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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孫中山第一次護法戰爭失敗后，他深刻地意識到掌握軍隊的重要性，之后大力培植陳炯明的勢力以此來完成革命。  然而，現實卻潑了孫中山一盆冷水，陳炯明最后選擇叛變革命。1922年6月，第二次護法運動失敗后，蘇俄建議國民黨應當設立軍校，培養真正屬于自己的革命力量，對此孫中山深表認同。 當時，新文化運動已接近尾聲，社會觀念煥然一新，革命觀念深入人心。而青年群體向來都是傾向于激進變革，接受革命觀也更為容易。 黃埔軍校成立于此次革命大潮中，正是順應了潮流，為廣大“欲革”青年提供了一個絕好的去處。  經過一番艱苦建校，黃埔軍校于在1924年3月開始向全國甚至是海外招生，報名者絡繹不絕，其中，包括徐向前、陳賡、胡宗南、范漢杰等人。 歷經挫折之后，對革命者的要求發生某種轉變社會競言“革命”但各自理解又不盡統一，或許也正是當時環境相對寬松，也可能是未來國內矛盾的激化。 黃埔一期的學生比之后的幾期，參與的沖突更多，因而知名度和成材率也越高，其中，中共將領的代表人物莫過于徐向前、陳賡兩人，明明是同期，前者成了元帥，而后者卻僅是大將。  其中緣由，這篇文章帶你回顧兩位偉人的前半生。 一、1927年~1931年，中共特科VS根據地建設陳康，原名陳庶康，是湖南省湘鄉縣人。1922年，陳賡加入中國共產黨，在兩年后，順利考入黃埔軍校第一期學習，畢業后留校任副隊長、連長，與同學們一起參加了平定廣州商團叛亂，以及討伐陳炯明的戰爭中。 徐向前，原名徐象謙，是山西五臺永安村人。1919年春，徐向前考入山西國民師范速成班受五四運動影響參加進步活動，與陳賡同一期入學黃埔軍校。畢業后因成績優秀留校，與同期畢業生并肩作戰。  從求學經歷以及畢業后的參戰經歷來看，徐向前和陳賡的經歷別無二致。 兩人之后為中共服務，都是武裝部隊的主力軍，但1927年4月，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致使我黨和人民的事業遭受重大損失，慘遭殺害的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多達30萬人，中共黨員銳減到1萬人。 正是這次悲慘的經歷，中共意識到要想在如此險惡的環境中開展工作，秘密的情報渠道和保衛措施必不可少。“八七”會議后，周恩來臨危受命，從南昌回到了上海，立即著手籌建隸屬于政治局的中共中央特科。  在選擇擔當重要職務時，周恩來卻犯了難，隨后突然想到陳賡，他機智、應變能力強、聰明過人、非常適合當特工人員。 原本是預備將軍人選的陳賡去做特科，會不會有點大材小用了？周恩來想必也考慮到這一點，或許是命運使然，陳賡在會昌戰斗中左腿受傷，因此未能參與南昌起義。 1928年，陳賡逃到上海后，找回黨組織，后繼聽聞周恩來在組建新的部門，于是毛遂自薦，成功錄用后化名“王庸”，在上海干起了特科。 中共中央在特科下設第二科，并派陳賡去蘇聯學習4個月時間，學成歸來后負責搜集情報的工作，就這樣一直做到了1931年。  在陳賡負責做特科時，徐向前在忙著些什么呢？ 南昌起義爆發后，由于張發奎對其部隊中的共產黨員進行驅逐，徐向前離開九江，前往武漢、上海尋找黨組織。 在上海，徐向前受中共中央軍委委派，赴廣州組織工人武裝，任工人赤衛隊第六聯隊隊長，秘密進行起義的組織工作和軍事訓練。 廣州起義爆發后，他率第六聯隊苦戰三晝夜，表現出能擔當組織武裝力量和指揮作戰的軍事才能。  起義失敗后，他又轉往海陸豐地區，先后任工農革命軍第四師第十團黨代表、第四師參謀長、師長，并在中共東江特委的領導下，與彭湃等人領導開展東江武裝斗爭。 擊潰海豐、陸豐、惠來、紫金普寧等十幾個縣境的反動武裝，建立并擴大了東江革命根據地。作戰中，他的指揮才能得到進一步鍛煉。 1929年6月，徐向前被派往鄂豫皖革命根據地，負責鄂東北地區軍事工作，接替犧牲的吳光浩師長負責軍事指揮工作。 當時，他帶著幾百人的隊伍，天天打游擊，不斷打勝仗，一步步地壯大了隊伍。可以說，徐向前在建設革命根據地建設功不可沒。  由此看來，陳賡與徐向前在1929年以后，在黨中央任職的工作截然不同，都在各自的崗位發光發熱。 二、1931年以后，武裝斗爭共同贏得革命勝利由于叛徒告密，陳賡被迫結束特科工作。在中共高級指揮員中，陳康是最早既在紅四方面軍又在紅一方面軍戰斗過的高級將領。 于是，1931年9月底，中央委派陳賡經河南省南部進入大別山，到達鄂豫皖根據地開展軍事斗爭，他先后擔任紅四軍三十八團團長、紅十二師師長，下轄紅三十四、紅三十五、紅三十六團3個團。  同年，在紅一軍與紅十五軍合編為紅四軍后，徐向前臨危受命，擔任軍參謀長，協助軍長曠繼勛等指揮部隊。 在地方武裝配合下，徐向前以避強擊弱、聲東擊西、靈活多變等多種戰術，在新洲、金家寨、鵝毛嶺、二道河、新集、雙橋鎮等戰斗中殲敵。 星星之火，正在以燎原的趨勢，照亮祖國大地。徐向前與陳賡在這一年，一直奮斗在革命的前線。  1931年11月，陳賡需要攻克湖北省黃安縣城，這個地方的守軍是國民黨趙冠英的第六十九師，陳賡在這場戰爭中與許世友率領的紅三十四團合作，其英勇的身姿使得敵人魂飛膽裂，只得狼狽逃竄。 戰爭一直持續到12月27日，陳賡率領紅十二師在兄弟部隊配合下，將城內的敵人全部消滅，敵師長趙冠英被活捉。 或許是命運的玩笑，陳賡因戰爭身體已不再適合在前線殺敵作戰，1932年10月12日，紅四方面軍主力越過平漢鐵路西進，陳賡的傷勢越來越重，他不愿意再拖累部隊，要求離開部隊去上海治療腿傷，獲得組織批準。  反觀這時的徐向前，1931年秋，在國民黨軍籌劃第次“圍剿”之時，他先敵之機，以“飄忽”戰術在外線尋殲敵人，采取圍點打援、誘敵深入、擊敵一路、各個殲滅的方針，組織指揮了黃安、商潢、蘇家埠、潢光四次進攻性戰役。 1931年11月到1932年6月上旬，徐向前的隊伍共殲敵正規部隊近40個團6萬余人。 結語徐向前與陳賡的故事還在繼續，1931年后，陳賡傷好后，以參謀長的身份繼續參加作戰，而徐向前也在為革命的勝利不懈奮斗著。至于為何在戰爭結束后，陳賡評為大將，而徐向前能被評為元帥？ 這是因為元帥頭銜有兩大硬標準，：一是必須參與過革命根據地建設，但那時的陳賡正在周恩來的領導下擔任特科工作；而是紅軍時期，擔任軍團或軍級領導職務。 總而言之，陳賡雖軍銜低于徐向前，但他從未對黨和國家的工作懈怠過，值得我們敬仰和學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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