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才是大唐王朝的“終極毒瘤”？公元904年春正月，梁王朱全忠領數萬大軍，自汴州往京城長安逼近，同時向皇帝——唐昭宗李曄送上密奏，說手握禁軍兵權的宰相崔胤“專權亂國，離間君臣”，要求立即將其誅殺。  宣武節度使、梁王朱全忠（又名朱溫）劇照 當月十日，宰相崔胤便被免除了一切職務，并于兩日后被誅殺于自家府邸之中。6600人規模的禁軍士兵也遭就地遣散。 十一天后，唐昭宗在大明宮延喜樓上，又接到了朱全忠送來的第二道奏折，說“因為京城不安全”，請皇帝即刻自長安遷都洛陽！ 此刻，京城長安共駐扎有兩萬余梁王系兵馬。朱全忠本人統領的數萬大軍也已逼近至距長安僅200公里的河中藩鎮（今山西運城市一帶）遙相威懾。而本該貼身保護皇帝的6600名禁軍士兵則剛剛于十一天前遭到全部遣散。 正月二十六日，別無選擇的大唐皇帝只得離開長安，踏上前往洛陽的旅途。與他一同前行的，不僅有朝中文武百官，還有被強行驅離家園，數以萬計的京城百姓。 皇帝車駕甫一上路，留駐長安的梁王系軍隊便動手拆毀皇宮與民屋。作為大唐王朝近三百年皇權象征的恢宏宮殿，和曾經極盡繁華的長安皇城，自此便隕落于煙塵之中，淪為一片廢墟。房屋被拆下的木柱、大梁則被投入渭河，順流而下，用于洛陽皇宮的修繕。  大唐輝煌象征的長安城淪為一片廢墟
正月二十八日，當皇帝車駕抵達華州（今陜西渭南市）時，當地民眾夾道歡迎，山呼萬歲。但唐昭宗卻流淚答道，不要再叫萬歲了，朕很快就不是你們的皇帝了。
不出唐昭宗所料，當年八月，這位大唐歷史上的第二十位皇帝便被梁王朱全忠刺殺于洛陽皇宮。隨后，他年僅十三歲的兒子李祚被立為大唐最后一任皇帝——唐哀帝。 三年后，朱全忠又以“禪讓”的名義，從唐哀帝手中接過皇位，建立后梁。至此，那個一度成為封建王朝巔峰之一的大唐王朝，終于走完了它長達二百八十九年的漫漫旅途，在歷史的迷霧中黯然謝幕了。 然而，大唐之隕落固然讓人痛惜，也不禁令人生疑：究竟是什么原因，會導致曾經無比輝煌的王朝最終走到國破家亡這一步？ 許多人認為，藩鎮與太監，是導致大唐滅亡的“兩大毒瘤”。比如最終殺死唐昭宗，并取代大唐的朱全忠，正是藩鎮節度使的代表人物。 那么，既然許多人都知道藩鎮與太監是“兩大毒瘤”，那大唐的歷代統治者又為什么沒能做出有效的應對，以至最終讓藩鎮節度使朱全忠控制了整個朝廷，并走向亡國呢？ 要撥開籠罩在歷史之上的層層疑云，讓我們先從“兩大毒瘤”之一的藩鎮開始說起。 藩鎮割據的由來“藩”指藩籬，“鎮”即鎮守。顧名思義，藩鎮是負責衛戍的軍事機構，最初設立在邊境地帶，管轄數萬軍隊。藩鎮首席長官稱為節度使。
為避免藩鎮演化為軍閥集團，在職務設立之初，節度使只負責軍事，不管地區行政事務（由州刺史負責）。每隔數年，朝廷還要對節度使進行輪調，以防止后者與下屬“走得過近”。 此外，當時的兵役制度設計，也能有效弱化士兵的“非分之想”：官府將耕地平均分配給農民。作為回報，農民要響應兵役。開戰時，農民跟隊伍到前線，成為士兵。停戰后，士兵又回到家鄉，繼續種田。由于士兵總牽掛著“一畝三分地”，所以很少有人愿意追隨武將“造反作亂”。這種兵役與耕地相綁定的制度，稱為“府兵制”。
 有吞并四方之志的唐玄宗李隆基（劇照） 到唐玄宗李隆基之時，因皇帝有鯨吞四方之志，所以朝廷于河北、西北、西南、朔方、西域等邊境區域常年駐扎重兵，以支撐同外族的大型戰爭。為了贏得勝利，唐玄宗嘗試在“提升藩鎮效率”與“限制節度使權力”之間尋求新的平衡：
然而，以上舉措也為野心家大開了“方便之門”：在長達十四年不調崗的情況下，駐扎河北的節度使安祿山悄然完成了對下屬的“大洗牌”，并最終集結了多個藩鎮共計十余萬大軍，于公元755年11月發動了叛亂。 為了應對新挑戰，自幻夢中猛醒的唐玄宗只得放棄“吞并四方”的執念，將邊境精銳部隊悉數調回中原，同叛軍展開了艱苦的拉鋸戰。 八年后，經三代人的不懈努力，唐玄宗的孫子——唐代宗李豫贏得了最后勝利。面對來自河北幽州、魏博、成德三個藩鎮（又稱“河朔三鎮”）的降將，唐軍前線副帥——朔方節度使仆固懷恩為避免“鳥盡弓藏”的悲劇重現，做出了“養寇自重”的決定：他既沒有將“河朔三鎮”的主帥調離其崗位，也沒有對其軍隊進行分散收編，而是讓這三個藩鎮保留“安史之亂”中的割據模式繼續運作。 因為只有當“河朔三鎮”不受朝廷控制時，仆固懷恩才能以防備“三鎮”的名義，來向朝廷證明自己的價值。
就這樣，“河朔三鎮”便成為大唐藩鎮割據的起源。至王仙芝、黃巢起義之后，幾乎所有節度使都以“河朔三鎮”為樣板，構建了屬于自己的獨立王國，從而在事實上架空了皇帝統治。 那么，對于“帶頭壞了規矩”的“河朔三鎮”，唐代宗為什么會選擇“忍氣吞聲”呢？因為皇帝也有難言之隱！
因此，較之糾結于“河朔三鎮”，唐代宗更希望讓全天下盡快回歸正軌，并從長遠角度找到制衡仆固懷恩等超級節度使的新辦法！ 提供答案的，正是“兩大毒瘤”中的另一個——太監！ 太監的崛起中國歷史上有一個耐人尋味的規律：皇帝對大臣越忌憚，太監干政的概率就越大。因為心存忌憚，皇帝就總有些事“不便擺上臺面”。這時，作為與皇帝朝夕相處的太監，便成為幫主子“暗箱操作”的最佳人選。 “安史之亂”爆發后，因戰局不利，唐玄宗被迫逃離長安，前往蜀中避難。這時，一位幫主子“干臟活”的太監便登上了歷史舞臺。東宮太監李輔國通過與禁軍合謀發動“馬嵬驛兵變”，誅殺了皇太子李亨的政敵——宰相楊國忠及其堂妹楊玉環，并力挺皇太子以“自立”的方式成為大唐新一任皇帝——唐肅宗。 鑒于安祿山叛軍的步步緊逼，72歲的唐玄宗沒有深究“馬嵬驛兵變”的幕后主謀，并承認了唐肅宗“自立”的合法性。而匆忙間登上皇位的唐肅宗，如果不借助老皇帝四十余年積累的威望，多少也有點玩不轉文武百官和虎狼般的藩鎮節度使。出于盡快平定叛亂的需要，兩代帝王選擇了合作。 這樣，在唐肅宗的朝廷，官員的構成就非常復雜，既有“唐肅宗的人”，也有“太上皇的人”。公元757年九月，當唐軍收復長安后，唐肅宗賦予了親信太監李輔國前所未有的重權：
 唐肅宗時期權傾天下的太監李輔國（劇照） 一個太監幾乎已達到權傾天下的地步！究其原因，正是唐肅宗對其“自立”的皇帝身份缺乏自信，對朝中大臣“到底是誰的人”感到困惑；同時，也或多或少對老皇帝的余威心存忌憚。因此，他需要通過集權于親信太監的方式，來不動聲色的將大局納入掌控之中。 鑒于太上皇年事已高，或許肅宗的“核心圈子”一度認為，京城中“暗流涌動”的局勢，終將隨著老皇帝的“駕鶴西去”，而走向“軟著陸”。 然而，人算不如天算。公元760年，唐肅宗身體狀態突然惡化，數度臥床不起。而太上皇李隆基卻“雄風不減”，日日在鬧市區的興慶宮城樓上高談暢飲，約談大臣，大刷存在感。 為避免肅宗突然離世后，太上皇勢力“卷土重來”，大權獨攬的太監李輔國再次為主子“冒天下之大不韙”，將李隆基騙入皇宮強行軟禁，以“硬著陸”的方式確保了肅宗“核心圈子”的利益。 公元762年4月，太上皇、唐肅宗在半個月內相繼辭世。為填補“權力真空”，肅宗“核心圈子”又展開了激烈的內斗。最終，手握禁軍的李輔國，誅殺了試圖干政的皇后張氏，并扶皇太子李豫成為大唐下一任皇帝——唐代宗。 事后，“殺后立帝”的李輔國不無得意的在唐代宗面前說出了“架空天子”的話：皇上老弟只管坐在宮中，外面的事情交給老奴打理就行了。 盡管極度震怒，但因忌憚對方手握禁軍，唐代宗不僅不敢表露情緒，還得極盡尊敬之能事。
就這樣，本來被前任皇帝用于制衡百官，加固皇權的太監李輔國，在幾經周折之后，已然成為現任皇帝最為忌憚的對象，可謂權力格局的“神反轉”。 不過，唐代宗畢竟是位城府極深的皇帝。他通過一番“花言巧語”把李輔國“搞飄”后，再以“榮升宰相”為幌子，將對方調出皇宮，并順手收回了禁軍兵權。隨后，面對“已被拔掉利齒的猛虎”，新皇帝方才面露殺機，派刺客將其刺殺于臥榻之上。  城府極深的唐代宗李豫（劇照） 李輔國失勢后，其空出的禁軍兵權和元帥府行軍司馬職務，又被唐代宗安排給了另一位太監程元振接管。這意味著，盡管“權傾天下”的李輔國一度威脅到皇權，但新皇帝并不打算改變以太監制衡百官的“既定思路”。因為在“安史之亂”中崛起各路藩鎮節度使，是比太監更讓唐代宗擔憂的狠角色。
太監與藩鎮的“互搏”新的“首席太監”程元振走馬上任后，立即站出來替皇帝“干臟活”，對藩鎮勢力進行了一番“大修理”。如果有任何讓皇帝“沒有安全感”的節度使，例如郭子儀、李光弼、仆固懷恩、裴冕、來瑱、李懷讓等人，哪怕曾立下赫赫戰功，也同樣難逃要么撤職，要么免官，要么被殺的悲慘命運。 一番“神操作”搞下來，各藩鎮看上去“老實”了，但皇帝與節度使間的“互疑情緒”卻加深了。 公元763年，正值“安史之亂”行將結束之際，位于青藏高原的吐蕃大軍，趁著大唐邊關守軍被調往中原平叛的機會，突然沖過邊境線，直逼長安而來。唐代宗大驚之下，立即召集天下藩鎮勤王。但吊詭的是，圣旨發布之后，竟遲遲沒有軍隊趕來救急。 危難之際，唐代宗只得緊急啟用正主管“先帝陵墓工作”的名將郭子儀為帥，同時倉皇自長安出逃，前往兩百公里外的陜州（今河南三門峽市）避難。在這里，一位叫做魚朝恩的太監為皇帝提供了庇護。因為此君陰差陽錯間掌握了一支規模超過萬人的藩鎮軍隊——神策軍。
風波過后，作為“搞壞節度使心態”的罪魁禍首，“首席太監”程元振固然遭到撤職處罰（后被殺）。但唐代宗的不安全感卻并沒有消失：如果藩鎮節度使因為“心情不好”，就可以對勤王號令冷眼旁觀，那足以證明大唐的軍事運轉體系出了大問題！ 自建國以來，大唐構建的是地方“兵府”與中央“十六衛”的兩級軍事運轉體系：
當唐玄宗取消耕地與兵役相綁定的“府兵制”后，無兵可招的“兵府”，也讓其主管單位“十六衛”陷入癱瘓。而依靠無業游民為征兵對象的邊境藩鎮，則強勢崛起為新的超級軍事力量。 乍看上去，皇帝以前管“十六衛”大將軍，現在管藩鎮節度使，似乎也無不同。但安祿山叛亂的發生，則以無可辯駁的事實說明，組成藩鎮軍隊的無業游民，遠比組成“兵府”軍隊的耕農，更易成為統帥的“私兵”。因為前者沒有個人產業，只能把前途寄托在“領導”身上。 而得到士兵“全情支持”的節度使，其在與皇帝溝通時的“議價能力”，自然也要遠遠強于過去的“十六衛”大將軍。 鑒于節度使們“翅膀越來越硬”，這才有了程元振出來當“惡人”，以“調虎離山”、“明升暗降”、“羅織罪名”等各種手段，對節度使進行“大面積洗牌”的風波。 “比較想得通”的節度使，例如郭子儀，就非常善于應對朝廷的“顧慮”。每當接到調令，不論是從藩鎮調往京城；還是去干“主持先帝陵墓的工作”，郭子儀必定服從安排，毫無怨言。一旦需要“救火”，此君便馬上出山，主持大局。靠著對“帝王心術”的精準解讀，郭子儀最終得以位極人臣，安享天年，福及子孫，名垂青史。  唐肅宗、唐代宗時期的首席名臣郭子儀（劇照）
不過，并非所有人都如郭子儀這般“通透”。“想不通的”，“感到不公平的”，“陽奉陰違的”，大有人在。例如仆固懷恩的“養寇自重”，正是在“自危心態”下的另一種選擇。而當吐蕃入侵時，天下藩鎮無人勤王的事實，則證明多數節度使都對朝廷的打壓策略持“保留意見”。 這就讓唐代宗陷入了尷尬的兩難境地：如果放任藩鎮“野蠻生長”，出現“下一個安祿山”只是時間問題；如果對藩鎮持續打壓，又會進一步加大皇帝與節度使的“裂痕”。如之奈何？ 這時，手握神策軍，曾在陜州為皇帝提供庇護的太監魚朝恩讓唐代宗眼前一亮！ 簡而言之，唐代宗的解決辦法，就是把神策軍擴建為全天下最強大的中央軍（規模超過十萬），并交給太監去指揮，以彌補“十六衛”體系崩潰后，皇帝沒有“親信部隊”的窘境。 在新體系下，由親信太監統管的神策軍就仿佛“定海神針”一般，對遍布天下的藩鎮軍隊形成制衡。當某一個藩鎮不老實時，皇帝就調動神策軍和其他藩鎮去“修理”他。 對于唐代宗而言，中央擁有了強大的神策軍，天下軍事的運轉才真正擁有了“主心骨”! 削藩之夢與“涇源兵變”公元779年，唐代宗李豫駕崩。其子李適繼位，成為大唐第十位皇帝——唐德宗。 新官上任三把火。唐德宗上任伊始，便將目光盯向了已割據多年的“河朔三鎮”。在經歷長期的“忍氣吞聲”后，新皇帝決定要上點“硬菜”了。 正好，沒多久，“河朔三鎮”之一的成德節度使李寶臣病逝。按慣例，他的兒子李惟岳在接管節度使工作后，向朝廷打了個請求任命的申請。 盡管裂土而治，但“河朔三鎮”的節度使仍希望得到朝廷任命。這似乎是雙方的默契：朝廷如果發出了任命函，就代表認可“河朔三鎮”的割據地位；作為回報，“河朔三鎮”仍在名義上對皇帝俯首稱臣。 然而，唐德宗幾乎沒有思考，便一口回絕了李惟岳的申請，并要求后者盡快離開藩鎮。 于是，一場規模宏大的“削藩之戰”拉開了帷幕！ 出于“唇亡齒寒”的考慮，“河朔三鎮”中的魏博節度使田悅決定和李惟岳共進退。有意思的是，盡管“三鎮”中的另一鎮——幽州節度使朱滔沒有一同反叛，但兩個不屬于“河朔三鎮”的節度使——淄青節度使李正己、山南東道節度使梁崇義卻選擇了跟進。 二人動機不盡相同：
面對四大藩鎮的反水，唐德宗出動了多路大軍，逐一進行鎮壓：
當朝廷大軍壓境后，淄青節度使李正己竟“不是時候的”突然暴病而亡。山南東道節度使梁崇義隨后兵敗被殺。接著，剛接任的成德節度使李惟岳又被投靠朝廷，且在藩鎮威望更高的副帥王武俊所殺。魏博節度使田悅也被逼困守孤城。一時間，看似聲勢浩大的四大反叛藩鎮儼然已有全軍覆沒之勢。 然而，在大好形勢下，“削藩心切”的唐德宗因為“蛋糕分配不公”，又招致局勢反轉！ 當時，幽州節度使朱滔已攻占了原屬成德藩鎮的一個州府。他希望能夠把該州府作為自己效忠朝廷的回報。而親手殺死李惟岳歸順朝廷，又在成德藩鎮威望極高的副帥王武俊則認為，自己理應成為下任節度使的不二人選。 然而，“不按套路出牌”的唐德宗一口回絕了幽州節度使朱滔擴容地盤的請求，并將成德節度使職務另委他人。在新皇帝看來，既然朝廷的最終目標是要徹底結束“河朔三鎮”的割據，那讓“三鎮”之一的幽州趁機擴大地盤豈不與愿景相悖？同時，朝廷把剛剛奪回的成德鎮，又交給在當地“威望極高”的王武俊，豈不是“把肉包子扔進了狗嘴里”？ 因此，“一心削藩”的唐德宗絕不可能滿足朱滔、王武俊的愿望！ 這么一來，困守孤城的魏博節度使田悅便迎來了逆轉的曙光。他不失時機的派出使者，用“唐德宗的愿景”與“節度使的利益”存在根本分歧為由，成功說服朱滔、王武俊“反水”。同時，盡管淄青節度使李正己“臨陣病故”，但他的兒子李納仍表示將抗爭到底。更具戲劇性的是，負責攻打叛軍的朝廷軍團統帥——淮西節度使李希烈為避免“兔死狗烹”的悲劇重演，竟然也加入了同盟！ 如此一來，朝廷辛辛苦苦打了一場“削藩大戰”后，竟然硬生生把之前反叛的成德、魏博、淄青、山南東道四個藩鎮，變成了成德、魏博、淄青、幽州、淮西五個藩鎮！ 割據藩鎮越削還越多了！ “已砸下巨額賭注”的唐德宗不甘心承認失敗，只得繼續從各地調兵遣將，加大對“五大藩鎮”的圍剿。但讓焦頭爛額的皇帝沒想到的是，又一件意外之事發生了。 當時，位于長安西面的涇源藩鎮部隊被緊急調往前線。當隊伍自西向東經過長安時，地方官給的飯菜非常差，再加上朝廷長期打壓藩鎮積累的怨氣。于是，約五千規模的涇源藩鎮士兵就地發動叛亂，沖進了長安城，準備去皇宮庫房“搶一票大的”。 危急關頭，唐德宗慌忙召集留駐京城的神策軍“救火”，但半天也無人回應。原來，大規模的削藩之戰讓神策軍傷亡頗大。但當時的神策軍主管向上瞞報了將士陣亡的消息，并將待遇優厚的編制“轉手賣給了”京城富人子弟。沒錯，留駐京城的神策軍將士中，許多人都是“吃空餉的”！ 這個玩笑開大了！手足無措的唐德宗只得倉皇自長安出逃，前往陜西北部的奉天城避難。
“有家難回”的尷尬處境，也讓“曾經豪情萬丈”的新皇帝失去了繼續削藩的興趣。為了“聚焦主要矛盾”，唐德宗不得不向天下發出“罪己詔”。其意為：我從小長于深宮，不知耕作之艱難，不曉征戍之不易；在對時局分析不足的情況下，就貿然發動戰爭，以致為天下人帶來了深重災難。我實在是痛心疾首，無顏見列祖列宗……。至于反叛的“五大藩鎮”，他們其實也沒什么錯！ 于是，唐德宗一朝曾經轟轟烈烈的削藩行動，遂以虎頭蛇尾告終。
元和中興公元805年，唐德宗李適駕崩。其長子李誦繼位，成為大唐第十一任皇帝——唐順宗。僅過數月，唐順宗便因身體原因，又將帝位傳給了自己的長子，大唐第十二任皇帝——唐憲宗李純。  創造“元和中興”的唐憲宗李純（劇照） 公元812年，“河朔三鎮”之一的魏博節度使田季安去世。其夫人將年僅十一歲的兒子田懷諫立為代理節度使，并讓家僮蔣士則主政。由于該家僮威望不夠，又根據自己喜好隨意任免官員，所以引發了藩鎮武將的普遍不滿。 這時，唐憲宗便迎來了其祖父唐德宗曾面對的問題：當割據藩鎮出現變故時，朝廷要不要趁機削藩？ 一派大臣認為應該立即出兵！一位叫李絳的宰相則認為可“不戰而屈人之兵”！ 李絳解釋說，河朔藩鎮有個特點：節度使為了避免被部下取代，通常會將士兵、地盤平均分給多位武將，讓其互相牽制。然而，各武將手中有兵、有地盤，成為一方統帥后，也對節度使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果節度使威望不夠，武將們會不服；如果節度使處事不公，武將們會不滿。 而威望不夠、處事不公這兩大缺陷，魏博的新統治者恰好都有。因此，藩鎮發生兵變只是時間問題。 李絳進一步分析說，兵變后，一定會有一名武將被推舉為新節度使。然而，這位新節度使又將面臨來自河朔其他藩鎮的強大敵意。因為河朔節度使們向來忌諱“以下犯上”。為警示自家下屬中的“潛在效尤者”，他們很可能會對魏博鎮群起而攻之。于是，出于自保，魏博鎮的新節度使只有拉著朝廷做靠山！ 事情進展果然如李絳所料：魏博鎮發生了兵變，一位叫田興的武將被同僚推舉為首領，并主動請求歸順朝廷。 消息傳來后，有人主張先核實下真偽，再做決定。但李絳則認為，朝廷不宜表現出任何遲疑，應果斷的立即進行封賞。 當唐憲宗想按慣例先封田興為代理節度使時，李絳又認為，“代理”二字仍不足展示誠意，最好直接封他為正式節度使。同時，李絳還請求朝廷拿出一百五十萬貫賞錢，遍賞藩鎮將士。他解釋說，一百五十萬貫賞錢固然是筆巨款，但比起派兵攻打的開銷，依然劃算很多。 就這樣，在田興的感激涕零中，在藩鎮將士的如雷歡聲中，朝廷最終兵不血刃的收復了已割據超過五十年的魏博鎮。 公元814年，淮西節度使吳少陽病逝，其子吳元濟自封為新一任節度使。此人上位后，立即對鎮內官員展開清洗。有“漏網之魚”逃到長安后，便將藩鎮動蕩的局勢向皇帝和盤相告。于是，唐憲宗便將削藩的新目標，鎖定為昔年“五大藩鎮”中的另一鎮——淮西鎮。 不料，戰幕拉開數年，朝廷軍隊仍未取得實質性進展，頂著朝中多人請求班師的壓力，唐憲宗派出了宰相裴度親自督戰。同時，另一位在當時名不見經傳的大將——李愬也來到了前線。 李愬進入軍營后，除了安撫將士，還特別厚待被俘的敵將，與對方做“無話不談”的朋友。這樣，李愬就對淮西藩鎮的兵力部署，部隊調動了如指掌。最終，在一個大雪紛飛的夜晚，他突然率領九千將士趁著風雪與夜色的掩護，疾行一百三十余里，直趨淮西藩鎮的總部蔡州城，并將毫無準備的淮西節度使吳元濟生擒于馬下，斬首于長安。 所謂“拔出蘿卜帶出泥”。當年“五大藩鎮”之所以能夠“硬扛”唐德宗，全仗相互抱團與一致對外。如今，隨著魏博、淮西兩鎮結束割據，就仿佛五條腿的板凳連斷了兩條腿，讓板凳本身已處于搖搖欲墜之勢。又加上田興歸順朝廷得到重賞，吳元濟抗拒朝廷兵敗身亡，兩大教科書式案例的存在。于是：
至此，“五大藩鎮”便悉數結束了割據狀態。 與爺爺唐德宗削藩時的“手段生硬”相比，唐憲宗及其團隊對藩鎮內部特點、外部關系進行了更為深入的研究，并巧妙借助對方矛盾，化敵為友，最終事半而功倍。 蕩平群雄后，唐憲宗本有機會對藩鎮的“不馴服基因”進行更深入的整治，以進一步降低其聚眾作亂的概率。例如通過輪崗等方式，對中、低層武將進行平級調換；通過田產分配等手段，對基層士兵進行妥善安置等等，而不僅僅是調整節度使崗位。 然而，事業有成的唐憲宗好像失去了奮斗方向，開始仰慕神仙之道，時常吞食術士冶煉的“金丹”。這種富含重金屬的神秘藥物，似乎嚴重傷害了他的身體，并導致其脾氣越發暴躁。 公元820年，年僅44歲的唐憲宗突然“暴斃”于皇宮（一說死于中毒、一說死于謀殺），也讓以其年號命名的“元和中興”嘎然而止。 棘手的藩鎮管理憲宗去世后，兩派太監為新皇帝的歸屬展開了激烈內斗。最終，主管右神策軍的太監梁守廉勝出，并扶皇太子李恒成為大唐歷史上的第十三任皇帝——唐穆宗。 與唐憲宗當年“立志中興”不同，新登基的唐穆宗醉心玩樂，無意進取。當值宰相也是“不求有功，但求無過”。而能在皇帝面前“說上話”的太監們則趁機收受賄賂，大發橫財。 然而，一旦朝廷高層開始“尸位素餐”，麻煩事也就來了。 當時，幽州節度使劉總決定獻出藩鎮，落發為僧。出家前，為了降低武將叛亂的概率，他建議將藩鎮一分為三，分而治之；同時又將影響力巨大的副帥朱克融“調虎離山”，送至京師，請朝廷妥善安置。 如此安排，可謂誠意十足了。然而，“接球”的宰相不知出于何種考慮，竟把藩鎮九個州中的七個都交給了新任節度使張弘靖管理。這就徹底打亂了離任節度使對藩鎮“一分為三，分而治之”的良苦用心。 而張弘靖到藩鎮上任后，不僅沒表現出對當地人“足夠的尊重”，還將朝廷給予將士的賞銀吃了“二十個點的回扣”。這就激起了眾怒。 同時，對于被劉總送至京城的副帥朱克融，“形同夢游”的宰相不僅未給予任何官職，甚至連衣食問題都沒解決。最終，朝廷竟然還勒令這位在藩鎮影響力巨大的人物回去“自謀出路”。 于是，幽州兵變發生了。張弘靖被哄下了臺。影響力巨大的朱克融正好收拾殘局，領藩鎮重歸割據。 幽州的變故足以說明藩鎮管理的難度：在多位下屬悍將的“監督”下，節度使做事稍有差池，都可能瞬間捅爆火藥桶。 然而，對藩鎮治理所需的“道”與“術”，都是當時“尸位素餐”的朝廷所缺乏的！ 甘露之變公元824年，在位僅五年的唐穆宗病逝。他十六歲的兒子李湛成為大唐歷史上第十四任皇帝——唐敬宗。 僅過了兩年，成天玩馬球，又隨意打罵宦官的唐敬宗便被太監劉克明所殺。隨后，另一派太監又殺死了劉克明，擁立唐敬宗的弟弟，江王李昂成為大唐第十五任皇帝——唐文宗。 公元835年十一月的一天早晨，也就是唐文宗登基九年后，左金吾衛大將軍韓約在早朝向皇帝稟報，說左金吾官邸后院的石榴昨夜結了甘露。這是天大的吉兆，特來向皇帝賀喜。 宰相李訓說道，如此好事，希望皇帝能親臨觀賞。于是，唐文宗便移步到臨近左金吾官邸的含元殿暫歇，并讓宰相與官員先去查看究竟。 許久后，宰相李訓回來稟報，說經仔細研究，甘露可能不是真的。最好先不要外傳。 竟有這等事？唐文宗一邊說著，一邊又讓神策軍主管仇士良帶領一幫太監再去察看。 當太監們離開后，宰相李訓突然拿出一封密詔，讓在場的大臣接旨…… 不久后，太監仇士良等人到達了左金吾官邸，正察看甘露時，卻發現陪伴在旁的左金吾衛大將軍韓約直冒冷汗。當時已是初冬時分，天氣寒冷，所以仇士良有點奇怪，還問了句將軍有什么不舒服嗎？正說著話，一旁的幕布突然被風吹起，隱隱現出全副武裝的伏兵身影。 仇士良瞬間醒悟，趁韓約還沒下令動手，立即帶領眾太監逃出左金吾官邸，直趨當時皇帝休息的含元殿，用轎子架上唐文宗就往后宮開跑。
眾宦官的突然出現，讓在場的宰相李訓始料未及。宰相一邊說我匯報還沒完，皇帝不能走，一邊則招呼殿下金吾衛士兵快來“護駕”。 盡管有不少太監被金吾衛士兵當場斬殺于大殿，但仇士良等人還是帶著皇帝，跌跌撞撞逃進了由神策軍重兵護衛的后宮。眼見大勢已去的宰相李訓則迅速喬裝改扮，騎馬匆忙逃出了長安城。 這確實是一場精心策劃的“鴻門宴”。主謀正是騎馬開溜的宰相李訓，幕后主使則是唐文宗本人。鑒于手握神策軍，多次廢立皇帝的太監集團已嚴重威脅到皇權。所以，李訓為唐文宗制定了一個“盡誅太監”的計劃。之所以把動手地點選擇在左金吾衛官邸，是因為這是皇宮中少數不被神策軍控制的地方。 不多久，喘過氣來的太監仇士良便開始出動神策軍“平叛”。一時間，皇宮南衙尸橫遍野，血流成河。當天便有六百余名金吾衛士兵與官員被殺。逃到外地的李訓也很快被抓獲、斬首。 事變后，“幕后主使”唐文宗便從萬乘之尊淪為了傀儡皇帝。本來就權勢熏天的太監集團則陡然凌駕于整個朝野之上！  甘露之變后，唐文宗徹底淪為傀儡 公元839年，也就是甘露之變四年后，唐文宗召見一位大臣，問對方，我可以比作過去哪位皇帝？大臣立即拍馬說，陛下當然是堯、舜之主。 唐文宗搖頭說，比堯、舜就有點扯遠了。我的意思是，我比周赧王（東周末代天子）、漢獻帝（東漢末代天子）如何？大臣大驚道，皇上怎么把自己和亡國之君相比？ 唐文宗苦笑道，周赧王、漢獻帝是受制于諸侯，而朕卻是受制于家奴。真要比起來，我還不如那兩位呢！
在唐朝，自唐代宗設立神策軍以來，先后有唐穆宗、唐文宗、唐武宗、唐宣宗、唐懿宗、唐僖宗、唐昭宗等七位皇帝被太監擁立，堪稱歷史奇觀。本來是替帝王“干臟活”的太監，竟然“咸魚翻身”，多次干預到了皇帝更替。究其原因：
事成后，太監實現“利益變現”的最佳途徑，莫過于成為皇帝的“代理人”：如果百官要通過太監找皇帝，皇帝要通過太監找百官。那其中的信息不對稱，可就有大大的“運作空間”。 皇帝在什么情況下需要“代理人”呢？當他沒空干正事的時候！ 在“甘露之變”中大開殺戒的太監仇士良就曾這樣說過：不能讓皇帝閑下來。他一閑下來就會看書、見大臣、納諫、干正事。這樣，就沒咱們什么事了。最好的辦法，就是通過馬球、狩獵、聲色娛樂等各種手段來占用他的時間。他一玩起來，就會把天下大事的決定權交給我們。這樣，大家還怕沒有榮華富貴嗎？
不過，太監在擁立皇帝時，偶爾也有“看走眼”的“敗筆”。例如在公元846年，靠著“裝傻”被太監立為大唐第十七位皇帝的唐宣宗，居然是位英明果斷、從諫如流，人稱“小太宗”的主。但即便是如此明君，也未能從根本上撼動太監的地位。 有一次，唐宣宗在與大臣密談解決太監的問題時，曾明確提出“盡誅太監”的構想。之所以要“棋行險路”，是因為他通過嘗試后發現，為了“共保富貴”，太監總是會選擇“抱團”。這導致對其分化瓦解的思路行不通。 但大臣認為“盡誅太監”的風險過大，搞不好會有“甘露之變第二集”上演。因此，最好采用更和緩的方式來處理，例如太監犯罪了不要赦免，有空缺了不要彌補。用時間來慢慢“消耗”他們。 然而，先一步被時間“消耗掉”的并不是太監，而是唐宣宗本人。當他于公元859年去世時，掌權太監并沒有選擇唐宣宗中意的繼承人李滋，而是扶持了長子李漼為新的皇帝——唐懿宗。
唐宣宗之后，第十八任皇帝唐懿宗、第十九任皇帝唐僖宗，都是醉心娛樂的“玩家”。這樣，皇帝的決策權又重新回歸到“金牌代理人”——太監之手。 公元874年正月，正值唐僖宗登基后不久，一位叫做盧攜的大臣向朝廷提交了一份奏折，上面寫道：臣看到去年中原一帶大旱，莊稼大幅減產，窮苦人家只能以蓮蓬子、槐樹葉為食。甚至有人吃的比這還糟。這些老百姓，自己活下去都困難，哪里還有錢糧來交稅？但是，州縣為了給朝廷上貢，對百姓逼得非常緊，動不動就嚴刑拷打。這些窮苦百姓，雖然拆屋拆梁，賣妻賣子，也只能勉強提供官差上門的酒食，根本就攢不夠應交的賦稅。對這些百姓，如果朝廷再不體恤，恐怕他們就真的活不下去了。因此，我請求立即停止災區征稅工作，并趕緊開倉放糧。 他的建議提交后，皇帝立即下令照辦。然而，朝廷相關部門卻始終沒有執行圣旨。因為皇帝“玩”去了，沒空親自監督。而“代理人”——太監集團考慮的則是自身利益：停止征稅顯然會直接減少太監的收入。 這正是太監干政的最大弊端：擁有最高決策權的人只對小團體利益負責，不對天下大局負責！
于是，就在當年年底，中原人王仙芝帶頭發動了農民起義。不久，一位在歷史上比王仙芝名氣更大的人物又加入了起義軍團。此人就是曾寫出“待到秋來九月八，我花開后百花殺。沖天香陣透長安，滿城盡帶黃金甲”的鹽販子——黃巢！  曾寫出“滿城盡帶黃金甲”詩句的黃巢（劇照） 公元878年，王仙芝戰死，眾人改推黃巢為帥，號“沖天大將軍”。兩年后，黃巢便率軍一路勢如破竹“沖進了”長安。這一切，全仗平叛的藩鎮節度使們所賜：當黃巢深陷險境的時候，尾隨其后的山南東道節度使劉巨容便故意收手，要“養寇自重”；當黃巢揮師入關的時候，本該據險阻擊的江淮節度使高駢出于自保心理，竟袖手旁觀。節度使們的“各懷鬼胎”，是農民起義“越剿越烈”的直接原因。 公元884年，歷時十年，波及近半個中國的王仙芝、黃巢起義方告結束。此時，唐王朝的國本已被嚴重動搖，曾天下無敵的神策軍也基本被打廢。而自戰亂中崛起的朱全忠、李克用等節度使，則成為了新的超級軍事力量。這幫人就仿佛東漢“黃巾起義”后的各路諸侯一樣，名義上雖然仍臣服于朝廷，但早已對藩鎮形成了絕對控制力。人人都想復制當年的“河朔三鎮”割據模式。 唐朝第二十任皇帝——唐昭宗李曄正是在這種內憂外患的形勢下，被太監楊復恭擁立的。 唐昭宗的“超級賭局”與前兩任貪玩的皇帝不同，22歲的唐昭宗盡管被太監推上帝位，卻一心想鏟除為害大唐已久的太監、藩鎮兩大“毒瘤”，實現大唐中興。 這時，擅長“縱橫之術”的宰相張浚便成為了皇帝的知心朋友。前者建議，朝廷當務之急，莫過于強兵備戰。于是，唐昭宗便在長安大量招募新兵，直至將駐軍擴至十萬以上規模。 公元890年，宣武節度使朱全忠出于私人恩怨，糾集河朔多個藩鎮，聯名請求朝廷出兵，共同討伐河東節度使李克用。 當時，朝中包括神策軍主管楊復恭在內的六、七成官員均不贊成出兵。主要理由，一是天下經過多年戰亂，剛剛得到喘息，朝廷不宜輕啟戰端；二是李克用本人并未反對朝廷，且在剿滅黃巢時立有大功。 但“對縱橫之術頗有心得”的宰相張浚卻強烈建議出兵，他的理由是：
除此之外，這位宰相還有一個不便言說的原因。那就是他和李克用之間也有點私人恩怨。據史載，與張浚打過交道的李克用聽說前者出任宰相后，曾對欽差大臣直言不諱的說道，張浚喜歡夸夸其談，屬于成事不足敗事有余的主。將來亂天下的，必是此人。張浚聽到此話后，對李克用一直耿耿于懷。
最終，在張浚力推下，唐昭宗同意了作戰計劃，并任命張浚本人為主帥，京兆尹孫揆為副帥，集結五萬大軍，協同朱全忠等各藩鎮勢力，向李克用發起聯合攻擊。 臨行前，按慣例，太監楊復恭作為神策軍的最高統帥，要為大軍踐行。當這位首席太監向張浚敬酒時，后者借口醉了，推辭不喝。楊復恭便半開玩笑半嘲諷的說，張宰相軍權在握，開始“裝”了不是？張浚則針鋒相對的回敬道，等我得勝歸來，才是“裝”的時候。言外之意，那時候就該對太監“算總帳了”。
然而，志得意滿的張浚很快就將為他的“過于樂觀”付出慘重代價！隨后的戰局，幾乎是以一種詭異的方式進行的。不知什么原因，弱勢一方的李克用總是對朝廷及其他藩鎮的行動計劃了如指掌，多次在要害地點打伏擊戰，一開始就擒殺了中央軍副帥孫揆。甚至連中央軍密謀的偷襲計劃，對方也能“奇跡般”的了如指掌，并做好應對。 更令人瞠目結舌的是，當雙方準備進行戰略決戰時，中央軍的多支部隊竟“不戰而逃”，公開拆臺。如此一來，張浚的慘敗也就不難預料了。
對于如此離奇敗局，如果說中央軍內部沒人和李克用“配合”，估計連張浚都不信。大唐宰相所犯的最大錯誤，其實并不是低估了李克用的戰斗力，而是低估了太監的影響力：曾經營軍隊多年的太監勢力，怎么可能坐視張浚取勝后，再回來“收拾”自己？ 于是，這場由“太監與宰相內斗”而導致的慘敗，不僅讓朝廷本就孱弱的軍事實力大幅虧空，也讓本想“恃強凌弱，借機樹立皇帝威望”的唐昭宗“偷雞不成蝕了把米”。 其他節度使一看中央軍如此不堪一擊，就難免會感嘆：既然朝廷如此“膿包”，又為什么要對皇帝畢恭畢敬呢？鳳翔節度使李茂貞正是其中之一！ 公元893年，朝廷安排李茂貞自鳳翔調往山南西道任職。自認為“受到不公平待遇”的李茂貞不僅拒絕調動，反而怒氣沖沖上書朝廷，史無前例的對唐昭宗斥責了一番，說什么皇帝貴為九五之尊，連個太監都搞不定。又說，朝廷現在是只看強弱，不講是非。如果藩鎮實力弱，就要求節度使調動。如果藩鎮實力強，就撲上去對節度使“跪舔”。純粹就一“欺軟怕硬”的勢利眼！
所謂打人不打臉。李茂貞的話竟無情揭開了最讓唐昭宗心痛的傷口。盛怒之下，皇帝便要對李茂貞動武。 宰相杜讓能連忙勸阻說，大唐國運艱難，不宜因言語冒犯而輕啟戰端。李茂貞又近在咫尺（鳳翔距長安僅200公里），萬一失敗，恐怕追悔莫及。 唐昭宗說道，王室日衰，號令不出國門，令仁人志士痛心疾首。朕不能甘心為懦弱之主，虛度光陰，坐視江山變色。 如果用現代語言翻譯他的話，就是：他都這么過份了，我要再慫，還算是男人嗎？ 于是，唐昭宗不聽勸阻，命親王集結京城三萬禁軍，向鳳翔開去，準備用武力把李茂貞趕下節度使崗位。然而，這支由市井少年新組建的禁軍，一遇藩鎮的百戰之師便立馬崩潰。最終，鳳翔節度使李茂貞聯合邠寧節度使王行瑜，帶著兩藩鎮共計六萬兵馬一路耀武揚威殺進長安，直到戰戰兢兢的皇帝把包括杜讓能在內的幾位大臣斬殺后，方才心情舒暢的收兵回鎮。 此后，大唐朝廷便正式成為兩藩鎮的半傀儡政府。眾大臣有什么要辦的事情，往往都要先找李茂貞、王行瑜。只要兩位節度使點頭了，皇帝根本沒膽量拒絕。 公元900年11月，面對灰心喪氣，終日醉生夢死的唐昭宗，宰相崔胤又獻上一劑猛藥：“盡誅太監”！ 然而，皇帝與崔胤還沒來得及動手，已得到“臥底”密報的首席太監劉季述便先發制人，將皇帝軟禁在冷宮，并宣布改朝換代，扶太子登基。 眼見局勢突變，崔胤一方面表示向劉季述“投誠”，一方面則暗暗向宣武節度使、梁王朱全忠求援，請后者立即出兵“清君側”。 朱全忠的謀士認為，太監劫持天子，乃是大逆不道之事。如果梁王坐視不理，將無以號令天下諸侯。 于是，素有“天下之志”的朱全忠便暗中支持了崔胤。后者隨即秘密籠絡了一批禁軍將領，發動了兵變，誅殺了劉季述，重新扶唐昭宗“返正”。然而，當崔胤向皇帝提議，由他來取代太監，接管神策軍時，兩百公里外的鳳翔節度使李茂貞立即表達了反對意見。因為崔胤是“朱全忠的人”，不是“鳳翔鎮的人”。最終，神策軍主管還是由兩位與李茂貞關系密切的太監接任。 次年，當“心有不甘”的崔胤，向唐昭宗重提“盡誅太監”時，絕密情報又一次被“內鬼”傳遞給了太監。形勢所迫之下，來不及匯報的崔胤便自行向朱全忠發出“密詔”，假借皇帝名義，要求梁王立即進京“清君側”。 當時，朱全忠已有“挾天子以令諸侯”之意，接到“密詔”后，立即集結了七萬大軍，自汴州往長安浩浩蕩蕩的開來。 太監集團聞訊后大為驚恐。出于自保心理，他們趕緊挾持唐昭宗逃到200公里外的鳳翔鎮，向鳳翔節度使李茂貞尋求庇護。 就這樣，本是宮廷中宰相與太監的內斗，就演變為他們各自的“后臺老板”——宣武節度使朱全忠與鳳翔節度使李茂貞之間的兵戎相見。在苦撐一年多以后，實力較弱的李茂貞難以為繼，只得向朱全忠獻出了太監與皇帝。 此時，唐昭宗與崔胤終于達成了他們一貫的夙愿——“盡誅太監”。然而，作為副產品，朝廷的控制權也完全落入了更為可怕的梟雄——梁王朱全忠之手。 察覺到梁王有篡奪之志后，崔胤又以加強防衛為由，請朱全忠允許他在京城新募6600名禁軍，以備不時之需。而朱全忠雖然滿口答應，暗中卻讓大量嫡系士兵冒充民夫前去應征，混進了崔胤的隊伍。雙方都擺出了“臺面上友好，臺面下提防”的架勢。最終，梁王侄子朱友倫在京城的“意外身亡”，讓懷疑“崔胤搞鬼”的朱全忠徹底失去了耐心。 這才有了文初描述的一幕：公元904年春正月，朱全忠領數萬大軍，自汴州向京城長安逼近，同時向唐昭宗送出一道密奏，說手握禁軍兵權的宰相崔胤“專權亂國，離間君臣”，要求立即將其誅殺。 當月十日，身為“俎上肉、杯中羹”的崔胤便被免除了一切職務，并于兩日后被梁王派駐京城的武將誅殺于自家府邸之中。6600人規模的禁軍士兵也遭就地遣散。 十余天后，為了防備李茂貞及其他諸侯出兵干預，朱全忠又強行逼迫唐昭宗遷都洛陽，以便將皇帝徹底納入自己的可控范圍。 半路上，曾被太監劉季述評論為“輕浮、奸詐、反覆無常”的唐昭宗，又做出了其人生中最后一個重大而草率的決定：派出多名心腹，密會晉王李克用、蜀王王建、吳王楊行密等藩鎮節度使，要求諸侯們趁皇帝還未最終進入洛陽的機會，立即起兵勤王！
最終，這個“小動作”成為了朱全忠下決心“弒君”的直接原因。因為梁王不想在前線與諸侯們混戰的時候，后方還會“意外走火”。 “弒君”后，朱全忠扶持了另一個更容易控制的對象——唐昭宗年僅十三歲的兒子李祚登基，成為大唐第二十一位皇帝，也是最后一任皇帝——唐哀帝。 三年后，朱全忠又以“禪讓”的名義，從唐哀帝手中接過皇位，建立后梁。至此，那個一度成為世界中心的大唐王朝，終于走完了它長達二百八十九年的漫漫旅途，在歷史的悲歌中黯然謝幕了。 誰才是“終極毒瘤”？藩鎮本是大唐用于防備外族入侵的軍事機構，在唐玄宗“雄圖大志”催化下，迅速膨脹為超級軍事力量。而“府兵制”到“募兵制”的轉化，則為藩鎮人員結構趨于穩固奠定了基礎，為節度使走向割據孕育了土壤。 “安史之亂”率先催生了“河朔三鎮”。唐德宗削藩失敗又誕生了“五大藩鎮”。而此時的藩鎮割據，固然是君王“眼中釘、肉中刺”，但因其“偏安一隅”，尚未對江山大局產生根本性影響。因此，自公元763年“河朔三鎮”割據始，至公元907年王朝終結，大唐國祚又延續了漫長的144年。 直到長達十年的王仙芝、黃巢起義后，失去約束的天下藩鎮紛紛“裂土而治”。這才從根本上動搖了王朝統治的基礎。 當天下藩鎮均處于割據狀態時，朝廷無法管理其土地，安撫其百姓，征收其賦稅，調動其軍隊，天子號令難出國門，大唐朝廷也就被“架空了”。 因此，藩鎮的“不馴服基因”，被農民起義的驚濤駭浪“無限放大”，是大唐走向滅亡的直接原因。 如果在農民起義之前，朝廷能夠以士兵轉業、武將輪調等多種手段，盡量弱化藩鎮的“不馴服基因”，或許即使有農民起義，大唐局勢也不會如此糟糕。盡管藩鎮管理難度確實頗大，但從唐憲宗的成功削藩經歷看，只要統治者頭腦足夠清醒，“毒瘤”也是可以清除的。 同時，如果大唐統治者能夠在農民起義之前，對民間疾苦具有清醒的認識，并及時采取針對性措施，則農民起義可能根本就不會發生。 然而，晚唐最大的弊端，正是統治者考慮核心問題的思路，完全游走在“狂野”的軌道上！ 太監本是宮廷的奴才，出于“特殊原因”，被皇帝賦予了制衡百官的重任。由于太監代表著君王“不便言說的私心”，所以大臣們往往不好談論對太監進行反制衡的問題。久而久之，能夠對太監的“灰色權力”進行制約的，便只剩下皇帝本人。一旦皇帝自己“玩去了”，或是因為“甘露之變”什么的被軟禁了，那太監集團也就徹底“放飛自我”了。 于是，在唐穆宗、唐敬宗、唐文宗、唐懿宗、唐僖宗等多位晚唐皇帝當政時期，朝廷的實際決策者都是無人敢惹的太監集團。而太監們考慮問題的出發點往往是自身利益，而不是江山大局。 如果有對大局有利，對自己不利的事情，他們通常不會做。例如無視百姓疾苦，繼續對災區橫征暴斂的行為，直接引爆了王仙芝、黃巢起義。 如果有對大局不利，對自己有利的事情，他們通常會做。例如收受節度使賄賂，縱容藩鎮“野蠻生長”，則為農民起義爆發后，天下藩鎮集體走向割據埋下了伏筆。 因此，毀滅大唐的“終極毒瘤”，其實是用于制衡百官的太監集團，突然不被制約后，導致的朝廷決策方向游離于大局之外的畸形權力結構！而這種畸形權力結構產生的源頭，正是唐肅宗、唐代宗等前輩皇帝“不便言說的私心”。 大唐初年，唐太宗李世民曾問大臣，隋文帝是什么樣的皇帝？ 大臣回答，隋文帝做事認真盡責，親力親為，雖然脾氣不好，但也算是勵精圖治之主。 李世民說道，公知其一，不知其二。隋文帝待人不夠坦誠，又喜歡苛察細節。不夠坦誠，跟人交流就難以把話說透；苛察細節，正是多疑的外在體現。再加上大隋政權來自于對北周孤兒寡母的篡奪，唯恐大臣們“內心不服”的隋文帝，什么權力都要抓到手里，什么事情都要親力親為。雖然勞心勞力，但難免會出差錯。而百官明白皇帝有“不便言說的私心”后，也就不好點破。即使皇帝說的不對，也只有照辦而已。
作為知名皇帝，李世民的解讀非常精準：一旦皇帝存在“不便言說的私心”，朝廷上下的溝通機制就會失效，權力結構走向畸形將難以避免！隋文帝時期是這樣，唐肅宗、唐代宗時期，也是這樣。 至于大唐事實上的最后一任皇帝唐昭宗（其子唐哀帝已徒有虛名），雖然不像前兩任皇帝那么貪玩，而且很有“血性”。但在當時內憂外患，稍有不慎就會滿盤皆輸的局面下，大唐王朝更需要一位能夠統籌全局，從長計議，忍辱負重，甚至有點城府的皇帝（例如唐代宗），而不是像唐昭宗那樣輕率而冒失的君主。 然而，歷史又偏偏選擇了唐昭宗，選擇了一位情緒容易激動的“賭徒”，來為曾經輝煌無比的大唐王朝，畫上了一個讓人倍感遺憾的句號。 對此，世人恐怕也只能慨嘆一聲，時也！命也！ 后記大唐初年，唐太宗李世民還曾問過大臣，隋煬帝為什么會讓大隋滅亡？ 魏征回答道：隋煬帝追求的并不是滅亡。恰恰相反，正因為他認為強盛的大隋一定不會滅亡，所以外示威嚴，內藏險惡，驅使萬民，以滿足個人的窮奢極欲。于是，在外徭役不休，兵戈不止；在內小人得志，上下蒙騙。最終，天下大亂的局勢，也讓隋煬帝身死國滅，成為千古笑柄。
從隋亡到唐興，從唐興到唐亡，王朝興衰更替，循環往復。 歷史的規律，讓人敬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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