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季風 古代中國文明的起點集中在西部，尤其是黃河干流經過的幾個省。早期幾個文明遺址也集中在這些省份。所以中國早期國家形成的過程中，沿黃河東西相爭是主流模式。 夏朝建立時，這一模式的雛形就已經顯現。部落聯盟推舉的大禹繼承人伯益就屬于東部部族的代表。夏朝建立后，一度奪取夏朝江山的有窮氏部族也屬于東部夷人系統。 但夏朝的勢力范圍集中在今山西南部和河南大部分地區，按現在的地理板塊應該屬于中部地區地區，而不是西部。商滅夏基本也屬于這一范疇，某種程度上屬于東部部族與占據中原的夏朝廷的對抗，與春秋戰國時秦與山東諸侯的較量差異很大，算不上真正意義上東西相爭。  直到周人的崛起，并形成對商的實際威脅，這種東西政治勢力的比拼才正式進入中國歷史的范疇，并成為接下來一千多年中國政治格局中不可忽視的重要因素。 作為最早登場的西部強權，周的起源與商一樣充滿了傳奇。商的始祖契和周的始祖后稷都是母親感神跡而孕育出來的孩子。不過這種傳奇充滿神話色彩，與世界很多民族的起源產說類似。 但后稷的名稱很能說明問題，稷在中國古代是農神的意思，后則是早期對最高的統治的稱呼，能用這個名字說明一點：周人的這位始祖是農業方面的大拿。周也是一個擅長農業的部族，這也造成了周與商最大差異。  一般認為，周與商使用同樣的語言、文字，周對商的文化盡可能的學習與吸收，甚至周人與商之間還有聯姻。但以農業為主的周人，把人視為重要的生產資料。類似商朝那種大規模的人牲、人祭現象，在周人那里是比較少見的。這也為后來周滅商的時候，商朝幾乎被周邊各部族群毆的原因所在——祭祀所需要的人很多來自于周邊部族，是通過戰爭獲得的。 1984年和1999年，殷墟出土的青銅甗都發現了蒸煮的頭顱。經過考古學家的測定，其中一具頭顱來自于現在安徽六安地區的以為一位貴族少女。這應該就是傳說中的淮夷諸部落。類似的情況在殷墟時有發現。 這些受害中最多的是來自西部的羌人（來自西部的游牧族群，不限于現在的羌族，而是諸多西部族群的統稱）。被認為是商朝中興之主的武丁在位期間幾乎沒過兩天就會把一個人用于祭祀，稱之為“用羌”而這只是日常操作，大型活動中的人祭行為的受害者只會更多。  銅刀 這一點商人與南美的瑪雅人、阿茲特克人類似，幾乎得罪了周邊所有的部族，為后來的覆滅加上了重重的砝碼。 周人顛覆商的計劃就是在這種大背景下展開的。《詩經》中有一首詩顯示周太王就已經有翦滅商朝的計劃，但這種計劃更多只是想象，并沒有付諸實施。這有點像江戶幕府時期，長州藩毛利家新年的誓言似的，更多是一種心理安慰。畢竟當時的周人實力有限，連周邊的一些小部族都無力吞并。 真正采取行動則到姬昌，也就是后世傳頌的周文王成為周人首領的時候。這一時期，周人成為商人的西伯，名義上成為西部方國的領袖。史籍記載，文王成為西伯侯，大力推行仁政，贏得不少部族和方國的支持。  周人的實力發展引起了商的關注，作為國君的帝辛（也就是紂王）曾將文王囚禁于羑里。周人通過各種手段，甚至向紂王的臣子行賄才使文王獲釋。《封神榜》中，文王長子伯邑考的悲慘遭遇就發生在這一時期。這也讓周人，或者說文王本人在內心深處徹底與商決裂。戰爭只是時間問題而已。 回到故國后，文王消滅周邊依然服從于殷商的方國，為未來的軍事行動創造條件。他首先消滅了涇河、渭河上有的密須、阮、共等國，解除了后顧之憂。接著向東發展，越過黃河消滅黎、邗等國，在今山西南部、河南東部埋下了釘子，解決了側翼的威脅。懾于周人實力的快速增長，黃河以東的虞、芮等小國也歸附了周文王，周人的觸角開始深入殷商的中心地帶。 這時候，整個西部只有渭河南岸的崇國依然與周人敵對。崇國是大禹父親鯀的封國，最早在今河南登封一帶，后來遷入關中地區。歷史悠久的崇國也有著不錯的實力，作為周人在關中地區的主要競爭者，估計兩家為爭奪資源沒少在戰場上相遇。這樣一個勁敵在旁，周人不可能安心東進。 于是乎消滅崇國，就成為了周人的必選項。更誅心的是，文王在擊敗這個對手后，在其故地營建了新都豐邑，成為策劃滅商的大本營。 此時文王的生命已經走到盡頭，滅商大業只能交給兒子姬發，也就是后來的周武王。周邊主要的敵對勢力已經基本清除，后顧之憂、側翼威脅也被剪除，武王的未來的東進之路會順暢得多。  周武王 除此之外，文王還給武王留下一件遺產——西南部族的支持。有史籍記載，文王受商紂的命令，管理長江、漢水沿岸的諸侯。但事實上，周文王時代還做不到這一點。 但周人與這些地方小國有聯系。后來參與討伐殷商的三千虎賁就來自于今重慶、鄂西、以及四川部分地區的巴人，一個信奉白虎神、好戰且善戰的族群！而且周人的隊伍不只有巴人，還有其他西部族群的參與，可以說是西部各家實力共同清算與殷商幾百年恩仇的大會集。  武王繼承了文王的志向，繼續蠶食殷商的勢力范圍。而在大邑商看來，周人依然是那個蝸居在西部的小小“戎”族，并不能構成致命的威脅。直到周武王大軍直指朝歌城的時候，殷商軍隊的主力依然在東部與東夷部族打生打死。 周武王在位的第十一年，周人終于發起了對商的終極決戰。這次的軍隊有5萬人左右，既有周軍，也有其他諸侯和西南、西北的族群參與。這支以西部諸侯和部族為主的隊伍，沒有經歷《封神榜》中那種過關斬將的艱苦戰斗，而是在孟津順利渡過黃河。  畢竟當時的中國人口稀少，幾個主要文明中心之間存在大片的無人地帶，后來隔斷關中與山東六國的函谷關、武關此時還不存在，黃河可能是殷商少數可以依賴的天然屏障。可惜殷商沒有注意到周人的行動。 度過黃河的大軍在牧野誓師，聲討紂王的種種罪惡：暴虐人民、仇視賢士、寵信佞臣……可以說是十惡不赦。這樣的文書在中國歷史上不算少數，但真實性有待商榷。面對周人為首的聯軍，商王紂沒有選擇固守堅城的策略，而是臨時征發一只軍隊前往迎敵。在常備軍極為有限的時代，這樣沒有什么大問題，更何況他的軍隊規模遠勝于對手。  但他忽略了一點，就是殷商嫡系部隊的主力此時并不在都城，無法在關鍵時刻填補戰線。更重要的是，這支大軍的主力是奴隸，是商人從周邊掠奪而來的奴隸，不僅要承擔艱苦的勞作，還隨時可能作為祭祀的貢品而失去生命。這樣的軍隊本就忠誠度堪憂，對面而來的軍隊卻可能是他們的親友，至少不會是敵人。 結果就是這支臨時組建的商軍在前線反戈一擊，引導周軍攻入都城，商紂王在鹿臺自焚而亡，商作為正統王朝的歷史隨之終結。哪怕此時商朝在其他地方還有相當的實力，主力大軍也有反攻的實力與可能。  事實上，周人對商朝勢力的反撲還是警惕性十足的，為此采取了不少的措施。武王在克商之后不久就退出了原本屬于商的領地，而是把商紂王的兒子封于商朝故地。為了防止商人的報復，武王還把自己的幾個弟弟管叔、蔡叔、霍叔封在周邊監視商朝殘余勢力。 直到三監之亂徹底平定，周人才真正確立了對殷商勢力的優勢，即便如此周人也不敢或者沒有實力徹底消滅殷商部族，只能冊封紂王的庶兄微子于宋，延續殷商的祭祀。 正是由于不夠強勢，周朝為了保障權力的順利交接，避免類似斬首行動發生在自己身上，才確立了宗法制和分封制。  商朝武士 中國政治生態從此改寫，殷商那種神權為尊的政治結構瓦解，從此再也沒有在中國成為主流。與之相對，西周的宗法制和禮樂文化對后世影響重大，并在之后的朝代不斷完善，成為中國文化的正統。 借用內藤湖南的“唐宋變革說”，殷商與西周的交替也可以稱之為“殷周革命”，中國的政治生態徹底變革，王朝的神圣性也隨之不復存在。任何朝代只要政策無法保障多數人的利益就可以被推翻，千古不變的統治家族在中國是不存在的。 中國文明就此翻開新的一頁。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