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張恨水生當動蕩歲月。民元以后，風雨如晦，雞鳴不已，軍閥暴生，國無寧日，各地志士屢仆屢起，抗戰以后，又輾轉流徙，衣食住行的基本生存固成問題，書籍的奇缺，更使精神難得點滴寄托。《剪愁集》即成于這一漫長時期，遭遇坎坷，頗多難言之隱。彼時新文學已大倡，小說、戲劇、散文、語體詩，構成新文學主流。詩詞之道，雖未湮沒，然亦頗乏市場，新文學家視之為遠遠落伍于時代的雕蟲小技。更因北洋政府時代，老牌官僚政客往往把舊詩拿到勢力場上作交際之用，與清客的媚態相揖讓唱和，而其本質，卻是私欲內里、風雅其外的。就連吟風弄月、偎紅刻翠都算不上，徒成其妄念貪心的裝飾品，結果自然不免連累到文藝本身。新文學家固然有激使然，多棄之如敝屣，一般中青年文人，對它亦冷落，雖然他們不免有些舊文學的功底。其實就主因來說，委實并非錯在舊詩本身。周氏兄弟、俞平伯先生的詩詞作品其價值均不在他們的新文學之下，而郁達夫的大量舊體詩，近年見有論者以為其審美分量在其小說、散文、文論之上，亦可謂知言。恨水先生那樣饒于老派情懷的文人，他的詩詞、散文，俱為小說的巨大聲名所掩，實際上他的舊體詩詞既合于溫柔敦厚的詩教，又能近接時代氛圍，使個人品格與知識分子的懷抱相交織，同時亦將民間的疾苦、興亡的情緒寄托其中。他的《春明外史》、《啼笑因緣》、《金粉世家》，雖以章回體名世，實際上也是章回體的《家》、《春》、《秋》，藝術價值和社會影響都并不在后者之下的。《剪愁集》之“剪”，略等于現代文論中的宣泄、升華之說，故言愁即是剪愁。在恨水先生或婉轉或直截表達的種種深隱大痛之間，對于世風的轉變，時代的激蕩，民族的悲歡，我們后人不能不為之涕感三嘆，雖然逝水流光，斯人已杳，但古今人情不相遠，意識形態固已一變再變，而時代的風煙余燼里，后人亦不難找到自己類似的影子或理念。 《剪愁集》可圈可點之處實在太多。雖然說歡愉之詞難工，窮苦之言易好，但身處怨愁困乏，在孟郊、賈島這些古人，一變而為通徹的絕叫，在恨水先生，卻在言愁的當中保持了儒者相當的敦厚，愈見其沉痛悲涼，入骨的沉郁。他的絕句承轉自然，無絲毫斧鑿痕，妙在言語之外，是近乎天籟的那種。七律以其格局工整，可以寫景，又可以傳情，無如詩中最難學的就是這一體。恨水先生以淵深的舊學功底，天才詩人的情懷，筆下律詩多浩氣流轉，往往以血性語，直搔人生的痛癢。有時造意深遠、措辭謀篇巧不可階，仿佛字字露光花氣，十分醒眼，有時又出以打油之體，類似白話，一看便懂，卻字字非悲風苦雨，非大手筆大力量不能妥帖。憶昔二十幾年前，我們這群毛頭小子正在大學聽教師講現代文學史，無非說恨水先生是典型的言情小說家，也是輕輕一語帶過。誤人子弟，往往莫甚于課堂。實則就先生全集而觀之，言情比重并不太大，在抗戰以后，其各類作品，無不與民主政治、抗戰建國有關，他的新舊兼備的思想，又使他養成憤世嫉俗、守正不阿的態度。羅承烈先生說，所有一般“文人無行”的惡習，在恨水先生的言行中絲毫找不出來。他一生寫文賣文，對世道人心有絕大的啟示，卻無半點非分之想，因此老舍先生說他“比誰都有資格自稱為文人”。是的，恨水先生卷帙浩繁的作品達三千萬字以上，而且都是站得起立得穩，從容不迫中透著潑辣犀利，是現代文學中最經得起考驗的豐碑、不可低估的文化財富。 “熱腸雙冷眼，無用一書生。誰堪共肝膽，我欲忘姓名。”（《記者節作》）“一瓶今古花重艷，萬冊消磨屋半間。”（《五十九初度》）“登臺莫唱大風歌，無用書生被墨磨……都傳救國方還在，早覺憂時淚已多。”（《枕上作》）“百年都是鏡中春，湖海空悲兩鬢塵。”（《敬答諸和者》）含意無窮，哀而不怨，然讀之每覺淚下難禁。不讀民國史，不足以讀《剪愁集》，不思索當今社會，不足以盡嘗剪愁之深意。“蒼蠅還到冬天死，世上貪污卻永恒。”“官樣文章走一途，藏貓式的捉貪污。兒童要捉藏貓伴，先問人家躲好無？”（《蒼蠅嘆》）“這個年頭說什么，小民該死闊人多。清官德政從何起，摩托洋房小老婆。”“談甚人生道德經，衣冠早已雜娼伶。”（《無題三十首》）“久無余力憂天下，又把微薰度歲闌。斗詠友朋零落盡，一年一度是詩寒。”（《丙戌舊歷除夕雜詩》）靈光閃爍的古漢語，在恨水先生那里得以出神入化的運用，舊瓶所裝的是新酒，更可貴的是詩人正直敢言的人格本色。言志與載道兩者的水乳交融，憂患的意識以批判的鋒芒出之，使之成為一種別致的雜文詩。家國之感郁乎其間矣！今讀《剪愁集》，繞室徘徊，不能安坐，益覺舊詩不滅的生命力。 “滿長街電燈黃色，三輪兒無伴……十點半，原不是更深，卻已行人斷。崗亭幾段，有一警青衣，老槍挾著，悄立矮墻畔。誰吆喚？……硬面饃饃呼凄切。聽著叫人心軟……”（白話《摸魚兒》），淺近文言，古白話，現代白話，在恨水先生筆下，其表現力是驚心動魄的！大俗反獲大雅。似隨意實講究，如這闕白話《摸魚兒》，其尖新與樸素，奇巧與渾厚，下詞之準，狀物之切，情景的逼真，聲色的活現，不可思議地交織在一起，不能不推為白話長短句的典范。 上世紀三十年代初雖然創痍滿目，亂象橫生，文化人的生存尚有一席之地。等到四十年代，國破山河在，精神和物質都無路可走之際，國人倉皇如幕燕釜魚，文藝的色調自然也由靈動多元衍為潦倒哀哭了，人真到了絕境是很難幽默起來的。蘇東坡以為文人之窮“勞心而耗神，未老而衰病，無惡而得罪”，是從作文那一天起，憂患即相伴隨，幾乎是先天的。不過以此衡量恨水先生，在言愁方面卻只說對了一半，他更多的是憂時傷世，自哀哀人，他對民間疾苦有著近乎天然的感觸。當然在創作的效果上倒是歐陽修序梅圣俞詩集所說“非詩能窮人，殆窮者而后工也”。事實上詩人與窮愁結緣，是自古而然的，只不過可窮者身，而不可窮者情志而已。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舊時文人最多這兩種，都可取，恨水先生卻不是狂者也非狷者，他是堪為士范的賢者。舊道德和新思想在他身上得到奇妙的親和融會。他的一生和他的全集一樣，是一出漫長的傳奇文，洋溢老派和正氣，他是那種典型的老作家，重友誼，尚任俠，像長途跋涉的駱駝，這樣的作家近乎絕跡了。他的小說固是白話，而他的詩詞散文，卻在白話中浸透了文言氣息，楮墨內外雖與時代共呼吸，憂時之士的苦悶，而他的心情確實很舊很舊的——令人揣摸不盡的舊時月色！負手微吟一過，滿心都是溫馨和蒼涼。這是因為他一肩是中國文學傳統，另一肩是西洋文明，他的寫作生涯回憶，說他年輕時產生過才子崇拜和革命青年兼具的雙重人格。他筆下是傳統純正的中文，思致婉轉，尺幅興波。今天的文場，面對彌望的翻譯體，那種像摻沙豆粥的文字，別扭拗口，冗長空洞，他們的初衷是要寫話，結果卻是不像話。古調雖自愛，今人不多彈！這樣的情勢下，不免令我們越發懷念恨水先生的文字空間，懷念那醇酒一樣的文字的陳年舊曲。 二 郁達夫的詩以近體中的絕句為主，律詩為輔。古詩他不大寫——只有1920年《讀唐詩偶成》等幾首。 繪景為達夫所情有獨鐘。他詩筆下的景物，是對自然天籟瞬間佳景的敏感記錄，他的游記散文是主動的、漸進的，像國畫中的條屏組畫。他的寫景詩則是橫切的、即興的，像明麗的水彩，讀之如仗履行走于秋山寒林、春田野渡之間。由于文言詩歌的歷史長，他的詩中頗多可與人文話語接壤通氣的符號。其景物看似純粹單性，實則是傳達潛在意義的一種符號，這種形象切取經組合而成為意象，同時拓深了意境，言外語義還有千重，那就是聯想和思索的空間。達夫寫景詩用語活潑自然，調子清新明快，卻字字句句引起不少聯想，這實在跟文言詩歌的歷史有關，即是一種歷史的陳述，而非簡單的表面觀念。 貪坐溪亭晚未歸， 四山空翠欲沾衣。 秋風吹絕溪聲急， 樹樹夕陽黃葉飛。 ——1920年，《題畫四首》之三 回首齊云日半暝， 黃昏燈火出休寧。 明朝又入紅塵去， 人海中間一點萍。 ——《登白岳齊云仙境》四首之三 達夫的日記里，嘗有深夜赴某處尋妓的記載，零余者的悲涼，也往往在這些地方顯形，這種行為，又往往因絕望的情緒導成。這樣的頹唐慘沮在他的詩中不斷流露：“老夫亦是奇男子，潦倒如今百事空。只見人騎肥馬去，更無心唱大江東。”（《寄舍偶成》）“生年十八九，亦作時樣裝。而今英氣盡，謙抑讓人強……”（《寄舍偶成》）“失意到頭還自悔，逢人怕問北山云。”（《靜思身世，懊惱有加，成詩一道，以別養吾》）他的小說，每每筆觸凄婉，以此揭橥自己病創的靈魂，而正是這種零余的悲涼，增強了他作品的獨在意義。就作為一個作家的遭際來說，郁達夫與朱湘相似，個性強而不愿受羈絆，他最初給《時事新報》的“學燈”投稿，當時編者宗白華興趣在新詩，而達夫是舊詩高手，不寫新詩，故遭冷遇，種種不愉快，使之成為文壇在野黨。只是一九二四年后，成為獨立作家，深受全國文藝報刊的歡迎。 他的戀愛生活，其坎坷蹭蹬，與其同鄉同學徐志摩頗有類同之處，故挽徐志摩聯中有云“兩卷新詩，廿年舊友，相逢同是天涯客，只為佳人難再得”。總之，哀樂中年，飛鴻倦旅，屢屢沖決精神苦悶空虛的羅網，終告鎩羽。他的《自況》（聯句）嘗謂“絕交流俗因耽懶，出賣文章為買書”，可見他性格之一斑。《減字木蘭花·寄劉大杰》也寄慨同一：“秋風老矣！正是江州司馬淚。病酒傷時，休誦當年感事詩。紛紛人世，我愛陶潛天下士，舊夢如煙，潦倒西湖一釣船。”他讀唐宋以來名家詩，分詠七人——李義山、溫飛卿、杜樊川、陸劍南、元遺山、吳梅村、錢牧齋——都是深于歷史感，從社會氛圍來發議，而別有感慨懷抱的，其筆力橫恣，也正于其中見出。 胡愈之在《郁達夫的流亡與失蹤》一文中嘗謂“作為一個詩人與理想主義者的郁達夫，他的表面的生活態度，談醇酒婦人做香艷詩等，也不過是詩人的偽裝，用以應付他的迫害者罷了。讀過他作品的會明白他對人類是何等熱愛”。其實，做艷體與熱愛人類、嚴肅生活絲毫也不矛盾。中國詩歌長河中，艷體在六朝風靡一時，在晚唐又異峰突起，蔚為大觀，入宋以后，此番內容遁入長短句，而涉及醇酒婦人者代不乏人。這些詩大體上情調纏綿，趣味雋永，彌漫留戀人生的情味，就是陳后主的《玉樹后庭花》，李后主的“奴為出來難”也頗有可取之處，當中，有詩人的向往、寄托、苦悶、理想貫穿。在郁達夫來說，這類詩正是他心底情愫的率真流露，未可厚非，談不上什么“偽裝”、“應付”。達夫的苦悶，正是當時青年的代表，正是時代病態的象征。一九三五年，鄭振鐸薦他任暨南大學教席，遭教育部長王世杰以“頹廢文人”理由駁復。王世杰是站在舒服的位置上，戴著有色眼鏡來衡量中青年知識分子，把他們的苦悶加以夸張曲解，這即是官僚的可惡了。 達夫除了做詩填詞，聊以寄慨，又能有什么作為呢？像文天祥那樣頂天立地的漢子，尚曾縱情聲妓，但其趣味和賈似道的紅妝畫舫想來有本質懸殊吧。所以同樣是醇酒婦人，殃民禍國的在其中做他們全無心肝的美夢，而在野的末路文人卻在其中夢想黃膿虞夏的黃金時代。說達夫是無行文人，實則他正是一把辛酸淚，無處可揮呢！達夫的舊詩，可以說近紹龔自珍、黃仲則、蘇曼殊，口吻、神情、風調、氣質，均有逼肖之處。其詩情緒的調子，是自傷自憐，敏感絕望之中，又含有敢于自決、書劍飄零的裊裊悲慨，以及于醇酒婦人的人生消遣中尋繹出來的無盡感喟。他幼年失怙，這“幼稚的悲哀，建設了他的憂郁性基礎”（錢杏邨語）。而其弱冠以后，生事叢脞，所遇多悲，行藏頗似下卻相印兵符以后的信陵君，“與賓客為長夜之飲，多近婦女，日夜為樂，惟恐不及”，那真是“英雄無用處，酒色了殘春”。以表面的行樂圖來預示人生無量的悲哀啊！ 《毀家詩紀》十九首并詞一首，是達夫組詩里最為沉痛哀絕的一組，其哀能傷人，不能不令人從頭寒到腳跟。秋風蕭蕭，胸臆催敗，真如古樂府所云：“出亦愁，入亦愁，座中何人，誰不懷憂，令我白頭！”達夫先生的婚姻，才子佳人，眾所矚目；他的婚變，更是一大新聞，為師友攄淚、仇家所笑。達夫以滿腔的赤子之心待人，可以說一片天真，一片大義，一片血誠，這種不設防的性格，正為嗜血的陰謀分子所求之不得。當其應福建省主席陳儀之邀南下公干時，早已覬覦一旁的浙江教育廳長許紹棣百般使詐，遂同王映霞有染，且由暗修棧道而至公然無所顧忌起來。早先魯迅嘗作《阻郁達夫移家杭州》謂“錢王登遐仍如在，伍相隨波不可尋”，又說“何似舉家游曠遠，風波浩蕩足行吟”，暗示他提防杭州不良官僚的窺視和高壓。達夫終于不聽而行，及事發，已噬臍莫及。兩年后作《回憶魯迅》痛云：“我因不聽他的忠告，終于搬到杭州去住了。結果竟是不出他之所料，被一位黨部的先生弄得家破人亡。”《毀家詩紀》第一首是七絕：“離家三日是元宵，燈火高樓夜寂寥。轉眼榕城春欲暮，杜鵑聲里過花朝。”其始去也，心則坦然無慮，景則春花欲燃，人心景物純然本真，恰好襯出后來的種種不堪。這組詩幾乎每首都有作者原注，來應證詩中的故實。 第三首原注說：“蓋我亦深知許廳長為我的好友，又為浙省教育界領袖，料他乘人之危，占人之妻等事，決不會做。”自第三首以后，一變平和安詳為絕叫哀痛： 寒風陣陣雨瀟瀟， 千里行人去路遙。 不是有家歸不得， 鳴鳩已占鳳凰巢。 ——（其四） 就在這個人生活風雨飄搖的情境之中，達夫仍以抗戰大義為重，赴前線視察勞軍，所以如“水井溝頭血戰酣”、“戎馬間關為國謀”、“滿懷遺憾看吳鉤”等都是記錄戰場實景和心境感受。及返后方，又跌入哀痛的深淵，“州似琵琶人別抱”（其七），“貧賤原知是禍胎，蘇秦初不慕顏回……水覆金盆收米勺，香殘心篆看全灰……”（其十二），“急管繁弦唱渭城，愁如大海酒邊生……禪心已似冬枯木，忍再拖泥帶水行”（其十五）。 十九首以外，《賀新郎》詞一首，最見其瀾翻之愁懷： 憂患余生矣！縱齊傾錢塘潮水，奇羞難洗。欲返江東無面目，曳尾涂中當死。恥說與，衡門墻茨。親見桑中遺芍藥，學青盲，假作癡聾耳。姑忍辱，毋多事。 匈奴未滅家何恃？且由他，鶯鶯燕燕，私歡彌子。留取吳鉤拼大敵，寶劍豈能輕試？殲小丑，自然容易。別有戴天仇恨在，國倘亡，妻妾寧非妓？先逐寇，再驅雉。 此闋長短句，原注云：“許君究竟是我的朋友，他奸淫了我的妻子，自然比敵寇來奸淫要強得多，并且大難當前，這些個人小事，亦只能暫時擱起，要緊的，還是在為我們的民族復仇！” 細揣其遣詞用意，絕似猛虎坐深林大泉之畔，自舔其創，情緒是哀嚎之后又繼以慘笑的。這組詩亦可說處理的是復雜的靈魂問題，自然顯示其淵深來。達夫深得陸軍二級上將陳儀（公洽）器重，邀為福建省公報室主任，留其在閩久居。又得戴笠尊敬——1936年2月14日記：“談到十點多鐘，發雨農先生信，謝伊又送貴妃酒來。”和軍界老人蔣百里是朋友（見1936年3月8日日記），甚至和日人松井石根大將亦有往還（見1936年3月5日、6日日記）。其胸中不平事，不難以劍消之，也即“殲小丑，自然容易”之意。然值彼國事蜩螗之際，他時以為念的是“大醉三千日，微吟又十年。只愁亡國后，營墓更無田”。“萬一國破家亡后，對花灑淚豈成詩”。像達夫先生這樣頂天立地的血性男兒，那些鼠竊狗偷的不良官僚又怎能理解他于萬一呢？他的生活固然不免灰頹氣象，而赴湯蹈火求取光明的意念，卻一刻也沒有停頓過。 香港文學名家梁錫華先生有感于現代文學家命運之撲朔迷離，論周作人，論朱自清，俱即小見大，見微知著，尤其論郁達夫，直發人之未發。在《曰忠曰奸》一文中，嘗謂“最叫人意亂情迷的是郁達夫了，說他左，他有時資產加封建；說他右，他又歌頌過普羅和革命，他忠奸飄忽，如今一縷亡魂倒也吃得開，海內海外到處都是不愁香火的”，過人的觀察，思想的閃光，隨筆迤邐，不請自出。 郁達夫曾對徐志摩說“I am a writer, not a fighter．”（我是作家，而非戰士。）〔1〕他自己說“因為我是一個小資產階級出身的人，我對他們說，分傳單這類事我是不能做的”。1930年11月，他果然被“左聯”四次全代會決議開除，這自然是極左青年的所作所為，魯迅知道此事后極不以為然，并認為“極左最容易變右”〔2〕。 他為現代書局選介麥綏萊勒的木刻《我的懺悔》，寫文道“書中主角，終究是一位小市民之子，信仰不堅，主義不定，自滿有革命的熱忱，卻缺少貫徹到底的毅力”，也不難看出他的心情猶疑。 1935年春，郁達夫對時局的觀感是這樣：“中國的現狀，同南宋當時實在還是一樣，外患的迭來，朝廷的蒙昧，百姓的無智，志士的悲哽，在這中華民國的二十四年，和孝宗的乾道淳熙，的確也沒有什么絕大的差別。”（《寂寞的春朝》）他這種對現實的觀感和概括，不啻是理解他詩思內蘊的絕好注腳。喪亂之余，詩情慘淡，征諸詩史，莫不如是。民國社會，九派橫流，政見歧出，風雨雞鳴，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值彼極不安、極沉悶的時代，達夫在其詩中表現的，是一種極端的厭世和千纏萬繞的人生留戀，二者矛盾糾結，輾轉復輾轉。求其詩思安和之篇，什不得其一，表面上酒色征逐，骨子里萬難解脫，莫為百年之計，而但思偷一日之安。那種“詩可以怨”的情思氣象，潛伏在文辭承轉之間，真正是意悲而遠，驚心動魄。 男種秧田女摘茶， 鄉村五月苦生涯。 先從水旱愁天意， 更怕秋來賦再加。 ——1935年，《滬杭車窗即景》 作者自注：“這是前日從上海回杭州，在車中看見了田間男女農民勞作之后，想出來的詩句。世界上的百姓，恐怕沒有一個比中國人更吃苦的。” 主旨在抒情，而情中之景也蕭條得可想。關心民瘼的痛烈心境，郁然楮墨內外，這和純寫景的田園詩，在心境和著眼點上是有本質不同的。 他詩中非常有力、非常沉痛的社會批評，真有令人拍案長喟的。像《雜感八首》中的句子：“方知豎子成名易，聞說英雄蹈海多。”“將軍原是山中盜……民生凋敝苦逢迎。”“忍說神州似漏舟，達官各為己身謀。……中原袞袞諸公貴，亦識人間羞恥否？”世道澆漓，人心太壞，滿心眼里是官和錢，達夫的憤懣，實在是有激使然。在苦境里無從掙扎物傷其類的人，于一讀之下，不免要為他的忉怛巨痛而同聲一哭了。今天的文化人，也許更會感同身受的罷？ 侏儒處處乘肥馬， 博士年年伴瘦羊。 薄有文章驚海內， 竟無饌粥潤詩腸。 …… 升斗微名成底事， 詞人身世太凄涼。 ——1926年，《和馮白樺重至五羊城原韻》 三 達夫《談詩》一文，神情口吻間，掩不住他對舊詩的酷嗜。其于舊詩審美三昧，技法及文體生命，又往往一語道著，對今人的創作鑒賞，洵有藥石之效。“舊詩的一種意境……如沉著，如沖澹，如典雅高古，如含蓄，如疏野清奇，如委曲、飄逸、流動之類的神趣，新詩里要少得多”。“舊詩各體之中，古詩要講神韻意境，律詩要講氣魄對仗，做詩的秘訣，新詩方面我不曉得，舊詩方面于前人許多摘句圖、聲調譜、詩話詩說之外，我覺得有一種法子，最為巧妙，其一是辭斷意連，其二是粗細對稱”。他舉了龔自珍詩為例，又舉杜甫《詠懷古跡·明妃村》為例，以首句粗雄闊大來對次句的細微小景，次第綴之，“像大建筑物上的小雕刻”，他把這項解悟告之美學家鄧叔存，對方“欽佩到了極頂”。實則明人李夢陽《御選唐宋詩醇》引，已申發此意，“迭景者意必二，闊大者半必細，此最律詩三昧”，并以杜詩《登兗州城樓》來說明“前景寓目，后景感懷，前半闊大，后半工細”。達夫的律詩亦多合這種美學觀念。如《月夜懷劉大杰》：“青山難望海云堆，戎馬倉皇事更哀。托翅南荒人萬里，傷心故國夢千回。書來細誦詩三首，醉后猶斟酒一杯。今夜月明清似水，悄無人處上高臺。”其頷聯和頸聯之關系，就是在大小遠近的對比中，取得郁郁累累的效果。 達夫中年以后所作，律詩典重蒼涼，絕句渾凝疏宕，表情達意，確有博約之功。仿佛老木而披風霜，匕首而經藥淬，遣詞達意，洵入游刃有余之境界。一般說，詩語可以入詞，詞語不可入詩，詞（長短句，詩余）語可以入曲，曲語不可入詞。達夫詩作，偶也不妨稍雜詞語而轉增風神韻味，這自然是老手的練達，卻也不乏性靈者器識的高邁，此又非枯槁閑寂之輩所可解會。蘇雪林論郁達夫小說略帶點偏見，但謂“說來說去，他的文字只是缺乏氣和力”〔３〕倒也有相當的眼光。在他的舊體詩，反而能避乏氣乏力之弊。 蘇雪林對郁達夫持論近苛，謂其文有多種不堪，其敘事則為啰嗦。即以此論成立，他的作品仍強過今人百倍，蓋其時時不忘以學問、練達、灑脫來節制，故其放任之處也能時時警覺而隨處加以挽救，這樣反而形成一種張力，較之今世文學家更有上等諫果長久回甘之效。他的舊體詩，更臻渲染入骨、跌宕生動之極，兼以心思詞藻，沉雄俊逸，放筆使氣之余而能頓挫收蓄，故有長言詠嘆之妙。錢鍾書先生《談藝錄》嘗指出龔自珍等清季名詩人屢遭后人仿襲，“定庵之詩，清末以來，為人挦扯殆盡”，又說“然竊定盦詩者，定讞自（蔣）子瀟始，《新民叢報》及南社諸作者，特從犯耳”。郁達夫、張恨水先生于舊體詩創作均極自負，都愛誦定盦、仲則之詩，但他們卻能避開晚清名詩人于前人愛之深而“順手牽羊”的毛病，采百花之蜜，釀成自家風味。民國以降，舊詩晚色褪盡，說一句無奈的話，自老一代千秋萬歲之后，恐怕是廣陵散絕了！ (張恨水：《剪愁集》，北岳文藝出版社1993年出版；《郁達夫詩全篇》，浙江文藝出版社1990年出版) 注釋： 〔1〕趙家璧：《書比人壽長》，香港三聯1988年版，第77頁。 〔2〕《馮雪峰談左聯》，《新文學史料》，1980年第1期。 〔3〕《蘇雪林文集》第三卷，安徽文藝出版社1996版，第328頁。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