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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雪垠
(1910~1999) 河南鄧州人，現當代著名學者型作家。1929年開始發表作品，文學生涯70年，作品逾千萬字，其中著名小說有《差半車麥秸》《牛全德與紅蘿卜》《春暖花開的時候》《長夜》《李自成》等。
長篇歷史小說《李自成》是其代表作，是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文學巨著。1981年《李自成》第二卷榮獲首屆“茅盾文學獎”。1999年去世后，家人按照父親的遺愿，捐出《李自成》四、五卷稿費50萬元，中國作家協會設立了“姚雪垠長篇歷史小說獎”，成為全國性重要文學獎項。生前曾任湖北省文聯主席、中國新文學學會會長、中國作家協會名譽副主席。 姚海天 姚海天，1941年12月生，河南鄧縣人，中國青年出版社編審，原自然科學編輯室主任。2002年退休后，整理出版父親姚雪垠的遺著，包括主編和出版《姚雪垠書系》《姚雪垠選集》《姚雪垠抗戰作品選》《姚雪垠讀史創作卡片全集》等。目前正致力編纂32卷本《姚雪垠全集》。 讀者和專家學者公認：“三紅一創李自成”是中國青年出版社建社以來出版的優秀長篇小說的代表。《紅巖》、《創業史》等的誕生在文壇留下感人至深的故事。同樣，父親姚雪垠為創作《李自成》“四十二年磨一劍”，所留下的深深足印和軼事佳話，在文壇和中青的歷史上不應因歲月的流逝而淡去。下面僅舉幾例，可能使人們對過去有所了解、認識和思考。在1957年一場驟起的政治風暴中，父親因《打開窗戶說亮話》等文章被錯劃為“極右派”，遭到了滅頂之災。他在度過了人生最痛苦的一段日子后，決定利用批判后等待處理的機會，開始秘密創作《李自成》。書雖然在生前出版無望，但希望在自己死后稿子由后人交給國家，為祖國的文學事業做出自己的一份貢獻。經過十個月夜以繼日的發憤寫作，終于趕在下放農場之前寫出了三十多萬字的第一卷草稿。在以后東西湖農場的艱苦勞動歲月中，不論寒暑，盡管每日繁重的勞作，到了中午別人呼呼大睡，他卻不顧勞累，盤坐在地鋪上記“日記”，天天如此，從不間斷；每天半夜時分，在臨時搭建的宿舍大棚的通鋪上自己蜷縮一隅，在微弱的小油燈下進入《李自成》的世界。1960年秋天，父親首批被摘去“右派”帽子，武漢市領導開始重視和支持《李自成》創作，境遇有了轉機，很快將第一卷草稿變成了初稿。父親雖然在上世紀四十年代就有創作《李自成》的計劃，并且做了一些資料收集工作，但他最關注的還是現實題材作品，歷史題材則居后。他在晚年回憶說：“從《李自成》第一卷出版以后，我自己常說，假若不是五七年被劃為'右派’，我大概永遠寫不出《李自成》。由于五七年遭到毀滅性打擊，《李自成》第一卷寫出來了，而且我依照自己的心思為后半生的創作事業開辟了一條新稿路。”
“也可以說，沒有五七年，就沒有《李自成》，這也是壞事變好事吧。”“應該說，我后半輩子的文學事業和藝術生命是從一九五七年的秋天開始的，我正確地利用了這那次挫折。在挫折中我沒有消沉，沒有絕望，沒有倒下，開始動筆寫《李自成》。”這是父親的心里話。1961年父親完成第一卷書稿后，將書稿寄給了中國作家協會，希望作協找人審閱把關，安排在作協領導下的作家出版社出版。中青社獲悉后冒著政治風險，通過父親將稿子從作協輾轉要回。父親很樂意將《李自成》交給中青社。因為他和不中青在五十年代就有交往，計劃將開始動手寫的長篇《青春》給中青社。決定把《李自成》交給中青他這樣說：“中國青年出版社在作風上有一股朝氣。'官辦’出版社的習氣少一些。如果不冷不熱地向我要稿，稿子拿到后不緊不慢地處理，拖延一久，氣候變化，《李自成》的出版前途就很難說了。中國青年出版社的作風比較積極，對作家熱情，這些優點曾給《李自成》第一卷的順利出版提供了好的條件。使我終生難忘!”父親在回憶錄《學習追求五十年》中還寫了這樣一件事：
“一九五六年我因頭暈病嚴重，很需要一點錢，適有文學編輯室的一位同志到臧克家同志那里，克家透漏了我的情況，附了一張字條說我想預借一點稿費，出版社隨即向我家匯去了五百元。當時物價低，這筆錢頗能濟燃眉之急。這是對作家的雪中送炭的工作，中國青年出版社做得很好，根本不問我什么時候將稿子給他們。”這種事情其他出版社一般是做不到的。反映了那個年代中青社與作家的關系，不僅在創作上為作家提供較好的條件，而且在生活上也盡可能幫助解決其困難，因此受到作家的信賴，愿意把稿子給中青。《李自成》第一卷落戶中青社后，責任編輯由江曉天擔任，當時的社、室領導邊春光、闕道隆全力支持。江曉天拿到稿子后他寫下了這樣一段話：“......打開《李自成》第一卷稿子一看，迥然不同，真可謂'別開生面’。它那宏偉磅礴的氣勢，絢麗多彩的畫面，濃郁的歷史時代氣氛，躍然紙上!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引人人勝的生動情節，一下子把我抓住了!當了十幾年文學書稿編輯，我第一次嘗到了藝術欣賞的愉悅，感到滿足，不忍釋手。”“《李自成》第一卷稿，從思想內容到藝術質量來說，都是難得的上乘之作，應該選用，否則太可惜了!但是做出這樣的決斷，是相當困難的，精神感受的壓力是很大的。主要是我這個編輯和作者，當時政治上都處在困難境況之中。”江曉天所說的“困難境況”，一是指父親是摘掉帽子的“右派”。二是說他因1960年受到嚴厲處分：降級，撤職，留黨察看兩年。這就是他當時的困難處境。由此可見，江曉天和出版社決定出版《李自成》是要冒著多么大的政治風險!那時候中青社無論對老作家還是年輕作者都一視同仁，對書稿要求高，把關嚴。比如，在1963年第一卷出版之前，1962年秋父親從武漢來到北京，根據吳晗、阿丁、李文治三位專家和出版社審稿后提出的意見，包括自己認識上的提高，住在出版社花了三個多月時間又一次夜以繼日地將稿子通改了一遍。出版社為照顧父親的生活，在附近一家飯店包了伙食，父親為節省時間從沒去就過餐。父親對編輯提出的某些修改意見有不同看法，雙方難免引起爭論。在一次激烈的爭辯中，父親情緒失控，脫口而出：“不要說像我這樣的普通作家，即使將曹雪芹和托爾斯泰找來，我也可以從他們的作品中挑出許多毛病。”“假若曹雪芹和托爾斯泰是當代作家，將稿子交給我們，我們也要對他們的稿子提出意見。因為這是我們文學編輯的責任!”“有道理!有道理!”父親聽后連連說，然后開懷大笑，老江、老闕也跟著笑起來，緊張的氣氛頓時煙消云散。父親愉快地接受了編輯室提出的修改意見。經過百日苦戰，父親在1963年除夕前夕回到了武漢。他晚年回憶這段改稿日子時說：“手指都磨出了膙子，當時一見鋼筆就害怕。”由此可見，父親當時改一卷稿子之辛苦，也說明作家創作之艱辛!當然，“文革”后期在“評法批儒”問題上，出版社迫于當時的形勢壓力，要求父親在《李自成》第二卷中加入李自成批儒的思想和故事情節。父親尊重歷史，給予抵制，堅持原稿不改。事后專家學者說，姚老當時的意見是對的，若跟風跑，后果不堪設想。這就是那個時代作者與出版社的關系!這種情況在全國也是少見的。有人說，這是編輯與作家的榜樣和楷模，應該寫入中國出版史。此話并不過譽。1963年7月《李自成》第一卷面世。因為作者是“摘帽右派”，報刊不宣傳，不評介，按低標準付稿費。但《李自成》靠著自己的藝術魅力風靡大江南北，依靠自己的雙腿走向千百萬讀者。首印10萬套一銷而空，一時洛陽紙貴，又很快加印兩次，印數達30萬套。這在出版社是少有的。在第一卷出版之際，第二卷初稿業已完成，計劃兩三年后問世。但是“文革”發生了。1966年5月，“文革”爆發，《李自成》也成為“革命”的對象。武漢作協的大字報鋪天蓋地，其中有的長達十余張批判《李自成》，羅列了許多罪名，如“丑化農民起義領袖李自成”，“美化地主階級總頭子崇禎”，“《李自成》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大毒草”等等。武漢造反派出版了《大毒草一百種》小冊子，《李自成》位列65種。在繁華的漢口大街上，張貼出丑化父親與《李自成》的巨幅漫畫(筆者曾去看過)，引起行人圍觀。批斗會也一場接一場，父親自然不能幸免。對此，父親坦然處之，相信暴風雨早晚會過去。但他最害怕的是紅衛兵抄走第二卷手稿、資料卡片和藏書，甚至付之一炬。如果是那樣，一切都完了。為此父親整天擔驚受怕，惶惶不可終日。一天深夜，父母親悄悄將二卷手稿藏入樓道的天花板透氣孔中，這才稍感放心。不久，家里突然來了幾個人，不作解釋，將書柜、卡片柜貼上了封條就走了。以后父親被批斗的次數也明顯少了。這是為什么？成為父親心里多年解不開的謎團。后來社會上紛紛傳說，上面對姚雪垠說話了。那個上面？說什么話？人們不清楚。原來，在1966年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擴大）會議在武漢召開，在會議休息時，毛主席把王任重叫到身邊說：“姚雪垠的《李自成》第一卷分上下冊，上冊我已經看了，寫得不錯。你趕快通知武漢市委，要對姚雪垠加以保護，讓他把書寫完。”王任重時任中南局代理書記、中共湖北省委書記、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毛主席的指示，大大改善了父親在“文革”的境況。手稿、卡片、藏書得到了保護，安全無虞，人也免遭了批斗中的皮肉之苦。在全國老作家中，父親是幸運的。“文革”結束后，王任重給父親寫信才交了底：當時毛主席在什么情況下對他是怎樣指示的，次日一早他打電話給市委書記宋侃夫如實地傳達了毛主席的指示，市委很快對你采取了保護措施，等等。在錯劃“右派”后創作的《李自成》第一卷草稿（殘稿）
1963年《李自成》第一卷出版后，當時家在武漢，一天父母懷著崇敬的心情到郵局給毛主席寄了一套書。當時絕沒有想到，后來毛主席看了書，在關鍵時候說了話，保護了他。據前幾年知情人出書披露，1966年春，毛主席在湖南滴水洞小住期間看了兩部書，一部是《資治通鑒》，一部是《李自成》，并且得到了他的贊賞和重視。所以才有了“文革”一開始毛主席對父親給予保護的指示。
“文革”結束后，鄧小平對父親和《李自成》同樣給予了關心和幫助。1977年11月的一天，鄧小平委派時任中宣部部長張平化到幸福一村的中青職工宿舍看望父親。張平化對父親說：“鄧小平副主席說你的書寫得很好。昨天下午，他親自囑咐我務必前來看看你，問你有什么困難沒有。”“鄧副主席還說，你對黨和人民做出了重要貢獻，有什么困難請你提出來，由中央替你解決。”不久，在鄧小平的關懷下，解決了父母等一家人的北京戶口和住房問題，創造了良好的寫作和生活條件，解除了后顧之憂。從此，父親告別了武漢，遷居北京，開始了新的征程。鄧小平也是《李自成》的熱心讀者，在一次宣傳工作會議的講話中對《李自成》做出很高評價：“《李自成》第一卷十分精彩，可以說無懈可擊。第二卷雖然不如第一卷，但也精彩，也很難得。不知第三卷現在寫得怎樣?”一個作家的一部小說，先后得到兩代黨和國家人領導最高的如此關心、支持和幫助，可以說在中國現當代文學史上是絕無僅有的事情。也是當時中國文壇上盛傳一時的美談佳話。1993年，父親撰寫《毛主席、鄧小平同志對<李自成>一書的關懷與支持》，在《中州縱橫》第十期發表。文中深情地回顧了毛主席和鄧小平對他創作《李自成》的關懷和支持的詳情，全文充滿了對兩位偉人的感激之情。
1975年姚雪垠上書毛主席 一本書“救活”了一個出版社 這是在70年代中后期在社會上廣泛流傳的一句話，且有一段傳奇故事。 事情是這樣的：1973年父親從咸寧地區的羊樓洞五七干校回到武漢家里，本想抓緊時間修改《李自成》第二卷，把過去耽誤的時間盡量補一補。但當時極左思潮嚴重，干擾得父親無法專心寫作。眼看年事漸高，心急如焚，唯恐書寫不完。這時他聽了第一卷中青社責編江曉天的建議，決定冒險上書毛主席，請求他給予支持和幫助。信的落款日期是1975年10月19日。信經過武漢市委原書記、時任科學院負責人宋一平和胡喬木的轉交，毛主席1975年11月2日在胡喬木呈送信的報告上，用粗鉛筆批示：
印發政治局各同志：我同意他寫李自成小說二卷、三卷至五卷。 毛澤東 11月2日 
毛主席的批示： 印發政治局各同志：我同意他寫李自成小說二卷、三卷至五卷。毛澤東11月2日 這是距毛主席1966年第一次指示時隔9年之后，在他身染沉疴，眼睛因白內障幾乎失明、寫字十分困難的情況下批示的；父親從寫信到毛主席批示，只有短短的14天的時間!到了1976年9月，不足一年毛主席就逝世了。父親到了耄耋之年，每每談到毛主席在“文革”中兩次對他和《李自成》的關心、支持和保護，總是熱淚盈眶，激動不已。
父親先后在兩篇回憶文章中說：“假若不是毛主席及時地指示和保護，我也就被整死了，我的家庭完了，《李自成》也完了。所以說，毛主席對我的保護，不僅對我個人是一件大事，對中國現代文學史也是一件大事。 毛主席批示后，當時人民文學出版社已經掛牌復業，其負責人韋君宜奉國家出版局的指示，乘飛機到武漢找我父親取第二卷書稿，但她走的是“官場”程序，到武漢后先找省市領導，然后再見我父親；而江曉天在室主任王維玲的幫助下，同日一早乘機也趕到武漢，一出機場就徑直去漢口花橋家里，與父親見面溝通情況，父親當即決定將第二卷書稿交給中青社。江曉天完成任務后當即回京。韋君宜再去見父親時，已經晚了一步。父親只好一再向她表示深切的謝意和歉意，說明已經決定將稿子交給中青社出版。韋君宜一愣：“中青社還沒有復業怎么能談'出版’!” 是的，中青社不復業，一切無從談起，必須首先解決中青社的復業問題。中青社籌備組向團“十大”籌備組連夜寫了“申請復業報告”，說明中青社與姚雪垠和《李自成》的淵源關系、作者本人的意愿等要求復業的理由，最后提出中青社復業后的歸屬問題。團“十大”籌備組另寫了“申請中青社復業”一函，上報黨中央。當時主管宣傳工作的姚文元和張春橋很快先后批準中青社復業，復業后歸團中央籌備組領導。 就這樣，為了《李自成》第二卷能再次落戶中青社，人文社與中青社幾乎同時派人乘機急赴武漢，展開了頗具傳奇色彩地爭搶稿子的“大戰”，和其后“爭分奪秒”的中青社申請復業與批準程序一幕，結果事事如愿，圓滿成功。因此，自“文革”開始停業已近十年之久的中國青年出版社，才得以提前復業，比共青團中央正式復業整整提早了3年時間。故社會上有“一本書救活了一個出版社”的說法。
《李自成》部分版本 中青社復業后，抓緊《李自成》第二卷的出版工作。1976年12月，第二卷面世，接著出版了第一卷修訂本。兩卷《李自成》的出版，再次引起了巨大反響，人們奔走相告，排隊購書、借書、讀書成為一道久違的現象。除了漢文版，還有蒙文、維吾爾文和朝鮮文等版本；不僅有中青版本，還有18個省市自治區出版社向中青社索取紙型進行翻印的版本；不僅有插圖本小說，還有十余種各省出版的連環畫。第二卷中青版首印30萬套，很快搶購一空。前兩卷的全國總印數達到410萬套。真是盛況空前!
《李自成》第二、三卷的責任編輯、副總編輯王維玲在他《四十二年磨一劍》一書中談到第二卷出版后的熱銷情況，描述了這樣一幅情景：“讀者在新華書店買不到書，便到中青社來買，在出版社的院子里排了好幾圈的長隊。人們買到書后，露出喜悅的笑容。第二卷讀者反映之強烈，反映之熱烈，是很感人的。出版社成立60多年來，只有兩部長篇小說，一部是《紅巖》，一部是《李自成》，讀者來信最多，幾天就一麻袋。可見當時《李自成》受歡迎的程度。”
1982年，《李自成》第二卷榮獲首屆茅盾文學獎，父親將3000元獎金捐給了中國少年兒童基金會。
眾家評說《李自成》 《李自成》第二卷及第一卷(修訂本)出版后，不僅深受廣大讀者的歡迎，也引起文史方面的眾多名人大家的重視和好評。如郭沫若、茅盾、葉圣陶、曹禺、胡繩、夏衍、沈從文、朱光潛、秦牧、李治華等等，他們讀過《李自成》第二卷后都有中肯評說。
茅盾說：“這是'五四'以來第一部長篇歷史小說。中國封建文人也曾經寫過豐富多彩的封建社會的上層和下層的生活，然而用歷史唯物主義和唯物辯證主義來解剖中國封建社會，并再現其復雜變幻的矛盾的本質，'五四’以后也沒有人嘗試過，作者是填補空白的第一人。” 特別是早從1974起，茅盾在視力只有0.3-0.4的情況下，將《李自成》第一卷仔細看了一遍，第二卷的抄寫稿看了兩篇，記下讀后筆記，與父親互相通信80余封，不僅對一、二兩卷做出很高評價，更重要的是圍繞《李自成》創作與小說藝術問題進行探討，提出精辟入微的意見，使父親受益匪淺。數十年來父親一直將茅盾先生視為自己的恩師和知音。 胡繩看過第二卷后給父親寫信說：“我對第二卷的滿意程度大大超過第一卷。…..你并不是單純地反映明末農民起義這一歷史事件的過程，而是以這支農民起義隊伍為中心，寫出一部封建社會的百科全書，當然需要這樣大的篇幅。” 朱光潛評價說：“作者對明末歷史背景有充分的掌握，博學多聞，膽大而心細，文筆樸素而生動，《紅樓夢》以來，還少見這樣好的歷史小說。” 秦牧致父親信中說：“讀《李自成》是一頓精神上的盛宴，有一種藝術享受上巨大的快感。它真是波瀾壯闊，氣象萬千，鞭辟人里，蕩氣回腸。我個人的看法，它不僅為當代讀者所熱烈歡迎，而且必將為時代流傳之作。” 父親常說：“一部小說，靠吸引人的故事情節博得一般讀者的歡迎比較容易，但要得到專家學者的認可就困難了。特別是歷史小說。” 現當代林林總總的文學作品，隨著時光的流逝，歲月的淘汰，最后留下來的才是金子。中青社建社以來出版的千百種小說，我希冀有較多的“金子”，留給后人。 《李自成》與資料卡片 凡來訪者特別是到過父親書房的友人，無不對父親的卡片柜和近萬張卡片留下深刻印象，由衷敬佩。 父親去世后，中國作協領導同志到家吊唁時，瀏覽了父親書房的卡片柜，他們看著一張張字跡工整的蠅頭小楷，有抄錄、有批注、有按語的大量卡片，深為感慨地說：“一個老作家，為寫一部書，下了這么大功夫，治學精神是這么嚴肅、認真、刻苦，值得我們每一個作家學習。” 父親一生，每天主要做兩件事，一是寫作，二是讀書和研究問題，其中就有抄寫卡片。 父親在《我的粗淺經驗》中說：“我年輕住北平時就知道做卡片的重要性，但怎么做，并不清楚。何況那時貧病交迫，也沒有條件做此努力。這些年，我相當用心做卡片工作，用筆畫清楚的蠅頭小楷抄卡片，旁注意見，積少成多，分題存放。這是我為寫《李自成》下的基本功。” 
1978年姚雪垠與王維玲合影
父親不僅抄寫了大量《李自成》有關的資料卡片，還下過功夫收集和整理河南民間語匯。特別是在30年代和50年代初，他在河南農村深入生活時，就留意觀察、記載河南各地的方言土語，用卡片形式匯集成“中原語匯”，按筆畫排序，裝入自己用舊報紙做成的卡片袋中，至今仍珍藏家中。這些卡片已收入正在編纂的《姚雪垠全集》中。
當然，父親抄錄卡片最多的還是明末清初的各類歷史資料。卡片分十大類，下面又分若干小類，在存放卡片每個抽屜上和卡片上分別用毛筆字和鋼筆字標明，分門別類，一目了然。在編纂《姚雪垠書系》時，我和父親的助手俞汝捷曾對卡片上抄錄的文獻作過統計，涵蓋了500余種各類文獻典籍。當然，這只是父親為寫《李自成》所讀史書的一部分。 父親積數十年之功積累的卡片，留下了寶貴文學遺產。1997年父親患病后，多次囑咐我：這些卡片將來整理出版后一定要捐給國家。近些年王維玲同志在不同場合呼吁：“這同樣是姚老留給我們的另一份重量級的文化遺產，可不能冷落了它，遺忘了它。” 因此，及早出版父親的這些卡片，也是我近年的一個心愿。沈陽出版社獲悉這些卡片后，如獲至寶，當即決定出版這些卡片。經過一年的編輯制作，近日書已出版，書名為《姚雪垠讀史創作卡片全集》，10卷，精裝彩印，受到專家學者的關注，評價它：“首創，珍貴，傳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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