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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寶《元和姓纂》十卷，是有唐一朝編纂的一部最重要的姓氏典籍。全書將當時的皇族李姓置于最前，其他各姓一律依四聲韻類排列，每韻之內首列大姓，以體現統治者別姓氏、辨爵邑的政治意圖和現實需要[1]，誠為中唐以前姓氏、族望、代表性人物的一次系統地梳理排列。而后隨著由唐及宋的社會階層變革，中古時期的高門大族退出了歷史統治的舞臺中心，《元和姓纂》便失去了它本來蘊含的文化旨趣，漸次散佚。南宋時，陳振孫在閩地所見諸本，已經均非完帙[2]。等到清代乾隆年間，原書久無，四庫館臣只能從《永樂大典》中重新抄撮、輯編，“仍依《唐韻》，以四聲、二百六部次其后先；又以宋鄧名世《古今姓氏辨證》所引各條，補其闕佚，仍厘為十卷。其字句之訛謬，則參校諸書，詳加訂正，各附案語于下方”[3]。《永樂大典》輯本《元和姓纂》于是成為傳世之祖。嘉慶七年（1802），洪瑩有感于“《唐藝文志》'譜牒類’十七家、三十九部、一千六百一十七卷，今均散佚，漢晉以來，譜系一家之學，系而不墜，實賴此書之存”[4]，以孫星衍家藏《元和姓纂》鈔本，校而刊之。光緒六年（1880），又有金陵書局翻刻本問世。可惜的是，洪氏校刊之本仍不免刪節、改并、新增之失計30條[5]，尚需進一步完善。因此，自民國二十五年（1936）見及牟潤孫校勘《元和姓纂》的條目內容開始，岑仲勉又作《元和姓纂四校記》，尤其注意更廣泛地搜求《全唐文》《全唐詩》以及新近出土唐人墓志等材料，致力于芟誤、拾遺、正本、伐偽等四個方面，取得了突破性的成就[6]。民國三十七年，其書以《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二十九）單行[7]。1994年，中華書局又出版了郁賢皓、陶敏二先生整理的《元和姓纂》（附四校記），將林寶之書與岑仲勉之書合為一編，解決了原書與校記各自別行、不便利用的問題。此后，整理本使用最廣、影響最大，無論是新出北朝、隋、唐人物墓志的釋證，還是中古時期的姓氏、家族、郡望、民族關系、夷夏認同等專題研究，幾乎都要充分利用其書。 余嘉錫校補《元和姓纂》，今存副本一部，原為其兒女親家、近代武昌著名藏書家徐恕（1890—1959，字行可）插架舊物，現歸湖北省圖書館（索書號：善/1622）。校補所據底本為清光緒六年金陵書局翻刻本，余嘉錫本人的校補文字俱以蠅頭小楷工整地抄錄于底本的天頭地腳和字里行間（如圖一所示[8]）。 卷首王涯序文之后，有余嘉錫的兩段題識。其一稱： 其二稱： 全書末卷尾頁，余嘉錫又有“凡補佚文四百三十一條”的總數統計。 這兩段題識中的“壬申”“癸酉”，為民國二十一、二十二年（1932、1933），其時余嘉錫任輔仁大學國文系教授兼系主任（1932年9月兼任），1933年5月至7月短暫回到湖南常德休養，后又應陳垣之邀北返。這一段經歷，正與第二段題識中的“而大病，遂未畢業”“今雖病起，而困于教授”等內容相契合。而20世紀30年代初，因余嘉錫賞識，徐行可亦被引薦任教于輔仁大學、中國大學，1932年后辭職回漢[11]；1933年，經由楊樹達做媒，余嘉錫之子余遜與徐行可長女徐孝婉喜結連理[12]。余、徐兩家的關系更為密切。是年冬，徐行可向余嘉錫借鈔其所校補之《元和姓纂》，余嘉錫于是“錄副以贈”。  關于余嘉錫從事《元和姓纂》校補的工作，《四庫提要辨證》卷一六《元和姓纂》條下另有一段記述： 此文完成于1952年秋，余嘉錫已年屆七旬，這也是他因腦溢血而癱瘓前的最后一篇文字[14]。這里的“庚申歲”為民國九年（1920），早于“壬申”十二年，或為晚年筆誤。并且，在徐行可舊藏的這部《元和姓纂》中，余嘉錫的校補文字都是密密麻麻地寫于天頭地腳、字里行間，還不是“《元和姓纂校補》八卷”的整齊面貌。由此推測，余嘉錫校補《元和姓纂》，應當經過了一個由起先直接在金陵書局翻刻本上進行批校而至再將校補內容抄錄單行、定為八卷的過程，只是最后沒有付梓出版。那么這部徐氏舊藏本的文字內容，便可視作余嘉錫校補《元和姓纂》的最初樣態了[15]。 清代學術的實績之一，即輯校舊籍，而以《四庫全書》中的《永樂大典》輯本最為大宗。《元和姓纂》亦屬其例。只不過，四庫館臣雖然號稱在《永樂大典》的引錄文字之外，“又以宋鄧名世《古今姓氏辨證》所引各條，補其闕佚”、“其字句之訛謬，則參校諸書，詳加訂正”，但其實“極為潦草”、“多所遺漏”[16]，疏誤尤多。有鑒于是，晚清羅振玉曾作《元和姓纂校勘記》二卷、《佚文》一卷，收入《雪堂叢刻》，然極為簡略，佚文的出處僅趙明誠《金石錄》和鄧名世《古今姓氏書辨證》這兩種宋人著作[17]。民國年間，陳垣亦曾以文津閣《四庫全書》本《元和姓纂》與洪瑩刊本進行對校，發現洪本也有不少脫漏，并將這一信息告知好友余嘉錫[18]；繼而在此基礎上，指導門生牟潤孫從事更精細的《元和姓纂》校勘工作[19]。由此可見，無論余嘉錫還是牟潤孫，他們對于《元和姓纂》關注、研究的持續深入，都離不開陳垣的有益指點；同時，作為民國年間輔仁大學的重要學術力量，他們也潛在地形成了以傳統文史之學、尤其是古典目錄學為根柢的輔仁學派[20]。 前文已述，岑仲勉從事《元和姓纂》校勘工作的契機，在于民國二十五年見及牟潤孫發表于《大公報》上的文章，“念其中訛文極多，非數紙可盡，乃摘其涉姓源處之屬于文字錯誤及顯而易見者，摘校若干，藉便閱覽。久之，覺未滿意，則又旁推于各姓人物，如是再三擴展，蓋不止于四次校勘矣”[21]。類似的記載，又見于岑仲勉1936年7月7日寫給陳垣的信函：“惟旬前因牟君說之觸引，現方作《姓纂》之校記乙篇，專就局本勘斠，條數或尚比羅氏多一半，故未暇及也。猶有瀆求者，勉所購《雪堂叢刻》，其《姓纂》校記下適缺第一頁（即董孔史等一頁），擬懇飭草鈔乙紙見惠，庶得對勘。”[22]由此函以降，岑仲勉不僅獲贈了陳垣批校文津閣《四庫全書》本《元和姓纂》的成果，而且圍繞《元和姓纂》的版本、體例等問題頻繁請益，陳垣亦慨然釋疑解惑。例如，1936年7月18日來函：“啟郵包，知慨以校庫本見假，如獲瑰寶。竊謂吾人求學，雖未必確有心得，要須貢其所見所聞以為群助。拙稿正謄至上聲之半，現擬再為修正，把庫、洪本不同處暨尊批采入，藉光篇幅，或亦大君子所許乎？唯庫、洪兩本異同仍未盡明，下舉數端，亟待明教……”[23]同年9月5日來函：“《姓纂》版本異同，月前備承指示，深感深感。……日來稍暇，漸理舊業，《姓纂》四部，已竣其三，然又擬編精舍碑、郎官柱兩檢索以資參對，尚非一月之功不辦。余尚有請示商榷之處，當俟畢業時也。”[24]同年10月26日來函：“……《大典》影本未見，《提要》謂《姓纂》散見千家姓下，然則今影本當可見若干條，然否？又《姓纂》無獨孤詳系，而勞考屢引《姓纂》，且屢注云原本誤入《辯證》三十五。誤入二字，頗費思索，能飭摘錄此節見示否？又《大典》為分韻類書，是否如舊日韻書以一豎代韻腳，或偶見此例否？諸待明教，先此鳴謝。”[25]同年11月7日來函：“奉教《大典》、《辯證》等，始恍然于'誤入’二字之解釋，緣初未悟《辯證》亦出《大典》也。鄧旨在補正，鄭旨在厘分，初以《氏族略》為通行書，經前人從事，頗不注重。兩校后乃取而逐條比對，所獲竟比他書為多，殊出望外。然由此知成功多寡，固不必專恃珍刊秘籍也。……”[26]1937年4月9日來函：“《姓纂》大致已校三過，因新料續增，尚需一回添改，恰與勉擬命名四校記相符。約計大半年所得，冒文計百姓，孱文約三十節，佚文三四十條，沈、洪、羅復補者各數至十數條。……至能引佚文芟其疑誤，總計百條以上。……此外附錄，擬《潛夫論》兩章及校記，《貞觀氏族志殘卷校記》（稿已付中大，尚須修改），《貞觀郡姓輯》，《廣韻姓輯及其略校》，《柳芳氏族論》，《姓解略校》，《沈氏跋》，《羅氏補佚刪定記》。雖屬拉雜，似可略成局面。能合《姓纂》為一書，則尤所愿望也。”[27]可以說，岑仲勉《元和姓纂四校記》的完成，既靠個人孜孜矻矻，勤勉為之，更有賴于陳垣的諸多鼓勵與指教。在《元和姓纂四校記凡例》中，岑仲勉詳列“庫本（指今文津閣本，系據陳援庵前輩校出）”“陳校（初校此書時，陳援庵前輩曾以校本見寄，勉從書眉錄出）”二種[28]，亦示不掠他人之美。 就從事時間先后而言，余嘉錫校補《元和姓纂》在前，岑仲勉完成《元和姓纂四校記》在后，但是或許因為余嘉錫校補本一直未能脫稿付梓，所以岑仲勉《元和姓纂四校記自序》《元和姓纂四校記再序》和《元和姓纂四校記凡例》等篇都無只字提及。而隨著《元和姓纂四校記》的出版問世，余嘉錫必然也會有所注意：“近見今人岑仲勉所校《姓纂》，其所引書與余同，惟未引《遙華韻》耳，然岑氏意在校讎，非為輯佚耳。其洪瑩校本，詹大卿、熊克二條之謬，岑氏亦已摘及之，其于林寶仕履，則據《唐會要》卷八十，知其官太常博士。又據《冊府元龜》五百五十四及《新唐書》卷五十八，知其以太常博士曾與蔣乂、樊紳、韋處厚、獨孤郁等同修《德宗實錄》。……岑氏于林寶之官品著述，考之甚詳，……當不誣也。”[29]既然二家所據之引書不盡相同，且余嘉錫認為岑仲勉《元和姓纂四校記》偏于校讎、不重輯佚，故而它們的體例、內容特點，仍有比較考述之必要。 余嘉錫、岑仲勉同為民國時期的學術名家——前者博通經史，遍覽四部典籍，尤長于古文獻學和古典目錄學，積畢生之力而完成的《四庫提要辨證》二十四卷、八十余萬字，犖犖大觀，最見功力；后者早歲輾轉于稅務、海關、財政等機構任職，又經陳垣提攜、推薦，進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在隋唐史、中西交通史、民族與邊疆史地等領域的研究及史料整理方面成就斐然。他們各自不同的學術背景與專長，決定了兩人校補《元和姓纂》時各有側重，完成的內容也同中有異，取向殊方。茲從成果性質、增補條目數量、輯校時的引用材料范圍這三個方面，試作比較分析： 1、成果性質比較 據前引徐行可舊藏本書前題識，余嘉錫校補《元和姓纂》，前后十四天手不釋卷，“改正脫誤數千字，補輯佚文四百余條”。在校勘期間，他既對羅振玉《元和姓纂校勘記》二卷、《元和姓纂佚文》一卷的內容加以批判地繼承，又另外選取《名賢氏族言行類稿》、《古今姓氏書辨證》和《翰苑新書》等大量引用《元和姓纂》的宋代典籍，綜合運用對校、本校、他校、理校諸法，排比異同，兼定是非，要言不煩，確然可信。例如，卷一“一東”公孫復姓下“晉有隱者公孫風，上昌黎九城山”，余校：“羅云：'風當作鳳。《晉書》有傳，字子鸞。’”（第7b頁）采信羅振玉的校記及判斷依據。卷二“十虞”苻姓下“前秦主苻堅，本以，有扈氏之后，為啟所滅，奔西戎，代為酋”，余校：“'以’字誤，《類稿》七引作'本娰姓’。'酋’上有'氏’字，乃'氐’字誤。”（第29b頁）說明誤字、脫文的情況。卷九“四十一漾”暢姓下“《陳留風俗傳》有暢悅，河東人。狀云：本望魏郡。瓘子當，悅子偃。又詩人暢諸，汝州人，許昌尉”，余校：“《類稿》四十六'暢悅’作'暢氏’，其下云：'齊有暢惠明，撰《論語義注》。唐戶部尚書暢璀、尚書左丞暢悅。璀子常、當，當進士擢第，為太常博士。悅子偃。并河東人。’本條顛倒錯誤不可解。”（第14b頁）征引他書文獻，分析本書中的整句倒錯。卷十“五質”悉君姓下“古西掖國人”，余校：“《辨證》宋本'悉居氏’下引曰：'西域人姓。’蓋即此條。今本誤'居’為'君’、'域’為'掖’耳。羅輯入佚文，誤也。”（第18a頁）既根據早期版本分析字形相近而致誤，又指出羅振玉以不佚為佚的疏失。 而與余嘉錫主要繼承羅振玉的校勘記稍有不同，岑仲勉命其書“四校記”，理由是“竊以為四庫輯自《大典》，清臣所校，一校也。孫、洪錄本刊布，始附入輯佚，二校也。羅振玉就局本成校勘記二卷，三校也”[30]，故己作以“四校”繼之。而在《元和姓纂四校記凡例》部分，也稱“本書復校多次，所見往往是陸續寫出”[31]，因此，重視校勘，所采版本及他書資料詳贍，是岑書的更大特色。例如，卷一“一東”之下的公石、公士、公父、公乘諸姓，岑仲勉皆有校語： 上述四姓的校語，或通過與文津閣《四庫全書》本對校，分別發現底本、校本的誤字，或排比《史記》《漢書》《姓解》《通志》等典籍記載，指出公士、公乘兩段文字的錯簡情況；而對應在余嘉錫校補本中，這些地方卻完全沒有批校文字。顯然，岑仲勉《元和姓纂四校記》取資更豐，余嘉錫評價其書“意在校讎”，殆非虛論。 此外，由于余、岑兩家治學領域有別，因而對于同一姓氏的校勘，成果表達亦有差異。仍以上文悉君姓為例，岑校云：“'掖’應作'夜’，見《漢書》。羅氏引《姓氏書辯證補》云：'悉居，西域人姓。’余謂此實同文也。居、君字涉相近而訛，一云古西夜國人，一云西域人姓，西夜即西域之國，特引者變文耳。《通志》云：'悉居氏，古西夜國人也。’可證。復次，'君’字誤，應從《辯證》作'居’。悉居即Saka，亦即釋迦，作'居’者譯音較古。”[33]這里既有《通志》引文的旁證，又從對譯的角度入手，指出“君”為誤字，較之余校“今本誤'居’為'君’”的表述，論證的理由更加融通、充分。又如卷八“九御”恕姓“楚大夫恕金”句下，余校“此疑是鑢字下注誤入于此，詳見后”，其后鑢姓下校記云：“《類稿》四十三云：楚大夫有鑢全。全，《辨證》作金，是也。”（第11b頁）只是提出注文竄亂的懷疑。岑校則詳言之：“按《通志》無恕氏，有鑢氏，云：'音慮，又音盧，楚大夫有鑢金。’（亦見《類稿》四三。）由《姓纂》見本冒文之多推之，可決'恕金’為'鑢金’之誤，此五字應入鑢姓之下。若'恕’姓，則當為'絮’姓之訛，因兩字同是上從'如’也。《通志略》云：'絮氏，女據切，又女居切。《漢書·張敞傳》有京兆捕賊掾絮舜，謂敞為“五日京兆”，敞殺之。《姓纂》有去聲，非是。’洪氏未細考，故于'十遇’下又據《通志》補絮姓也。參看下文絮姓條。”[34]岑氏不但斷定“恕金”當為“鑢金”之誤，而且梳理出恕姓又為絮姓之訛，論述的周詳程度更勝于余書。 當然，大量繁雜細致的校勘之外，《元和姓纂四校記》也有不少輯佚的內容，誠如岑仲勉在《元和姓纂四校記·本校記致力之四點》提煉的“拾遺”一項，“合諸《類稿》補五十九姓，《姓觽》補五十三姓，連同冒文應補之四十八姓姓目，亦不下二百，則處群賢羅括之后而漏網者仍有此數，區區聊自慰矣”[35]。并且，針對前賢輯佚之弊，岑仲勉還歸納為“呆補”“復補”“誤補”“妄補”四個方面，做了理論層面的探討。只不過，在新增補姓氏的數量內容方面，岑書確實遠不及余嘉錫所做的校補，以致形成了“非為輯佚”的印象。 2、增補數量比較 徐行可舊藏余嘉錫校補本的最后，總計“凡補佚文四百三十一條”，而岑仲勉《元和姓纂四校記》收錄的溫廷敬、羅振玉、岑仲勉各家新補姓氏，共有176個[36]，不及前者之半。在卷一“一東”天頭的“一東補遺”之下，余嘉錫羅列了終、豐、〇東、〇桐、〇融、〇戎、〇蟲、〇充、〇功、〇風、〇公羊、〇同官、〇公子等十余個姓氏及其佚文，并在“〇東”之后，專門有這樣一段說明：“《類稿》之體，每一姓之后，引《姓纂》一條，低一格寫（旁注：亦有無《姓纂》二字者，蓋傳鈔之失），然后引諸史中之名賢言行若干條，每條第一行頂格寫。其希姓無名賢可紀者，則姓后第一行即頂格寫，略敘姓氏源流，或引古姓氏書如《姓苑》之類，或引古傳記如《神仙傳》之類。乍觀之，似出自作者之手，及驗其體制，考其時代，證之于今本《姓纂》及諸書所引，始知實皆《姓纂》之文。今輒取其不見于今本者，抄出之以補遺。凡明引《姓纂》者，注《類稿》某卷引；不出書名者，則只注《類稿》卷幾，不加引字，以資識別焉。聊發其凡于此。凡未明引《姓纂》者，加一圈為別。”（第6a頁）這段文字，詳細地說明了他是如何根據章定《名賢氏族言行類稿》的體例特征來判定《元和姓纂》的佚文；而反映到補遺內容中，不加圈者為《名賢氏族言行類稿》明引《元和姓纂》，加圈者為不出書名的暗引。校補者既注重古籍引書體例的規律性總結，讀者也自當有所辨別。 那么，余嘉錫校補的條目，究竟和岑仲勉的拾遺補缺成果有多少差別？茲從各卷各韻之下，抽取若干姓氏佚文，列表比較如次：
表中所列的文字差異，又可分為三種類型：第一，余、岑皆有輯補，但是文獻出處不同，內容亦可整合。同一個鬼姓，余嘉錫根據南宋章定《名賢氏族言行類稿》，而岑仲勉利用的是明人陳士元所編《姓觽》。第二，余、岑互有出入，如余嘉錫有塗、涂、都、呼、雽、訇、閎、忌、嗣、逯、燭諸姓，岑仲勉有梧、蜀等姓（主要都是依據《姓觽》）。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元和姓纂四校記》卷九“四十九宥”副姓下有校語：“按《風俗通》此文，乃忌姓之文。《通志》及《類稿》四二'忌氏’云：'《風俗通》：周公忌父之后，以王父字為氏。’可為明證。后人不知如何，以忌姓文誤附副姓也，此韻舛誤頗多，可觀后條便見。”[37]卷十“十九鐸”閣姓下又稱：“庫本尚多五十五字，云：'閎人，《周禮》無其官。王應麟曰，周閎夭之后。又《漢·佞幸傳》閎孺，惠帝時人，田延年昭帝時人，不同時，必無使部汾北之事，以閎為閣，舛謬殊甚。’……后人如《姓纂》等，既從'閣’讀，本應將閎孺一名剔出，顧讀則從'閣’，解又引'閎’，所以糾葛幾不可理也。”[38]所以岑仲勉已經注意到了另有忌、閎二姓，但是并未像余嘉錫那樣由《名賢氏族言行類稿》的引書體例入手，直接呈現原本的佚文。第三，余有而實非佚文，如獨孤、令狐，余嘉錫認為：“凡復姓應收入下一字韻中，譬如東里氏，應收入紙韻里字下，而今本收入東字下，此大誤也。”[39]類似地，孤、狐都是模韻字，獨孤、令狐這兩個姓就排在模韻之下。但是《元和姓纂》原書中，令狐列在卷五“十五青”，獨孤列在卷十“一屋”，就是從其上一字所屬之韻，并非佚文。況且，余嘉錫在卷一“一東”下補了復姓公羊、同官、公子，卷二“七之”下補了復姓司空，卷五“九麻”之下補了復姓華原，卷八“十四泰”之下補了復姓太史等等，這些均與“復姓應收入下一字韻”的要求不合，存在著前后相違的自亂之嫌。 3、材料范圍比較 余嘉錫校補《元和姓纂》，依據的典籍集中于文津閣《四庫全書》本《名賢氏族言行類稿》、《古今姓氏書辨證》、《通志·氏族略》、《姓氏急就篇》及《翰苑新書》。此外，他最初還曾想以元人洪景修《古今姓氏遙華韻》作為參證，可惜“未暇復校”，因而徐行可舊藏的這一部批校本中實際并無涉及。后來，余嘉錫又據北京大學所藏《古今姓氏遙華韻》，再行校補，得《元和姓纂》佚文四百五十余條[40]。較之此本“凡補佚文四百三十一條”，多出來的約二十條內容，或許大都出自該書。 關于北京大學存藏的《古今姓氏遙華韻》，王重民《中國善本書提要》著錄最詳： 早在清代中期，著名藏書家張金吾的《愛日精廬藏書志》中就已言明《古今姓氏遙華韻》對于輯補《元和姓纂》的重要作用。而余嘉錫也認為，自己利用是書從事輯佚的成果，確為岑仲勉所不及。只可惜，最終的“《元和姓纂校補》八卷”至今下落不明，是否存于天壤，仍待進一步追蹤考索[42]。 至于岑仲勉的《元和姓纂四校記》，盡管并未用到《古今姓氏遙華韻》一書，但是據《元和姓纂四校記凡例》，輯補所據之書還有鮑彪《戰國策校注》、王應麟《困學紀聞》、陳士元《姓觽》等。前文已述之梧、鬼、蜀等姓佚文，即俱出《姓觽》。再如卷二“九魚”： 卷三“十七真”： 分別從《困學紀聞》和《戰國策校注》各補入一姓，余嘉錫校補本中均無。 綜上所述，余嘉錫校補本《元和姓纂》和岑仲勉《元和姓纂四校記》，對于校勘和輯佚皆不偏廢。在校勘方面，岑書所據校本之廣泛、校記之詳細，更勝于余書；在輯佚方面，兩書所據典籍資料不盡相同，佚文的內容多寡、表達形式也有明顯差別。既然二者各有優長，并非簡單的包含、取代關系，余嘉錫校補《元和姓纂》的文獻價值理當獲得足夠的重視——無論民國年間《元和姓纂》整理研究史的考察，還是余嘉錫學術貢獻的彰顯，這部校補本都不應光華淪沒，徒留“覆醬瓿”、“蔽車頂”的遺憾。 誠然，古籍的輯佚絕非易事。作為學界聲譽最著的《元和姓纂》整理研究之集大成，岑仲勉《元和姓纂四校記》仍難免百密一疏。2015年，陶敏先生遺著《元和姓纂新校證》出版。該書“主要是根據近百年來新出土的石刻史料，輔以傳統文獻所載，校正《姓纂》的誤奪衍倒之文，列出和《姓纂》意義差異較大的異文，辨明他書竄入的偽文，移正來自他處的誤文，考證人物事跡。其中創造性的勞動居多，并沒有大面積地重復岑仲勉、羅振玉、洪瑩和四庫館臣的工作。工作對象主要是岑仲勉當年作《四校記》時限于聞見和資料而未能考正的，雖經指出但未改正的文字誤失，以及陶敏先生一九八〇年代和郁賢皓先生合作整理此書時的未及之處。……對《姓纂》作更為全面的整理，補前人所未及，進一步提高《姓纂》的學術價值，使其能夠更好地為今人所用，為唐代文學研究添磚加瓦”[45]，卻也未能發現和采用余嘉錫校補的相關成果。有鑒于此，披露這部徐行可舊藏余嘉錫校補本《元和姓纂》的文本內容，并且未來繼續展開更深層次的文獻整理與研究，確有其益。 [3]（唐）林寶《元和姓纂》書前提要，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第890冊，第500頁。 [4]（清）洪瑩：《校補<元和姓纂>輯本后序》，（唐）林寶撰，岑仲勉校記：《元和姓纂》（附四校記），第1冊，第6頁。 [5]岑仲勉：《元和姓纂四校記自序》，（唐）林寶撰，岑仲勉校記：《元和姓纂》（附四校記），第1冊，第31-34頁。 [6]“岑氏書出，而后《姓纂》之書，其正其誤，始有繩準可循；其是其非，存疑始得冰釋，信乎其有功學術，良非淺鮮。”（唐）林寶撰，岑仲勉校記：《元和姓纂》（附四校記）“前言”，第1冊，第2頁。 [7]岑仲勉：《元和姓纂四校記》，《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二十九），上海：商務印書館，1948年。書末另附《<古今萬姓統譜>之<姓纂>引文》、《張氏<四書姓纂>引文之檢討》、《沈濤書<元和姓纂>后》、《羅輯<姓纂>佚文刪定補正記》、《羅振玉<唐書·宰相世系表>補正之采正》等五篇考證文字。 [8]湖北省圖書館編：《徐行可舊藏善本圖錄》，武漢：崇文書局，2019年，第96頁。 [9]（唐）林寶撰，（清）孫星衍、洪瑩校：《元和姓纂》，湖北省圖書館藏清光緒六年金陵書局刻本，《元和姓纂原序》第2a頁。 [10]（唐）林寶撰，（清）孫星衍、洪瑩校：《元和姓纂》，湖北省圖書館藏清光緒六年金陵書局刻本，《元和姓纂原序》第2a-2b頁。 [11]葉賢恩：《愛國學者、著名藏書家——徐行可》，杜建國主編：《不為一家之蓄，俟諸三代之英——徐行可先生捐贈古籍文物五十周年紀念集》，武漢：武漢出版社，2010年，第6頁。 [12]楊樹達《積微翁回憶錄》“一九三四（民國二十三年甲戌）一月”：“三十一日。訪余季豫，……又見元顧仲瑛《雪蓬圖》，有高青邱題詠；讓之世兄新夫人徐氏奩中物也。徐為行可之女，余為媒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80頁。楊樹達日記更詳言：“1933年二月十九日。晨，李振邦、徐孟博來。孟博送行可書，與余及公鐸談余家昏事者”、“1933年三月二日。……午，到徐孟博寓，以余宅庚帖交之，讓之已聘行可之女也”、“1933年十一月廿日。……徐孟博持行可書來，云昏期一切可由余家主之”、“1934年一月三十日。……余讓之自鄂結婚歸，率新婦來謁，行可之長女也。”此日記現由楊逢彬教授整理，浙江古籍出版社待版。 [13]余嘉錫：《四庫提要辨證》，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第3冊，第958-959頁。 [14]余嘉錫《四庫提要辨證·序錄》：“至一九五二年秋，寫《元和姓纂提要辨證》稿成，忽跌損右股，轉成癱瘓，腦力益衰，遂不復能有所述作矣。”見《四庫提要辨證》，第1冊，第47頁。 [15]周祖謨《余嘉錫先生傳略》稱：“又有《元和姓纂校補》八卷手稿本，存否至今不明。……現在雖然已經輾轉尋覓到過錄本，但是材料不多，和辨證所言的情況不相符，估計是出自早期的稿本而非定本，那么'覆醬瓿’、'蔽車頂’之語則不幸而言中！”余嘉錫：《余嘉錫論學雜著·附錄》，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第717-718頁。這里提到的“過錄本”，既然“材料不多”，似乎也不是徐行可舊藏的這一部，因為以輯補條目數量視之，徐氏舊藏本“凡補佚文四百三十一條”，《四庫提要辨證》云“凡得四百五十余條”，差異并不算大。 [16]余嘉錫：《四庫提要辨證》，第3冊，第957頁。 [17]羅振玉校補：《雪堂叢刻》，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0年，第4冊。 [18]“以《姓纂》在今日盛行洪氏本，故附糾之如此，其以之與庫本校出脫誤者，吾友陳援庵也。”余嘉錫：《四庫提要辨證》，第3冊，第957頁。 [19]牟潤孫《<元和姓纂>十卷》一文稱：“聞武陵余季豫（嘉錫）丈亦曾校補是書，而尚未脫稿。潤孫在燕京時，嘗輯錄明陳士元《姓觹》所引《姓纂》，得數十條；更以《通志·氏族略》、《翰苑新書》所引者校之，亦略有所獲。去歲陳援庵師為余言文津閣本之佳，頃取以校刻洪本，始知洪本雖出自四庫，而弗如庫本遠甚。”原載《大公報·圖書副刊》135期，民國二十五年（1936）6月18日，今見于《海遺叢稿》（初編），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第240頁。 [20]袁一丹《陳垣與輔仁學派》，《中國文化》第45期，2017年春季號，第104-115頁。 [21]岑仲勉：《元和姓纂四校記自序》，（唐）林寶撰，岑仲勉校記：《元和姓纂》（附四校記），第1冊，第37頁。 [22]陳智超編注：《陳垣來往書信集》（增訂本），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0年，第573頁。只是書中將此函時間定于1935年7月7日，或誤，當為1936年事。參見項念東《<陳垣來往書信集>中岑仲勉1935—1936年來函考略》，《中國典籍與文化論叢》（第十七輯），南京：鳳凰出版社，2015年，第185-186頁。下文所涉信函年份，皆準于此，不再一一贅注。 [23]陳智超編注：《陳垣來往書信集》（增訂本），第573-574頁。 [24]陳智超編注：《陳垣來往書信集》（增訂本），第578頁。 [25]陳智超編注：《陳垣來往書信集》（增訂本），第575-576頁。 [26]陳智超編注：《陳垣來往書信集》（增訂本），第576頁。 [27]陳智超編注：《陳垣來往書信集》（增訂本），第584-585頁。 [28]岑仲勉：《元和姓纂四校記凡例》，（唐）林寶撰，岑仲勉校記：《元和姓纂》（附四校記），第1冊，第99頁。 [29]余嘉錫：《四庫提要辨證》，第3冊，第958-959頁。 [30]岑仲勉：《元和姓纂四校記自序》，（唐）林寶撰，岑仲勉校記：《元和姓纂》（附四校記），第1冊，第37頁。 [31]岑仲勉：《元和姓纂四校記凡例》，（唐）林寶撰，岑仲勉校記：《元和姓纂》（附四校記），第1冊，第95頁。 [32]（唐）林寶撰，岑仲勉校記：《元和姓纂》（附四校記），第1冊，第31、35、39頁。 [33]（唐）林寶撰，岑仲勉校記：《元和姓纂》（附四校記），第2冊，第1507頁。 [34]（唐）林寶撰，岑仲勉校記：《元和姓纂》（附四校記），第2冊，第1206頁。 [35]岑仲勉：《元和姓纂四校記自序》，（唐）林寶撰，岑仲勉校記：《元和姓纂》（附四校記），第1冊，第44頁。 [36]據《元和姓纂·韻目》各姓之上加△者統計而得。 [37]（唐）林寶撰，岑仲勉校記：《元和姓纂》（附四校記），第2冊，第1360-1361頁。 [38]（唐）林寶撰，岑仲勉校記：《元和姓纂》（附四校記），第2冊，第1568-1569頁。 [39]余嘉錫：《四庫提要辨證》，第3冊，第958頁。 [40]“北京大學藏有舊鈔本《古今姓氏遙華韻》一部，從甲至癸，凡九十六卷，系巴陵方氏碧琳瑯館所捐，署臨川布衣洪景修進可編，序題至大元年。序中自言參用章定《類稿》，其書為《四庫》所未收，以校《姓纂》，時有創獲。其所引用頗有出《類稿》外者，即同引《姓纂》，亦有異同出入，足以互相參訂。惟其引書，往往改易原文，如《姓纂》言某朝有某官某人，必改曰某人某官，又每氏之下或連引姓氏典故數條，而于首條題曰《姓纂》，或于末條注曰《姓纂》，然諦審其文，有似全取《姓纂》者，有似取他書孱入者，余嘗再三慎擇而取之，不敢茍也。往時羅仲言丈嘗以姓氏書校《姓纂》，亦尚有遺漏。余于庚申歲，曾取《名賢氏族言行類稿》、《古今姓氏遙華韻》、《古今姓氏書辨證》、《翰苑新書》（小字注：偽本謝枋得《祕笈新書》即純取自此編。）以輯《姓纂》佚文，凡得四百五十余條。”余嘉錫：《四庫提要辨證》，第3冊，第958頁。 [41]王重民：《中國善本書提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366頁。 [42]余嘉錫的畢生藏書，在其子余遜身后，由徐孝婉捐贈北京大學歷史系，現藏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圖書館。對于這批贈書，中古史中心曾經計劃整理并出版“余嘉錫讀已見書齋藏書綜合目錄”，并將該綜合目錄納入北京大學圖書館的古文獻數據庫，以便查詢和使用。不過現在似乎未見編目工作的完成與綜合目錄的披露。因此，其中是否還有《元和姓纂》八卷，或者余嘉錫批校《元和姓纂》的其他線索，不得而知。 [43]（唐）林寶撰，岑仲勉校記：《元和姓纂》（附四校記），第1冊，第227頁。 [44]（唐）林寶撰，岑仲勉校記：《元和姓纂》（附四校記），第1冊，第373頁。 [45]陶敏遺著、李德輝整理：《元和姓纂新校證·前言》，沈陽：遼海出版社，2015年，第4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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