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彭德懷考慮不周，羅榮桓多次請辭，主席讓劉少奇前往協調

老覃在前天寫了《1940年，粟裕制定作戰方案，項英看后倒吸一口涼氣：要賠光老本了》一文，講的是：1940年10月，國民黨江蘇省主席兼蘇魯戰區副總司令員韓德勤自恃兵多糧足，妄圖殲滅我蘇北新四軍，糾集其第89軍主力和江蘇省屬保安旅與我蘇北新四軍決戰于泰興黃橋。

當時，我蘇北新四軍僅有7000余人，韓德勤在此戰中投入的兵力有26個團共3萬余人，另外，名義上歸韓德勤統領的人馬達到了10萬余人。

我蘇北新四軍與省韓的兵力相比，可謂勢孤力單。

為了打好黃橋這一仗，陳毅曾多次向八路軍求援。

但八路軍南下部隊受到日、偽、頑三方面的牽制，受阻于老黃河以北，鞭長莫及。

但話又說回來，在1940年10月這段時間里，八路軍正值多事之秋。

蓋因八路軍副總司令彭德懷在有些問題上考慮不周，致使山東抗日根據地出現了115師和山東縱隊在統一指揮問題出現了不協調的現象，以至于羅榮桓在山東省平邑縣鄭城鎮桃峪村召開了為期3周的115師高干會議后，問題仍未得到解決，不得不多次向中央請辭。

當時，八路軍總司令朱德已經返回了延安，在八路軍總部坐鎮的只有副總司令彭德懷。彭德懷為了此事忙得焦頭爛額。

115師和山東縱隊在統一指揮問題出現不協調，是可以預見到的事。

因為，他們是平行的部隊，相互間沒有任何的隸屬關系。

另外，對山東縱隊而言，115師屬于外面來的部隊，他們眼看115師來到山東后就占據了根據地的繁華縣城，心里多多少少有些不痛快。

偏偏，115師的一些官兵認為自己是主力部隊，理應得到地方武裝的協助，在作戰上自然而然地唱起了主角，而把山東縱隊看待為配角。

山東縱隊就更加不爽了，他們覺得自己辛辛苦苦打下這塊根據地，是主人；你一個新來的部隊，是客人，你自己不去開辟新的抗日根據地，還在這里反客為主，太說不過去了。

為了加強115師和山東縱隊的合作關系，朱德、彭德懷和中共北方局書記楊尚昆，早在1939年3月24日就電告中共中央書記處，建議派129師副師長徐向前、北方局軍委書記朱瑞到山東地區，組織八路軍第一縱隊，統一指揮新黃河以北山東境內各正規部隊及游擊隊。

中央書記處于5月4日作出決定：組建八路軍第一縱隊，統一指揮陳光、羅榮桓領導的115師和黎玉、張云逸領導的山東縱隊，以及彭雪楓率領的新四軍游擊支隊等武裝，隸屬集總。

徐向前和朱瑞于1939年6月到達魯中地區，8月1日通電就職。

即八路軍第一縱隊司令員為徐向前，政治委員朱瑞，政治部主任朱瑞(兼)，參謀處長羅舜初。

由原紅四方面軍總指揮來指揮紅一方面軍改編的115師，115師的很多人就感到有些別扭。

山東縱隊呢，也不愿意頭上憑空來一個一縱管著自己。
再有，朱瑞和羅榮桓是一對兩人彼此了解很深的老戰友。

長征路上，朱瑞是紅一軍團政治部主任，羅榮桓擔任紅八軍團政治部主任，兩人是平級。

遵義會議后，羅榮桓到紅一軍團擔任政治部副主任，成為了朱瑞的副手。

長征結束后，朱瑞調任紅二方面軍政治部主任，羅榮桓這才擔任了紅一軍團政治部主任。

徐向前于1940年5月離開山東返回了延安，彭德懷感到朱瑞領導115師有一定困難。他在1940年7月18日致電毛主席，建議山東暫由陳、羅統一指揮，以待林彪將來到山東作為領導核心。

中共中央在8月8日復電，表示同意：

“分局、山縱、115師師部都應當靠攏，統一領導。115師有幫助山縱正規化之責任，陳、羅參加分局為委員，實際上統一軍事領導。朱瑞多負分局責任，統一黨政軍的領導。”

如此一來，就出現了山東黨的主要領導人無法指揮軍事工作；而115師首長不是山東黨的主要領導而在指揮整個山東的部隊的現象。

既然黨的領導與軍隊領導各司一職，那么，意見分歧就在所難免。

為了消除這些分歧，前面提到了，陳光和羅榮桓在桃峪主持召開了為期3周的115師高干會議，并邀請山東分局領導同志出席。

山東分局書記朱瑞在會議上就此前不久出現的“南大頂事件”對115師提出了嚴厲的批評。

彭德懷在看了朱瑞的會議報告后，也在10月13日致電115師，對陳光和羅榮桓等師領導人提出了嚴厲批評。

羅榮桓深感壓力重大，于10月14日致電中央軍委和八路軍總部，承認自己領導無方，建議徐向前和朱瑞兼任115師的師長和政委，陳光任副師長，蕭華任政治部主任，自己回延安學習或者到其他地區工作。

老覃在多年前寫過《發展起百萬雄兵的羅帥，有緯地經天之才，毛主席曾說發現他太晚了》一文，文中說了，羅榮桓自從1927年9月跟隨毛主席舉行了秋收起義，一直與毛主席風雨同舟，歷經磨難，因而也被毛主席稱為 “一生共事的人”。

讓羅榮桓、陳光率115師主力開赴山東，就是毛主席親自點的將。

毛主席既然這樣看重羅榮桓，又怎么會輕易讓他離開山東？

毛主席在10月17日起草并簽發了以他和朱德、王稼祥名義的復電，鼓勵羅榮桓說：

“115師有極大的成績，你們的總路線是正確的。你們均應繼續安心工作，目前沒有可能提出學習問題。”

面對老領導的殷切期望，羅榮桓放棄了個人的要求，繼續在山東兢兢業業地工作。

但山東抗日根據地的統一指揮問題還是長期得不到解決

時間來到了1941年，日軍在山東展開了瘋狂的“掃蕩”。

羅榮桓目睹山東的八路軍在反“掃蕩”過程中開展的幾乎全是缺乏主動權的作戰行動，而自己又沒有足夠的權力去解決這些問題，只好在1942年1月30日和2月2日致電山東分局并報北方局和中共中央，請中央派劉少奇前來幫助加強山東地區的黨內團結。

劉少奇彼時雖然只是政治局候補委員，卻擔負著中共華中局書記、新四軍政委等極其重要的職務，是前往山東解決問題的最佳人選。

毛主席欣然接受了羅榮桓的建議，委派劉少奇前往山東。

劉少奇于1942年3月抵達山東分局和115師駐地，對山東問題作了長達四個月的深入調查，向中央提出了“必須在山東抗日根據地實行一元化領導”的建議。

中央于1943年3月下令成立新山東軍區，任命羅榮桓為新的山東軍區司令員兼政委。隨后，將朱瑞調離山東，返回延安中央黨校學習。

羅榮桓肩挑新山東軍區的重任，毛主席后來無限感慨地說：“山東只換上一個羅榮桓，全局的棋就下活了。山東的棋下活了，全國的棋也就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