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書】羅豐《以王羲之的名義：〈集王圣教序碑〉的經典化之路》（第759期）

文丨羅豐

清朝道光戊申年（1848）正月，一位滿族大臣奉命前往西藏履任。二十七日這天，他回到家里，將一冊法帖裝入行篋中。二月十日與夫人、兒女話別，離別之際，特地一同檢視整護了這冊法帖。三月二十四日，旅途中路經山西平遙縣，汾州牛太守不遠百里馳來相晤，當晚于縣衙燈下索觀這冊宋拓。六月二十一日渡平羌江至雅州（今雅安等地），途中所患病暑之癥痊愈。余坤太守索觀此帖，賞歡不忍釋手，遂題名于冊尾。二十五日過小關山、大關山，沿羊腸鳥道，過高嶺難行之二十四盤道，黃昏抵清溪縣行館。飯后展覽此帖，頓覺煩憂盡釋，爰書數行于帖后，以志旅況。以后每日步步絕險，風雪交加。偶遇風和日麗，行館無穢，才取出此帖書跋記狀。他視此帖珍如生命，并抱定決心與之共存亡。千辛萬苦行程一萬三千余里，方抵達西藏。九月二十二日，進布達拉宮，與達賴喇嘛會面。在西藏半年之后，自己覺得毫無建樹。次年二月八日收到朝廷降職的公文，于是三月二十九日啟程東歸，又經過將近四個多月的長途跋涉回到京城。萬里生還，骨肉團聚，想必以言歡為要。然而他回家后脫去官服的第一件事，竟然是將此帖陳展于案幾之上，任夫人、兒女觀摩。除增加一些日記外，碑帖和離別時完全一樣。舉家歡騰，仿佛夢境一般。這冊宋拓是他二十多年前花重金購得，十多年來他收得同樣未斷碑石宋拓本共十一件。每每目睹相同宋拓，他都詳細地記錄在此冊法帖之后。

這冊宋拓就是懷仁《集王羲之圣教序碑》（以下稱《集王圣教序碑》），視如己命的收藏者叫崇恩，曾官至山東巡撫。

崇恩藏墨皇本宋拓《集王圣教序碑》

自從唐太宗成功地將王羲之書法地位推向頂峰以來，王羲之書法統領書壇一千多年間，并無人撼動其書圣地位。在傳衍至今的王羲之書法系統中，唐代懷仁集王羲之書《大唐三藏圣教序碑》，是僅次于《蘭亭序》的一件書法名品，這是初唐時期長安弘福寺僧人懷仁輯集王羲之若干墨跡中的字刻成的大碑。他巧妙地將唐太宗李世民、唐高宗李治、高僧玄奘和王羲之這些當時及后世人們耳熟能詳的重要歷史人物勾連起來，制作出真正具有所謂“紀念性”的作品。《集王圣教序碑》在形式上既迎合了唐太宗崇尚王羲之書法的意愿，又滿足當時佛教流行的社會需求，收一舉數得之功。唐朝建立去王羲之時代二百多年，根據記載，貞觀年間傳為王羲之的書法墨跡雖然有二千紙之多，但觀摹這些珍貴的書跡顯然與普通民眾無緣。《集王圣教序碑》問世以后，這種情況大為改觀。本來，刻碑很大程度上是為了傳播碑文內容，《集王圣教序碑》卻有所不同，第一次因為書法本身而刻碑。雖然書法家強調墨跡是書法學習的對象，但傳拓可以使人們更容易學習到王羲之的書法。更何況，《集王圣教序碑》的篇幅長達1900余字，許多字是《蘭亭序》和其他王羲之著名作品所沒有的，它為后世人們學習、了解王羲之的書法風格提供了大宗的重要材料。

《集王圣教序碑》成功地流傳至今日，并引起后世人們強烈的關注，這是我們所看到的，然而，這恐怕只是全部面相的一部分。畢竟此碑并非王羲之親筆書寫，傳播過程中引起歧義在所難免。因此，一些人以此為學習王羲之書法的媒介和王字楷模，世代相襲；另一些書家則認為，就連是懷仁鳩集王字而成，還是懷仁自己寫就這樣基本的問題都還沒搞清。圍繞《集王圣教序碑》，人們講述了一個引人入勝的故事，對待《集王圣教序碑》態度的背后所折射出的是人們持有的書法理念和時代風尚。經典的地位就這樣在不斷的質疑聲中構建確立。人們在討論傳統發明的本質時，傾向于認為它是一種形式化和儀式化的過程，只要與過去相關聯，即使只是通過不斷的重復，也會達到相應的目標。更何況《集王圣教序碑》確實在書法上有著后人無法企及的高度。

以下是本書的基本架構和內容。

《集王圣教序碑》的成功制作，源自王羲之書跡在唐初書家中有廣泛影響，及太宗本人也喜好王書。在第一章中我詳細地介紹了唐前期王羲之書跡的存世情況。王羲之書跡自從生成之日起，就得到上層社會的寶藏。梁武帝蕭衍時代就曾廣泛地搜集過，所謂“二王”書跡在當時多達一萬五千紙以上，裝池為七十八帙，七百六十七卷。唐人曾感嘆道：“右軍之書，咸歸梁室。”梁武帝在鑒別王羲之書法方面有著獨到的見解，見諸他與大書家陶弘景往來的書翰中。王羲之書法地位的確定，無疑與梁武帝的推崇密不可分。不過梁朝內府收藏的“二王”書跡多數隨著梁王朝的滅亡而被付之一炬。唐太宗時代的王羲之書跡顯然比梁武帝時代少了許多，太宗舉全國之力，用心搜羅，并命虞世南、褚遂良辨別真偽。褚遂良編寫的《晉右軍王羲之書目》，成為后世了解王書的基本文獻。為使王羲之書法獲得傳播，太宗命近臣歐陽詢、虞世南、褚遂良，及專職拓書人馮承素、趙模、湯普輒等拓模王羲之書帖，分贈宗室、諸子及大臣。世人開始目睹內府所藏王羲之書跡的面目，它們也由此傳向民間。唐代初年的一些書跡，如《劉德墓志》等，已經呈現出學習王羲之書法的面貌，個別字跡竟一絲不差。王羲之書法傳播的區域并非局限在中原地區，敦煌、新疆等地區的若干發現，表明在遙遠的西域，人們也在學習《蘭亭序》這類名跡，尤其以臨習《十七帖》的書法水平為高。

日本遣唐使從唐朝帶回了大量物品，其中包含若干王羲之、王獻之書跡的臨摹品。這些臨摹書跡傳承有序，有的甚至保存到現代。日本著名書家空海、最澄、小野道風等人的書法無不受王字影響。王羲之法書在漢字文化圈被詳盡討論與傳播，促使高麗、日本等地的漢字書寫水平達到相當的高度。日本西川寧以降的諸多學者研究王字已經有了很好的成績，我在文中概述了他們的成果。

王羲之書跡的復制水平，在唐代達到空前的高峰。我對王羲之書帖的探討，大致沿著兩條路徑進行。歷代關于書跡模寫的記載，給我們提供了一條主要線索，使我們大體了解模寫書跡的工具、用紙、基本方法。另外，利用現代技術方法觀察古代書跡，也會讓我們了解現存的所謂王羲之法帖的響拓本模寫的具體方法和技巧。這些都會成為我們研究《集王圣教序碑》的前提和基礎。

第二章，我們關注《集王圣教序碑》本身。現在的《集王圣教序碑》收藏在西安碑林博物館，碑林作為該碑的收藏地大約從北宋年間開始，當然具體入藏年代，現在還沒有絕對的證據。入藏碑林之后，《集王圣教序碑》最早應該被置于戶外，金代的完整拓片表明石碑那時是完整的。此碑很可能在明代嘉靖年間關中大地震時被震倒斷為兩截。經修復后的石碑，用鐵籠固定，置于大成殿之后。清代末年，日本學者標注的位置或可表明，明末至清初，《集王圣教序碑》在碑林的位置是固定的。1936年，碑林博物館改、擴建后，才移至現在的第二展室。

在對《集王圣教序碑》仔細觀察之后，我們統計了碑文每行的字數、殘損情況，分辨出哪些是自然脫落，哪些是人為損壞，并進行測量，繪制線圖。逐字拍照使我們有機會進一步觀察碑文的雕刻方法和后世的剜剔情況。有些觀察結果，似乎會影響到對某些碑文內容的判斷，如有無“內出”的“出”字。經過多年的捶拓，石碑上碑文筆畫的粗細都發生了變化。清初時，人們對纖細的字跡進行了剜洗，以適應制作拓片的需要。這類捶拓對碑石的損傷，遠遠出乎人們所料。歐陽修以虞世南《孔子廟堂碑》為例，指出石碑殘損變化的迅速性：

《孔子廟堂碑》，虞世南撰并書。余為童兒時，嘗得此碑以學書，當時刻畫完好。后二十余年復得斯本，則殘缺如此。因感夫物之終敝，雖金石之堅不能以自久。

第三章的主題，是討論唐太宗李世民這篇著名的《大唐三藏圣教序》如何問世的。人們以為它的問世所隱含的信息是佛教獲得了唐太宗極大的支持。然而，無論從當事人的敘述，還是對歷史材料的分析，都獲取不了現代研究者所論述的結果。唐太宗為支持玄奘法師弘揚佛教而書寫《大唐三藏圣教序》這一宏大的結論，其中有許多曲折，遠非人們所理解的那樣。

循著這一話題，我們要先探討玄奘從西域回到長安后面見唐太宗的詳細過程。《三藏法師傳》完全是從玄奘或佛教的角度陳述玄奘與唐太宗的互動，從中不難看出兩人在同一問題上的分歧。唐太宗力勸玄奘還俗，服務朝廷，玄奘則百般解釋其留在佛門中的作用。即使不考慮佛教文獻記載的可靠性，唐太宗對于佛教的功利性態度也躍然紙上。正是太宗的實用主義，促使玄奘想方設法向皇帝靠攏，以求獲得庇護與支持，鞏固其地位。反復上表請求皇帝為其翻譯的佛教三藏要籍賜序是玄奘的策略之一，經多方斡旋，唐太宗終于答應玄奘的請求，頒賜《大唐三藏圣教序》。

玄奘駐錫的弘福寺也是我們關注的重點。隋唐長安寺廟多由私宅、王府改建，已經許多學者指出。弘福寺原為大將王君廓的私宅，后王氏獲罪，此宅充公，唐太宗為其母太穆皇后祈福設寺。玄奘自西域歸來，所攜的佛舍利、佛像、大小乘經律論等都置于此。然而，玄奘對于寄駐弘福寺并不滿意。果然，高宗時，規模宏大的慈恩寺建成，玄奘便移居住持。弘福寺神龍年間改稱興福寺。

《大唐三藏圣教序》不僅僅對玄奘意義重大，甚至對整個佛教界都相當重要，但若以為這表明唐太宗全力支持佛教，卻并非歷史事實。以實用的心態平衡幾大宗教之間的關系，或許才是唐太宗的真實用心。

第四章討論的是，雖然唐太宗對佛教的態度令人難以捉摸，但弘福寺住持圓定等人卻抓住這一難得的政治機遇，指派書僧懷仁主持搜集王羲之字跡并制成《大唐三藏圣教序碑》。唐太宗崇尚王羲之書法，并親自以行書“敕答”入碑，是弘福寺圓定、懷仁等人試圖集王字刻碑的社會基礎和政治動因。

搜集王羲之的書跡以形成另外的文本，雖以《集王圣教序碑》最為著名，卻并非像有些人認為的那樣首先出自懷仁。梁武帝曾命周興嗣撰《千字文》，又使殷鐵石模王羲之字跡形成集王羲之書《千字文》。傳智永和尚也曾用王羲之楷書集成所謂《集王羲之字告墓文》，當然其中的真偽尚不得知。

關于懷仁的史料稀少。作為一個弘福寺僧人，他在佛學上并無任何貢獻，卻以學習王羲之書法見長。懷仁最為擅長的當然并不是自己書寫，而是集字。除《集王圣教序碑》外，他還另有用王羲之字跡集出晉孫綽的《蘭亭詩后序》，署名的時間較前者早五年。宋人記載稱，智永臨《蘭亭序》的后面附有懷仁書《蘭亭詩后序》。

據后世學者的一些統計，懷仁用來集模的王羲之書帖，大致以《蘭亭序》為主，即使以比較寬松的標準也不滿百字，其他應取自像趙模（唐太宗時人，曾任翰林供奉拓書人）《千字文》之類的書帖。傳世的王字書帖以草書居多，行書較少，并不方便進行更為詳盡的比較，只是依照字跡的大小來看，《集王圣教序碑》碑文單字大多為2厘米左右，小的有1.5厘米，最大3.5厘米；王羲之現存書跡中大于2厘米的字居多。顯然懷仁集字時以縮小字形為主，以適應碑石面積布局的整體需要。

懷仁鳩集王羲之書跡完成《大唐三藏圣教序》這部鴻篇巨制肯定曠日持久，但并非如有人所說的那樣長達二十五年。

第五章討論《集王圣教序碑》碑文，并從碑文的內容和形式加以區分。碑文的文本內容大體可分為十個部分。核心內容有：唐太宗頒賜《大唐三藏圣教序》，玄奘收到太宗《序》后上表致謝；太宗的《敕答》；太子李治讀過唐太宗《序》文后作《述圣記》；玄奘得到《述圣記》后上謝啟李治的答辭。《序》文、《述圣記》等文本在褚遂良署名的兩通《大唐三藏圣教序》中都有。幾通碑石文本大體相同，個別字略有差異，有文本互校的意義。

《集王圣教序碑》中另外一個重要的文本就是《心經》。《心經》是諸多佛教經典中最為短小的一部，全經只有260字，卻是大乘佛教綱領性的文本。有跡象表明，這部短小的經典是玄奘法師最為喜愛的佛經，某一具體時日由玄奘在終南山翠微宮譯成。現存的梵文《心經》并非梵文原典，有梵文學家指出，或許是由漢文回譯而來。《集王圣教序碑》中《心經》的書法風格也有與其他部分迥異的地方，后人深感疑惑。

《心經》末記載五位大臣奉敕潤色，看似非常突兀，卻隱含著與唐高宗控制佛教的著名事件的關聯，研究者要想從中探究歷史真相并非沒有可能。透過碑文文本所載奉敕潤色人員的安排，可以看出弘福寺僧侶的特別用心——借助官府力量顯然是他們的既定策略。故此，大臣名字出現在具有公共性的碑文中最為重要，至于他們個人的品行肖貌恐怕不是考量的重點。

第六章討論《集王圣教序碑》的制作。碑石材料的選擇，以往石刻研究不大關注。關中碑石的選材地集中在富平地區，唐代官方制作碑石時，需任命選材官專門負責材質的審定。雖然文獻記載中對《集王圣教序碑》的石材多有稱道，但以我們實地觀察及與同時期碑石材料相比較可知，《集王圣教序碑》所用石材并非上乘。碑石的制作技術也是我們的關注點之一，大約要經過六道工序才能完成從毛坯到成品的過程。碑石側面的紋樣風格，以往研究中往往忽視。側面紋樣由龍和鳳鳥銜環構成，這種圖案化的風格，先后出現于《弘福寺首律師碑》《濮陽令于孝顯碑》《夢英篆書千字文序碑》和《三墳記碑》。兩百多年的時間內，碑側花紋風格相似，圖案相近，亦表明碑石側面紋樣有著某種程度的內部傳承。

集字碑制作的一個關鍵環節是模勒上石，就是將鳩集好的文字，按照事先規模好的形式、行距，通過鉤模的方法拓印在碑石上，再由鐫刻者使用刻刀雕刻成文。鐫刻者是碑石制作成功與否的最終執行者，要求最為嚴苛。如果他本人不懂書法，難免會照貓畫虎，則碑文毫無生氣；他如是一位書法高手，則會在鐫刻時摻入自身的書寫習性。懂得書法，鐫刻時克制自己的習慣，領會原書者的意圖，才會制出上乘的石刻作品。《集王圣教序碑》顯然是集字者、模勒上石者和鐫刻者之間密切配合的杰作。

第七、八章談到，在《集王圣教序碑》的帶動和鼓勵下，唐代形成了一個采用王羲之書跡搜集成碑的風潮，宋人有所謂的“集王十八家”之說。實際上，依照我的最新統計，不止這十八家，已知的集王字碑在二十通以上。集字者都是王羲之書法的膜拜者，行敦、衛秀、胡英、胡霈然、唐玄度等人都是見諸記載的書家。著名的《集王金剛經》的問世，或表明王羲之書跡受歡迎的程度。《金剛經》原本已經隸書寫就，唐文宗卻以隸書不宜普及、民眾不識為由，命書法待詔唐玄度重新搜集王羲之書跡制成《金剛經》。唐玄度一行人用了一年多時間集成。值得注意的是，唐玄度搜集時用了“模集”“翻集”二詞，顯然是集王字時的標準用詞。另外，《集王金剛經》搜集王字所用的時間也值得關注，五千言的《金剛經》字數是《集王圣教序碑》兩倍多，僅用一年多時間集成，顯然他們有一套完善可行的方法。由此反推，懷仁時代《集王圣教序碑》雖費時耗工，但并非像后世人推測的那樣用時多達二十幾年。

圍繞在皇室周圍的職業書家是所謂的翰林待詔。這群人并非通過科舉方式進入官僚體系，而是因其長于書法被人推薦伴隨皇帝身邊。與畫、卜、醫、棋同行，雖稱重要，但政治地位很低。書法待詔都曾接受相同模式的書法訓練，所書寫的行書碑如出一轍，風格大體相同。即使像柳公權這樣科舉出身，一旦淪為翰林待詔，便自慚形穢。職滯下僚的柳公權后經其兄柳公綽說項，才離開翰林職務，進入正規的官僚系統。

職業書家翰林待詔外，還有一類王字的臨習者，即皇室成員。出土的唐朝行書墓志，有些書寫者是皇室諸王，也呈現出與翰林待詔同樣的書法面貌。皇室成員從小的書法教師是翰林待詔，其中一些人并不甘心僅僅以一個技藝教師的面目出現，德宗朝太子侍書王伾，即在日后成為“二王八司馬”集團的重要首領，并在改革失敗后被貶。

佛門僧侶也是王字的主要臨習者，從懷仁開始集王起，佛教寺院的公共空間，常常有集王字碑出現。有一塊碑石完全是按照《集王圣教序碑》的模式進行的局部復刻，社會對于該碑的熟悉程度，有些出乎我們所料。

第九章，我們從宋代初年全社會的書寫水平較唐代有所衰敗說起。這種情形引起歐陽修、蔡襄等文化領袖的不安。宋太宗以王著為侍書，編纂《淳化閣帖》，用以推進書法的提高。《淳化閣帖》的編輯原則，實際代表著官方對書法高下的排序認定，即由歷代皇帝、名臣及王羲之、王獻之構成全部的書法歷史。然而后有歐陽修等人主張對已有的書法典范進行重新選擇，《淳化閣帖》未收的顏真卿書跡被推崇備至；而宮廷職業書家所承襲的二王書風，卻受到士大夫階層的蔑視，人們以“院體”相譏，以為都是學習《集王圣教序碑》的過錯。翰林待詔所傳習的書體，只不過是官方公文書寫的延展。這些人本身文化水平不高，非科舉出身，是官僚體系附庸技（伎）術官。即使由于年資功績等緣故轉入官僚體系，也只能銓敘武職，而不得擔任文職，上升空間極為有限。相反，士大夫階層的書寫獲得空前推崇，以蘇軾、黃庭堅為代表的書法被抬舉到前所未有的高度。這背后隱含的是士大夫階層所占據的文化優勢，他們的書法有別于翰林待詔技藝嫻熟卻平庸衰敗的王體字。中國書法的一個顯著特征就是匯集精英，與科舉制度密切關聯。書法的優劣，成為能否步入士大夫階層的一個重要門檻。

士大夫關于“院體”的論述并非一成不變。宋太宗時，因打破御書院翰林書體平庸而特被引入的書家王著，僅僅過了百年卻被當作“院體”的代表受到指責，對其評價已在天壤之間。

雖然集王字常常被視作王字庸俗化的產物，但集王字成碑的傳統仍然在延續。《絳州夫子廟碑》《普濟禪院碑》《集右軍牡丹詩碑》等都是這方面的代表。

接下來要討論《集王圣教序碑》權威地位的形成。蒙古人的進入，導致漢人科舉文化制度宣告暫停。南宋滅亡，宮廷書法隨即中斷。在這樣的文化困境中，《集王圣教序碑》成功擺脫了士大夫階層的批評，而進入《翰林要訣》這樣的學書推介書中。有人公開宣稱自己是模習了《集王圣教序碑》而獲得成功。像趙孟頫這樣的書法大家，據他的學生虞集說，其行書是學習《集王圣教序碑》，雖然他留下了許多臨摹《蘭亭序》的墨跡。從元朝開始，人們已經試圖將《集王圣教序碑》納入主流的書學價值觀念中，這或許代表此時的士大夫階層有著不同于宋朝士大夫的評價標準。范式的轉化，使得過去崇尚文人書法的風尚煙消云散。因時顛倒的是對待以《集王圣教序碑》為代表的唐宋官告體的態度。

在有些明代人的心目中，《集王圣教序碑》已經成為“百代楷模”，書家要追摹王羲之筆跡非此碑不可。至此，《集王圣教序碑》完全獲得了與《蘭亭序》相等的地位。其他集王字碑也相繼成為人們臨習的對象。由于明代晚期碑石已斷，追求碑石未斷時的拓本成為許多人的目標，宋代拓本簡直就是瑰寶。鑒別《集王圣教序碑》拓本逐漸成為一門專門學問。為滿足一般民眾的需求，明代初年出現了翻刻《集王圣教序碑》的木刻本，明代晚期至清代初年，著名的翻刻本已經有十幾種了。

從元代趙孟頫開始，諸多書家都有臨習《集王圣教序碑》的經歷。沈度、文征明、豐坊、李日華、董其昌、王鐸等著名文人都花費相當的功夫學習《集王圣教序碑》，其中以王鐸最為用功，并且拓展到其他集王碑石上，獲得極大成功。整個清代，從皇帝到大臣、一般文人甚至山野村夫，都以學習《集王圣教序碑》為門徑，期望最大程度地獲取書法的藝術養分。

第十章的內容，主要圍繞《集王圣教序碑》的拓本和拓本上的題跋展開討論。傳拓是傳播石刻文字內容最為有效便捷的手段，核心就是準確復制文本，化單一為萬千。這里我們主要概述了經現代金石學家整理過的從宋代到明清的《集王圣教序碑》拓本，并以闕字為確定拓本時代的主要觀察點。《集王圣教序碑》拓本，明以前為不斷本，只是一些字跡受損，或許由于明嘉靖年間地震的緣故，此后的拓本，缺損字較多。拓本中的題跋內容，除去稱頌王羲之書跡以外，以其闕字判斷拓本年代者居多。現存的拓本上鈐有宋代名臣富弼收藏印的可能為最早，此外幾乎看不到明以前的題跋。明代著名文人文彭、王世貞、董其昌、王鐸的題跋現在都可以見到。

清代拓本開始出現很長的題跋，以崇恩的“墨皇本”最為著名，有長達二十八頁的題跋，內容廣泛，頗具史料價值，比如他提到，僅其經眼的號為宋拓本的就有十一件之多。

拓本題跋中，一些人記有購買拓本的金額。明代開始，《集王圣教序碑》所謂宋拓的價格持續上漲，有的甚至超過著名書家的墨跡，晚清時多在千元以上，民國時的估值金額甚至高達五千元之巨。或許這些記錄都是珍貴的關于書法的經濟史史料。

最后的結語，我們對《集王圣教序碑》從制作到成為書法名典的整個過程進行系統總結。即使明以后，《集王圣教序碑》也并非一帆風順地登上經典的寶座。質疑者的疑問，也是我們關注的焦點。《集王圣教序碑》在唐宋時期的書法影響力在當代顯然有被高估的傾向。

《集王圣教序碑》雖然被奉為書法經典，但其經典化并非始于唐朝，甚至宋人對它的評價也并不顯得那么正面。相反，我們很容易看到當時有影響的書法評論者對《集王圣教序碑》不屑一顧的批評。不過，類似負面的批評卻沒有長久延續。一百多年后，《集王圣教序碑》的經典性在人們心目中逐漸成長起來。這一變化既有隨著時間的遷移，人們漸漸地遠離王羲之的時代，所能見到的王羲之真跡甚至唐代摹本也愈來愈少的緣故——畢竟《集王圣教序碑》上的王字號稱是從王羲之真跡上鉤稽而來；也有書法觀念的轉移和此消彼長，促使人們將視線轉向《集王圣教序碑》。這些因素彼此互動重新塑造出《集王圣教序碑》在書法史上的崇高地位。當然，如果說《集王圣教序碑》就此已完全贏得書法史上絕對穩固的地位，顯然有某種程度的夸大。事實上，質疑聲從未停止。懷疑者所指向的并非搜集王羲之字之舉，而是采用釜底抽薪的辦法，直接懷疑是懷仁采用王羲之書帖集字，還是懷仁自書。

這些問題實際上都涉及有關王字流傳的一般性討論主題，但是在《集王圣教序碑》這件具體作品中，一些詳盡的觀察討論顯得更為重要。從甲骨文開始，中國文字的形態進行了多次演進，形成所謂的書體。早期的文字與上層政治關系密切，字形復雜，當然學起來也就困難。秦統一六國后，文體字形歸一。漢代是書體的一個重要轉折期，由曲折難認的篆書簡化為規矩平正的漢隸，使所謂的書法行為有了極大普及。三國時期的鐘繇被視為首定楷書的書寫者，真跡不傳于世，北宋時《淳化閣帖》中收錄傳為王羲之臨摹的《宣示表》。公元四世紀中葉，中國書法史上發生了一重大變化，變化的核心來自被后世譽為“書圣”的王羲之，他的重要貢獻莫過于用行書書寫了傳奇名帖《蘭亭序》。行書原本是士大夫之間交往使用的一種新興書體，最早并不是為了儀式性或公共性書寫，純粹是為了美感或直觀表達而產生的。行書將楷書中的各個筆畫串聯起來，形成新的態勢，自誕生后即獲士大夫階層追捧。它書寫迅捷，可快可慢，與楷書接近者謂之行楷，摻雜草體者則謂之行草。行書誕生后很大程度上改變了人們的書寫方式，王羲之以后，在人們的一般性書寫中，行書占很大比重。所謂的王字書寫傳統基本上就是指以行草書為核心的正統書風，以王羲之、王獻之的精妙書寫為代表。王字行書體系最終為儒家權威所用，并受到后世幾乎所有書家追隨，成為正統與反抗、傳統與創新的核心議題。

王字傳統的代表是《蘭亭序》，但如果仔細分析一下《蘭亭序》的結體筆法，顯然和其他王字的傳世拓本并不完全一致，而《蘭亭序》的諸多字形從《淳化閣帖》中能找到類似的影子。由于這些疑惑，清代一些學者便開始質疑《蘭亭序》的可靠性，發展到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一場幾乎當時所有的重要書家、學者都參與的轟轟烈烈的“蘭亭論辯”將人們的疑問推向高潮。

《集王圣教序碑》代表的是另一種王字傳統。王羲之書體既有質樸嫻熟的一面，又有華麗精美的一面，人們似乎更愿意看到后者，也許它更能代表唐代以太宗李世民為首的書家優雅從容的審美情趣。在這種觀念籠罩下，人們希望從王羲之書跡中尋找這樣的文字，以滿足人們對王羲之書體的想象。天才書家懷仁奇思妙想，完成了一個形式上的創舉：他將以往收藏于深宮閬苑中、散落在各帖上的王羲之書跡文字精心揀選，集成一件新作品，呈現在公眾眼前，王羲之也因此順利登上中國書法之巔峰。

從一般意義上來講，書法重視運筆中的連貫起伏，書寫者可因時因地隨時變化書寫節奏，而集書時木已成舟，只能從現成的文字中輯選。不過，懷仁集王羲之字而成的圣教序大體上符合書法的起伏變化，即使王羲之再世也不一定能將如此篇幅書寫到每個字都理想的程度。

書法史研究不僅關注風格流派的演進，還會觸及某書家具體書跡甚至某個字跡的變化。現代人看來諸多理所當然的特征或結果，實際上在發展過程中經歷過重大的爭議和變化。從前面的論述中我們已經清晰地看出，《集王圣教序碑》這個紀念性的作品，經過復雜而富有戲劇性的演進，逐步蛻變成一個無可爭議、可以代表王字書法最高成就的經典。而并不像人們理所當然認為的那樣，《集王圣教序碑》從問世的那天起就是一件王字的書法名品。這個過程與傳為王羲之書跡的另一經典《蘭亭序》的遭遇恰恰相反，后者所引起的爭議逐漸升溫——當代學術的進步使普通人可以看到或比宋人更多的書法遺跡，因此回頭來質疑《蘭亭序》的真偽及時代。當然，兩者所遇到的問題并不相同。本書以《集王圣教序碑》為例來討論一個王字傳統的構建與形成，即通過《集王圣教序碑》，再現其由佛教經典到書法名典演進的順序和過程，這或許也是圓定、懷仁最初集字時所設定的目標。

盡管我們并沒有整體地分析王羲之書法的全部，但《集王圣教序碑》這一具體案例頗能反映出書法史選擇了什么樣的碑帖成為王字的代表，以及以鳩集王羲之書跡名義制作的《集王圣教序碑》如何在一次次的選擇中蛻變，最后成為經典。道路雖有曲折，但為書法范式的轉變提供了契機。無論如何，它是多種因素相互作用的結果。本書的目標是按照《集王圣教序碑》生成的順序，循序漸進地重構該碑走向經典的道路。這對我們正確地了解在王羲之經典化的過程中，《集王圣教序碑》所起的推波助瀾作用有所幫助。經典或傳統的塑造，與社會變化交替進行，人們觀察事物的角度因勢而動，而每一次轉折都顯得及時又必要，這樣才會形成對經典的共識。

最后要說明的是本書的術語及其含義。碑石雖然是一種常見的文物，但因每個學者的習慣并不一致，所用術語略有差異。本書大體依循現代文物描述中的常用術語，個別參照金石學稱謂，在使用術語時并不做特定選擇，下列提及的都會隨文意運用。所涉及的術語主要有兩部分：(一)碑石；(二)碑帖。

碑 石

碑石由三部分組成，碑首、碑身和碑座。在測量時所謂的通高是指以上三部分總和，而寬則具體指某一部分，碑寬指碑身的寬度。

一般用“通”或“個”作為碑石的量詞。

碑額，亦稱碑首，指碑石上端的雕刻部分，多呈圭形，唐碑多刻盤龍。碑首稱赑屃盤龍，下面是云盤。

篆額中宮，盤龍肢趾相交中央，留有一塊稱為中宮的地方，用于書寫碑名。中宮碑名多為篆書，亦稱篆額中宮。當然中宮題名也有隸書、楷書、行書和飛白書等。

碑身，碑面鐫刻碑文的地方。碑的正面稱碑面或碑陽，背面稱碑陰。碑身相較碑首、碑座而言，除去高度，寬度、厚度都比碑首、碑座尺寸短小。三者之間用榫卯連接，碑身上下均有凸出榫頭，碑首下中央與碑座中均有凹卯以承接榫頭。

碑身的左右側面稱碑側，唐碑碑側多雕刻有紋樣，也有平素無紋者。

界格，碑文以楷書、隸書書就時，碑面上多劃有方格，求其整齊大小統一。

界欄，碑文以行草書書就時，并無橫行要求，只有豎行需要，所以用豎道欄線界隔碑文，稱界欄。

碑文多從右起，在最左側結束，碑文首行稱題銜。也有極個別碑文會從左起，如褚遂良的《雁塔圣教序》。

石疤，天然石材即使表面經過仔細磨光處理，原有石材本身的缺陷不能避免，會有一些疤痕存在。這樣的疤痕也會反映在拓片上。

石花，形成原因與石疤類似，只是會在石材表面形成輕微的凹坑，反映在拓片上是黑底白色，有時會對字跡筆畫形成干擾。

碑座稱鰲座，亦稱碑趺。趺指足部，碑趺即碑石最下面的基座，多刻為龜形，也稱龜趺。龜座中間馱碑處稱駝峰，其余面飾龜甲紋，古文獻中稱“龜文造”，座下刻出方石稱“土襯”。碑座亦有長方形狀，《集王圣教序碑》碑座即長方形。

碑 帖

碑帖的字面意思是碑石與刻帖的合稱，本書的碑帖主要指碑石的拓本。行文中“拓”與“搨”依材料原文使用，并不獨取其一。

拓本又稱拓片，指用紙蒙在碑石上，用墨通過傳拓制作出的墨本或朱本（朱墨拓制）。按照黑色的濃淡又可分為“烏金拓”和“蟬翼拓”。通常以外在形式區分，全幅拓制稱整張本；按照文字內容順序剪裁裝裱成方便翻閱、臨習的冊頁形式，稱為剪裱本。當然有的剪裱本也并不依文字順序內容裁剪成冊。剪裱本的數量單位一般稱“開”，一開多指拓本的一個幅面。

題簽，標明拓本內容、時代、名稱的簽條，多貼在拓本冊子的封面之上，整張拓也會題寫在拓片的上端或右端。

題跋，對于碑帖內容、時代、價值、遞藏的評說考證。題跋者認為有關聯的內容都可以題跋的形式出現，多附拓本之后，有時也會批注在拓本之中。

翻刻本，相對原碑拓本而言。有的碑石或因珍貴難得，或因有缺損，便有人利用善拓翻刻，有石刻，有木刻，再行椎拓制作拓本。有的制作有標識，寫明翻刻年代，由誰人制作；有的則無。后者有時會被冒充初早期善拓銷售。

另外，在所謂復制本中還會涉及“響拓本”“雙鉤”等術語，書中另有說明。

雖然初識《集王圣教序碑》是我年輕時有關碑刻知識的一個重要節點，但是系統而可靠地了解它的全部內容，卻是比較晚近的事情，這本書原本也并不在我的專業規劃之列。數年前我開始習字，《集王圣教序碑》被用作行書練習時的字帖。臨習之余，職業習慣使我無可避免地關心與該石碑相關的問題，當發現有相當大的空間可以拓展時，便著手搜集相關材料。

稍有零星所得，經常與同是書法愛好者的朋友、北京大學中古史研究中心的朱玉麒、史睿教授談論、交流；有時也向榮新江、羅新兄報告想法。朱玉麒、史睿、榮新江、羅新諸兄鼓勵將這些思考書寫成文，并提供一些幫助。不過，以我的懶散，遲遲未能動筆。2017年年初，復旦大學訪問教授畢羅（Pietro De Laurentis）先生主辦一個關于《集王圣教序碑》的工作坊，邀我參加。在史睿兄的鼓勵督促下，我以部分草稿與會。同年11月，北京大學陸揚、葉煒教授主持召開“文本性與物質性交錯的中古中國：中古研究新前沿國際研討會”，借機我以此文貢獻。在陸、葉二兄的努力下，成文最終得以刊載在榮新江主編的《唐研究》第二十三卷上。

承蒙李純一和陸灝兄的厚愛，文章縮寫本刊登在《文匯學人》上，使之能在更大范圍內傳散，引起注意，《書法研究》《中國文化》等雜志也多次發表我的一些不成熟想法。中央美術學院劉濤教授讀過拙文后，建議擴展內容作為專書出版，并認為應增加王羲之書跡在唐宋時傳播的相關內容，使人們對《集王圣教序碑》問世時的社會背景有一個整體的認識。這些鼓勵和幫助，無疑增加了我本來不足的信心。

2018年9月至12月，我有機會脫離雜務，在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訪學。這是我職業生涯中僅有的一次空閑期，感謝由鄧小南教授、渠敬東教授主持，優秀助理云集的文研院。這一少有的、毫無壓力的寬松工作環境，使我可以如期修改完成這部書稿。文研院也舉辦了“以王羲之的名義：右軍書法的傳摹與轉化”討論會，劉濤、劉紹剛、薛龍春、朱玉麒、史睿、熊長云先生等與會討論，使我視野開拓。在西安碑林博物館趙力光館長的幫助下，我曾經數次利用公務之余，前往西安碑林博物館觀察《集王圣教序碑》。我的同事邊東冬逐字拍攝了碑文，使我可以仔細地比較碑文字跡。碑林博物館繼任館長裴建平先生慨允提供浙江大學李志榮、黃碩團隊拍攝的全息三維掃描照片。在本書的資料搜集過程中，我的朋友邢義田、宋新潮、張建林、陳杰、王樾、周魁英、李志榮、泰祥洲、楊軍凱、陳建文、王丁、沈睿文、薛龍春、許全勝、李泉匯、熊長云、徐永江、徐華山及李佳勝先生；以及我的同事王琨、馬強、馬曉玲、喬國平、白婷婷、柴平平、張治軍同志都給予很多幫助和鼓勵；李丹婕通讀全書糾正謬誤；仲威先生慨允提供大著中若干圖片。他們一次又一次地克服各種困難，幫助尋找各種難覓的文獻、照片，他們的慷慨相助使我避免許多疏失，也讓我感到背負了很沉重的人情債，能夠公開地向他們致謝，使我稍稍松了一口氣。曾誠、袁法周、宋正偉等積極推動本書的出版，這些我都銘記在心，在這里需要特別感謝。

如果說本書的出版過程一波三折，那么最后的歸宿實際上是令人欣慰的。在馮金紅女士的努力下，三聯書店伸出援手，孫曉林、宋林鞠二位熱心而認真負責的編輯，逐一核對了文獻，避免了許多錯誤，并且對原有的結構有所調整，使之更為順暢。我的同事黎鏡明、馬偉等又幫助重新核對一些材料。在此一并致謝。雖然本書凝結著許多人的辛勤幫助，唯恐其中的錯誤和不足仍然不可避免，這當然是我一人之責。

行筆至此，不由使我再次想起此書的緣起，促使我習字的最初想法來自現已過世的父親。父親年逾八旬之后目力不濟，托付于我說，他因目疾已不便習字，唯從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開始，積攢一些字帖，約有兩大箱，看看朋友中有無習字之人相送。當晚，我一邊翻看父親多年節衣縮食買來的字帖，一邊心里尋思著送給誰。現在不比從前，一帖難求，習書之人都有大量字帖，思前想后竟無可送之人。最后決定搬回省城家里自己練習，并托篆刻家朋友治印“五十學書”，以鼓勵自己堅持下去。小書寫成之時，父親已多病纏身，舉步維艱，看到書稿時高興異常，笑稱這都是幾箱字帖送我的成果，聽起來有點自豪。半年之后，父親撒手人寰，生命漫長而局促，伴隨著的是無盡的痛苦戛然而止，有時竟經不起細想。小書出版時，時間又過去四個年頭，我已年逾花甲，讓人有歲月如白駒過隙的感慨。

羅 豐

壬寅仲秋于西北大學長安校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