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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10月，8.6萬中央紅軍在第5次反圍剿失敗后，不得不離開根據地，開始了艱苦卓絕的25,000里長征。
不過，雖然主力被迫離開，但是對于中央蘇區這個當時中國最大的紅色革命根據地，黨中央并沒有決定放棄，紅軍也沒有都離開。 主力紅軍長征之后，留在中央蘇區的領導同志，分別成立了以項英為書記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分局、以陳毅為主任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辦事處、和以項英為司令兼政委的中央軍區。 留在中央蘇區的紅軍部隊有多少？ 當時，留守中央蘇區的紅軍主力部隊，分別是為以周建屏為師長、楊英為政委的紅24師，以及獨立3團、7團和11團。
當時，作為留在中央蘇區的唯一一支師級紅軍部隊，紅24師下轄70、 71 、72三個團，全師約2000余人。而三個獨立團，每個團兵力約1000人左右，也就是說，就在根據地的主力部隊總兵力，只有5000人。 當然，除了中央軍區直轄的紅24師和三個獨立團之外，隸屬于中央中央蘇區的5個軍區，也分別轄有部隊。 例如，江西軍區有4個紅軍團，贛南軍區留守的是獨立六團和軍區教導營，楊贛軍分區有獨立13團，福建軍區有獨立八團和獨立九團，閩贛軍區則有高達4個獨立團，分別為獨立12團、17團、18團和19團。 除了這些中央蘇軍區及各分軍區所轄的紅軍部隊之外，根據紅軍的優良傳統，紅軍根據地每個縣都有獨立營、保衛隊、赤衛隊等地方部隊。所以，除了8.6萬離開根據地的主力紅軍之外，留守紅軍總兵力高達3萬余人。 然而，這3萬人多數都是槍支很少的地方部隊。有較強戰斗力的紅軍主力部隊，除了紅24師及幾個獨立團之外，主要就靠歸隊的傷員。
當時，由于戰斗激烈，情況又十分緊急，中央紅軍主力離開蘇區時，不得不留下了7000多名傷病員。經過短暫的治療，約有3000多名傷員出院歸隊。 這些人都被分到了各部隊之中，而剩下的4000多名未能出院的傷員，由于情況越來越緊急，不得不將其分散安置在了瑞金、會昌、于都等革命群眾家中。 對于留守的大部分紅軍部隊而言，最艱難的不僅僅是50萬國民黨軍隊的圍剿，還在于情報的劣勢——對于主力紅軍的長征離開，他們完全不知情。 1934年10月，中央決定離開根據地時，當時主持工作的博古規定：為了保密，必須得紅軍主力和中央機關全部突圍到湖南以后，才能向留守中央蘇區的紅軍部隊和地方干部群眾公開宣布主力紅軍突圍的消息。 而且，臨時中央還將瑞金、會昌、于都、寧都4個縣之間的三角地區，劃為了留守部隊必須堅守的陣地。
也就是說，在兵力極為微薄、武器彈藥極為匱乏、環境極為艱苦的情況之下，留守的紅軍部隊不但要遠超自己的敵人作戰，甚至還無法采用靈活機動的游擊戰，只能堅守陣地，與擁有絕對優勢兵力和火力的敵人進行陣地戰。 正是因為博古臨走前的這一道命令，使得留守紅軍部隊被敵人絕對重優勢兵力包圍在一個狹長的三角地帶。留守紅軍部隊隨時面臨被敵人徹底包圍、甚至全軍覆沒的危險。 在這種極端危機時的形勢之下，堅守陣地，掩護主力部隊突圍后，陳毅在中央分局召開的會議上提出了“迅速轉變戰略思想，廣泛發動群眾，開展游擊戰爭”的建議。主持中央分局工作的項英面對極為嚴峻形勢的局面，選擇接受陳毅的意見，決定突出重圍。 1935年2月，被圍困在于都南部的上萬名紅軍部隊和地方工作人員開始分散突圍。由于被敵人重兵包圍，根據地受破壞極為嚴重，敵人又有絕對優勢兵力，所以，突圍從一開始就十分慘烈。
由贛南省蘇維埃副主席王孚善率領的一個營紅軍及工作人員400余人，在突圍后不久就遭遇粵軍的包圍，隊伍被打散。王孚善率領50余人突圍到梅州地區后，再次遇到敵人阻擊，最終壯烈犧牲。 率領紅24師4個連突圍之閩西長汀等地的陳潭秋、譚震林情況好了許多，他們成功地突破重圍到達永定，與在此地作戰的張鼎丞、鄧子恢等人會合，并成立了閩西南軍政委員會，繼續領導閩西紅軍的游擊戰爭。 相比之下，同樣各自率領紅24 師4個連的王金祥和李天柱，則運氣要差很多。他們在突破敵人重重圍堵之后，雖然成功達到了尋烏地區，但是部隊損失十分嚴重，8個連只剩下20多人。 率領紅71團突圍的中央軍區參謀長兼71團團長的龔楚，率部從于都南出發后不久，就被粵軍余漢謀部一路圍追堵截，幸運的是，紅71團仍突出重圍，并轉戰湘南一帶。然而，龔楚卻最終叛變投降，成為了一名叛徒。 當時，留守中央蘇區并率部突圍的，還有毛主席的弟弟毛澤覃。突圍時，毛澤覃率領一個連的紅軍部隊，計劃到閩贛邊開展游擊戰爭。 然而，由于部隊實力太小，1935年4月26日，毛澤覃所部在江西瑞金紅林山區被國民黨軍包圍，為掩護游擊隊員脫險，毛澤覃不幸犧牲。
除此之外，還有率領獨立7團到閩贛省和寧都縣開展游擊戰爭的李才蓮，率領贛南軍區獨立六團、省委、省蘇維埃機關中央、工農劇社等2000余人突圍的贛南省委書記，省軍區司令員蔡慧文、政治部主任劉伯堅等。 這些分散多路突圍的紅軍部隊，大部分在突圍中被敵人打散甚至全軍覆沒，即便突圍成功也損失慘重，不得不在各地堅持游擊戰爭。 中央蘇區最后突圍的是項英、陳毅。1935年3月，在各突圍部隊都離開于都南部地區后，項英、陳毅、賀昌等人決定率紅24師紅70團穿過封鎖線，突圍至福建長汀地區。 當時，紅70團和中央軍區直屬隊被編為4個大隊。第一、第二大隊由項英、陳毅率領，第三大隊大隊長由紅24師師長周建屏率領，而第四大隊，則由紅24師政治部代主任袁血卒擔任大隊長。第4大隊也是擔任最危險任務的部隊——他們奉命擔任掩護其他部隊突圍。
突圍戰打響后，第一、第二大隊雖遭遇重重祖國，但在第四大隊的掩護之下，仍順利突出重圍。而擔任掩護任務的第四大隊在與敵人的作戰之中大部分犧牲，僅有大隊長袁血卒等幾個人幸運的突出重圍，最終他們輾轉去了上海。 而第三大隊同樣在突圍戰中損失慘重，在突圍戰時，時任中央分局委員的賀昌在戰斗中受傷，被敵人包圍，他誓死不當俘虜，高呼紅軍萬歲，舉槍自盡。紅24師政委楊英在突圍戰中壯烈犧牲，只有紅24師師長周建屏等少數人突出重圍。 周建屏在突圍之后，與尋烏南部地區堅持游擊戰爭的獨立三團會師。不過很快，周建屏因在戰斗中身負重傷，不得不離隊，輾轉秘密送入上海醫治。 1936年，周建屏到達延安。全面抗戰爆發之后，周建屏曾擔任八路軍115師343旅副旅長，參加過平型關大捷。然而，在1938年，在冀中地區作戰時，因舊傷復發不幸去世。
率領第一、第二大隊的項英、陳毅雖然有掩護部隊，但突圍也極為艱難和危險。由于敵人早已進行了嚴密的封鎖，突圍過程中，項英一度與陳毅失去了聯系，部隊被打散，項英帶領部分部隊輾轉多地后，才最終幸運的與陳毅會合。 會和后，項英、陳毅率領的部隊只剩下了100多人，但即便如此，依然被敵人重兵圍剿。為了減輕目標，項英、陳毅命令100多人分散向湘贛邊突圍。 傷員由于實在無法帶走，被安置在老鄉家中。最終，項英、陳毅化妝成當地百姓，在當地黨員的帶路之下，順利到達了信豐油山地區，與在此地堅持游擊戰爭的贛閩邊特委會師。 而突圍不過是艱苦卓絕的三年游擊戰爭的開始而已。在這之后，國民黨開始調集重兵，對南方紅軍游擊隊開始了前所未有的殘酷圍剿。 當時，位于南方的各紅色根據地幾乎全部失守，留在根據地的紅軍部隊在國民黨的圍剿之中損失慘重。而堅持下來的，則在黨的領導下以游擊戰的方式與敵人進行頑強斗爭。
作為土地革命時期中國最大的紅色根據地，中央根據地雖然淪陷敵手，但依然有大量堅持抗爭的紅軍和黨組織。 當時，中央革命根據地大致分為4個游擊區，分別為項英、陳毅、蔡慧文等人所在的贛粵邊游擊區，堅持在瑞金、瑞西、西江等多地的閩贛邊游擊區。由陳潭秋、鄧子恢、譚振林等領導的閩西游擊區，以及堅持在福建廣東交界處的閩粵邊游擊區。 這四支主要的紅軍游擊隊，在經歷了艱苦卓絕的三年游擊戰爭后，到1937年下半年，紅軍游擊隊改編為新四軍時，還有多少兵力呢？ 項英、陳毅領導的閩贛邊游擊隊，到1937年7月，還有300余人。由三支游擊隊合并的汀瑞游擊隊，也發展至300余人的規模。
閩西游擊區則是各游擊區中發展最好的一個，在鄧子恢、譚震林的率領之下，閩西地區的游紅軍游擊隊大多數時間保持千人以上的規模，到1937年7月時，閩西游擊隊仍保持1300余人的規模。 而閩粵邊游擊區，雖然在1936年底一度發展到1300余人的規模，游擊區也大大擴張，但是在敵人的圍剿之下，到1937年下半年被編入新四軍時，只剩下300余人。 也就是說，中央紅軍主力長征離開根據地后，留守在根據地的1.6萬余紅軍將士和上萬名游擊隊員和傷員，在經歷了艱苦卓絕的三年游擊戰爭，完成掩護紅軍主力突圍堅持革命斗爭之后，在1937年末改變為新四軍時，只剩下2200余人，不足留守紅軍的十分之一。 而且值得一提的是，即便2200余人的規模，有相當一部分也是趁國共和談期間、國民黨停止對紅軍游擊隊的圍剿的有利時機迅速擴張的。
以閩贛邊紅軍游擊隊為例，在敵人的瘋狂圍剿之下，最少時閩贛邊各紅軍游擊隊只剩下30余人。1937年1月，由三支紅軍游擊隊改變而成的汀瑞游擊隊，也不過只有100多人。 所以，留守根據地的3萬多紅軍將士，90%以上犧牲在了戰場上。其損失之慘重，還要超過長征路上的紅軍主力部隊。 也因此，最早研究南方三年游擊戰爭時的專家劉勉鈺教授，曾這樣評價紅軍三年游擊戰爭：
堅持南方三年游擊戰爭的紅軍將士，永遠值得我們懷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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