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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伏園著,1944年2月重慶作家書屋出版發行,姚篷子為發行代表人,土紙本。扉頁有魯迅先生于1927年與許廣平、周建人、孫福熙、林語堂、孫伏園合影一幅。內容有《哭魯迅先生》、《魯迅先生的少年時代》、《魯迅先生的幾封信》等10篇文章。著者一生追求進步,他寫的散文淡而有味,遠而可親,在散文百家中別具一格,令人百看而不厭。孫伏園在建國后到北京任出版總署善本圖書館館長。 章節列表 引言為要紀念魯迅先生，應該好好的寫一本書。現在卻決不是時候，不但參考書籍幾乎全無，故老友朋也無從訪問，就說時間和心情又何嘗有比較成片段的！ 這個大愿只好牢牢的記在心頭吧。 小冊里面的十篇東西，《哭魯迅先生》和《藥》是五年前先生剛去世的時候寫的，《魯迅先生的幾封信》比那兩篇略后，《惜別》和《往事》寫于三十年初春，《魯迅先生的少年時代》和《雜感兩則》都寫于三十年十月先生逝世五周年紀念日，《孔乙已》和《臘葉》和《楊貴妃》則是知道要出小冊以后才補上的。 這些話倒是將來還是要說的，那么這個小冊就算是將來那本書的初稿的一部分而暫時保存著吧。 百二十分感謝姚蓬子先生，要不是他的鼓勵和催促，我是決沒有這個勇氣的。 三十一年二月八日 哭魯迅先生像散沙一般，正要團結起來；像癱病一般，將要恢復過來；全民族被外力壓迫的剛想振作，而我們的思想界和精神界的勇猛奮進的大將忽然撒手去了。 魯迅先生去世的消息，我于一天半以后才在定縣得到。十月廿日的下午三點鐘，我被零碎事情纏繞得還沒有看當天的《北平報》，多承堵述初兄跑來告我這樣一個驚人的消息。從此一直到夜晚，我就沒有做一點工作，心頭想的，口頭說的，無非魯迅先生。我沒有哭。我本來不敏感，后來學鎮定，最后卻因受刺激多了，自然成就了麻木。但我覺得這一回我所受的刺激是近幾年來少有的。 我回憶到廿五年以前去了。 我最初認識魯迅先生是在紹興的初級師范學堂。那一年是宣統三年，我十八歲，在紹興初級師范學堂上學。浙江光復以后，紹興軍政府發表師范學堂的堂長是原來紹興府學堂學監周豫才（樹人）先生，就是日后的魯迅先生。魯迅先生到校和全校學生相見的那一天，穿一件灰色棉袍，頭上卻戴一頂陸軍帽。這陸軍帽的來歷，以后我一直也沒有機會問魯迅先生，現在推想起來，大概是仙臺醫學專門學校的制服吧。魯迅先生的談話簡明有力，內容現在自然記不得了，但那時學生歡迎新校長的態度，完全和歡迎新國家的態度一樣，那種熱烈的情緒在我回憶中還是清清楚楚的。 我是一個不大會和教師接近的人：一則我不用功，所以不需要請教；二則我頗厭倦于家庭中的恭順有禮的生活，所以不大愿意去見師長。我和魯迅先生的熟識卻是因為職務，我那時正做著級長，常常得見學校的當局。記得一件奔走次數最多的事是學生轟走了英文教員，魯迅先生的態度以為學生既要自己挑選教員，那么他便不再聘請了。我于是乎向校長和同學兩方面奔走解釋。那時魯迅先生說：“我有一個兄弟，剛剛從立教大學畢業回來，本來也可以請他教的；但學生的態度如此，我也不愿意提這個話了。”這指的便是周啟明先生。 同學聽到這個消息以后，非要我努力請到這位校長的兄弟繼任英文教員不可。但是我稚弱的言辭始終沒有打動校長的堅決，英文講席到底虛懸，只是年考時居然喜出望外的來了周啟明先生給我們出題并監試。 魯迅先生有時候也自己代課，代國文教員改文。學生們因為思想上多少得了魯迅先生的啟示，文字也自然開展起來。大概是目的在于增加青年們的勇氣吧，我們常常得到夸獎的批語。我自己有一回竟在恭賀南京政府成立并改用陽歷一類題目的文后得到“嬉笑怒罵皆成文章”八個字。直到現在廿五年了，我對這八個字還慚愧，覺得沒有能副魯迅先生的期望。 魯迅先生不久辭了校長。后來知道魯迅先生交代的時候，學校里只剩了一毛多錢；也從旁處聽見軍政府如何欠付學款，及魯迅先生如何辛苦撐持。那時候一切都混亂，青年們發現了革命黨里也有壞人，給予簡單的頭腦一個不期待的打擊。對于舊勢力的抬頭，這卻是一個極好的機會。繼任魯迅先生作校長的，正如繼任孫中山先生作總統的，這個對比，全國各地，無論上下，都極普遍。欠付學款的軍政府，因為種種措施不妥，后來成了全紹興攻擊的目標。舊勢力找到革命黨的罅隙，乘機竭力的掙扎出來。青年們一般的陷入苦悶，我也不再進那個學校。 魯迅先生跟著南京政府搬到北京，他的苦悶也許比一般青年更甚，只要看他在創作《狂人日記》以前幾年，住在紹興會館抄古碑的生活就可知道。不過外面雖然現著異常孤冷，魯迅先生的內心生活是始終熱烈的，仿彿地球一般，外面是地殼，內面是熔巖。這熔巖是一切偉大事業的源泉，有自發的力，有自發的光，有自發的熱，決不計較甚么毀譽。例如向金陵佛經流通處捐資刻《百喻經》，又如刊行《會稽郡故書雜集》，這種不含絲毫名利觀念的提倡文化事業，甚至一切事業，在魯迅先生的一生中到處可以看得出來。 凡是和魯迅先生商量甚么事情，需要他一些助力的，他無不熱烈真誠的給你助力。他的同情總是在弱者一面，他的助力自然更是用在弱者一面。即如他為《晨報》副刊寫文字，就完全出于他要幫助一個青年學生的我，使我能把報辦好，把學術空氣提倡起來。我個人受他的精神的物質的鼓勵，真是數也數不盡。 當我初學寫作的時候，魯迅先生總是鼓勵著說：“如果不會創作，可以先翻譯一點別國的作品；如果不會寫純文藝的東西，可以先寫一點小品雜記之類。”許多人都是受到魯迅先生這種鼓勵得到成功的，我也用了魯迅先生這話鼓勵過比我更年青的人，只是我自己太愚魯，也太不用功，所以變成了例外。 至于為人處世，他幫忙我的地方更多了。魯迅先生因為太熱烈，太真誠，一生碰過多少次壁。這種碰壁的經驗，發而為文章，自然全在這許多作品里，發而為口頭的議論；則我自覺非常幸運，聽到的乃至受用的，比任何經籍給我的還多。我是一個甚么事情也不會動手的人，身體又薄弱，經不起辛苦，魯迅先生教我種種保衛煅練的方法，現在想起來真是罪無可逭。我們一同旅行的時候，如到陜西，到廈門，到廣州，我的鋪蓋常常是魯迅先生替我打的。耶穌嘗為門徒洗腳，我總要記起這個故事。 在陜西講學，一個月時間得酬三百元。我們有三個人不到一月便走了，魯迅先生和我商量：“只要夠旅費，我們應該把陜西人的錢在陜西用掉。”后來打聽得易俗社的戲曲學校和戲園經費困難，我們便捐了一點錢給易俗社。還有一位先生對于藝術沒有多少興趣，那自然聽便。西北大學的工友們招呼得很周到，魯迅先生主張多給錢。還有一位先生說：“工友既不是我們的父親，又不是我們的兒子，我們下一趟不知甚么時候才來，我以為多給錢沒有意義。”魯迅先生當時堵著嘴不說話，后來和我說：“我頂不贊成他的'下一趟不知甚么時候才來’說，他要少給讓他少給好了，我們還是照原議多給。” 魯迅先生居家生活非常簡單，衣食住幾乎全是學生時代的生活。他雖然作官十幾年，教書十幾年，對于一般人往往無法避免的無聊娛樂，如賭博，如舊戲，如妓院，他從未沾染絲毫。教育部的同人都知道他是怪人，而且知道這所謂怪者無非書生本色，所以大家都尊敬他。他平常只穿舊布衣，像一個普通大學生。西服的褲子總是單的，就是在北平的大冷天，魯迅先生也永遠穿著這樣的單褲。 一天我聽周老太太說，魯迅先生的褲子還是卅年前留學時代的，已經補過多少回。她實在看不過去了，所以叫周太太做了一條棉褲，等魯迅先生上衙門的時候，偷偷地放在他的床上，希望他不留神能換上。萬不料竟被他扔出來了。老太太認為我的話有時還能邀老師的信任，所以讓我勸勸他。 魯迅先生給我的答話卻是不平庸的：“一個獨身的生活，決不能常往安逸方面著想的。豈但我不穿棉褲而已，你看我的棉被，也是多少年沒有換的老棉花，我不愿意換。你再看我的鋪板，我從來不愿意換藤繃或棕繃，我也從來不愿意換厚褥子。生活太安逸了，工作就被生活所累了。”這是的確的，魯迅先生的房中只有床鋪，網籃，衣箱，書案，這幾樣東西。萬一甚么時候要出走，他只要把鋪蓋一卷，網籃或衣箱任取一樣，就是登程的旅客了。他永遠在奮斗的途中，從來不夢想甚么是較為安適的生活。他雖然處在家庭中，過的生活卻完全是一個獨身者。 魯迅先生的北平寓所是他自己經營的。有一位教育部的同事李老先生最幫忙，在房屋將要完工的時候，我同魯迅先生去看，李老先生還在那兒監工。他對我客氣到使我覺察他太有禮貌了，我非常局促不安。 魯迅先生對他說：“李先生不要太客氣了，他還是我的學生。”李老先生的態度這才自然得多了。魯迅先生自己待朋友，和朋友待他，大抵是如此義俠的。他把友敵分得非常清楚，他常常注意到某人是Spy，某人是Traitor，一個不干過革命工作的或只是尋常知識社會或商業社會的人是不大會了解的，他們只了解酒食征逐的或點頭招手的相好。而魯迅先生的朋友大抵是古道熱腸的。他后來同我說：“你看李先生這種人真是好朋友，幫我那么多日子的忙，連茶水都不喝我一口的。” 李先生替魯迅先生的北房之后接出一間房子去，用玻璃窗，近乎畫室，作為魯迅先生的寫作場所。魯迅先生和我便到這間房子中坐下。魯迅先生說：“我將來便住在這個老虎尾巴里。”因為這間房子是在全房屋的后面拖出一條去，頗像老虎之有尾巴；一直到魯迅先生離開北平，一切寫作及起居，都在這老虎尾巴之中。老虎尾巴的北面還有后園，自然是因為老虎尾巴而縮小多多了。散文詩《秋夜》的開頭便說：“在我的后園，可以看見墻外有兩株樹，一株是棗樹，還有一株也是棗樹。”這似乎便是魯迅先生坐在老虎尾巴中的創作的第一篇。 到廈門，到廣州，我和魯迅先生都在一起。魯迅先生到一處新地方，都是青年心理，抱一腔很大的希望。廈門風景的闊大曠野，可做的工作之多，初到時給予我們的印象實在深刻。后來固然因為廣東方面的不能推卻，只有離開廈門到廣東去，但是廈門的許多人事，我后來聽魯迅先生說，那真是初去時所不及料的。 廣東給人的希望更多了，但是結果也和廈門一樣。魯迅先生后幾年多用時間于寫作，關于廈門和廣州，都有詳盡的記載；我卻被武漢、歐洲、定縣，這三段不同的生活所隔。有時翻閱魯迅先生紀載華南景物的文字，竟有如同隔世之感了。只是魯迅先生從廣州北返上海時，和我將要從上海動身赴歐洲時，這中間我們有許多次談話的印象至今還是深刻的。我從歐洲回國，以后便長期住在華北的農村里，曾有三四次經過上海，總是匆促的很。周喬峰先生在商務印書館，訪問比較方便，有時也正值魯迅先生的住址不能公開，我于是只求喬峰先生代為問好，屈指一算違教已經八年了。 二月廿日下午三點鐘的消息，鉤起我廿五年來的回憶。這回憶，用了廿五年的時間，清清楚楚的寫在我的生活上，我無論如何沒有法子再用筆墨翻譯成文字的了。能翻譯的也許只是最不精彩的一部分。 廿一日我到北平，廿二日往謁周老太太。魯迅先生的客廳里原來掛著陶元慶先生所作的木炭畫像，似乎略移到了居中一點；即在這畫像前供了一張書案，上有清茶煙卷文具；等我和三弟春苔都凄然的致了敬禮，周太太陪我們到上房見老太太，先看見魯迅先生的工作室“老虎尾巴”依舊，只是從此不會再有它的主人騎在上面，作鞭策全民族往前猛進的偉業了。 周老太太自然不免悲戚，但是魯迅先生的偉大，很看得出大部分是秉承老太太的遺傳的，只是老太太比魯迅先生更溫和，慈祥，曠達些。“論壽，五十六歲也不算短了；只是我的壽太長了些。譬如我去年死了，今年不是甚么也不知道了么？”聽老太太這話，很像是讀魯迅先生的文章，內含的哲理和外形的筆法都是相像的。老太太今年才八十，這樣的談風實在是期頤的壽征。只是周太太的凄楚神情，不禁也令我們動感。 “絕望之為虛妄，正與希望相同。”對于魯迅先生軀體的生存，我們是已經絕望的了；但我們誦魯迅先生的這句遺教，知道絕望也是虛妄的，那么我們還是轉到希望一面，也許希望比絕望少虛妄一些，我們希望魯迅先生的思想精神永遠領導著我們勇猛奮進吧。 藥一 魯迅先生去世，我于悲痛之余，常常想到他的許多作品，特別是那些早期的。我大抵先讀原稿，再讀雜志，更讀合集，不但讀過很多回，而且曾聽魯迅先生自己講述他那創作某篇時的動機，背景，和藝術，所以至今印象還很清楚的，例如《藥》。 《藥》描寫群眾的愚昧，和革命者的悲哀；或者說，因群眾的愚昧而來的革命者的悲哀；更直捷說，革命者為愚昧的群眾奮斗而犧牲了，愚昧的群眾并不知道這犧牲為的是誰，卻還要因了愚昧的見解，以為這犧牲可以享用，增加群眾中的某一私人的福利。 二 《藥》的內容分四段。第一段述小茶店的少東華小拴患肺癆，老夫婦華老拴和華大媽計劃著去買刑場上塞在斬犯頸口的血饅頭來醫治，老拴親手持錢往刑場去買，看見刑場上的種種。這斬犯就是革命者夏瑜。 第二段述華老拴拿了用革命者的血染紅了的饅頭到家，老夫婦用灶火把血饅頭拿荷葉包著煨熟，天天必到的茶客駝背五少爺聞到人血的香味，問：“你們吃甚么點心呀？”沒有人回答。“炒米粥么？”還是沒有人回答。小拴卻在老父母的撫慰下把煨熟的“兩半個白面的饅頭”吃下了。 第三段述茶客們談論夏瑜的案子。人物有康大叔，他是替華家幫忙接洽購買血饅頭的人，他知道夏瑜一案的底細；有花白胡子，有二十多歲的人，有駝背五少爺，三人只是一般的茶客，連康大叔所講也不大明白了解。康大叔講到的人物有夏三爺，他是夏瑜的叔叔，因為首先去告官，得了廿五兩賞銀；有紅眼睛阿義，是“管牢的”獄卒，他想向夏瑜去“盤盤底細”，并“榨一點油水”，不料夏瑜竟勸他造反，說：“這大清的天下是我們大家的！”阿義“便打他兩個嘴巴”。 第四段述夏瑜的母親夏四奶奶去上夏瑜的墳，小拴的母親華大媽也去上小拴的墳，在墳場相遇，兩人都是花白頭發，但是誰也不知道誰的兒子曾經吃過誰的兒子的血。只是夏瑜的墳上有一圈紅白花，使夏四奶奶發楞，也使華大媽發楞，但是誰也不知道“這是怎么一回事呢？” 三 《藥》的內容是這樣一個叫人窒息的悲劇，而有一幅廣大的幕，籠罩這全部悲劇的，便是群眾的愚昧。 一個大時代的來臨，只有孤孤單單的一個夏瑜看出來，喊出來，做出來了。四周卻彌漫著愚昧，愚昧，愚昧。 夏四奶奶雖然生得出一個革命者的兒子，她卻了解不了一個革命者的兒子。她因為慈愛自己的兒子，所以她會說：“瑜兒，可憐他們坑了你，他們將來總有報應，天都知道！”可是她把墳上的花環誤認為夏瑜顯靈，她希望烏鴉飛上夏瑜的墳頂，她依然免不了慈愛的愚昧。 華氏老夫婦也是慈愛的愚昧：他們相信人血饅頭可以醫治他們兒子的肺癆，他們不知道這個革命者的血是為他們的幸福而流的，但是他們對于兒子是夠慈愛的了，這不是慈愛的愚昧是甚么？ 夏三爺、紅眼睛阿義、康大叔，是一類。夏三爺不了解侄子的行為，卻把侄子的生命換了二十五兩銀子；紅眼睛阿義不接受夏瑜的宣傳，卻打夏瑜兩個嘴巴；康大叔稱贊：“夏三爺真是乖角兒，要是他不先告官，連他滿門抄斬，現在怎樣？銀子！”他罵夏瑜：“那個小家伙不要命，不要就是了。……這小東西也真不成東西！關在牢里，還要勸牢頭造反。”這三個人都是兇狠的愚昧。 花白胡子，二十多歲的人，駝背五少爺，是一類。他們三個人對于“紅眼睛阿義打了夏瑜兩個嘴巴，而夏瑜還說紅眼睛阿義可憐”這一件事，自始至終沒有法子了解；結果有一個人提出“瘋了！”的答案來，大家都心滿意足了。這無以名之，名之曰茫漠的愚昧。 夏瑜便在這用種種愚昧織成的幕下犧牲了。 四 夏瑜兩個字顯然是從先烈秋瑾這名字來的。刑場在有四個黯淡的金字的破匾的丁字街頭，也顯然就是秋先烈殉難的紹興“古軒亭口”。不過魯迅先生描寫的往往是類型，絕不黏著一件個別的事物。所以夏瑜“不就是夏四奶奶的兒子嗎？”忽然由女子化為男身了。老拴小拴這類名字，顯然是北方人的，一點沒有江浙的色彩。國語文學由魯迅先生奠了基；因為是國語文學，所以描寫類型的作品，往往是中國的而不是某一地方的，用到中國的無論那一部份都可以通。 瑜兒墳上的一個花環，魯迅先生本來不主張放。他在《吶喊》的自序上說：“既然是吶喊，則當然須聽將令的了，所以我往往不恤用了曲筆，在《藥》的瑜兒的墳上平空添上一個花環，在《明天》里也不敘單四嫂子竟沒有做到看見兒子的夢，因為那時的主將是不主張消極的。”事實上，一個革命者的墳頭有著瞻仰禮拜的人也很合理。如果我們把夏瑜認作秋先烈，那么，吳芝瑛、徐寄塵幾位先生似乎都去過，各地學生也有偷結隊前往的，我自己那時雖只有十三歲，也曾到府山腳下去瞻禮過秋先烈的白木棺材。如果花環只是象征也有親屬以外的人上墳，那么我敢相信，夏瑜的墳頭祭掃者決不會只有夏四奶奶一人。魯迅先生雖然以為“用了曲筆添上”這花環，只是“因為那時的主將是不主張消極的” 。我則以為有了花環也還是很自然，愚昧的群眾中往往有極少數極少數比較清醒，各各他地方的耶穌十字架下還不是跪著一堆人嗎？ 五 魯迅先生和我說過，在西洋文藝中，也有和《藥》相類的作品。例如俄國的安特來夫，有一篇《齒痛》（原名Ben Tobit），描寫耶穌在各各他釘在十字架上的那一天，各各他附近有一個商人患著齒痛。他也和老拴小拴們一樣，覺得自己的疾病，比起一個革命者的寃死來，重要得多多。 《齒痛》的主人翁般妥別忒，當齒痛的時候，“有好幾次，小孩們跑到他身邊，用急促的聲音，對他講拿撒勒的耶穌的事。般妥別忒立定，暫時聽他們的話，歪著臉，但他便即發怒頓腳，將他們趕走。他是一個和善的人，很愛小孩的，但現在因為他們用這樣小事來煩擾他，他所以生氣了。”把耶穌釘死的事當作“這樣小事”，這和小茶店里的茶客們談論夏瑜，真是如出一轍。 《齒痛》從頭到尾描寫齒痛對于般妥別忒的重要，而把耶穌的釘死輕輕帶起幾筆。《藥》也有相像的作風，更加厲害的是眾人對于夏瑜的輕蔑，奚落和唾罵。 還有俄國的屠爾介湟夫五十首散文詩中有一首《工人和白手的人》，用意也是彷彿的。白手的人是一個為工人的利益而奮斗至于犧牲的人。他的手因為帶了多時的刑具，沒有血色了，所以成了白手。他是往刑場去被絞死的。可是俄國鄉間有一種迷信，以為絞死的人的繩子可以治病，正如紹興有一種迷信，以為人血饅頭可以治肺癆一樣，所以有的工人跟著白手的人到刑場去，想得到一截繩子來治病。不知不覺中，革命者為了群眾的幸福而犧牲，而愚昧的群眾卻享用這犧牲了。 六 對于群眾的愚昧，我個人的看法，以為一則不必否認而樂觀，再則不必是認而悲觀。許多太樂觀的人，以為群眾的力量如何如何偉大，或以為“群眾一點也不愚昧，只有我們才真愚昧！”這在我看來，覺得不近事實。有的太悲觀的人，以為群眾永遠是這樣愚昧下去，先知先覺的人永遠是這樣被誤解下去，那在我看來，也覺得不近事實。 群眾是可以教育的。群眾蘊蓄著無限的可能性。愚昧是一時的現象，是由種種原因造成的。我們希望因為教育的緣故，群眾的智慧一天一天的能和先知先覺者的智慧減少距離；先知先覺者因群眾的愚昧而犧牲的事也一天一天的減少；國家的法律對于特異的思想和言論，一天一天的能有更多的容忍，政治上有地位，社會上有勢力，思想界有貢獻的權威們，對于一個或多個鹵莽的青年們的言論舉動，一天一天的能有一番考慮，能設身處地的加以一番原諒，還能自己問自己會不會有意無意的成了《藥》中的康大叔，夏三爺，紅眼睛阿義，或花白胡子，駝背五少爺，二十多歲的人，有眼不識泰山，輕輕的把夏瑜放過，讓他冤沉海底，永遠懊悔不過來。冤沉海底是沒有再起來的希望的，死后的銅像、祀典、史傳、撫恤，都不能贖回當初的愚昧。 教育的力量不是誰能教誰或是誰必須受教的問題，而是群眾的對于知識的信賴，對于情感的制抑，對于仁愛的培養的一個總態度的造成的問題。我相信群眾的這個態度一定能逐漸的造成，就是距離愚昧一定能日遠一日。 我還是相信魯迅先生的花環放得合理。 孔乙己我嘗問魯迅先生，在他所作的短篇小說里，他最喜歡哪一篇。 他答復我說是《孔乙己》。 有將魯迅先生小說譯成別種文字的，如果譯者自己對于某一篇特別有興趣，那當然聽憑他的自由；如果這位譯者要先問問原作者的意見，準備先譯原作者最喜歡的一篇，那么據我所知道，魯迅先生也一定先薦《孔乙己》。 魯迅先生自己曾將《孔乙己》譯成日文，以應日文雜志的索稿者。 《孔乙己》的作者，把創作的鏡頭，放在一個小酒店學徒的身上，憑了他來攝取一個酒店顧客（孔乙己）的肖像。 “孔乙已是站著喝酒而穿長衫的唯一的人。”原來魯鎮咸亨酒店的顧客有兩類。第一類：“做工的人，傍午傍晚散了工，每每花四文銅錢買一碗酒。這是二十多年前的事，現在每碗要漲到十文，靠柜外站著，熱熱的喝了休息；倘肯多花一文，便可買一碟鹽煮筍，或者茴香豆，做下酒物了。如果出到十幾文，那就能買一樣葷菜，但這些顧客，多是短衣幫，大抵沒有這樣闊綽。”第二類：“只有穿長衫的，才踱進店面隔壁的房子里，要酒要菜，慢慢地坐喝。”孔乙己卻在兩類當間，不屬于哪一類，所以說是“站著喝酒而穿長衫的唯一的人”。 他有士大夫階層的知識程度，所以他開口便是“之乎者也”，一般顧客連掌柜在內都不懂。他有士大夫階層的疏懶習慣，雖然“寫得一筆好字，替人家抄書，換一碗飯吃，可惜好喝懶做，坐不到幾天，便連人和書籍紙張筆硯，一齊失蹤”。只是他沒有士大夫階層的經濟背景和處世技術，而仍有士大夫階層的體面問題，“偶然做些偷竊的事”，卻爭辯道“竊書不能算偷”，甚至被人打斷了腿，還低聲說道：“跌斷，跌，跌。”以后他一定忍受不住這樣苦痛的生活而死了。 文中所提的“魯鎮”，在作者的小說中有好幾處提到，實在是一個創造的地名；我想這個地名所包含的內容就是作者的父系故鄉（紹興城內都昌坊口）和母系故鄉（紹興東皋鄉安橋頭）的混合體，我們到那兩處附近去，一定可以尋到許多跡象。 而“咸亨酒店”卻是一個真店號，就在都昌坊口，作者故里的斜對門，我還見過多少回，大概至今還在，這稱小規模的老字號是不大容易倒閉的。 《孔乙己》中的主角孔乙己，據魯迅先生自己告我，也實有其人，此人姓孟，常在咸亨酒店喝酒，人們都叫他“孟夫子”，其行徑與《孔乙己》中所描寫的差不多。 何以魯迅先生自己最喜歡《孔乙己》呢？我簡括的敘述一點作者當年告我的意見。 《孔乙己》作者的主要用意，是在描寫一般社會對于苦人的涼薄。 對于苦人是同情，對于社會是不滿，作者本蘊蓄著極豐富的情感。不滿，往往刻畫得易近于譴責；同情，又往往描寫得易流于推崇。《吶喊》中有一篇《藥》，也是一面描寫社會，一面描寫個人；我們讀完以后，覺得社會所犯的是彌天大罪，個人所得的卻是無限同情。自然，有的題材，非如此不能達到文藝的使命；但是魯迅先生自己，并不喜歡如此。他常用四個紹興字來形容《藥》一類的作品，這四個紹興字我不知道應該怎樣寫法，姑且寫作“氣急虺隤”，意思是“從容不迫”的反面，音讀近于“氣急海頹”。 《孔乙己》的創作目的既在描寫一般社會對于苦人的涼薄，那么，作者對于咸亨的掌柜，對于其他的顧客，甚至對于鄰舍孩子們，也未始不可用《藥》當中處理康大叔，駝背五少爺，紅眼睛阿義等的方法來處理他們。一方面固然是題材的關系，《藥》的主人公是革命的先烈，他的苦難是國家民族命運所系；而《孔乙己》的主人公卻是一個無關大局的平凡的苦人。另一方面則是作者態度的“從容不迫”，即使不像寫《藥》當時的“氣急虺隤”，也還是達到了作者描寫一般社會對于苦人的涼薄的目的。魯迅先生特別喜歡《孔乙已》的意義是如此。 臘葉魯迅先生的散文詩集《野草》當中包含散文詩二十三篇，第二十一篇是《臘葉》。 諷誦，欣賞，研究一篇文藝作品，只注意它的外形與內涵本來也就夠了；就《臘葉》論《臘葉》，不是一篇簡潔，明快，犀利，深刻的散文詩了嗎？至于作者當時的動機等等，置之不論也沒有甚么不可的。 不過《臘葉》寫成以后，先生曾給我看原稿；仿佛作為閑談似的，我曾發過一次傻問：“何以這篇題材取了《臘葉》？”先生給我的答案，當初便使我如獲至寶，但一直沒有向人說過，至今印象還是深刻，覺得說說也無妨了。 “許公很鼓勵我，希望我努力工作，不要松懈，不要怠忽；但又很愛護我，希望我多加保養，不要過勞，不要發狠。這是不能兩全的，這里面有著矛盾。《臘葉》的感興就從這兒得來，《雁門集》等等卻是無關宏恉的。”這便是當時先生談話的大意。 “許公”是誰，從談話的上下文聽來，我是極其明白的。魯迅先生的熟朋友當中，姓許的共有五位。第一位自然是許季茀先生壽裳，那是先生幼年的朋友，友誼的深摯，數十年如一日的。第二位是許季裳先生丹，一位留學印度，研究佛經的學者，先生壯年的研究學術的朋友，可以說是先生的道義之交。還有三位都是較晚一輩的少年朋友：一位是少年作家許欽文先生，一位是欽文的妹妹許羨蘇女士，還有一位則是許廣平女士景宋。我常常私議：“魯迅先生的好友當中，姓許的占著多數，'許’字給予先生的印象是最好的。” 但是那時先生口頭的“許公”，決不是其他四位，確指的是景宋先生。景宋先生初在報上發表文字，錢玄同先生便來打聽我：“景宋的文字象是一個熟人所寫，景宋到底是誰呢？” 我的答覆便說：“是許公。” “阿，我知道了，當然是她。她要景仰宋廣平，所以自號'景宋’嘍。” 我把這話告訴魯迅先生，先生卻說：“玄同完全錯了，你對他說，他的推理是完全靠不住的。我告訴你：許公的母親姓宋，她為景仰母親，所以自號'景宋’；至于她名'廣平’，也和宋廣平全不相干，只是廣東的風氣，常常喜歡把地名放在名字當中，例如她名'廣平’，她的妹妹名'東平’，何嘗有宋廣平的影子呢？” 關于這一段話，我以后沒有機會再問景宋先生，但魯迅先生既如此說，我想一定是不錯的。 魯迅先生知道景宋先生如此之深，景宋先生又鼓勵和愛護魯迅先生如此之切，我那時便感覺他們兩位的情感已經超出友誼以上了。 魯迅先生自己在《野草》英譯本序言中，曾經提示了幾篇的創作用意，關于《臘葉》只有一句話，原文不在手邊無法引用，但我記得與先生當年和我所談完全相合，彷彿有“對于愛我者的感激”等字樣。“愛我者”當然是許景宋先生。 《臘葉》的原文不過四五百字，而含蓄的意義是很深長的。以“燈下看《雁門集》，忽然翻出一片壓干的楓葉來”一句話開始，作為全篇三節中的第一節。“一片壓干的楓葉”便是《臘葉》的字義解釋。 第二節記“去年的深秋”怎樣把這片楓葉“夾在剛才買到的《雁門集》”里。 “繁霜夜降，木葉多半凋零，庭前的一株小小的楓樹也變成紅色了。我曾繞樹徘徊，細看葉片的頗色，當它青蔥的時候是從沒有這么注意的。它也并非全樹通紅，最多的是淺絳，有幾片則在緋紅地上，還帶著幾團濃綠。”這三句描寫“臘葉”在未被摘下，未被夾入以前，它在楓樹上所處的是怎么一個環境。 以下便要描寫《臘葉》的本身了：“一片獨有一點蛀孔，鑲著烏黑的花邊，在紅黃和綠的斑駁中，明眸似的向人凝視。” 以下則是作者的心情：“我自念：這是病葉呵！便將他摘了下來，夾在剛才買到的《雁門集》里。大概是愿使這將墜的被蝕而斑駁的顏色，暫得保存，不即與群葉一同飄散吧。” 以上是第二節的全文。從最后的兩句話里，我們看出作者又用了一個“病葉”的新詞。題目里的《臘葉》，第一節里的“壓干的楓葉”，第二節里的“病葉”，和第三節里的“將墜的病葉”，四個不同名詞指的是同一東西。但是到了“病葉”這名詞提出的時候，作者的心情，顯然已經由鑒賞而至于憐惜，由憐惜而至于自況了。說“自況”還是不夠的，這時候的作者，已經與“病葉”合而為一。 作者既與“病葉”合而為一，既已取得“病葉”的地位，那么誰又取得作者的地位呢？取得作者的地位的自然只有“愛我者”。 我們把“病葉”看成作者，把作者的口氣轉給“愛我者”，這樣，好些關節自然解通了。例如第二節中說：“大概是愿使這將墜的被蝕而斑斕的顏色，暫得保存，不即與群葉一同飄散吧。”這原是作者自己推測去年憐惜“病葉”的心情，一轉過來，卻變成作者推測“愛我者”愛護作者的心情了。因為是“對于愛我者的感激”，所以有些自謙自抑的語調。又如第三節中說：“假使再過幾年，舊時的顏色在我記憶中消去，怕連我也不知道何以夾在書里面的原因了，將墜的病葉的斑斕，似乎也只能在極短時中相對，更何況是蔥郁的呢。”這又似從謙抑轉入傷感了。 《臘葉》文后寫著“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魯迅先生逝世是在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我們記住這短短的十年歲月，再回過頭來讀《臘葉》第三節中的“將墜的病葉的斑爛，似乎也只能在極短時中相對，”在這對“愛我者”深自謙抑與傷感的口吻中，不覺令人大有所悟，仿佛魯迅先生真是預言家，預言家不但透達人情物理，連他自身的將來也早已看得清清楚楚的了。 楊貴妃關于魯迅先生的未完成的作品，似乎已經有人提到，手邊沒有書籍，不能確切征引。其中以劇本《楊貴妃》為最令人可惜。 魯迅先生對于唐代的文化，也和他對于漢、魏、六朝的文化一樣，具有深切的認識與獨到的見解。有許多望古遙集的學者或收藏家，不是說三代以下的文章不足觀，便是說史漢以下無好文章，他們甚至以為唐碑不算古碑，唐代的遺物不算古物；魯迅先生是受過近代科學訓練的人，對于某一時代的愛憎，絲毫沒有這種不合理的偏見。 他覺得唐代的文化觀念，很可以做我們現代的參考。那時我們的祖先們，對于自己的文化抱有極堅強的把握，決不輕易動搖他們的自信力；同時對于別系的文化抱有極恢廓的胸襟與極精嚴的抉擇，決不輕易的崇拜或輕易的唾棄。這正是我們目前急切需要的態度。 拿這深切的認識與獨到的見解作背景，襯托出一件可歌可泣的故事，以近代戀愛心理學的研究結果作線索：這便是魯迅先生在民國十年左右計劃著的劇本《楊貴妃》。 魯迅先生的原計劃是三幕，每幕都用一個詞牌為名，我還記得它的第三幕是“雨淋鈴”。而且據作者的解說，長生殿是為救濟情愛逐漸稀淡而不得不有的一個場面。除此以外，先生曾和我談過許多片段計劃，但我現在都說不上來了。 所感到缺憾的只是魯迅先生還須到西安去體味一下實地的風光。計劃完成以后，久久沒有動筆，原因就在這里。 恰巧西安講學的機會來了。魯迅先生那時幾已十年沒有旅行，又因本有體味一下唐代故都生活的計劃，所以即刻答應了西北大學的邀請。 我們以火車為交通工具，起于北平止于陜州，以后便是一天旅行數十里至多一百里的黃河船了。我們在黃河船上望見靈寶城，濯濯的邱陵上現出一叢綠樹。我已經受了感動，對魯迅先生說： “宜乎美人出生在這里了。” 魯迅先生靜靜的望著，沒有甚么表示。我知道先生的脾氣，沒有表示或者是大有所感，或者是毫無所感，決不是有了平平常常的感想。 到了西安以后，我們發現了一種極平凡的植物，為數實在可觀，幾乎家家園子里都有的，便是白色的木槿花。木槿花本是極平凡的植物，但在別處只看見一株兩株，而且是紅色的居多，從未有像西安的木槿花那樣白色的一片。我也已經受了感動，對魯迅先生說： “將來《楊貴妃》的背景中，應該有一片白色木槿花。” 魯迅先生靜靜的望著我，沒有甚么表示。這時候我漸漸有了警覺，擔心著《楊貴妃》的計劃難免會有根本的變動了。我們看大小雁塔，看曲江，看灞橋，看碑林，看各家古董鋪，多少都有一點收獲。在我已覺得相當滿意，但一叩問魯迅先生的意見，果然在我意中也出我意外地答覆我說： “我不但甚么印象也沒有得到，反而把我原有的一點印象也打破了！” 魯迅先生少與實際社會往還，也少與真正自然接近，許多印象都從白紙黑字得來。在先生給我的幾封信中，嘗談到這一點。 從白紙黑字中所得的材料，構成了一個完美的第一印象；如果第二印象的材料也由白紙黑字中得來，這個第二印象一定有加強或修正第一印象的價值；但是如果第二印象的材料來自真正自然或實際社會，那么它的加強或修正第一印象的價值或者要大大的減低，甚至會大大的破壞第一印象的完美也是可能的。 對于魯迅先生的失望，我想第一步或者可以適用這樣一個解釋。 魯迅先生怕看《黛玉葬花》這一類戲，他對我說過，就為的不愿破壞他那從白紙黑字得來的完美的第一印象。那么真實的靈寶城等等，怎么會不破壞他那想象中的“楊貴妃”的完美呢？ 其次，那時的西安也的確殘破得可以。殘破還不要緊，其間因為人事有所未盡而呈現著復雜，頹唐，零亂等等征象，耳目所接觸的幾無一不是這些，又怎么會不破壞他那想象中的“楊貴妃”的完美呢？ 在我們的歸途中，魯迅先生幾乎完全決定無意再寫《楊貴妃》了。所以嚴格的說：《楊貴妃》并不是未完稿，實在只是一個腹稿。這個腹稿如果作者仍有動筆的意思，或者可以說，因到西安而被破壞的印象仍有復歸完美的事實，那么《楊貴妃》在作者逝世前共十二三年的長時間內，不是沒有寫作的機會。可見那一次完美印象的破壞一定是相當厲害的了。 魯迅先生在西安，沒有得到甚么新的激刺。我們都想找一點新花樣來提起大家的興趣。那時西安的鴉片不但沒有禁絕，而且還相當的通行。魯迅先生忽然愿意嘗一嘗異味。原來前輩的詩人如波特來爾，并世的文人如柯克多，都曾用麻醉劑來獲得靈感，因此靈感而寫出好的詩文。魯迅先生對于醫藥有研究，常說鴉片原是極有價值的藥品，不濟的人卻拿來當飯吃，自然只有死路一條。他為獲得靈感，也為嘗嘗異味，于是決定訪求。 同學張辛南兄在省署任秘書，西安方言讀秘書曰“密夫”，他的交游是四通八達的，有的軍官家里據說常常有三四套煙具，我于是托“張密夫”設法。魯迅先生說他幼時曾在尊長的煙具旁盤桓過，但始終沒有嘗過煙味，我自己也是一樣，所以我們都抱著好奇的心理。 那一天我是完全失敗了，我覺得煙嘴太口，與紙煙雪茄過分懸殊，吸著極不方便，淺嘗以后便放下了。魯迅先生吸得還算順利，吸完以后靜靜的等候靈感的來臨，不料竟像扶乩一樣，那一天靈感沒有降壇。我問先生結果怎樣，先生卻失望地答覆我說： “有些苦味！” 我知道魯迅先生也失敗了。 萬一那一天我們居然成功，那么《楊貴妃》也許早就問世了。 惜別讀了許景宋先生在第六卷四期《抗戰文藝》上《民元前的魯迅先生》以后，我很覺得感奮。魯迅先生和我們永別已四年了，第一念好似已經有了四十年；但是無怪的，我們在這四年里面，做了多少照耀史冊的大事，不但抵得了平時的四十年，也許抵得了迂回曲折、踟躇不前的四百年。但是第二念，好似只隔了四日，因為魯迅先生的聲音笑貌都在眼前，他的遺訓像耳提面命一般的促醒我們努力，說四日已經太多了，魯迅先生實在并沒有離開我們。 這篇的題目我寫上了“惜別”兩字，主要的意思是在提到藤野先生的《惜別》一節，其次才是我們和魯迅先生一別四年的“惜別”。 藤野先生給魯迅先生印象之深，似乎連藤野先生自己也不大了然。記得我們的報紙上曾經譯過東京記者訪問藤野先生的一篇記事，敘述藤野先生不但幾乎忘記了三十年前曾有這樣一位中國學生，連他贈給魯迅先生一張相片的事也忘記了，以為也許是他那去世已久的太太經手代贈的。這可不然，我在魯迅先生的書齋中，清清楚楚的看見在這張相片的背面，有藤野先生親筆的“惜別”兩字。藤野先生的清癯謹厚的面容，戴著近視眼鏡，留著短短的頭發，都還在我的記憶之中。魯迅先生去世以后，我去拜望周老太太，并去瞻仰魯迅先生所謂“老虎尾巴”式的書齋，還看見這張藤野先生的相片。 辛亥革命時代紹興的都督名“王金發”，同時還有兩個要人名“黃介卿”和“黃競白”。紹興方言“王”和“黃”二字一樣讀作“王”，所以當時有“反對三王”的口號。關于“反對三王”，一則由于革命者的幼稚，再則由于封建勢力的反動，魯迅先生似乎曾在文字中解釋過。 魯迅先生任師范學校校長，誠如許景宋先生文中所說：“是當局對前任校長不滿意，要他來繼任之后，可以從辦交代中，找出前校長的錯處，做一個堂堂的處理的。”這位前任校長，是杜海生先生，民國十五年左右曾任開明書店的經理，開明出版的書籍中還有“發行人杜海生”等等字樣。 所謂“當局對前任校長不滿意”的原因，是一般青年革命者認為杜先生在秋先烈瑾殉難的時候，站在可以援救的地位而不援救。但在魯迅先生的看法，杜先生未必有援救的力量，援救了也未必有效，不援救也決不應該在交代的時候借故報復，所以魯迅先生沒有遵照當局的意旨，在交代中任意挑剔。 許景宋先生說：“在紹興尚未光復之前，人心浮動，先生曾經召集了全校學生們，整隊出發，在市面上游行了一通來鎮靜人心，結果大家當作革命軍已經來了，成為唾手而得的紹興光復。”我回憶了許久，要想找尋遷批“整隊出發”的全校學生們當時所用的名義，最后才記出是一個頗為特別的“武裝演說隊”。 武裝演說隊將要出發的時候，魯迅先生會有一段簡單的訓話，當時同學中有一位當隊長的請問先生：“萬一有人攔阻便怎樣？”魯迅先生正顏厲色的答復他說：“你手上的指揮刀作甚么用的？”那時學校用的指揮刀都沒有“出口”，用處雖不在殺人，但當作鞭子用來打人也就夠厲害的，結果游行一趟直到回校沒有遇著抵抗。這就是同衢張貼“溥儀逃，弈劻被逮！”的大新聞，紹興成立軍政府那一天；都督王金發到紹興還在這以后約五天左右。 關于秋先烈，許景宋先生文中說：“假使趕快款待餐飯，也會風平浪靜地化險為夷。”魯迅先生常說，秋先烈加入吃飯，如果只添一客飯菜，一定是吃不夠的。這事一方面表示日本人的食量小和寒酸，一方面表示秋先烈的健康。秋先烈就義時代的一般空氣，魯迅先生在小說《藥》中表現出來。《藥》的主人翁名“夏瑜”，就是隱射“秋瑾”二字。《藥》的篇末，烈士墓上發現花圈，這在當時也是事實。浙江一帶學校的學生，爭向秋女俠墓前瞻禮。花圈在當時是極時髦的禮物，一般人決不了解的，在壘壘荒冢之中，竟有一處著了花圈，不但一般人不解，即先烈的母親也以為這是先烈顯圣。 魯迅先生對太炎先生的敬禮始終不衰，有如許先生文中所述。也曾常常講到太炎先生的性情行事。例如大掃除，警察總要把地板和天花板都起下來，弄得滿屋凌亂。太炎先生氣憤之余，就說這是日本人反對他著作，或則說日本人受了清室的委托，有意使他生活不安，不能作革命的事業。魯迅先生那時是青年，態度比較客觀，知道大掃除是挨戶進行的事，決不是有意使章太炎先生受窘，心中是明白的，但也不與太炎先生抗爭。太炎先生講《說文解字》，往往四五小時連著講，夏天大赤膊，但不喝茶水，只是不斷的抽煙。對面房間里住著劉申叔先生夫婦，為了辯論，太炎先生常常不穿衣服，闖進劉申叔先生房中去。 太炎先生最后一次到北平去，門徒們公宴席上，問起魯迅先生，說：“豫才現在如何？”答說現在上海，頗被一般人疑為左傾分子。太炎先生點頭說：“他一向研究俄國文學，這誤會一定從俄國文學而起。”我曾在魯迅先生書齋中看見一張太炎先生所書大條幅，上款只寫“書贈豫才”四字，下題“章炳麟”。 因許文而引起的回憶止此，將來有機會再寫。 往事魯迅先生常說：“許多往事，知道的人浙漸少了，要是不趕緊寫，實在是可惜的。”但是他的生活，永遠在思想的斗爭中，似乎無暇記述這些往事，他的愿望并沒有充分地達到。現在卻輪到我們來記述魯迅先生的往事了。 魯迅先生常常談到幾位同鄉的先烈在火車中讓坐的故事：那時國內還沒有火車，而國人的禮貌卻極周到；幾位同鄉的革命者，內有陳伯平先生，剛從中國東渡日本，魯迅先生從東京到海口去接他們；上岸以后，換乘火車，同赴東京；諸先烈第一次與火車接觸，以為火車內的規矩一定和房屋內一樣，坐位有尊卑大小之別，必須互相遜讓；但是到底哪些坐位是尊是大，哪些又是卑是小呢？還得從詳研究。魯迅先生已經提供了火車內不必讓坐的意見，但是先烈們哪里肯依，仍然繼續的研究和遜讓。魯迅先生正在心中憂慮著從事革命工作的人，連這一點社會的舊習慣都革不掉，將來如何擔當國家大事？說時遲，那時快，火車一開，先烈們好幾位都絆倒了。 這種故事，減少先烈們的神性，卻增加他們的人性，同時也承認了不可磨滅的客觀的歷史性和時代性。我們現在對于魯迅先生，記述他的生活，也該用這樣的態度。 魯迅先生的復仇觀念最強烈，在日本時每于課余習些武藝，目的就在復仇。幼年被人蔑視與欺壓，精種上銘刻著傷痕，發展而為復仇的觀念。后來魯迅先生回國，見仇人正患不名譽的重病，且已到了彌留；街談巷議并傳此人患病的部分已經脫落，有人在毛廁中發現。魯迅先生只好苦笑，從此收拾起他那一把匕首。魯迅先生常常從書架上拿下那把匕首來當裁紙刀用，刀殼是褐色木質的，殼外橫封兩道白色皮紙，像指環一般。據魯迅先生解說，刀殼原為兩片木頭，只靠這兩道皮紙的力最，才封成整個的刀殼。至于為甚么不用整片的木頭，或用金屬的釘子或圈子，使刀殼更為堅固呢？魯迅先生說，因為希望它不堅固，所以只用兩道皮紙；有時仇人相見，不及拔刀，只要帶了刀殼刺去，刀殼自然分為兩半飛開，任務就達成了。 魯迅先生復仇的任務，雖只剩了一聲苦笑，但關于匕首的解說，往往使他引動少年豪氣，興趣極為濃厚，如在微醺以后，更覺有聲有色。我自己已經聽過這故事的了，一天到先生書齋中去，看見桌上又放著匕首，許景宋先生等七八位青年在座。魯迅先生說：“這故事你是聽過了的，我又在這兒對著青年自稱英雄了。” 民元以前魯迅先生在紹興中學校任學監。紹興中學校那時還是“紹興府學堂”。紹興府共轄八縣，各縣籍的學生都有，各縣籍的教職員也都有。紹興的首縣是山陰會稽。魯迅先生是會稽人。因為同屬首縣，山陰會稽不分甚么畛域，兩首縣籍的人統稱山會人。例如兩縣旅北平的會館合在一處，曰“山會邑館”，現稱“興興縣館”。廢府以后，山會兩縣合為紹興縣。但是兩縣和其他六縣卻常有畛域，在府學堂里，各縣籍的教職員與各縣籍的學生關系往往比較密切，魯迅先生當初并不了然。他任學監，有獎懲學生之權。他的獎懲自然一憑客觀的標準。但是他漸漸的發覺，凡開除某縣學生的時候，必有某縣教職員擠滿了他的屋子，替被開除的學生向他求情。從此山會籍的學生犯了校規，他也要考慮一番，不但決不矯枉過直，偏偏嚴懲他們，而且鑒于各縣教職員對于同鄉學生的回護，他自己是山會籍人，山會籍的教職員又特別少，所以凡能從寬發落的他就盡量從寬發落。魯迅先生待人處世，第一步總是厚重寬大，萬一因為厚重寬大而上了當，別人對他太不厚實寬大時，他的還擊的力量往往是很可觀的。 上當以后的一個對策是還擊，又一個對策是退卻。紹興府學堂的教職員們常常發起，星期日乘畫舫到禹廟蘭亭去游玩，魯迅先生也就隨喜他們。畫舫的規模很宏大，有三艙、四艙、五艙的分別：每艙有明瓦，上有名人書畫的遮陽。艙內有桌椅，有茶煙，也有廚房，魚蝦菜蔬沿途可以買到。人在畫舫之內，宛如置身教室，如有不同，只是窗外的景物時時變換而已。 在這種逸豫優渥的環境中，人們最易聯想到的是不正當的娛樂。畫舫里面本備有各種博具，只要乘客一開口，就可以拿出來玩耍。這群教職員當中，只有魯迅先生沒有辮子。消息傳到城里，說畫舫中還有一個和尚，社會間即刻想到府學堂的教職員們借游山水為名而在畫舫中賭博。魯迅先生上當之余，只有退卻。從此他不再隨喜他們乘畫舫游山水了。 所謂“和尚”者，那時的裝束與真正的“和尚”也不完全相似。許多留日回國的學生，為適應國內的環境，每每套上一支假辮子。那些沒出息的，覺得這樣還不夠，必須隔兩三天到理發館為假辮子理頭發，擦油，使人驟然看不出辮子的真假。 魯迅先生是一個革命者，當然決不肯套假辮子，頭發也不常理，平時總是比現在一般所謂平頭的更長約五分的亂簇簇的一團。胡子是已經留了的。身上有時穿西服，有時穿長袍。所謂長袍者，大抵是灰布的：冬天是灰布棉袍，春秋是灰布夾袍，初夏是灰布大褂，夏天是白色竹布或洋布大褂。褲子大抵是西服式的。皮鞋是東方式的，像現在軍服中的皮鞋，黑色而無帶，便于穿脫。 此外，魯迅先生常常拿一根手杖，就是《阿Q正傳》中所謂哭喪棒。下雨天，仿照西人的方式用布傘，不用那時一般社會通用的油紙傘。皮鞋原可兩用，雨天不再用那時一般社會通用的釘靴或釘鞋，也還沒有現在一般社會適用的套鞋橡皮。“和尚”的裝束大致如此。 我認識魯迅先生已歷三十年，總覺得三十年來，魯迅先生的性情乃至像貌，都沒有多少變更。面色也許略現蒼白，那是因為少見日光，或多抽了煙卷，決不是因為年老。這個看法也和魯迅先生及他的家人提過，他們都相當同意。有一天魯迅先生出示當時的相片，到底相差二三十年，我才不敢絕對堅持我自己的看法。 魯迅先生的少年時代——在先生逝世五周年紀念會講 紀念魯迅先生，我想，最好用學術演講。今天有曹靖華先生講“魯迅與翻譯”，郭沬若先生講“魯迅與王國維”，都是極有價值的演講。中間夾著一節由我報告《魯迅先生的少年時代》，我希望時間越短越好。將來魯迅先生的傳記材料日漸完備，傳記作品日漸增加，在紀念會上我們可以不需要這一項節目了。 “魯迅先生的少年時代”——籌備會交給我這個題目的時候，覺得自己也不大清楚；即有些須，也未經組織，所以報告時只能選擇幾件小事情談一談。 魯迅先生幼年時的家景很清寒，這是在他的作品中有好幾處提到的。至于所以清寒的原因，魯迅先生自己和其他學人似乎尚少講到。我從紹興的老輩口述中，知道一些含混的材料；在魯迅先生生前，因為他不大愿談家事，我不好詳細問他；而其他文字的記載，至今還沒有見過。 魯迅先生的祖父周福清先生，是當時的名進士，為翰林院編修。李莼客先生的《越縵堂日記》中常提到他。因為當時的蘇州，有他許多文化界的朋友，他常常寓居蘇州。據說某年的江蘇鄉試，主考官是周福清先生的同年。蘇州的紳士某君，有一子一侄，都要在這一年赴考。他請托周福清先生向主考官關說，周老先生似乎答應了，據說有他的一封親筆信件，落在當時蘇州府知府王可莊先生（仁堪）的手中。以后他老先生便遭受了一大連串的不幸：在蘇州被捕，解送北京，長期監禁，險遭殺戮。直至清室的慈禧太后七十“萬壽”才被大赦，已經是他的暮年了。 周老先生在北京受苦難的時候，他的紹興家庭中所被波及的，就是出賣田產和房屋。北京消息到：今年秋審，老太爺恐遭不測了，如能速匯銀兩，尚可在上下各處打點。于是紹興家庭中的田產和房屋趕緊出賣一部份，趕緊往北京匯款。這種事情大概每年必有一次。主持其事的是當時一位周府的少奶奶，紹興東鄉安橋頭魯府的小姐，也就是年享上壽至今還留在北平的周老太太，魯迅先生的母親。 魯迅先生的父親向未出仕，少年時就在家中臥病。魯迅先生作品中談到醫藥的問題很多，對于庸醫也最痛恨，因為家庭正遭大不幸，同時還要受庸醫的欺騙和剝削，“成對的蟋蛛”，“經霜的蘆筍”，這類怪藥名不知播弄了魯迅先生多少次，從典質所得的少許金錢，千方百計的去求得這種決不能治病的怪藥，換得的仍是魯迅先生的父親終于不救。魯迅先生決定學醫，與這個家庭情境亦有關系。 自然事情不是那么簡單，只說魯迅先生學醫的原因，我們現在至少已有三說：由于父病是一說；由于尋求放足方法是父一說（見許壽裳先生所編先生年譜），據我所知道還有一說是由于牙痛。魯迅先生十四五歲時患牙痛，告于家中長者，得到的答覆是：“不害羞，還虧你自己說得出來！”從此他便忍痛不說，默默的自己研究，這是一件甚么秘密。等到略見概梗，方知舊社會傳統的“無知識”的可怕，而新醫學之值得研究。這一說，魯迅先生生前曾和我談過。 自紹興到南京求學，在作品中曾提到只帶八元錢，及在南京入陸師學堂等。至于何以選擇南京的地點，據我所知，是因為在南京很有幾位周氏的前輩，周椒生先生那時任南洋水師學堂提調就是一例。嘗聽魯迅先生談及南洋水師學堂提調還自己擔任經學教授，督責學生背誦《左傳》。記得魯迅先生有一位族叔，至今還任海軍官長，便是那時水師學堂的學生。 在日本求學時代，我只提三位魯迅先生當年的同學，和一些極不重要的小事情。 一位是蔣觀云先生（智由）。他的年輩比魯迅先生略長，過從頗多，常到魯迅先生宿舍中發種種議論。一天觀云先生說：“人類可分長頭種和圓頭種兩種，最近買到一頂西式帽子，戴著總不合式，覺得他們長頭種的帽子，我們圓頭種戴著是不會合式的。”這一通議論發完以后，少年們非常著急，相與擔憂，說：“觀云也許要回國作官去了，紅纓帽是圓頭種的帽子，戴著不是一定合式嗎？”這可以見到當時少年革命隊伍中防范的嚴密，一言一動都極留意。不過觀云先生后來一直沒有作官，他的議論擴而大之，至多也不過像今日所謂“中國本位文化”。民國以后，觀云先生的哲嗣百器先生（尊簋）做了浙江的督軍，觀云先生年事漸高，更沒有出任公務的意思，遂以詩酒終其身。 一位是許季茀先生（壽裳）。許先生的年輩與魯迅先生相等，所學既相近，性情也相投，住處也在一起。《域外小說集》印成的時候，許先生幫忙最多。向章太炎先生學《說文》，聘俄國虛無黨人習俄文，聘印度人學梵文，許先生似乎都在一起。許先生并代魯迅先生將《域外小說集》運回上海，托某綢緞鋪寄售，不幸某綢緞鋪遭了火災，多余的《域外小說集》都損失了。許先生的家況較好，魯迅先生常說，許先生在求學時代，已經穿鼻煙色呢制成的西服了。魯迅先生直到晚年，少年時代的同學還時時見面，情誼之厚不減當年，思想行動與少年時代無多出入的，恐怕只有許季茀先生一人。 還有一位是陳公俠先生（儀）。陳先生與魯迅先生情誼之厚，幾與許先生不相上下。不過陳先生學軍事，回國以后又帶兵，又主持中央軍政，地方行政，工作的性質相差太遠，過從便沒有許先生那么多了。魯迅先生度著戰斗的生活，處處受紳士們的壓迫。大學教授中紳士居多，使他不能好好的教書，批評家中紳士也多，使他不能好好的創作。被紳士們包圍得水泄不通的時候，好像我們在敵機臨空時想念防空洞一樣，他常常會想念他的幼年同學時的好朋友，說：“不教書了，也不寫文章了，到公俠那兒做'營混子’去了！”我從前沒有聽見過“營混子”的名稱，魯迅先生給我解釋，我想這也無非為要達到敢說敢笑、敢愛敢恨的無可奈何時的一個理想的無職業的職業而已。 今天暫時講到這里為止，諸位，再見。 托尼學說，魏晉文章——魯迅先生逝世五周年雜感之一 從前劉半農先生贈給魯迅先生一副聯語，是“托尼學說，魏晉文章。”當時的友朋都認為這副聯語很恰當，魯迅先生自己也不加反對。 所謂“托尼學說”，“托”是指托爾斯泰，“尼”是指尼采。這兩個人都是十九世紀思想界的巨星，著作都極宏富，對于社會的影響都深而且大。魯迅先生的思想之博大精微，自然與他們相比也很恰當。而魯迅先生在學生時代，很受托、尼二家學說的影響。 魯迅先生研究漢、魏、六朝思想文藝最有心得，而且他所憑藉的材料都是以前一般學人不甚注意的，例如小說，碑文，器銘等等。尤其對于碑文，他所手抄的可以說是南北朝現存碑文的全部，比任何一家搜集的都豐富。而且工作態度最為精審，《寰宇訪碑錄》和《續錄》所收的他都用原拓本一一校勘過，改正許多差訛以外，還增出不少的材料。因此在他的寫作上，特別受有魏晉文章的影響。 托、尼二家的學說，一般的說法，是正相反對的。尼采的超人論，推到極端，再加以有意無意的誤解，在德國，便成了上次大戰前的裴倫哈特的好戰論，和這次納粹主義的侵略論。魯迅先生卻特別歡喜他的文章，例如《薩拉圖斯脫拉語錄》，說是文字的剛勁，讀起來有金石聲。而他的學說的精髓，則在鼓勵人類的生活，思想，文化，日漸向上，不長久停頓在瑣屑的、卑鄙的，只注意于物質的生活之中。 至于托爾斯泰的大愛主義，那是導源于基督教的精神，與后來思想上的平民主義，民族自決主義，國際平等主義，都有精神上的聯系。直到現在二次大戰時的反侵略陣線，例如對于歐洲被侵略的各小國，雖然它們的軍事勢力已在國內早被侵略國家所摧毀，還盡量的設法支持它們反侵略的微薄勢力，以期共同消滅侵略國家的暴力與野心，這還可以說與托爾斯泰的大愛主義有密切的關系。 托、尼學說的內容既有很大的不同，而魯迅先生卻同受他們的影響，這在現在看來，魯迅先生確不像一個哲學家那樣，也不像一個領導者那樣，為別人了解與服從起見，一定要將學說組成一個系統，有意的避免種種的矛盾，不使有一點罅隙；所以他只是一個作家、學者，乃至思想家或批評家。 魯迅和我們——魯迅先生逝世五周年雜感之二 魯迅先生始終是一個作家、學者，乃至是一個思想家或批評家。他對于國家民族，對于社會，對于人類，都有熱烈真誠的愛。而對方所以答覆他的，卻只是冷淡。這也很平常，個人愛國家民族，愛社會，愛人類，原不一定希望對方有冷淡以外的其他答覆。魯迅先生常說，他只會“吶喊”，意思是說，他絕不揭橥一個什么，大聲疾呼曰：“道在是矣，大家都隨著我來。”那是英雄，那是權威，那是領導者。他們所要求于對方的是信仰，是服從，是崇拜。他們對于國家民族，對于社會，對于人類，除了“愛”以外，還該加上一些別的東西。魯迅先生自己知道不是他們，所以對于這些別的東西，據我的看法，他并不曾努力加以培餐，尋求或獲得。對方答覆他的冷淡，他也并不介懷。 因為魯迅先生是作家、學者，乃至思想家、批評家；他遺留給后人的是許多作品，他的全集早經出版；后人如將對他發生關系，最適當的憑藉便是他的全集。 如果也和魯迅先生生前一樣，對方憑藉了他的作品而答覆他的只是冷淡，那在魯迅先生也不是意外；除了冷淡，還有贊成與反對：或反對多于贊成，或贊成多于反對；或先反對而后贊成，或先贊成而后反對，那在魯迅先生也都不是意外。這都是可能的，也都是合理的。 反對之不足，而至于攻擊；贊成之不足，而至于崇拜，這些在魯迅先生生前也都有過，以文字問世的人對于這些答覆自是早在意中的。但或有未見作品而即加以攻擊的，亦有未見作品而即加以崇拜的，魯迅先生是最覺著悵惘而不知所可的了。 魯迅先生的幾封信魯迅先生給我的信，如果都能保存起來，我想可以有一百來封。可惜民國十五年的京報事變，二十一年的上海戰爭，我都損失了不少書物，那些書物里面準有幾十封魯迅先生的信；加以平時不小心，居住無定處，因而散失的大概也不少。魯迅先生去世以后，我粗疏的翻檢了一下，只得到三封，大抵是早年的，現在重讀一下，很引起些回憶。信上所標日期，一封是一月十一日，一封是六月十二日，一封是十月廿四日。這些日期，未必在同一年份，但照信中所述各事推斷，總不出民國十一年或十二年。至于這三封信的先后，現在卻沒有法子確定了；我們姑且把它們算作同一年份的，然后照著月日的先后排下去吧。 一月十一日的一封是這樣—— 伏園兄： 惠書已到，附上答王君箋，乞轉寄，以了此一件事。 欽文兄小說已看過兩遍，以寫學生社會者為最好，鄉村生活者次之；寫工人之兩篇，則近于失敗。如加淘汰，可存二十六七篇，更嚴則可存二十三四篇。現在先存廿七篇，兄可先以交起孟，問其可收入文藝叢書否？而于陰歷年底取回交我，我可于是后再加訂正之。 總之此集決可出版，無論收入與否。但須小加整理而已。 《小白兔》一篇尚好，但所記狀態及言論，過于了然（此等議論，我亦聽到過），成集時易被注意，似須改得稍晦才是。又《傳染病》一篇中記打針（注射）乃在屁股上，據我所知，當在大腿上，地位太有參差，豈現在針法已有改變乎？便中望一詢為荷。 一月十一日夜，迅上。 信內所說“王君”不知是誰，所謂“了此一事”也不知是何事，現在完全記不得了。魯迅先生對于一個少年作家態度的誠懇，和對于他的作品指導的精微周至，這封信真是一個極好的例。現在欽文先生著作等身了，魯迅先生對他第一本集子的批評，無論在欽文先生或在我們一般人，實在是一件極可寶貴的材料。 六月十二日的一封是這樣—— 伏園兄： 今天副鐫上關于愛情定則的討論只有不相干的兩封信，莫非竟要依了鐘孟公先生的“忠告”，逐漸停止了么？ 我以為那封信雖然也不失為言之成理的提議，但在變態的中國，很可以不依，可以變態的辦理的。 先前登過的二十來篇文章，誠然是古怪的居多，和愛情定則的討論無甚關系，但在別一方面，卻可作參考，也有意外的價值。這不但可以給改革家看看，略為驚醒他們黃金色的好夢。而“足為中國人沒有討論的資格的左證”，也就是這些文章的價值之所在了。 我交際太少，能夠使我和社會相通的，多靠著這類白紙上的黑字，所以于我實在是不為無益的東西。例如“教員就應該格外嚴辦”、“主張愛情可以變遷，要小心你的老婆也會變心不愛你”之類，著想都非常有趣，令人看了茫茫然、惘惘然；倘無報章討論，是一時不容易聽到，不容易想到的，如果“至期截止”，杜塞了這些名言的發展地，豈不可惜。 鐘先生還是脫不了舊思想，他以為丑，他就想遮蓋住，殊不知外面遮上了，里面依然還在腐爛，倒不如不論好夕，一齊揭開來，大家看看好。往時布袋和尚帶著一個大口袋，裝些零碎東西，一遇見人，便都倒在地上道：“看看，看看！”這舉動雖然難免有些發瘋的嫌疑，然而在現在卻是大可師法的辦法。 至于信中所謂揭出怪論來便使“青年出丑”，也不過是多慮，照目下的情形看，甲們以為可丑者，在乙們也許以為可寶，全不一定，正無須乎替別人如此操心，現且就在上面的一封信里，也已經有了反證了。 以上是我的意見：就是希望不截止。若夫究竟如何，那自然由你自定，我這些話，單是愿意作為一點鑒考罷了。 六月十二日，迅。 信中有幾句引用的話，大抵是鐘孟公先生來信的原文。鐘孟公先生是誰，現在完全不記得了，或者當時也并不認識。“愛情定則的討論”，在《晨報》副刊上連登了一兩個月。當時我想試用觀在的大眾論壇一類方式，把這一個問題完全公開，文責由作者自負，讓大家討論個暢快。不料招來了許多責難：有的用買賣的立場，意謂“我們出錢買報，不愿意買這些謬論來看”；有的用道德的立場，意謂“這種謬論絕對不應享有公開發表的權利”；鐘孟公先生的“忠告”大抵以不宜使“青年出丑”為詞。魯迅先生則是主張繼續討論的。 魯迅先生并不一定要替那些謬人爭言論自由，只是覺得這些謬論“可作參考，也有意外的價值”。魯迅先生不大愿意和實際社會相接觸，下一封信里還有更詳細的解釋；他在這封信里，只說“我交際太少，能夠使我和社會相通的，多靠著這類白紙上的黑字，所以于我實在是不為無益的東西”。一方面他不主張遮蓋丑惡，以為“外面遮上了，里面依然還在腐爛，倒不如不論好歹，一齊揭開來，大家看看好”。這實在也是思想言論自由的精義。我現在看起來，覺得魯迅先生這一封信，似乎原是打算讓我發表的，所以即使仍用信箋，文字卻比平常通信豐腴些。不知怎樣我當初沒有想到，一壓竟壓了十五年，直到今日才公開出來。 十二月二十四日的一封是這樣—— 伏園兄： 昨天接兩信，前后相差不過四點鐘，而后信稱前信曰“昨函”，然則前寄之一函，已為送之者壓下一日矣，但好在并無關系，不過說說而已。 昨下午令部中信差將《小說史》上卷末尾送上，想已到。現續做之文，大有越做越長之勢，上卷恐須再加入一篇，共原稿為八十六七葉，始可與下卷平均，現擬加之篇姑且不送上，略看排好后之情形再定耳。 昨函謂一撮毛君及其夫人擬見訪，甚感甚感。但記得我已曾將定例聲明，即一者不再與新認識的人往還，二者不再與陌生人認識。我與一撮毛君認識大約已在四五年前，其時還在真正“章小人（Nin）”時代，當然不能算新，則倘蒙枉顧，自然決不能稍說魘話。然于其夫人則確系陌生，見之即與定例第二項違反，所以深望代為辭謝，至托至托。此事并無他種壞主意，無非熟人一多，世務亦隨之而加，于其在病院也有關心之義務，而偶或相遇也又必當有恭敬鞠躬之行為，此種雖系小事，但亦為“天下從此多事”之一分子，故不如消聲匿跡之為愈耳。 樹人上。十月廿四日。 再者，廿三函及書皮標本頃亦已到。我想不必客氣，即用皇帝所用之黃色可也，今附上，余者暫存，俟面繳。 面上印字之樣子，擬亦自定一款式，容遲日奉上，意者尚不急急也。 樹又上。廿四。 第二信中，魯迅先生已自謂“交際太少”；第三信中，乃把不愿交際的原因詳細解釋。“定例”兩條，“世務亦隨之而加”的例證兩事，都是極新穎又極深刻的。魯迅先生不騖虛名，也不愿有虛應酬；有時別人以為還在虛應酬的階段，他卻早把別人當成真朋友了，于是乎有苦痛，于是乎有憤怒。魯迅先生把這些不必消耗的時間和精神節省下來，專注意民族國家的根本問題，不是研究，便是創作，幾乎可以說他是沒有私生活的。 我希望此后還能找出幾封來，送請許廣平先生拍照，因為許廣平先生最近征集魯迅先生書信，以備將來“整理成冊，公于大眾”。我也覺得這是一件重要的事。許先生在啟事上說：“現已開始負責收集，凡藏有先生親筆書信者，望掛號寄下，由廣平依原信拍照后，負責寄還。如肯把原信和先生的遺稿遺物永存紀念，愿不收回，當更為感謝。此為完成先生的文學遺產的工作之一，受惠者不特一人，想定為諸位所熱心贊助。寄件祈交上海商務印書館編譯所周建人轉交為禱。”我特把這一節文字轉鈔在這里，希望這件事業及早完成，得見魯迅先生書信的全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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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 新用戶4541Ay47 > 《歷史傳記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