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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年前，1922年8月29日至30日，中國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在杭州西子湖畔召開全體會議，史稱“西湖會議”。會議的重要意義：一是確立了國共合作的方針，推動了國共合作的實施；二是共產國際的指令開始成為影響中共發展的重要因素；三是開創了以特別會議的方式解決黨所面臨的重大問題的先例；四是決定出版發行《向導》，充分認識到加強黨的理論研究和思想宣傳的重要性；五是明確了黨內團結的重要性，通過民主協商方式團結和鞏固了黨；六是研究和討論了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的工作，對進一步推進工人運動的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回顧與重溫這段歷史，對于當前學習和研究黨的統一戰線史極具現實意義。 在秘密狀態下舉行的西湖會議討論和解決了許多重要的問題，主要有：一是討論和決定了與國民黨的合作問題；二是解決了張國燾的“小組織”（“小團體”）問題；三是決定出版中共中央機關刊物《向導》周報；四是增選李大釗為二屆中央執行委員；五是討論了關于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即工人運動的相關工作等。
西湖會議討論和決定與國民黨的合作問題，這是會議的核心議題。經過兩天的熱烈討論和馬林的說服，會議以互相諒解的形式，通過了陳獨秀提出的在國民黨取消“打手模”以后，中共少數負責同志可以根據黨的指示加入國民黨的決定，從而為實現國共合作邁出了重要一步。在此基礎上，1923年6月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正式決定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實現國共合作。西湖會議確定了國共兩黨黨內合作的方針，是中國共產黨在聯合戰線方式上由黨外合作到黨內合作的轉折點，為實現國共合作邁出了重要的一步。西湖會議后，李大釗第一個以中共領導人的身份加入國民黨。可以說，在西湖會議上，在共產國際的幫助下，我們黨的政治主張和策略方針作出了重要調整。會議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運用于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靈活地將當時難以實現的國共兩黨黨外合作設想轉變為切實可行的黨內合作策略，部分地克服了黨內存在的不愿意與國民黨實行黨內合作的觀點，初步統一了黨的最高領導層對國共合作的認識，為黨的三大確定全體中國共產黨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實行國共合作統一戰線策略方針奠定了基礎，為國共合作的最終實現，從而為大革命時期民主革命的迅猛發展開辟了廣闊的道路。02.共產國際的指令開始成為影響 中共發展的重要因素 西湖會議上共產國際第一次以上級姿態給中共下達指令。在西湖會議上，馬林的努力，共產國際的決議，對中國共產黨接受黨內合作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一方面，革命工作困難重重，除與國民黨合作之外并無具體可行的方法。此時中共畢竟是成立不過一年，黨員人數不足200人，采用秘密方式活動，是中國政治舞臺上影響不大的一個小黨。孫中山又嚴詞拒絕了共產國際代表馬林提出建立聯合戰線的提議，中共領導人也明確意識到在短期內難以與國民黨建立平等的合作關系。另一方面，中共能否順利開展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共產國際的支持，因為中共主要的活動經費來源于共產國際。以1921年10月至1922年6月為例，中共中央機關支出17655元，其中自行募捐1000元，共產國際協款16655元。也就是說，來自共產國際的經費占到了94%。陳獨秀在1922年6月致信維經斯基，希望得到共產國際資金的支持：“今后國際協款究竟如何，也請示知，以便早日設定計劃。”這反映出中共工作的開展有賴于共產國際的經費支持。
共產國際在中國的代表也經常致信共產國際，要求保障中共的經費，否則工作將無法開展。事實上，馬林等早就以上級代表、領導者自居，遇事則要求報預算與報告，幾乎每周都要中共中央領導人向他們作工作匯報。共產國際也要求其代表要參加中共中央的每一次會議。盡管服從了共產國際的指示，陳獨秀仍然堅持要有條件地加入國民黨，即要求孫中山取消“打手模”、宣誓服從的入黨方式。西湖會議以后，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不論是否適合中國國情，不論是否得到中共領導人的認可，共產國際的指令基本上都被中共所接受并盡力實施。國共合作也由此打破僵局，中國革命呈現出嶄新的形勢。因此，西湖會議在中共自身的發展過程中具有里程碑的意義。西湖會議以后，中國共產黨“便更多地注意了中國社會的現狀，并開始參加現實的運動”。當然，共產國際這一行為也為此后黨內“左”傾思潮的發展打下了伏筆，極大地影響了中國共產黨。直至遵義會議后，才逐漸消除影響。03.開創了以特別會議的方式 解決黨所面臨的重大問題的先例 西湖會議召開的歷史背景是，黨的二大剛剛閉幕不久，不宜立即召開代表大會，但同時黨又面臨諸多問題，必須立即召開會議討論與解決，于是就有了西湖會議。譬如，增選李大釗為二屆中央執行委員，就是一個必須及時解決的問題。
李大釗在黨的二大上未被選為中央委員，這是事實，他是在西湖會議上增選為二屆中央執行委員的。以下幾點史實完全可以證明這一點。一是在西湖會議解決張國燾的小組織問題時，中央并未要求李大釗中途退席（因為李大釗如果不是中央委員，中央必然要求他中途退席）。二是會后不久，李大釗在上海“即由先生（指孫中山）親自主盟，介紹我入國民黨”，為中共領導人加入國民黨的第一人。如果李大釗不是中央委員，他怎么能在陳獨秀、張國燾、蔡和森、高君宇、鄧中夏之前加入國民黨呢？三是1922年10月3日，李大釗代表中共中央簽發對陳獨秀參加共產國際四大的任命書（這份任命書保存在俄羅斯檔案館，全宗491，目錄1，案卷353，第197頁。）。如果李大釗不是中央委員，他怎么能代表中共中央簽發對陳獨秀出席共產國際四大的任命書呢？可以說，西湖會議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的第一次特別會議，它解決了黨所面臨的，包括與國民黨合作的問題，張國燾“小組織”（“小團體”）的問題和增補李大釗為中央委員等一系列重要問題，為黨的建設作出了重要貢獻。在此之后，每當黨面臨重大問題，又不適合召開黨代表大會時，中共中央委員會都會召開類似的特別會議來解決，如著名的八七會議、遵義會議等。這些特別會議，不僅使黨中央形成了共識，統一了思想，也統一了行動，從而使黨不斷走向成熟，不斷從勝利走向勝利。04.決定出版發行《向導》，充分認識到 加強黨的理論研究和思想宣傳的重要性 關于出版中共中央機關刊物《向導》周報，黨的二大已經有了共識。西湖會議后，《向導》周報就于1922年9月13日創刊，這當然與這次會議的決定有關。在西湖會議上，馬林認為，中共黨員應該加入國民黨，但應保持自己的組織和報紙。會議首先是明確了刊物的負責人，即由蔡和森擔任主編；其次是明確了刊物的名稱和刊期，即《向導》周報。最后是明確了經費問題。當然主要也是由共產國際支持。所以，《向導》最初發行量為3000份，如果沒有一定經費的支撐這個量是達不到的。此后，9月4日，馬林的手稿又提到：“重新就經費和出版刊物事向張太雷發電報。”這也直接說明在西湖會議上決定出版《向導》周報，以此來宣傳黨的政治主張，大力開展國民革命運動。《向導》周報在上海出版發行，這是中共創辦的第一份公開發行的機關刊物，由蔡和森任主編，高君宇、李達、瞿秋白、彭述之、張國燾任編委及主要撰稿人，毛澤東、周恩來等發表過一些重要文章。《向導》周報的政治性、思想性、斗爭性和藝術性很強，隨便讀一篇文章，撲面而來的就是中共在建黨之初領導工農大眾反帝、反封建軍閥的革命斗爭氣息。《向導》還大力宣傳中共的民主革命綱領。《向導》一創刊，中共就利用這塊輿論陣地，大力宣傳黨的二大提出的民主革命綱領：“消除內亂，打倒軍閥，建立國內和平”；“推翻國際帝國主義的壓迫，達到中華民族完全獨立”；統一中國為真正民主共和國。并大量報道全國各地工人階級斗爭的情況，激發反封建軍閥的革命斗志，堅定進行革命斗爭的信心。《向導》先后隨中共中央遷往北京、廣州、武漢等地出版發行，發行量最多時近10萬份，并遠銷海外，被頌為黑夜沉沉的中國的“一線曙光”，是指導千百萬苦難同胞前進的“思想向導”。可以說，創辦《向導》，黨不僅積極宣傳自己的政治主張，推進國民革命運動，也試圖通過這一行為影響國民黨的政策。05.明確了黨內團結的重要性， 通過民主協商方式團結和鞏固了黨 西湖會議對張國燾為首的“小組織”（“小團體”）活動，提出了批評。張國燾在黨的二大以后，試圖使勞工運動獨立于黨的領導之外，“把組合書記部當中央執行委員會的變形，一切事情由組合書記部發命令找活動分子去作工，不用經黨的通過”。造成黨的不團結，使之“分裂成了兩派”。在西湖會議上“取消了那個小團體”。陳獨秀、蔡和森和張國燾本人的回憶，可以證明西湖會議有解決“小組織”問題這一項議程。陳獨秀在向黨的三大所作的工作報告中總結了“二大”以后（含西湖會議）“三大”以前的工作，批評“張國燾……在黨內組織小集團，是個重大的錯誤”。蔡和森則在《中國共產黨史的發展》中說：“以后我黨又開西湖會議，此次會議討論問題是：（1）小組織問題；（2）對國民黨的態度。”接著，他又用了將近250字闡述了這個問題，并兩次提到張國燾在這方面的錯誤。對此，張國燾在《我的回憶》中說，李大釗在討論、研究解決小組織問題時，“勸阻我聲言他不相信我有甚么小組織的傾向，也相信其他同志對我并無不信任的心理等等”。可見，會議對黨內不團結現象的重視。會議也通過積極的民主的工作方式，確保了黨的高度集中統一，從而更有力地進行革命斗爭。會議就此增選李大釗為二屆中央執行委員，以期控制張國燾的影響力和不良行為。不過從另一方面來看，這也說明了張國燾的品行，注定其最終成為歷史的棄兒。當然，這是后話。06.研究和討論了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的 工作，對工人運動的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 為了貫徹黨的一大提出的黨在當前的中心任務，加強黨對工人運動的領導，1921年8月11日，黨中央在上海成立了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1922年5月1日，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在廣州召開了第一次全國勞動大會。會后書記部機關由上海遷北京，以《工人周刊》為機關報。當時，在馬林向共產國際的報告中和共產國際的指示中多次提到工人運動的問題。陳獨秀等也稱“共產黨是工人政黨，他的基礎應該完全建筑在工人階級上面，它的力量應該集中在工人宣傳及組織上面”等。可見，在西湖會議上對此問題是有過深入的討論和作出了一些重要部署的。
西湖會議后不久，即1922年9月，在安源路礦發生了工人大罷工。這一大罷工是不是與西湖會議有關，目前還缺少直接的史料來說明。但西湖會議后中國工人運動的迅速發展是歷史事實，這當中應是有關聯的，即西湖會議的決定對工人運動是有影響的，作出的部署也是正確的。這從馬林在《關于杭州會議后活動的報告》中也可看出：“我們繼續做工會國際的工作……漢口工人運動發展很順利。向工會國際報告鐵路工運的狀況。”同時，針對當時的實際情況，中共也會對工人問題提出意見和建議，對其領導下的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的工作進行具體研究，并作出部署。 （作者單位：中共浙江省杭州市委黨史研究室；原標題為《對西湖會議的再認識》；文章略作修改，注釋從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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