段，他曾得到社會的幫助，于是在他畢業后，他選擇用自己的能力去報答社會。

他淋過雨，所以他更想幫別人撐傘，他的同理心極強，愿意去幫助家鄉那些貧困的孩子。

而楊元元就讀于武漢大學期間，曾得到學校的幫助，準許她的母親在學校宿舍居住。我相信她們一開始也曾有過感恩之心，非常感謝學校對她們的幫助。

但她們很快就當做是理所當然了，楊元元考上上海海事大學的研究生后，她們自然而然地認為這所學校也應該像武漢大學一樣，允許母親來與自己同住，但遭到拒絕后，她們感到委屈，甚至是憤怒。

從某個角度來看，楊元元及母親一開始曾得到過社會的幫助，但當社會停止對她們的幫助時，她們就開始抱怨、指責，這也有點“農夫與蛇”的意味。相關文章：善良要分對象，如何學會識別生活中的“蛇”，避免成為現代版的“農夫”？

第三，他們都遭受過大量的疊加性心理創傷，并出現了抑郁癥及人格異常，但只有劉秀祥在不經意間療愈了自己。

我們曾分析過，楊元元很可能在大學本科、甚至更早就出現抑郁情緒了，且符合“微笑型抑郁癥”的表現，只是她不愿意讓家人擔心，很少將真實的情緒流露出來。

而且，楊元元還有敏感多疑、容易把別人的好意當成壞意的偏執型人格，以及追求完美、總是自我施壓的強迫型人格。

而劉秀祥在第一次高考落榜后，他也曾陷入絕望中，一度想拋下母親，萌生了自殺的念頭。可見，劉秀祥當時很可能也罹患了抑郁癥，還出現了重度抑郁發作，自殺念頭非常強烈。

由于原生家庭的經歷，劉秀祥從小遭受了很多疊加性心理創傷，被村里的孩子嘲笑和欺凌，他的內心一度是非常自卑、敏感、要面子的。

在他最難的時候，他不想接受外界的資助，“你是可憐我嗎？那我不要”。剛上大學時，有報紙刊登了他的事跡，他非常驚訝，并立馬花了幾百元買下了學校報刊亭的所有報紙，僅僅因為他不想讓別人知道自己的經歷，不想別人同情自己。

這能看出，那時候的劉秀祥其實也有一定的偏執型人格傾向。當然，從積極的角度來說，這也是他追求自強自立的寶貴品質。

后來，劉秀祥能夠走出抑郁癥，這得益于他在2002年在日記本里寫下的一句話：

“當你抱怨你沒有鞋穿時，你回頭一看，發現別人竟然沒有腳”。

劉秀祥寫下這話時只有14歲，我們不知道他是真的有了這樣深刻的感悟，還是只是一個有感而發的摘抄。但可以肯定的是，當時的他就曾有過“幸存者”思維，雖然他的成長經歷非常不幸，但他從不以受害者的身份自居，而是堅強地應對。

第一次參考高考并落榜后，這個打擊太大了，他無法自控地陷入了“受害者”思維。他抱怨老天爺不公平，抱怨早逝的父親不負責任，他想過拋下母親而自殺。

不過，日記本上的這句話激活了他的“幸存者”思維。劉秀祥仿佛頓悟了一樣，他不再抱怨、消沉，最后選擇了復讀，再次備戰高考。

在讀大學和從事鄉村教育事業的過程中，他確定了自己人生的方向，在事業中獲得巨大的成就感和社會價值，他在這個過程中療愈了自己，慢慢走出了抑郁癥，其偏執型人格也得到部分糾正。

不過，劉秀祥在接受采訪時說，他每次親自訴說自己的經歷時，內心都會很痛，就像是一次次揭開傷疤給別人看。可見，他遭受過的疊加性心理創傷并未得以完全修復，希望他能夠提高自我覺察的意識。

所以，劉秀祥與楊元元同樣成長經歷充滿挫折，同樣是“帶母上學”，但他們走向截然不同的命運，這背后固然有原生家庭的因素，但也有個人的因素。

劉秀祥最難得的是，他能夠從“受害者”思維轉化為“幸存者”思維，不是一味地賣慘，而是想盡辦法去克服困難。

最終，劉秀祥將自己不幸的經歷不斷升華，令自己的內心變得更加強大，培養出了極高的逆商，成為他在人生道路上前進的最大助力。

我們在進行深度心理干預的過程中，也遇到很多原生家庭氛圍不良的青少年。他們遭受過很多來自父母、校園等方面的疊加性心理創傷，成長經歷也充滿了挫折，以至于罹患抑郁癥、雙相障礙等精神心理障礙。

從客觀上說，他們是原生家庭負面因素的受害者，他們憤怒、抱怨，這都可以理解。

但一味抱怨不但不能解決問題，反而會阻礙自身的成長。希望這樣的青少年能停止抱怨，及時轉換為“幸存者”思維，更快地擺脫原生家庭的不良影響，實現自我提升。

至于如何從“受害者”思維轉化為“幸存者”思維，我們后續會再撰文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