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許振東 || 黃帝過安墟說考略

黃帝過安墟的說法，最早見于明代萬歷時期文人蔣一葵所撰《長安客話》。此書卷五“畿輔雜記”東安縣條載：“古安墟，黃帝制天下以立萬國，始經安墟，合符釜山，即此。周武王封召公于燕，于安墟置常道鄉。漢改常道鄉置安次、修市。按今縣境西北五十里耿就橋之西有常道城，即古縣治。”這段話包含三個方面的內容：第一，從歷史的角度，介紹當時東安縣的淵源與區位；第二，在周、漢兩代建置的變化；第三，古縣治在當時的位置。其中，東安古稱安墟，曾有黃帝于此經過的內容，尤其受到史家的重視，成為本地探溯歷史的源頭與文明發展的起點。

依此處蔣一葵所記，東安、安墟、安次大致均指同一個地區，即包括今河北省廊坊市的安次、廣陽兩區和天津市武清區小部分在內的區域。此區域在黃帝時期稱安墟，在周武王時設常道鄉。安墟之名，是蔣一葵于《長安客話》首次提出。墟，原意為大土丘、大土堆；也指廢址、故城，如呂不韋《呂氏春秋·貴直》記：“使人之朝為草而國為墟”，河南安陽的商朝遺址，即稱商墟或殷墟。鄉當為當時的行政區域名，《周禮·大司徒》記：“五州為鄉”，下有注說“萬二千五百家”。《廣雅》記：“十邑為鄉，是三千六百家為一鄉。”后來曹操之孫、曹魏末代皇帝曹奐，于甘露三年(258)曾被封常道鄉公，其封地亦應于安墟舊地，即今廊坊市廣陽區的南北常道附近。漢初，始設安次縣。漢武帝元狩年間，又更安次縣為東安縣。晉太康初，復改東安為安次。后又曾更名安城、東安。隋復稱安次，唐初又改置東安，至肅宗干元中，復再改稱安次，直至元朝中統元年，才又改稱東安，明清兩朝一直以此稱。直至民國三年（1914）夏，方復改稱安次故名。

據載，安次地區最早的志書是《東安縣圖志》，編纂者與卷數不詳，大約問世于元代。其后是萬歷年刊《東安縣志》，二冊，編纂者為明嘉靖時東安人張文舉。但是，此兩志現已均不存。現存本地區建國前方志共四種，分別是天啟《東安縣志》、康熙《東安縣志》、乾隆《東安縣志》、民國《安次縣志》。天啟《東安縣志》，明鄭之城修，邊侖等纂，刻于天啟五年(1625) ，現僅存卷二至卷六，卷一不存。卷一一般會包含地理、建置等內容，但因其闕失，故不能了解其是否載錄黃帝過安墟的情況。

康熙《東安縣志》、乾隆《東安縣志》、民國《安次縣志》均載錄有黃帝過安墟之事，文字差異不大。康熙《東安縣志》由王士美、李大章修，張墀纂，康熙十六年刊刻，十卷。卷二《地理志》記：“東安縣隸順天府，在府南一百四十里，即古冀州安墟之地。昔黃帝制天下以立萬國，始經安墟以合符釜山，遂隸涿鹿之阿。周武王封奭于北燕，始于安墟，置常道鄉，隸于北燕。”乾隆《東安縣志》由李光昭修，周琰纂，乾隆十四年 (1749) 刊刻，二十二卷。卷一《地理志》記：“黃帝制天下以立萬國，始經安墟，合符釜山，遂隸涿鹿之阿。安次，即古安墟地。漢《地理志》：武王封召公于燕，其后三十六世俱稱王。”民國 《安次縣志》 由劉鐘英、馬鐘琇纂修，初刊于民國三年（1914），民國二十四年（1935）經馬鐘琇刪補改定，次年與前三志一起合刊，十二卷。卷一《地理志》記：“黃帝制天下以立萬國，始經安墟，合符釜山，遂隸涿鹿之阿。安次，即古安墟地。唐虞夏商周屬冀、兗、幽州之域，春秋戰國俱為燕國封疆。”由以上所列文字可見，此三志對黃帝過安墟之事的載錄均明顯都脫胎于蔣一葵的《長安客話》；或者換個角度說，在蔣一葵《長安客話》載錄黃帝過安墟之事的三百多年間，當地史家是認可而接受的。

關于黃帝過安墟之事，除去此三部本地縣志，其它還有不少史籍也有近乎一致的記載，均是直接或間接采自蔣一葵的《長安客話》。如清康熙朝文人朱彝尊《日下舊聞》卷一百二十六京畿東安縣下錄引《長安客話》云：“東安，古安墟，黃帝制天下以立萬國，始經安墟，合符釜山，即此。”清乾隆年間由于敏中等編纂的《日下舊聞考》，對這條記載既無增補，也無考證。清代雍正年間由李衛等監修的省級地方志《畿輔通志》卷五十三古跡記：“安墟，在東安縣界。《舊志東安縣》：古安墟，黃帝制天下以立萬國，始經安墟，合符釜山。”嘉慶年間問世的清朝官修地理總志《大清一統志》記：“安墟,《舊志》：東安縣古安墟,黃帝制天下以立萬國,始經安墟,合符釜山,即此。《縣志》：安墟在常道城”。可見，黃帝過安墟之事的載錄不僅由來已久，而且范圍很廣。

黃帝是我國古史傳說時期最早的宗祖神，華夏族形成后被公認為全族的始祖。早在先秦時期，對黃帝神話傳說的載錄就散見于許多古代文獻中，較著名的如《逸周書》《世本》《山海經》《國語》《大戴禮記》《呂氏春秋》《莊子》《韓非子》等。但這些載錄多十分零散，且神異色彩濃、歷史屬性弱。漢代杰出史家司馬遷批評：“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至司馬遷所著的《史記·五帝本紀》撰成，黃帝的基本情況與行跡第一次得到系統化整理，其完整的歷史形象首次在正史中被確立，并成為后世黃帝傳說的敘事母本。

司馬遷于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開始撰寫《史記》，歷十四年始成。蔣一葵撰寫《長安客話》的具體時間不詳，大致應當在明萬歷中后期（1600年前后）。兩者相距近兩千年，如何才能說明蔣一葵所述黃帝過安墟之事有一定的可能或準確性呢？要解決這樣的質疑，首要需弄清楚涿鹿的位置。司馬遷《史記·五帝本紀》三次提到涿鹿，分別是：“于是黃帝乃征師諸侯，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野，遂禽殺蚩尤。”“東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雞頭。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葷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遷徙往來無常處，以師兵為營衛。”“余嘗西至空桐，北過涿鹿，東漸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長老皆各往往稱黃帝、堯、舜之處，風教固殊焉，總之不離古文者近是。”第一次提涿鹿，是指“禽殺蚩尤”；第二次提涿鹿，是指建立都城的地方；第三次提涿鹿，是指作者司馬遷曾到過的地點。

綜合以上三條材料，筆者以為涿鹿當在涿郡。自古至今，持此觀點者頗多。如服虔的《史記·集解》曰：“涿鹿、山名，在涿郡。”北宋樂史編著《太平寰宇記》說：“涿州古涿鹿之地，《史記》黃帝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野，即此也”；明撰《歷代通鑒纂要》云：“神農氏衰，諸侯相侵伐，軒轅修德治兵，擒殺蚩尤于涿鹿。”其注云“今涿州”；明制《廣輿圖》標明：“涿鹿即涿州”；清郭袁恒纂輯《歷代帝都考》述：“帝王應天王立極，必有建都之所。黃帝生軒轅之丘，都涿鹿。”其注釋云：“涿鹿乃順天府南涿州。”順天府乃指今之北京；清末民初史學家夏曾佑著《中國古代史》講：“黃帝與炎帝戰于阪泉，三戰，然后得其志。”其注云：“涿鹿今直隸涿州，阪泉在今涿州城東南”。

涿郡是漢初高帝所置，轄范圍極廣，北至房山、良鄉、琉璃河，東達霸州、鄚州、固安，南至新城、定興、靜戎至清苑北界，西至易縣、淶水等地。其中的霸州、固安現在即在廊坊域內，而且安次在隋朝還曾一度隸屬涿郡。可以說，廊坊地區即在涿郡之內或附近，也就是在當時的“涿鹿之野”之內或附近，即在黃帝居住地或主要活動地之內或附近。如此，蔣一葵《長安客話》講“黃帝制天下以立萬國，始經安墟”就是可能的，正因為是在黃帝居住地或主要活動地之內或附近，才能夠在剛出發時間不長就經過了安墟。這就是回答黃帝是否過安墟問題，必須要注意并理解“始經安墟”的含義，即“在開始之時經過安墟。”

現很多人以為古涿鹿在今張家口市的涿鹿縣境，筆者尚存異議。司馬遷《史記·五帝本紀》文內第三次提到“涿鹿”時說：“余嘗西至空桐，北過涿鹿，東漸于海，南浮江淮”，此處言“涿鹿”是指作者行跡所至最北端的位置，在當時交通工具落后，且口外地區交通與氣候條件均很惡劣的情況下，深處京師長安的司馬遷是很難真正到達的，很有可能其只是到了涿郡，而誤把此地當作“涿鹿”。蔣一葵《長安客話》又記：“涿故以涿水名。涿水合范水東北入海州，在范水之陽，故又名范陽，境內有獨鹿山，士人呼獨為濁，復訛濁為涿，謂即古涿鹿山，因謂涿州為涿鹿，誤也。”所以，因有“涿鹿山”之故，應首先是司馬遷誤將涿郡稱涿鹿，才有后代文天祥等無數文人至此誤把涿郡當涿鹿吟，也有了至今仍在沿襲著的“千古之誤”。大致可以推斷，“禽殺蚩尤”的“涿鹿之野”與建立都邑的“涿鹿之阿”都該在涿郡即附近地區。

論及黃帝過安墟，還涉及到“合符釜山”的位置問題。“釜山”在哪里？說法頗多，主要有河北省徐水縣西北22.5公里處孤山、涿鹿縣西南10里處的窯子頭村，以及甘肅天水、河南靈寶、山西高平、內蒙察哈爾草原等說法。“釜山”一詞在司馬遷《史記·五帝本紀》文中只出現一次，此段落文字為：“東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雞頭。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葷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這是在介紹黃帝的活動范圍時所言，有東、西、南、北四至，而“北逐葷粥，合符釜山”則代表最北端的位置。此處的葷粥(xūn yù)是古族名，裴骃《史記集解》注引匈奴傳解釋說：“唐虞以上有山戎、獫狁、葷粥，居于北蠻。”有學者以為黃帝“合符釜山”，應是在“北逐葷粥”之后，挾大獲全勝之威，歡慶勝利之喜，與部落首領們合符訂盟的。因此，“合符”之地，應該是在取勝之地。這樣的說法是有道理，因此，黃帝“合符釜山”應是北上，而非南下，如此黃帝過安墟即并非妄談。

此外，還有“合符東海說”。司馬貞《史記索隱》釋：“合諸侯符契圭瑞，而朝之于釜山，猶禹會諸侯于涂山然也。又案：郭子橫《洞冥記》稱東方朔云'東海大明之墟有釜山，山出瑞云，應王者之符命’，如堯時有赤云之祥之類。蓋黃帝黃云之瑞，故曰'合符應于釜山’也。”后來元脫脫等人所纂的《遼史》卷三十四志第四《兵衛志上》也記：“軒轅氏合符東海，邑于涿鹿之阿，遷徙往來無常處，以兵為營衛。”這種為證祥瑞，東海合符的說法如果成立，那么黃帝自西東去，也會經過安墟。

司馬遷的“實錄”精神是我國史學的優良傳統。揚雄在《法言》一書中稱：“太史遷，曰實錄”。班固在《漢書·司馬遷傳》的贊語中也高度肯定“其文直、其事核”。蔣一葵雖遠在明中晚期，而其實錄精神也是值得信賴的。蔣一葵，字仲舒，號石原，生卒年不詳，江蘇武進(今江蘇常州)人。萬歷二十二年(1594)舉人，歷官靈川知縣、京師西城指揮使，官至南京刑部主事。早年家貧無書，四處借閱，并刻苦抄錄。在京師為官期間，走荒臺斷碑，訪問名勝古跡，并一一記錄；又留心收集稗官野史中有關北京古跡名勝、奇聞佚事的記載和詩文等，匯而成書。著有《堯山堂外紀》《堯山堂偶雋》《長安客話》《八朝偶倚》《舉業全書》《蒙古通記》《晉陵文獻》等。對其求實重信的“實錄”精神，張三光撰《蔣石原先生傳》說：“凡朝家典制、邊腹沿革、禮樂、錢谷、兵甲、律例，以及書、數、劍、射之類，靡匪津津指掌，而歷歷可身親見也。……先生遐搜廣討，童好老篤，有疑必識，是處咨詢，車轍所到，必從耆老訪古跡遺文，得即貯之奚囊。雖倉卒倥傯，一遇該博方聞之士，必振頓精神，從容叩答，日忘移而漏忘盡也。”龔三益撰《堯山堂外紀敘（一）》也稱：“仲舒每小憩，輒呼逆旅主人：有何古跡？何形勝？名碩云何？奇事云何？隨所指而走荒臺斷碑，苔封蘚鎖，僶俛披拭捫摸。”這樣的評價，應該不是無根據的溢美之詞。

《長安客話》即是在此“實錄”精神影響形成的力作。此書共八卷，主要記述北京及周邊地區明代地方歷史和地理沿革，因當時人們對皇都通稱“長安”，故名。在明代專門記載北京及周邊地區的文獻中，此是僅存的幾種之一。作者在編輯此書時采用實地訪問和參考文獻記錄兩種方法，范圍遍及當時的皇都、郊區、畿輔和關鎮，對后人研究北京及周邊地區歷史和地理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十七世紀末葉，清康熙朝朱彝尊編輯《日下舊聞》，曾以本書為重要參考資料，被摘引很多。出自這本書的黃帝過安墟說，應該是據蔣一葵的所見所聞而記，肯定有一定的根據。

以上本文考述了黃帝過安墟說的源流，以及逐鹿和釜山的可能性位置，并探究了蔣一葵牢固的實錄精神與《長安客話》的重要價值，從多維度論證黃帝過安墟說的可能與可信。當然，由于年代的久遠與材料的稀缺，要想把此說考辨得極為具體和有充分的說服力，也是極不容易，本文所論也僅是一家之言。作為炎黃子孫的一員，我們有著共同的根脈，都有著傳承和弘揚黃帝文化的權利與義務。只要存在較大的可能性，就值得的人們去努力挖掘和弘揚。因此，依據不同階段的原始材料，結合本地歷史文化發展，廣泛搜集，多方挖掘，可以選擇適當的區域建立黃帝文化公園或其它主題性設施，以增強全體公民的民族認同感和地域榮譽意識，不斷為中華民族的文化復興和發展貢獻新鮮血液。

 (感謝張洪英、劉化田兩先生提供部分資料，并多有建議。）

2023.8.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