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顧維鈞生于晚清，長在上海租界，在美國接受高等教育。他畢業拿到博士學位之際，正值民國初立，他回國擔任總統府秘書，從此開始了長達四十四年的外交生涯。 這本《以公理爭強權：顧維鈞傳》，是作者金光耀先生利用《顧維鈞回憶錄》、藏于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顧維鈞檔案”、蔣介石日記、作者的訪談和親自搜集的信件等大量一手史料寫成的，十分詳實地描繪了顧維鈞的精彩一生。  金光耀先生是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他的研究領域是中國近代對外關系史、中國當代史，他長期研究顧維鈞，曾出版多本有關顧維鈞的學術著作。 我將通過三個部分來為您解讀這本書： 第一部分，顧維鈞的早年生涯。顧維鈞1888年出生在上海的租界中。他的出生和成長，正好伴隨著父親顧溶事業的突飛猛進。這給他帶來優渥的家庭條件之外，也給了他良好的社會視野和人際關系。 顧維鈞最初的教育是在私塾中誦讀四書五經。幾年后，他考上了上海一所著名的教會學校——圣約翰書院，后來改名為圣約翰大學。它是中國最早的教會學校之一，被譽為是“中國的哈佛”、“外交官的搖籃”。由于圣約翰書院施行全英文教育，這所學校畢業的學生，英文基礎特別扎實。而且，它的學制跟美國接軌，這里的學生畢業后，可以進入美國的大學研究生院深造。 但還沒有從圣約翰書院畢業，顧維鈞就在幾位同學的動員下，加入了赴美留學的隊伍。 顧維鈞選擇報考哥倫比亞大學。這跟他的志向有關——他希望畢業后從政，并且是從事外交工作。1905年9月，顧維鈞正式入學，開始了在哥大的學習生涯，一待就是近七年之久。1912年4月，他順利拿到哥大的博士學位。  這七年，可以說是奠定了顧維鈞今后外交生涯所需的學識基礎、國際人脈以及社會活動能力。 博士論文還沒有寫完，顧維鈞就接到了時任臨時大總統的袁世凱邀請，回國擔任他的英文秘書。擔任總統府英文秘書期間，顧維鈞的實際工作有時會超越秘書的職責，直接參與到外交談判中。 他的外交才能初露鋒芒，是在與英國公使朱爾典交涉中英西藏問題的時候。隨后又參與中日“二十一條”的交涉。 這個時期的顧維鈞初出茅廬，位卑言輕，還遠非中國外交舞臺上的主角。但是他經受了難得的歷練，成長迅速。“二十一條”交涉讓他發現了一個秘密，那就是美國的重要性，美國可以成為中國的戰略合作伙伴，聯手制衡日本的擴張。 第二部分，顧維鈞外交生涯的高光時刻。首先是他在巴黎和會上的精彩表現，可以說是一炮而紅。 1919年1月，巴黎和會召開，中國方面派出五人組成的代表團，顧維鈞最年輕，卻排名第二，足以證明北京政府對他的期待之高。  和會開幕后，日本主動出擊，率先在巴黎和會最高機構“十人會”上提出山東問題，要求無條件繼承德國在山東的權益。在美國的堅持下，“十人會”邀請中國代表團出席會議發表主旨演講。 重擔落在了王正廷和顧維鈞的身上。并且由顧維鈞來進行主旨發言。他連夜趕稿，做充分的準備。 在第二天的演講中，顧維鈞直截了當地提出，中國有權要求山東主權的歸還。他跟日本代表牧野針鋒相對，從法理上分析，“二十一條”由日本強加給中國，是因戰爭產生的臨時性協議，現在情勢變化，已無法執行；中國已經對德宣戰，中德之間簽訂的條約應該廢除，所以德國在山東的所有權益已經歸屬中國。 顧維鈞的發言有理有據，獲得了在場政要們的贊揚和肯定，他們紛紛向顧維鈞表示祝賀。經過國外媒體的報道，顧維鈞成為了巴黎和會上一位傳奇人物。 但此后威爾遜轉而支持日本的主張，以在成立國聯的問題上獲得支持。英法兩國則表示，因為跟日本之間存在著秘密協議，必須守約，所以也支持日本。三國領導人決定，把德國在山東的權益交給日本，并將此寫入巴黎和會的相關條款中。 中國代表團對于大會的專橫忍無可忍，選擇拒絕簽字，共同請辭。 顧維鈞第二次站到國際外交舞臺的聚光燈下，則是九一八事變之后，中日代表在國聯講壇上的激烈交鋒。 1930年，張學良在東北易幟，表示加入南京國民政府。同年率領20萬大軍入關，協助蔣介石的軍隊打贏了中原大戰。但是東北軍入關后，東北防務就出現空虛。這給日本軍國主義者可乘之機，他們終于在1931年9月18日發動事變，關東軍襲擊東北軍駐地，炮轟沈陽城。 九一八事變后，中國政府一直尋求國聯派遣調查團來華調查真相，但因為日本方面反對而無果。 1932年初，日本又在上海挑起了“一·二八”事變，戰事直接威脅到了英美等國家在上海的利益，國聯調停中日糾紛的熱情陡然上升。 1932年3月，受國聯派遣的李頓調查團第一站來到了上海，立馬就中日在上海的停戰談判進行斡旋。顧維鈞作為中方代表，擔任代表團的顧問。 4月上旬，調查團終于北上，進入東北。經過一個半月的實地考察，以及兩個月左右的后期工作，調查團終于完成了報告書的起草工作，準備提交國聯行政會議。國民政府隨即派遣顧維鈞擔任駐法大使，兼駐國聯的代表，以全力應付接下來在國聯大會上跟日本的交鋒。  這次，顧維鈞的對手是以對華強硬著稱的松岡洋右。兩人在國聯行政院會議上唇槍舌戰，堅持各自的立場。 1933年2月，國聯特別大會通過了李頓調查報告，不承認“滿洲國”，提議中日雙方在國聯的幫助下進行談判。3月下旬，日本退出國聯。 顧維鈞第三次站到國際外交舞臺的聚光燈下，是他參與創建聯合國，并代表中國第一個在聯合國憲章上簽字。他是國際上少數幾位同時參與創立國聯和聯合國這兩個國際組織的外交家。 在聯合國正式創建之前，美國于1944年8月發起了籌備會議，地點是在華盛頓的敦巴頓橡樹園，因此也被稱為敦巴頓橡樹園會議。 蔣介石任命顧維鈞為中國代表團的首席代表，他認為，中國在籌備會議上的目標應該是確保自己作為四強之一參與聯合國的創建。盡管1943年的《莫斯科宣言》中，中國已經作為美英蘇之外的第四強參與簽署，但是地位是不穩固的。 經過顧維鈞等人的努力，確保了中國作為四強之一成為聯合國的發起人。這是自鴉片戰爭以來，中國所能取得的最高國際地位。 1945年4月25日，聯合國成立大會在美國的舊金山舉行，史稱舊金山會議。由于在敦巴頓橡樹園會議上已經解決了中國的四強地位問題，因此中國代表團在舊金山會議上就能施展拳腳，在一些關鍵問題上堅持中國的立場。 比如，在會議中，顧維鈞在托管制度問題上跟西方國家產生了激烈對抗。由于中國的堅持，“獨立”作為托管制度的目標，最終被寫入《聯合國憲章》的相關條文中。 這也表明顧維鈞的外交策略，并非一味求妥協，唯美國馬首是瞻，他是審時度勢，該強硬和堅持的地方，就絕不會退讓。 1945年6月25日，大會通過《聯合國憲章》。在發起國簽字中，中國因為字母排序第一個簽字。顧維鈞拿起毛筆，簽下了自己的中文名字。他成為《聯合國憲章》簽署的第一人。 第三部分，顧維鈞外交的顯著特征。第一個特征，是他重法理，善于從國際法的角度去爭是非曲直，維護國家利益。 本書的正題是《以公理爭強權》，這里的公理指的既是抽象的公平正義理念，也是指根據國際法獲得的程序正義。顧維鈞的這種外交理念形成，既來自自己的生活經歷，又是他專業學術素養的必然選擇。  早在顧維鈞初涉外交事務，跟駐英公使朱爾典交涉西藏問題時，他就能嫻熟地引用相關國際法；巴黎和會之前，中國的外交系統內部根據國際法的條例，對山東問題進行了精密的推演，顧維鈞的貢獻尤其顯著；在此后的巴黎和會、華盛頓會議、國聯大會，以及聯合國創建大會上，他都能彰顯以理服人的理念。 顧維鈞外交的第二個顯著特征，是他注重實際，善于妥協，不逞一時之快，靈活應對復雜的外交博弈。 顧維鈞認為，在外交談判中應該以做到百分之五十為目的，如果能取得百分之六十，那就應該滿足了。想要更多爭取己方的權益，反而會引起談判的破裂。 顧維鈞外交的第三個顯著特征，是他有清晰的戰略思維。 早在袁世凱時期，顧維鈞就敏銳意識到，美國從它的國家利益出發，并不愿意看到日本在遠東地區獨霸的局面。中美之間在這個問題上有共同利益。因此，聯美制日是當時中國外交的一個最優選擇。 聯美的外交戰略從中日“二十一條”交涉開始萌發，到巴黎和會前夕正式確立，在抗戰期間達到高潮。創立聯合國的外交博弈中，顧維鈞仍然堅持跟隨美國的策略，成功確立了中國的四強地位。這種外交傾向貫徹了顧維鈞的整個外交生涯。 顧維鈞雖然是民國時期的明星外交家，但是新中國之后，知道他的人卻非常少。上世紀八十年代，他晚年的回憶錄開始在國內翻譯出版，經過十年的努力，13冊全部出齊。顧維鈞終于回到了國人的視線之中，他的精彩一生得以再現。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