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個人前半生的核心任務是建立自我同一性 。每個人都知道， 有的人從未真正離開過家。這個人可能如字面意義所說，和他的父母住在一起，彼此照顧；這個人也可能和父母住在同一個社區，或者遠在千里之外，但依舊受父母的控制。在心理上沒有與父母分離，仍然跟他們捆綁在一起。這些人前半生的任務是未完成的。 未獲得穩定的自我同一性，會困擾并阻礙個體后半生的發展。 要為第二個成年期做準備，不僅需要與父母保持地理上的分離，我 們還必須自給自足、自力更生。這并不意味著有一份有報酬的工作就夠了，而是說我們要感受到任務的挑戰，并在完成任務時感到滿足。 我們還需要更成熟地投身于親密關系。在不可避免的關系摩 擦中，如果不能堅持自己的立場，并與另一個人達成妥協，意味著這個人無法達成自己的精神現實。此外，作為一個公民，我們還應該參與到外部世界中去。每個人都想過從這個瘋狂的世界中抽身而出，偶爾的撤退無疑有助于靈魂的恢復，但如果總是逃避，只會阻礙自我同一性的進一步發展。榮格再次清晰地表達了這項任務：
正如我們所見，即使是穩定的自我同一性也會在中年遭到破壞。一段失敗的關系帶來的心碎，曾經支持和拯救我們的人的離開，職業發展熱情的喪失，都表明迄今為止由它們所維持的投射和同一性受到侵蝕。無論一個人在鞏固自我狀態、建構自我世界方面多么成功，中年之路上的坍塌都會帶來困惑、挫敗和身份喪失的體驗。 通常，當一個人踏上中年之路時，前半生未完成的事務會毫不留情地顯露出來。例如，在離婚的時候，人們就必須面對曾被婚姻掩藏的心照不宣的依賴性。人們可能會意識到他們將父母情結投射到了伴侶身上，或者發現自己缺乏工作技能或自信。然后，前半生的“未竟事業”就會找上門來，讓我們心生怨恨或指責他人。 中年之路上最有力的沖擊之一，就是意識到我們和世界之間并沒有簽訂心照不宣的契約，并不是只要我們心地善良、意圖良好、 行為正確，事情就會進展順利。 我們假想和這個世界實現互惠；只要我們盡職盡責，世界就會報之以歌。許多古老的故事，包括《約伯記》 ，都向我們揭示了一個令人痛苦的事實： 根本不存在這樣的契約。每個經歷過中年之路的人都被迫明白了這一點。舉個例子，如果沒有極高的期望和美好的心愿，沒有人會踏上婚姻的小船，而不顧羅盤多么不穩定，潮汐多么起伏。當一個人站在親密關系的廢墟中，他不僅失去了這段關系，而且常常失去了整個世界觀。 也許最大的打擊是自我至高無上的幻覺受到侵蝕。無論自我的投射曾經多么成功，如今它再也不能獨攬大權。 自我的崩潰意味著一個人并沒有真正掌控生活。尼采曾指出，當人類發現自己不是 上帝時，他們是多么沮喪。實際上，意識到一個人甚至不能很好地管理自己的生活，這就足夠了。榮格強調，當我們發現自己不是生活的主人時，自然會不寒而栗。因此，除了震驚、困惑甚至恐慌之外，中年之路的根本結果是使人謙遜。我們和約伯一起坐在糞堆上，失去了幻想，想知道哪里出了問題。不過，這種經歷可能會帶來新的生命。在前半生的斗爭中獲得的力量，現在可以用來與后半生周旋了。 如果自我沒有足夠的力量，就無法從“自我—世界”軸轉移到 “自我—自性”軸。在自我分離與固化的過程中未完成的事務，將會變成一個人成長的障礙。 生活會毫不留情地要求我們長大，并對自己的生命負責。雖然聽起來很簡單，但長大確實是中年之路上不可逃避的要求。它意味著最終在沒有他人的幫助下，面對自己的依賴、情結和恐懼。它要求我們不再因自己的命運而責備他人，并對自己的身體、情緒和精神健康承擔全部責任。我的分析師曾經對我說：“你必須把你的恐懼提上議程?！边@聽起來令人害怕，但我知道他是對的。這個議程要求我負起責任，要求我全力以赴。 在中年之路上，我們通常還要撫養孩子、養家糊口、盡職盡責。然而，即使外部世界不停地要求我們付出，我們也必須轉向自己的內心，去成長，去改變，去尋找那個作為旅程目標的人。 01 人格面具與陰影的對話 當自我不再獨攬大權，即一個人了解自己和掌控大局的幻覺破滅時，必然會導致人格面具和陰影之間的沖突。在中年時期，人格面具（persona）和陰影（shadow）的對話， 表明了個體要在社會現實和個人真實之間實現必要的平衡。 人格面具是自我對社會環境或多或少有意識的適應。我們創造了許多人格面具，它們是一些隨機應變的角色。我們在父母面前是一副面孔，在老板面前是另一副面孔，在愛人面前又是一副面孔。 雖然人格面具只是與外部世界連接的媒介，但我們往往會混淆他人的人格面具與其內在真實，也會把自己的內在與角色混為一談。如前所述，當我們的角色改變時，我們會迷失自我。人格面具會偽裝成個性，但歸根結底，正如榮格所說，它“不是真實的：它只是個體和社會之間的妥協”。 一旦認同了自己的人格面具，即社會化的自我，當我們從外部世界中抽身而出，面對自己內在的現實時，必然會承受焦慮。因此，中年之路的一項任務，就是徹底改變我們與人格面具的關系。 由于前半生總是在建構和維護人格面具，我們經常會忽略自己的內在現實。而我們的陰影，代表著一切被壓抑或未被承認的東西。 陰影包含了所有至關重要但也存在問題的憤怒和性欲；當然， 也包含了歡樂、自發性和未點燃的創造火花。弗洛伊德一針見血地指出，神經癥是文明的代價。文明社會的要求，從一個人誕生的家庭開始，就將心靈的內容分裂，將我們的陰影拉長。陰影代表了社會價值的利益對人類天性造成的傷害。因此，面對陰影以及對它的整合，可以治愈神經癥的分裂，使人得到成長。正如榮格所總結的， 如果迄今為止人們都認為，人類的陰影乃是萬惡之源，那么，現在經過更仔細的研究，可以肯定地說，陰影并非只由那些應在道德上受譴責的傾向組成，它也表現出一些良好的品質，例如正常的本能、適當的反應、現實的洞見和創造性沖動等等。 人到中年，我們已經壓抑了自己的大部分個性。例如，憤怒經常在中年時期爆發，就是因為人們一直被鼓勵壓抑它。anger（以及 anxiety，angst，angina） 的詞根是印度日耳曼語系中的 angh， 它的意思是“壓縮、限制”。 幾乎所有的文明都代表著對自然沖動的約束，因此，憤怒的日積月累是可以預料的。但是，那些與自然沖動相關的能量去哪里了？通常，它助長了我們盲目的野心，促使我們使用麻醉品來減弱其強度，或者導致我們虐待自己或他人。如果一 個人被教導發怒是一種罪惡或道德敗壞，那么他就會遠離這種真實的體驗。但如果憤怒得到了承認和引導，它也可以成為改變的巨大動力。此后，人們就會拒絕非本真的生活。我們花了一輩子投資人格面具，憤怒的陰影當然會讓人感到不安，但自由地感受真實的自己，是治愈內心分裂的必要步驟。 遭遇其他的陰影也十分痛苦，因為不得不承認通常不被人格面 具所接納的一系列情感，如自私、依賴、欲望和妒忌。在此之前， 人們可以否認這些品質，并把它們投射到別人身上：他愛慕虛榮， 她野心勃勃，等等。但是，人到中年，已經沒了自我欺騙的余地。 在清晨照鏡子時，我們看到的敵人是我們自己。雖然面對不那么好的品質會令人痛苦，但承認這些品質可以讓我們撤回對他人的投射。榮格認為，我們能為這個世界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撤回自身陰影的投射。承認世界的問題就是我們自己的問題，婚姻的問題就是我們自己的問題，這需要巨大的勇氣。但是在這個謙卑的時刻， 我們開始改變、提升我們所居住的世界，并帶來療愈關系和自己的機遇。 與自己的約定也意味著回到過去，拾起被丟棄的東西：生活的樂趣，未開發的天賦，童年的愿望。如果我們把心靈看作一幅鑲嵌畫，很難計算出這幅畫的所有碎片，更別說實現了，但每一個碎片都無疑能治愈和獎賞受傷的靈魂。因此，想學彈鋼琴的人們，想去上大學的人們，或者想在夏日午后泛舟湖面的人們，都可以去實現自己的夢想，無論當初出于什么原因沒有去做。我們無法選擇自己的心靈構造，但可以選擇喜愛或忽視它的內容。然而，我們當中的許多人都不能自由地承認自己內心的現實。我們缺乏來自父母的充分肯定，缺乏父母擁抱生活所樹立的榜樣；我們內化了這種忽視， 內化了阻止我們發揮潛力的禁令。人到中年，允許自己按照真實內心去生活是至關重要的。人終有一死，時間有限，沒有人能將我們從生活的重擔中解救出來，這些事實將促使我們更充分地做自己。 在中年之路上，陰影的暴動是自性糾正功能的一部分，以使一個人能保持平衡。整合陰影， 活出未實現的人生（the unlived life）， 關鍵是明白這一需求源于自性，它既不希望進一步地壓抑，也不希望無節制地行動。整合陰影不僅要求我們在社會中負責任地生活， 還要求我們更誠實地對待自己。我們通過人格面具的失效了解到， 過去我們過著臨時的生活。整合內心的真實，不管是讓人快樂還是不快樂的，對于帶來新的生活和意義的重建都是必要之舉。
02 親密關系問題 如前所述，在中年時，沒有什么比婚姻這種長期親密關系更容易帶來失望和傷害了。這種關系承載了我們的內在小孩。對于親密關系，我們寄予了太多的希望、太多的需求，收獲了太多的失望。 每個人在中年回望過去時，都會對自己幾十年前在婚姻、職業上的 選擇以及做選擇時的無意識不寒而栗。 年輕人總是墜入愛河，許下終生承諾，誕生愛的結晶。他們會繼續這么做下去。但在中年之路上，許多人不得不直面自己和伴侶，這給親密關系帶來巨大的考驗。事實上，很少有中年婚姻——如果它們能存活下來——不承受著巨大的壓力。要么婚姻成為人們內心壓力的主要來源，要么離婚成為踏上中年之路的起點。 為了更多地了解親密關系在中年之路上的角色和重要性，我們需要更深刻地思考這種關系的本質。顯然，我們向其交付靈魂的人是十分重要的。此外，現代文化通常認為婚姻和愛情是同義詞。在歷史上的大部分時期，婚姻都只是維護和傳遞價值觀、種族意識、 宗教傳統和權力的工具。 被安排的婚姻比那些基于愛情的婚姻有更好的歷史記錄，而愛情是最難以捉摸的感情狀態。類似地，只要死亡或命運不加干涉，基于相互依賴的婚姻也會維持得很好。（一個以前的同事，被大屠殺的經歷所折磨，娶了一個年齡比他小一半的女人，她接管了他的生活，雙方都覺得很滿意。）事實上，根據各種說法來看，基于生活需要的婚姻比基于愛情和相互投射的婚姻更有可能長久。正如蕭伯納（George Bernard Shaw）所說的： 當兩個人處于最激烈、最瘋狂、最虛幻、最短暫的激情之下，他們被要求發誓將一直保持這種興奮的、不正常且令人筋疲力盡的狀態，直到死亡把他們分開。 下圖展示了人們在異性戀的親密關系中常見的互動：
在意識層面，兩個人的自我建立關系，但人們不會在自我關系的基礎上締結愛情關系。這一“榮耀”落在了阿尼瑪和阿尼姆斯身上，它們是一個人心靈內部無意識的異性成分。 簡單地說，阿尼瑪代表了男性內化的女性特質，最初受到母親和其他女性的影響，同時也會被一些未知的、對他而言獨特的東西所浸染。他對阿尼瑪的體驗，代表了他與自己身體的關系，代表了他的直覺，他的感官生活以及他建立親密關系的能力。女人的阿尼姆斯則是她對男性法則的體驗，受到父親和文化的影響，但同樣也 有一些神秘的獨特性。阿尼姆斯代表了她的根基感，她的潛力，以及她全力以赴實現愿望的能力。 然而，親密關系的基本真相是， 一個人會把自己身上未經意識 檢驗的東西投射到伴侶身上。上圖中的對角線箭頭顯示了這種從阿尼瑪（阿尼姆斯）到自我的投射，以及相應反方向的投射。 在眾多異性中，只有少數人會相互吸引，他們都是投射的好鉤子，至少能暫時招引投射。圖中這種對角線的動態就是所謂的浪漫愛情。 浪漫的愛情給人一種深刻的聯結感，帶給人新的能量、希望以及歸屬感。一見鐘情就是這種投射中最引人注目的。只要對方能暫時維持這個投射，哪怕他 / 她是一個殺人犯。很明顯，在這個投射背后，只是一個像我們一樣的普通人，并且毫無疑問也向我們投射了大量內容。 但對我們來說，這個“他者”是特別的。我們會說， “這個人不一樣”或者“我從來沒有過這種感覺”。流行文化助長了這種錯覺。如果把音樂排行榜前 40 首歌曲串燒起來，大概是這樣的：“我一直過著悲慘的日子，直到你出現在我生命里，所有的事物煥然一新，我們站在了世界之頂；有一天你變了心，我們失去了曾經擁有的一切，你離我而去，現在我過著悲慘的日子，永遠不會再愛了，直到下一次遇見?！边@些流行歌曲千篇一律，不同的只是歌手的性別和是否有吉他伴奏。 每天生活在一起，會無情地消磨投射；最后，一個人所面對的只是對方的特性，后者根本無法滿足大量的投射。所以，人們會在中年得出結論：“你不是我當初結婚的那個人。”事實上，他們從來都不是。他們始終是另一個人，一個我們當時幾乎不了解的陌生人，現在也只是稍微了解了一點。由于我們把阿尼瑪或阿尼姆斯投射到那個人身上，因此我們實際上是愛上了自己缺失的那部分。這種聯結感和歸屬感是如此美妙，并帶來大量的希望，以至于失去它時，我們感覺那是一場災難。 親密關系的真相是，它永遠不會比我們與自己的關系更好。我們與自己的關系，不僅決定了對“親密他人”的選擇，也決定了親密關系的質量。事實上，每一段親密關系都在暗地里透露出我們的本性。因此，所有的親密關系都是我們內心狀態的體現，沒有任何關系會好過我們與自身無意識的關系。 如果我們沒有那么多要求，親密關系就不會如此沉重。但如果這種關系不能滿足內在小孩的期待，那么它的意義又何在呢？榮格指出，人生意義來自： 人們感覺他們過著象征性的生活，他們是神圣戲劇中的演員。這給了人類生活至高的意義;其他的一切都是平庸的，是可以忽略的。 一份職業，生育孩子，與至高無上的事情相比，與你人生的意義相比，都是幻象。 比如，問題就從期待那個魔幻“他者”來拯救我們，轉變為親密關系在獲得人生意義中所扮演的角色。 顯然，我們文化中的親密關系模式，以及人們第一個成年期的愿望，是希望融合或合而為一，即相信通過與另一半的結合，自己將得到補全，變得完整。通過結合，我們融為一體；通過結合，我們變得完好。一個人面對浩瀚的世界，會覺得自己不完整和不足， 自然會產生結合的愿望，但這種愿望實際上會阻礙兩個人的發展。 當日常生活磨滅了希望以及伴隨的投射，人們就會經歷意義的喪失，也就是說，投射到另一半身上的意義煙消云散了。 從中年的視角來看，我們必須替換掉融合模型，因為它根本行不通。如果每個人都對自己的心理健康負責任，那么對于后半生來說，這個適用的模型應該如下圖所示：
這個盆狀的容器暗示著成熟的親密關系的開放性特征。每個人的首要任務是為自己的個體化負責。在這段親密關系中，人們相互支持、相互鼓勵，但不能為對方執行個體化或發展的任務。這個模型拋棄了一個人會被“他者”所拯救的觀念。它假設雙方都能接受個體化的邀請，并通過完善自己來為親密關系做貢獻。成熟的親密關系超越了融合模型，要求雙方都承擔起個人責任，否則婚姻就會停滯不前。 要想擁有一段成熟的親密關系，我們必須能夠坦言：“沒有人能給我我最想要或需要的東西。只有我自己可以。但我會贊美這段關系所切實提供的，并為之真心付出。”親密關系通常提供最多的是陪伴、相互尊重和支持，以及辯證的對立面。一個用親密關系來支撐脆弱自我的年輕人，不可能滿足成熟關系對勇氣和紀律的要 求。從前他需要肯定和認同，現在他必須接受差異和不同；從前他想要簡單的合而為一的愛，現在他必須學習如何愛上差異性。 當一個人放下他的投射和巨大的隱秘議程時，他就可以被伴侶的差異性所擴展。一個人與另一個人結合，并不像融合模型那樣合而為一，此時會產生第三個空間。兩個人是單獨的個體，他們的關系形成了第三種力量，迫使他們超越各自的限制。此外，當一個人放棄投射，把重點放在內心成長上，他就會遇到自己浩瀚的靈魂。“他者”幫助我們拓展了心靈的可能性。 里爾克把親密關系描述成與另一個人分享自己的孤獨。 這顯然已經接近真相了，因為我們最終擁有的只是自己的孤獨。我們必須承認，投射不會永遠持續，但話說回來，它可能會被更豐富的東西所取代。由于投射是無意識的，我們無法確定自己與“他者”的關系是否真實。但如果我們為自己承擔了主要責任，就不太可能將內在小孩的依賴和不切實際的期望投射出去。 因此，真正的親密關系源于一種有意識的愿望，想要與另一個人分享自己的旅程，通過對話、性和關心的橋梁，走向生命的奧秘。尼采曾經指出，婚姻是一場交談，一場偉大的對話。 如果一個人沒有準備好參與長期的對話，他就沒有準備好進入長期的親密關系。許多年老的夫妻早已無話可談，就因為他們停止了作為個體的成長。如果重點在于個人成長，那么每個人都將有一個有趣的交流伙伴。若一個人阻礙自己的成長，即使這種犧牲是為了另一半好，那你的伴侶也將注定與一個憤怒且抑郁的人生活在一起。一個人的成長受到另一半的阻礙，同樣是不可接受的。這樣的婚姻必須重新開始，否則它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在成熟的婚姻中，在開放和辯證的婚姻中，我們會經歷第 64 頁圖中所示的最深層的關系，即兩個神秘事物之間的交流，兩個內在異性能量之間的碰撞； 這就是靈魂與靈魂的相遇。 因此，愛情是一種經歷榮格所提到的象征性生活的方式，是一種遇見神秘的方式，其名稱和本質我們永遠無法理解，但如果沒有它的存在，我們就會陷入淺薄。到了中年，許多婚姻要么草草收場，要么苦苦掙扎。 在過去，那些撤回投射的人因為巨大的社會壓力，無法尋求另一段婚姻。有些人選擇外遇，有些人濫用藥物，有 些人通過工作和育兒得到升華，還有些人則患上偏頭痛或抑郁癥。 積極的選擇通常是遙不可及的。今天，我們有了這樣的選擇，盡管 每個選擇都不容易，但至少好過被困在一個不利于伴侶個體化的體制中。盡管初心美好，自我意志泛濫，但真相終將大白于天下。審視那個承載了自己希望和需求的體制需要勇氣，但這種勇氣同時也會帶來治愈，讓人恢復完整，并重獲新生。 相信魔幻“他者”是一種殘酷的自欺欺人。即使找到了這樣的人，肯定也是一種投射。如果過了一段時間，我們仍然受到“他者”的照顧，那么很可能陷入了對方有意或無意投喂的依賴中。我不是刻意貶低伴侶在人生旅途中可以發揮的支持作用，而是說，一個人可能會因此逃避對自己的生命要承擔的巨大責任。我認識一個非常能干的女人，她在早上把丈夫送出了家門，下午就把男朋友領回了家。雖然她在事業上很成功，但她無法嘗試跟自己相處，無法與自己對話。 當一個人有勇氣轉向內在時，他將有機會面對自己人格中被忽視的部分。如果一個人不再急切地從伴侶身上尋找生命意義，他就會被召喚去激活自己的潛能。 每個人在人生早期都被教導過“男女有別”，最近我就聽說了一個經典的性別角色故事。一對夫妻處在離婚的邊緣，他們相互抱怨對方造成了自己現在的生活局面。男人說他努力工作，就是為了事業成功、養家糊口。他忠實地執行這個計劃，卻因為沒有自己的 生活而心生怨恨。他的憤怒在內心積累，逐漸變得消沉，最后他感覺如果不離開這段婚姻自己就會死。他的妻子則回應說，她一直扮演賢妻良母的角色，照顧丈夫，照顧家庭和孩子，放棄了自己的職業目標，她也感到很郁悶。 很明顯，這兩個人都是受害者。他們都恪守性別角色的教誨， 盡己所能地按其要求生活，就像他們的父母一樣；二十年來，他們變得互相憎恨。他們是彼此不快樂的幫兇；但除了完成第一個成年期的劇本之外，我們還能期待一個 20多歲的年輕人做什么？他們很好地遵守了婚姻制度，但這一制度卻沒有很好地回饋他們。他們能否繼續在一起，取決于雙方對個人成長的承諾。 關于心靈，永恒不變的真理是：要么改變，要么在怨恨中枯萎；要么成長，要么在內心中死亡。同樣，中年婚姻的悲劇在于， 這段親密關系經常被怨恨所污染，以至于修復的可能性受到致命損害。美好的初心能否被喚醒，對伴侶的負面投射能否被撤回，始終是個問題。 平衡對他人的義務和對自己的義務，誠然很困難，但我們必須努力。這個問題并不新鮮。易卜生的《玩偶之家》（A Doll’s House ）出乎意料的新潮。當娜拉離開她的丈夫和孩子時，有人提醒她還有對教會、丈夫和孩子的責任。她回答說，她對自己也有責任。她的丈夫表示不理解。他問道：“我們能解決這個問題嗎？ ”娜拉回答說，她也不知道，因為她不知道自己是誰了；而且因為（實際上） 她只是按照第一個成年期的劇本在生活，所以她不確定自己會變成什么樣的人。 一個多世紀前，當《玩偶之家》在歐洲各大都市上演時，騷亂接踵而至，因為它對婚姻和養育的體制隱含著巨大的威脅。即使是現在，當你離家出走，甚至只是改變某種約束的模式，仍然面臨社 會輿論、模范父母和內疚的阻礙。娜拉走出了家庭生活的圈子，卻 可能陷入社會排斥和經濟困境，因為法律會剝奪她的財產權、監護權和經濟權利。但娜拉知道她必須出走，否則她就會死去。 雙方越早把個體化作為親密關系存在的理由，這段關系就越有可能持續下去。 人們很自然地認為，時間會以某種方式解決心中煩惱和腹中空虛。當我要求一對夫妻想象十年后沒有任何改變時，他們通常會更明白必須有所改變。如果夫妻中的一方阻止改變，他或她無疑仍被焦慮所控制，并熱衷于第一個成年期的投射。很有可能，這個頑固 的伴侶永遠拒絕承擔必要的責任；如果是這樣，他或她定會因為否定他人的生命而受到懲罰。任何人都沒有權利阻礙他人的發展，這是一種精神犯罪。 如果伴侶能意識到自己的不快樂，并坦率地請求對方的支持， 這段婚姻就有可能得到延續。這時，另一半將不是拯救者，也不是敵人，而僅僅是伴侶。也許夫妻治療的理想模式是，每個人都接受單獨治療，更好地解決發展的需求，同時兩人也一起參與會談，修正過去失敗的相處模式，并討論對未來的希望和計劃。這樣一來，婚姻就可以成為個體化的容器。 為了達成合作而不是沖突的態度，我經常在伴侶在場時提出某些問題。例如：“在你過去的經歷或行為中，有什么可能會導致沖突或破壞親密關系？ ”這讓那些認為自己是來尋找幫手對抗伴侶的人感到震驚。這個問題要求他們開始審視自己，并對親密關系的維護和滋養承擔更大的責任。另一個很有用的問題是：“你對自己有 什么夢想，是什么恐懼阻礙了你？ ”在聽到對方的掙扎和失望后， 伴侶經常會產生同情，并希望支持他們。分享自己的挫敗、恐懼和希望，才是真正的親密；但很少有夫妻能做到這一點，無論他們結婚多久。性愛是夫妻間的橋梁，孩子是兩人之間的紐帶，但真正的如膠似漆是兩個人感同身受。 除非我們能切身體會另一半的感受，否則我們永遠不可能愛上對方的特性。也許愛實際上是一種想象他人經驗的能力，這種想象是如此生動，以至于我們能肯定對方的存在。真正的對話有助于這種想象，也是自戀偏執的解毒劑。我曾聽到有人質疑：關注個人成長本身是否也是一種自戀？只要一個人決心實現自己的潛能，并把同樣的權利賦予他人，這就不是一種自戀。 這需要一種雙重的力量：為自己負責的能力，在想象中驗證 “他者”真實性的勇氣。這兩種力量在我們的文化中都沒有很好的榜樣，所以我們必須自己去尋找。而另一面恰恰就是許多婚姻的悲慘處境。我們因為自己不快樂而埋怨伴侶，并私下懷疑自己是同謀。這簡直是自掘婚姻的墳墓。 許多人都認為，如卡羅爾·吉利根（Carol Gilligan） 在《不同的 聲音》（In a Different Voice）中所見，女性比男性更難確認自己的個體化需求，因為親密關系對女性提出了苛刻的要求。女性意識的本質可以被描述為擴散性意識（diffuse awareness），這意味著女性非常了解她的周圍環境，以及其他人對她的要求。因此，吉利根提出，她身邊的女性都同意年輕的斯蒂芬·迪達勒斯（Stephan Dedalus） 的做法；在詹姆斯·喬伊斯的自傳體小說《青年藝術家畫 像》（A Portrait of the Artist as a Young Man）中，迪達勒斯宣布——就像喬伊斯本人一樣——他要離開他的家庭，告別他的民族和信仰，因為他不能再忠于那些無益于自己的東西。 但她們也認同瑪麗·麥卡錫（Mary McCarthy）在《天主教女孩自白》（Confessions of a Catholic Girlhood）中表述的困境；當她想躍入未知的世界時，卻被責任和內疚所束縛、所掣肘。雖然今天的女性比她們的母親有更多機會選擇自己的道路，但許多人仍然會因為別人對她們的要求而備感約束。所以，女性為了成就自我必須比男性邁出更大的一步。就像《玩偶之家》中的娜拉一樣，她必須在別人的要求和對自己負責之間找到平衡。最終，做出犧牲的女性，既不是好母親，也不是好伴侶。女性成為圣徒的代價，需要她和別人共同承擔。 童年的依戀需求在成人內心仍然非常強烈，甚至可以說它們是自然和正常的。但如果一個人的自我價值和安全感總是依賴于他人， 那么他是不夠成熟的?！耙缿兖嚳省?em>（attachment hunger） 這個詞，就描述了對他人的自然需求失控時的模式。當然，人們忘記了，每個人內心都有一個現成的伴侶，至少是潛在的伴侶。 對許多男性來說， 一大問題是他們的內心已經麻木。 大多數男性習慣于回避感情，避免本能的智慧，并凌駕于自己 的內在事實之上，他們不管對自己還是他人來說，都是陌生人，是金錢、權力和地位的奴隸。菲利普·拉金令人難忘地寫道，他們的 第一次心臟病發作就像圣誕節一樣； 他們無助地背負著承諾、義務和必要的儀式， 漂流在衰老和乏力的黑暗大道上， 被曾經幸福甜蜜的生活所拋棄。 在我們的文化中，幾乎沒有允許或邀請男性對自己誠實的榜樣。當一個男人被問及他的感受時，他通常會解釋自己的想法，或者“外在的”問題是什么。想想每一項體育賽事的電視轉播中，啤酒廣告所傳遞的巧妙而默契的信息。一群興高采烈的壯漢扛大梁、 鋸木頭或駕駛叉車。（他們從來不會坐在個人電腦前面或抱著孩子。）哨聲響起，老兄們的暢飲時間到了。他們大步走向附近的酒吧，可以像好兄弟一樣碰撞身體。在酒吧里，他們舉起酒瓶，伴著 一個有象征性的金發女郎，這表明他們不是同性戀，并代表了即將 在歡樂、憤怒或傷感中被召喚出來的阿尼瑪。酒精，放松了男人對內心女性的限制，釋放了不被意識承認的東西。 如果男人與自己的女性靈魂都沒有處好關系，又怎能期望他們與女人處好關系呢？女人不可能疏通男人的內心；她們只能接受或部分承受男人對女性的投射。古埃及故事《厭世的男人尋找他的靈 魂》（The World-Weary Man in Search of His Ba）流傳至今，告訴我 們這個問題并不新鮮。也許新鮮的是，在巨大的壓力下，在要求扮 演戰士和經濟動物的舊角色時，越來越多的男人被邀請進入內心，尋找自己真實的樣子。 羅伯特·霍普克在《男人的夢境，男人的治愈》一書中指出，男 人大概需要一年的心理治療，才能夠內化并面對自己的真實感受，才能達到女人通常開始治療時的狀態。 我猜測他是對的，有多少男人準備接受一年的治療，只為了達 到這個起點狀態。謝天謝地，有些男人會這樣做，但更多的男人卻在漂泊和迷失。作為父權制的受害者，男人只知道把權力當作男子氣概的證明。 因此，中年之路上的男人必須重新成為孩子，面對被權力所掩蓋的恐懼，并重新提出那些古老的問題。這些問題看起來很簡單： “我想要什么？我有什么感覺？我怎么做才能讓自己感覺良好？ ” 現代男人很少允許自己奢侈地問這些問題。于是，他們一邊步履沉重地去上班，一邊夢想著退休后在某個奢華球場打高爾夫，并祈禱這一天在心臟病發之前到來。除非他能謙遜地問這些簡單的問題， 讓自己的內心說話，否則他是沒有任何機會的；他會成為自己和他人的惱人伙伴。 類似地，許多女人也被剝奪了權力，她們天生的力量被內心消極的聲音所侵蝕。負面的阿尼姆斯緊繃喉嚨，在她們耳邊低語： “你不能這樣做?！卑⒛崮匪勾砹伺说膭撛炷芰Γ齻冞^自己的生活、實現自己夢想的能力，但它躲藏在一系列陰影之下，比如母親的榜樣、父親的鼓勵（或打擊）和社會所提供的狹隘角色。在傳統上，女性總是被告知通過丈夫和兒子的成就來獲得滿足感。 我讀過的最傷感的評論之一來自瑪麗·本森（Mary Benson）的日記，她是一個徹底的維多利亞時代女性，作為坎特伯雷大主教愛德華（Edward）的妻子，被婚姻和教會的雙重制度所束縛。當愛德華去世后，瑪麗開始與自己相會： 我有一種糟糕的感覺，我整個人生都源自并在回應各種永不停歇的要求。我的內心沒有任何東西，沒有權力，沒有愛，沒有欲望，沒有主動；他擁有我的所有，他的生活完全支配著我的生活。上帝啊，給我點個性吧。我想有點個性。 怎么把它和尋找自我聯系起來？我感覺自己一直過著一種淺薄的生活，既不是有意為之，也不能說完全錯了。但是，我和愛德華這樣一個占主導地位的人在一起……再加上這個職位的巨大要求，我怎么可能找到自我呢？我似乎只是一個回應的服務器，沒有內核。但我必須有一個核心。 讀者們，你們的內心是否受到了震動？你們是否也過著和瑪麗一樣的生活？雖然她的評論令人傷感，考慮到當時的教會權力，也是可以原諒的，但最終她必須承擔責任。個性不是由上帝賜予的；個性是通過每天與懷疑和反對的魔鬼抗爭而得到的，如果不這樣做，等待我們的將是抑郁和絕望。 現代女性不再受性別角色的定義，但她們要為平衡事業和家庭而英勇奮斗，曾經的夢想已經所剩無幾。一個女人在中年時，通常只剩下丈夫和孩子，孩子必然忙碌于自己的生活，丈夫則被工作所占據，或者被他的阿尼瑪所投射的新歡所俘。也許有人會說她有權感受到背叛和遺棄，但話說回來，如果她能早點有意識地預見并為這些事做準備，她可能會迎來全新的自由。 我認識一位父親，他在女兒上大學時對她說：“考慮到現在的離婚率，以及男人更短命的事實，你有 80% 的概率會獨自生活， 不管你有沒有孩子要撫養，不管你有沒有經濟能力。因此，你最好有自己的職業，有足夠的自尊，這樣你的價值感就不必依賴于身邊的男人。”這些話不是樂觀的話語，不是早點結婚的告誡，不是輩輩相傳的鼓勵依賴。這位父親并不享受說這番話。這番話唯一的優點就是它的真實。 當女人在中年感覺被遺棄時，她的內在小孩很快就會“浮出水面”。這是一次痛苦的經歷。如果她尋求治療，第一年將用來發泄悲傷和憤怒，克服懷疑，接受我們并沒有和世界簽下心照不宣的契約這一事實。在第二年，她將為新生活積蓄能量。如果她缺乏經濟獨立所必需的教育或工作技能，她會盡其所能去獲得它們。從集體的角度來看，她有充分的理由覺得自己被利用了；在心理治療中，她可能會承認自己的無意識共謀。 對許多身處中年之路的女性來說，現在是時候實現與自己的約定了，這是多年前就已發出卻被錯過的邀請。當脫下養育者的罩衣，女性必須重新詢問她是誰，她想用她的生命做什么。除非她意識到阻礙自己的各種內在力量，以及從父母和文化中獲得的情結，否則她無法解決這些問題。 阿尼姆斯的負能量會侵蝕女性的意志、自信和自我信念。阿尼姆斯作為正能量，代表著權力，代表著為自己想要的東西而戰的能 力，代表著生命力的主張。阿尼姆斯作為正能量很少是被賜予的， 它是通過努力得到的。鼓起勇氣，重新定義自己，重視親密關系，但不被關系所限制，這是中年女性的一項任務。
03 中年外遇 有時，內心力量會以復仇之勢崛起，使我們根本無法招架。據報道，外遇的發生率在 50% 左右，男性略高于女性。我想，他們當中很少有人會在早上醒來時說：“我今天要把我的生活搞砸，哪怕傷害我的伴侶，傷害我的孩子，失去我為之奮斗的一切?！?/strong>但這確實發生了。 不管第三者事實上有什么優點，他或她肯定都是投射的對象。 正如婚姻是內在小孩需求的主要載體，當伴侶被證明只是個普通 人時，第三者就成了阿尼瑪或阿尼姆斯投射的全新對象。就在我寫 這本書時，某位知名女演員宣布了她的第八次婚姻（也可能是第九次了）。我衷心祝福她，但我知道，她這么大年紀了，仍然在投射。 她現在選擇的是一個比她小 20 歲的壯小伙。我還得知一個 48 歲的 男人愛上了一個 21 歲的女孩。我看見他的小船正駛向尼亞加拉大瀑布，但我知道說什么也阻攔不了。當然，我沒見過這個年輕的女 孩，也不知道他的妻子有多嘮叨，更不能想象他是不是感覺重生了。無意識的力量有時比邏輯、傳統和法律更要求尊重。 弗洛伊德曾要求他的病人，在分析期間不要做任何重大決定， 例如結婚、離婚或換工作。也許這在理論上是合理的，但生活在繼續，情緒在發生，決定刻不容緩，我們必須在現實世界中正常運轉。不管投射會不會消解，不管一個人是否被自己困住，生活從未停止，選擇已經做出。 當我為夫妻提供治療時，如果沒有第三者， 我總是會松一口氣，因為我知道他們還有機會真誠地處理婚姻問 題。如果這段婚姻失敗了，我們就直接承認這一點，而不是將問題 轉移到另一條軌道上，也就是外遇所體現的投射。如果人們正在經 歷外遇，我會敦促他們盡量暫停聯系，以切合實際地看待自己的婚姻。有時，這個策略是有效的，丈夫或妻子能夠切實地處理婚姻問題。但大多數時候，我都是在浪費口舌。被無意識支配的個體是不可能注重實際的。 中年外遇的真正力量在于，它會將人拉回到成年早期的黃金時光。我常聽到女人抱怨丈夫和一個甜美的年輕女孩有染，我也看到過一些女性和年長的男人交往。這告訴我們什么？這表明阿尼瑪發展不充分的男性，會被類似水平上的女人所吸引；這還表明阿尼姆斯發展不充分的女性，會被擁有世俗權力的年長男性所吸引。男人和女人都缺乏成年儀式，無怪乎這么多人在尋求人生指導，甚至讓愛人指點迷津。 男人追逐年輕的女性，反映了他們不成熟的阿尼瑪；女人仰慕有地位或年長的男性，是對她們自身阿尼姆斯發展不足的補償。難怪外遇具有這么大的“神圣性”（numinosity）。它實際上擁抱了一個人失落的靈魂。然而，外遇往往會帶來更多的悲傷和 喪失。睿智的心理治療師梅·羅姆（Mae Rohm）曾說過：“你所得到的麻煩不值得你這樣做?！?/strong> 但是，你試著把這話告訴一個正發生外遇的人，試著告訴一個被配偶外遇所傷害的人，他們才不會相信。 前面講過，第一個成年期的婚姻模式是追求合一，現在我們明白了，親密關系究竟有多么復雜。親密關系的存在本身就令人驚訝。鑒于強大的無意識力量、投射、父母情結等，一個人怎么可能會與另一個人誠實地建立關系？一開始，我們可能會說，放眼過去，人們做得挺好；然后我們被迫承認，根據歷史和自己的經驗來 看，他們做得也不怎么樣。親密關系從來都是一團巨大的，令人困惑、傷心的混亂。 我傾向于把人看作一個多面體，一個有很多面的球體，而不是作為融合模型的一半在尋找另一半。即使完美小姐和了不起先生 在一起，也不可能將兩個多面體的所有面都對齊，最多只能對齊其 中的一些。這是外遇的理由嗎？是的！但這是一個壞理由。我知道 一些所謂的開放式婚姻，有些是由極度清醒的人經營的，最后全都 以失敗告終，部分原因在于，不管協議是多么理性，人總是有情感 的。即使在最理性的契約中，也會存在嫉妒、渴望和競爭。因此， 如果多面體的比喻合理的話，那么我們只能將其中幾個面與某個人 匹配。誠然，這為結交不同的朋友提供了理由，但這只有在不涉及愛情的情況下才是可能的。 承認我們是一個多面體，雖然可能威脅到伴侶，但卻解放了我們自己，這也可能是發展的契機。對于處于第一個成年期的人們來說，另一半是最主要的支持來源，多面體模型是一種威脅。自然 地，考慮到內在小孩及其各種需求，解決方案存在于外部，“會有 一個'外人’來治愈和修復我”。但是，當一個人經歷了外遇的興奮、疲憊，以及最終的沮喪，他可能會質疑這一切意味著什么。在這么多人都有外遇的情況下，人們必然會說這種模式意義重大。我認為，這種意義既是彌散的（在情緒上）又是非常明確的（在概念上）。 中年外遇的意義是迫使我們回到過去，拾起自己成長過程中 落下的東西。由于未被發展的東西在意識之下躁動，所以它仍然是未知的。在無意識的神秘掃描中，這些未被發展的東西被投射到一個“情投意合”的人身上。我們尋求的是完整，是完成。這種對完整性的追求有什么可驚訝的？但是，你試著把這些解釋給一個墜入 愛河的人聽！外遇會繼續下去，因為浩瀚的未知依然存在。是的， 外遇中的第三者也有可能被證明是一個絕妙人選，是真正的靈魂伴侶。如果他或她沒有一些這樣的特質，那么投射一開始就不會發生。如果這種新的關系能夠幸存下來，那么我們有可能整合了第一個成年期缺失的東西。我們可能非常幸運，也可能會大失所望。 也許最困難的任務是，學會接受和肯定自己在關系中的分離性。在我們的討論中反復出現的主題是，一個人除了對他人做出熱切回應，還必須對自己的幸福負責?？梢钥隙ǖ氖?，即使我們獲得 了更高的獨立性，依戀需求仍然存在。外遇能夠滿足一個人在婚姻中未被滿足的需求，而婚姻則因未被滿足的需求而充滿怨恨和憤 怒。世界上最簡單的事就是埋怨他人。有外遇的人經常會說：“我可以跟你說，但我跟家里那個人沒法說?！?/span> 事實上，一個人跟伴侶說的話要比跟一個相對陌生的人說的話多。只是婚姻中的對話已經被壓抑、重復和失望所包裹，以至于我們放棄了在伴侶的平凡中遇見“他者”的希望。 此外，外遇中的神秘“他者”無疑吸引了我們的多面體自我中未發展部分的投射。當 一個人與自己靈魂的倒影相遇時，會有一種“上天安排”的感覺， 這時，婚姻幾乎是沒有勝算的。因此，夫妻雙方必須有強大的意志力，從外遇中抽身出來，把那些失去的時光，那些未曾嘗試的對話，帶回到最初的伴侶關系中。 我見過太多的人，只有到了治療室或離婚法庭上，才開始真正分享感受、愿望和從前的傷痛。與其說婚姻失敗了，不如說從未真正嘗試過。如果像尼采所說，婚姻是一場偉大的對話，那么大多數婚姻都不合格。很少有人真正分享自己的內心感受，對另一半訴說自己的心事。人們一起生活、生兒育女、共同養家，卻從未真正理解伴侶的神秘性。這樣的局面令人感到無比悲傷。 婚姻完全有可能進入中年之路的漩渦，如果（我是說如果）夫妻雙方愿意再次“分離”，并就這種分離彼此對話，那么它就會解構和重組。我們必須承認這樣一個悖論：要使婚姻水乳交融，首先必須有更大的分離。婚姻治療可以解決沖突，識別和糾正不良策略，并制定一項成長的議程。這些顯然很重要，有助于提升婚姻的體驗；但只有婚姻中的個體改變了，真正的新生才會開始。在關系發生轉變之前，每個人都必須成為一個更完整的個體。一段婚姻不會比身處其中的任何一個人更好。 因此，中年婚姻的轉變包括三個必要的步驟： （1）雙方必須對自己的心理健康負責。 （2）雙方必須承諾分享自己的經驗世界，不因為過去的創傷或未來的期望而埋怨對方。同樣，他們也要不帶防御地努力傾聽對方的經驗。 （3）雙方必須承諾長期保持這樣的對話。 這三個步驟要求很高。而另一種選擇是，婚姻要么磕磕碰碰，要么解體。敞開的對話是長期承諾的意義所在。不管有沒有結婚宣誓，真正的婚姻都離不開敞開的對話。只有敞開地對話，充分分享做自己的感覺，同時傾聽對方的內心感受，才能實現對親密關系的承諾。 而一個人只有對自己負責，有一定的自我意識，并有足夠的彈性來承受與“他者”的真實相遇，他才能參與敞開的對話。 愛上另一半的特性是一件非凡的事，因為一個人由此進入了關系的真正奧秘，在這個奧秘中，一個人被帶到了第三個空間——不是你加我，而是我們，是超越彼此的共同體。 04 父母情結的影響 前文提到，中年之路的特征之一，是個體與父母的關系發生了改變。我們不僅在新的賦權背景下與父母打交道，同時還看到了他們的衰落；但更重要的是，我們學會了把自己與父母區別開來。也許在中年，沒有什么任務比擺脫父母情結更重要了；原因很簡單， 父母情結強烈地影響了前面提到的虛假自我，即在第一個成年期形成的臨時人格。除非我們意識到第一個成年期的特征是反應性而不是生成性的，否則我們并不會真正成為自己。 無論一個人的童年經歷是糟糕還是美好，這個世界的力量都是 “外在的”，在那些大人身上。小時候，看到父親從他手上拔出魚鉤，既沒有畏懼也沒有哭泣，這讓我驚訝不已。我得出結論，要么 是成年人對疼痛不那么敏感，要么更有可能是，他知道如何處理自己的疼痛。我希望他能教我那些奇妙的技巧，因為我知道自己多么害怕疼痛。 同樣，在對青春期一無所知的情況下，我注意到，八年級過后，那些大孩子突然發生了身體上的變化，去了一個叫作高中的地方，并對世界有了我所缺乏的了解。我不知道這種神秘的轉變是如何發生的，但我猜想，有人把這些年輕人帶到一邊，教他們如何成為大人。我偶然發現，我們需要成年儀式，這些儀式幫助過我們的祖先，卻在我們這個時代消失了。讀者可能和我一樣失望：我們愉快地進入成年人的世界，卻沒有得到任何啟示，而是發現臉上長滿粉刺，遭遇性困惑，并逐漸意識到大人也不懂任何魔法。 因此，第一個成年期的形成，不是基于我們對自己和外界的了解，而是基于我們對父母及各種體制的指導或模式的依賴和困惑。 正如大衛·瓦格納（David Wagoner） 在《單面英雄》（The Hero withOne Face）中所寫： 我選擇了，被告知要選擇的： 他們溫柔地告訴我，我是誰。 我等待著，不知該學些什么： 此刻，再次失明，宛若初生。 人到中年，必須解決父母情結在幾個方面的影響。首先，在最本質的層面上，教養的經驗是關于生活本身的原始信息——它是支 持性的還是傷害性的，它讓我們感到溫暖還是冷酷。父母的形象緩 解還是加劇了孩子與生俱來的焦慮？這就是個體核心焦慮的形成，它是我們所有態度和行為的基礎。 其次，親子經驗是個體與權力和權威的初次接觸。人到中年， 找到自己的權威是當務之急；否則，后半生仍被童年的變化無常所支配。我們依靠怎樣的權威（規范性價值觀）來生活？是誰在命令我？大多數成年人都花費很多時間來“檢查”（checking in），因 此，一個人必須努力抓住內心所有的對白，并使之意識化。一個人 要向頭腦中無形的存在咨詢或請求允許多少次？內心的對話比人們想象的更根深蒂固、更隱蔽。那個“檢查”的“我”是誰？“發號施令”的又是誰？這些內在的權威，很可能是母親、父親或他們的代理人。 這種“檢查”的反射性質令人震驚。只有當一個人因某個決定或沖突感到苦惱時，才會注意到它，進而與之對抗。 如果一個人能夠停下來，捫心自問：“此刻我是誰？我有什么感覺，我想要什么？ ”那么，他就不是在反射模式中，而是活在當下。“檢查”的潛在本質是一個人生活在過去。我認識一個人，每當他要吐露一些私事或談論別人時，就會小心翼翼地張望，甚至在私密的治療會談中也如此。他稱這是“德國式回望”（the German glance）。他在納粹時代長大，像他同時代的人一樣，學會了在說任何私事或可能違反權威的話時都要回頭張望。盡管已經過去了50年，離他年少時的居住地有四千英里，但他的身體和心理仍然記得要“檢查”?？梢?，我們都會反射性地向過去生活中的權威“報到”。 宗教指令對許多人起著這樣的作用，他們充滿了罪疚感，因不能自由地表達情感而顯得極不成熟。我曾見過一些專制和無意識的神職人員，他們對人們造成的傷害可能比帶來的益處更多。罪疚感和被社群排斥的威脅，對個人的發展具有強大的威懾作用。［古人認為流放是對一個人最嚴厲的懲罰，這絕非偶然。正統的猶太人吟 唱卡迪什（Kaddish），為死者祈禱，為離開社群的人祈禱；阿米什 人（Amish）則“回避”那些離群的人。］從群體中被流放是來自權威的巨大威脅。沒有一個孩子能夠承受沒有父母的認可和保護，所以他會反射性地學會抑制自然沖動。這種對被排斥的焦慮的防御，被稱作“罪疚感”（guilt）。失去家庭的威脅如此之大，失去父母的恐慌如此之強，以至于所有人都在某種程度上持續地“檢查”。不管我們的身體有沒有移動，“德國式回望”都發生在我們身上。 如果沒有能力活在當下，做一個自我定義的成年人，那么一 個人就仍是過去的囚徒，與自己的本性和成年人格相去甚遠。意識到這種不真實性，起初會令人沮喪，但最終會讓人解脫。承認內心對外界權威（投射到了伴侶、老板、教會或國家身上）的依賴， 是多么令人羞愧。即使在今天，選擇自己的道路也常常顯得可怕。 正如一位分析家最近說道：“我曾被告知，考慮自己就是自私。直至今天，當我提到'我自己’或使用'自我’這個詞時，我仍然感到內疚?！?/span> 與處理父母情結和爭取個人權威相對應的是， 一個人把自己的身份認同投射到子女身上。許多父母都將他們未曾實現的生活投射到孩子身上。前面提到有許多表面上望子成龍和望女成鳳的父母。 詩人西爾維婭·普拉斯（Sylvia Plath）自殺后，她的母親甚至試圖經營女兒的事業。孩子經常從這樣的父母那里收到矛盾的信息。“你成功了會讓我高興，但不要太過成功，以至于把我拋在腦后?！?/strong>因此，孩子體驗到父母的愛是有條件的。 父母對同性孩子的身份認同通常是最強烈的，盡管他們經常會無意識地通過異性孩子來實現阿尼瑪或阿尼姆斯。正如蓋爾·戈德溫（Gail Godwin） 在《憂郁父親的女兒》（Father Melancholy’s Daughter）中描述的那樣，許多男孩不得不承擔母親的抱負，許多女孩不得不背負父親的阿尼瑪。這種投射的極端情況表現為性虐待，在這種情況下，父母的阿尼瑪或阿尼姆斯的功能是幼稚的。 父母是充滿愛心地養育和保護子女，還是不恰當地借由孩子來生活，兩者之間似乎只有一線之隔。正如榮格所指出的，孩子最大的負擔就是父母未曾實現的生活。例如，當父母的生活被焦慮所阻礙時，孩子會發現自己也很難克服阻礙，甚至可能會無意識地忠于父母的發展水平。但是，過著自己生活的父母就不會無意識地嫉妒，也不會將期望和約束投射到孩子身上。父母越個體化，孩子就越自由。詩人 E. E. 卡明斯（Edward Estlin Cummings）描述了這樣一種關系： 沒有什么比真實更重要的了 ——我說，盡管仇恨是人們呼吸的原因—— 因為我的父親活出了他的靈魂 愛是他的全部，勝過一切。 林肯曾說過：“既然我不愿做奴隸，我也就不愿做主子?！蔽覀兿Ｍ改纲x予我們做自己的自由，我們也就必須給孩子這樣的自由。我們為做自己而努力奮斗，常常希望父母能意識到我們從一開 始就注定要分道揚鑣。所以，我們必須給予孩子自由。據觀察，青少年與父母之間的摩擦是打破相互依賴的自然方式。當孩子上大 學、找工作或結婚時，雖然大多數父母都感到很高興，但許多人仍然感到喪失了一部分自我，而這部分與孩子緊密相關。我認識一些父母，他們每天都給已成年的子女打電話，有時一天打好幾次。這是一種心照不宣的相互依賴，而且對子女沒有任何好處；它阻礙了后者對第一個成年期的掌控。 許多父母對孩子感到失望，因為他們沒有上對的大學、沒有和對的人結婚，或者沒有擁護正確的價值觀。父母越是將孩子視為自 己的延伸，而不是可以獨辟蹊徑的生命，就越容易感到失望。如果我們真的愛孩子，能為他們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盡可能地讓自己個體化，這樣他們才能自由地做同樣的事。 與流行的假設相反，分析師并沒有制訂患者應該如何個體化的計劃。分析師試圖促進患者的內心對話，相信自性的聲音將會顯現，并希望患者相信自己的內在真實。 這種方法將患者視為值得尊重的人，能使神秘的召喚現身，而這種召喚的展開就是生命的目的。我們也應該如此對待孩子，他們值得與眾不同，他們對我們沒有任何義務；他們不是來照顧我們的，我們才是要照顧自己的。就像在婚姻中一樣，我們的任務是愛上另一半的特性。 為自己沒有成為完美父母而感到內疚，或者試圖保護孩子免受生活的考驗，這對孩子都沒有好處。渴望控制孩子，讓孩子活出我們未竟的人生，讓孩子復制我們的價值體系，這些都不是愛；這是自戀，它阻礙了孩子的人生旅程。一個人個體化已經很難了，為什 么他還要承擔我們的需求？在中年之路上對孩子放手，不僅對他們 有幫助，對我們來說也是必要的，它為我們進一步的個人發展釋放了能量。 人到中年，另一個必須面對的父母情結的方面是，我們與父母的關系如何影響自己的親密關系。孩子所接觸的親密關系模式具有關鍵性的影響。青春期的孩子通常會認為，他或她會選擇與父母不一樣的伴侶，采用不同的相處模式，從而避免父母婚姻的困境。再往深處猜，只要父母情結在起作用，人們就會選擇同一類型的人， 或是完全不同類型的人。只有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一點才會變得明顯。 因此在中年時，意識到自己比想象中更像父母，自己的關系遵循著熟悉的模式，我們會感到震驚。也正因為如此，在中年時改變自己，可能需要認真審視自己的親密關系。我們內在的改變往往需要關系中的附帶變化，無論伴侶是否有相同的傾向?？杀氖?，有時父母情結的影響過于深刻，以至于不可避免地“污染”了婚姻。 （父母情結對婚姻的影響，類似于軍方描述平民傷亡時所說的“間接傷害”。） 回想一下榮格關于情結的概念。情結代表了心靈中充滿情緒的能量群，部分從自我中分離出來，因此可以自主運作。情結本質上是一種情緒反射，其影響力取決于源頭的強度或持續時間。盡管我們傾向于關注生活中消極的情結，但也有些情結是非常積極的。毋庸置疑，父母情結非常強大，因為他們在早期生活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也許通過一位詩人的作品，可以戲劇性地說明積極和消極的父母情結。 許多現代詩人已經拋棄了文學前輩所持有的觀念，即他們可以 表達整個時代的精神。相反，他們傾向于反思自己的個人生活，在那里尋求某種意義，并希望通過文字的力量來觸動他人的生活。這 樣的詩通常被稱為“自白”(confessional)，既因為個人而私密，又 因為人類相同的境況而普遍?，F在，讓我們以美國當代詩人斯蒂 芬·鄧恩（Stephen Dunn） 的三首詩為例。第一首是《家務事》(“ The Routine Things Around the House”) ： 母親去世時，我想， 我要寫一首悼亡詩了。 真不可原諒 但后來我原諒了自己 就像被母親深愛過的兒子 能做的那樣。 我凝視著棺材 知道一輩子很短， 要是有幾輩子多好 重溫甜蜜的回憶。 很難確切地知道 如何讓自己走出悲傷， 但我記得12歲時， 1951年，在這個世界 展露面目之前。 我問母親(顫抖著) 能否看她的乳房 她帶我進了房間 沒有尷尬或害羞 我盯著它們看， 不敢要求更多。 多年后的今天，有人告訴我 沒有母愛的巨蟹座人 注定不幸，而我， 一個巨蟹座， 再次感到福分。多么幸運 曾有位母親 給我看了她的雙乳 那時候，我同齡的女孩 乳房發育得各有千秋， 多么幸運 母親沒有挫敗我 一切恰到好處。 如果我要求碰觸， 或許還會吮吸， 她會怎么做? 母親，已故之人 她讓我能夠 輕易愛上女人， 這首詩 獻給 我們逗留的地方，獻給 我們完美的缺憾 獻給你守口如瓶， 在屋里屋外 開始做家務。 在這里，鄧恩顯然是在處理母親情結，因為他不僅記得過去，而且能夠看到它對現在的影響。意識到這些經歷及其無聲的影響，是中年之路上的一項必要任務。 在這首詩中，我們可以看到一位母親在許多方面的積極影響。 首先，在感受到母愛之后，詩人能夠接受甚至原諒自己。只有得到父母的肯定，我們才能夠愛自己。其次，詩人意識到他對女性的 初次體驗如此積極，因此他可以將這種信任和愛過渡到其他女性身上。很明顯，他在這里踏上了危險的境地，甚至作為一個孩子冒險進入了禁區。接觸“他者”就像造訪一個陌生的星球。如果一個人 的初次接觸得到了支持和鼓勵，那么以后的接觸大抵也會如此。母親情結的前兩個影響是被愛的體驗和與“他者”的神秘相遇，第三個是母親所具有的智慧。例如，她知道在不破壞神秘感或隱私的情況下，如何尊重孩子的求知欲。還需注意的是，詩人回憶的是基于一個普通的情境，這意味著其非創傷性以及在心理上積極的影響。 除了維護孩子的安全，父母最深層的角色是原型。也就是說， 無論孩子在父母身上體驗到什么，父母都是孩子的榜樣，并激活了孩子自身相似的能力。 自然，父母往往也是“不完整”的父母的孩子，只能示范和傳遞自己有限的經驗。因此，受傷的、殘缺的靈魂遺產代代相傳。孩子的兩大需求是養育和賦權。養育意味著這個世界為我們服務，與我們達成妥協，在身體和情感上支持和喂養我們。賦權意味著使我 們能夠迎接生活的挑戰，并為自己渴望的東西而奮斗。雖然父親或母親都可以提供養育和賦權，但在原型上，養育與女性原則有關，賦權與男性原則有關。 在一組名為《遺產》（“Legacy”）的長詩中，鄧恩追溯了他父 親在家族故事（mythos）中的角色演變。第一首詩的標題是《照片》（“The Photograph”），代表了孩子與潛在賦權原型的相遇。 我父親在“斯塔恩船長”， 大西洋城的一家餐廳。 那是1950年, 我11歲，也在那里。 他賣了很多冰箱， 比任何人都多。所以我們在那里， 一切都是自由的。 在屋里的人開始竊竊私語之前， 在傳喚證詞之前， 在生活被毀之前。 父親在微笑。我也在微笑。 在我們面前， 有一碗小蝦。 我們穿著相同的襯衫， 短袖上有小帆船。 這是在粗俗和幸福之間 開始產生差異之前。 很快我會起身 弟弟仍挨著他坐。 媽媽會按下快門。 我們相信公平， 我們依然相信美國 就像祈禱，就像圣歌。 雖然父親頭發逐漸稀疏 但從他的臉色看， 什么也阻擋不了他。 從這些詩句中，我們可以感受到詩人的懷舊之情（nostalgia）。 相機捕捉到了一個瞬間，那個瞬間的真相，并不是唯一的真相，但仍然是個真相。這個世界該如何衡量？對詩人艾略特來說，“我們用咖啡勺、我們唯一的紀念碑、混凝土公路和無數丟失的高爾夫球，來衡量我們的生命”。而對這位父親來說，對這個孩子來說， 是比別人的爸爸賣掉更多的冰箱。即使失去了童年，失去了虔誠的美國，但“從他（父親）的臉色看，什么也阻擋不了他”。我們能感覺到父親將生活的真相傳遞給了孩子，即使母親通過揭示神秘使這個未來之人得到解脫。 沒有目睹過這些神秘（真相）的孩子步入成年后會有多么不同呢？當父母的榜樣是謹小慎微、恐懼、偏見、依賴、自戀和無能為力時，子女的第一個成年期就會被這些信息所支配，或者不顧一切地尋求補償。將自己的認知與父母的信息分開，是我們進入后半生的必要前奏。 鄧恩的另一首詩闡明了梳理關鍵問題的任務?！拔以谀男┓矫嫦裎业哪赣H ?”“我與母親有哪些不同 ?”“我有多像我的父 親 ?”“我與父親有何不同 ?”“誰對我的影響更大 ?”“事情發生時，另一個人在哪里 ?”“若在不同時空，我的人生旅程會有何不同 ?”這些都是必要的問題。答案不一定立即呈現，因為激發我們的東西往往是無意識的，我們只能通過重復、治療或頓悟來辨別其中的模式。在十年后寫的第三首詩《無論如何》（“Regardless”）中，鄧恩開始了這一過程。 有一次，颶風來襲 父親帶我去洛克威 看大海的翻騰， 這讓母親很生氣，她的愛 是周全的，是袒護的。 我們看到木制防波堤崩塌， 看到海水漲到了木板路上， 感受到了海浪的狂野。 那天晚上：晚餐時很沉默 一場更冷、更熟悉的空氣風暴來臨。 父親總是因令人愉快的錯誤 惹來麻煩。 母親警覺地等著它們， 就像被壓迫者 等待他們的歷史性時刻。 工作日，六點過后，我會騎著自行車 到艦隊街小酒館， 叫他回家吃晚飯。他所有的朋友 都在那兒，興致勃勃的孤獨的愛爾蘭人， 充滿了歡聲笑語。 他在那兒令人羞愧，催他回家令人羞愧。 那時我只是一個小男孩 一個學會了愛上風的人 無論如何，風都會走自己的路。 我以為當時發生的情況 就是傷害。 我們再次看到，父親為孩子揭開了生活的奧秘，在風暴肆虐的大海面前，父親是精神領袖，指引我們走近奇觀。母親的保護意識雖然周全，但也意味著束縛，是另一種形式的愛，也是孩子所需要的。于是，兩種形式的愛（eros）在餐桌上碰撞，孩子夾在中間。 颶風的隱喻暗示了其他更黑暗的風暴。因此，孩子夾在父母中間，叫父親回家令人羞愧，成為傳話筒也令人羞愧。羞愧是孩子內化的記憶，關于夾在父母之間、愛著雙方、需要雙方的記憶，是無論如何也要跟隨內心的風的記憶。多年以后，這些發生的事情被識別為傷害。我們要問：傷害了什么？有什么影響？這在今天是如何影響你和其他人的？其他的詩也揭示了其他的問題。 只要一直保持無意識狀態，我們就會繼續背負著父母的悲傷、 憤怒或未實現的生活。羞愧也是如此，因為羞愧意味著一個人覺得自己與他人的創傷有牽連。最后，我們只能根據一個人的品質來評判他，但這并不意味著他對自己和他人沒有造成傷害。在斯蒂芬·鄧恩的這三首詩中，我們看到了積極和消極的父母情結在起作用。 再次強調，情結是不可避免的，因為每個人都有過去。我們過去沒有意識到的東西，會滲透到現在，會決定我們的未來。我們感受到被滋養的程度，直接影響了我們養育他人的能力；我們感受到被賦權的程度，直接影響了我們過自己生活的能力。我們能在多大程度上冒險建立關系，乃至想象它是支持性的而不是傷害性的，這是我們和父母情結的有意識對話的直接結果。 許多人的父母都曾受過傷害，他們無法滿足我們對養育或賦權的原型需求。在中年時期，研究這段個人的歷史很有必要。我聽到有人說，心理治療就是把自己的痛苦歸咎于父母，其實不然；我們對人類心理的脆弱性越敏感，就越有可能原諒父母造成的傷害。最嚴重的罪行是保持無意識狀態，這是我們無法負擔的罪過。無論在過去的歷史中發現什么創傷和缺陷，我們都有義務養育自己。 自然，要實現我們內心在原型上沒有被激活的東西非常困難。 但沒有巨大的風險，任何事都難以完成；因為我們必須冒險進入一個充滿恐懼的未知世界。如果我經歷過父母的背叛，就會發現很難去相信別人，因此也更難冒險建立關系。 我可能會害怕異性。我可能會破壞自己與他人的關系，甚至從一開始就做出錯誤的選擇。如果我的價值沒有得到肯定，我就會害怕失敗、避免成功，讓自己陷入一個不斷逃避生活任務的循環中。即便我覺得腳下無路可走，仍然必須步步向前， 一步一個腳印，直至走出一條自己的路。 如果不辨別這些重要信息的來源，不辨別它們源于別人的生活，我們就不會取得任何成就。我們的任務是更充分地生活，如果沒有來自早年的明顯支持，在某種程度上便不會實現。榮格曾經說過，除非我們能夠將父母視為其他成年人，否則我們無法長大；父母在我們的生命中肯定是特別的，也許還曾受過傷，但最重要的是，他們只是那些踏上或沒踏上自己心靈旅程的人。當然，我們也有自己的旅程，這足以讓我們超越個人歷史，發揮全部的潛能。 05 職業世界： 工作與使命 到了中年，沒有人需要被提醒經濟現實。人到中年，我們肯定都聽到過這樣的陳詞濫調：金錢不是萬能的，沒有金錢是萬萬不能的。但是，就像第一個成年期的其他投射一樣，金錢到頭來只是流通的金屬或紙片，雖然有用，但在任何終極意義上都不值一文。因此，每個人都背負著經濟任務和經濟創傷。對許多辛苦持家的女性 來說，經濟自由是她們所沒有的權利。對許多中年男性來說，承擔著孩子的正畸賬單和大學學費，經濟就像一件緊身衣，根本脫不下來。 為了滿足這些現實，大多數人不得不一輩子工作。對一些人來說，工作是一種情感寄托；而對另一些人來說，退休的夢想就像沙漠中的綠洲一樣在招手。弗洛伊德認為，工作是健康的必要組成部分。但什么樣的工作才算呢？工作和使命之間有很大的區別。工作是我們為了養活自己而不得不做的事情。使命（vocatus）則是我 們被召喚用生命能量去做的事情。感受到創造力是個體化的必要部分，而不回應召喚則會損害我們的靈魂。 實際上，我們并沒有選擇使命，而是使命選擇了我們。我們唯一的選擇就是如何回應它。使命可能與掙錢毫無關系。有人可能被召喚去栽培其他人。在不提倡藝術的時代，有人可能被召喚成為一名藝術家，盡管遭遇忽視，甚至被拒絕，但仍然堅持不懈。 卡贊扎基斯（Kazantzakis）的小說《基督最后的誘惑》（TheLast Temptation of Christ）就著力描寫了這種困境。拿撒勒人耶穌原本只希望像他父親一樣，做一個為羅馬當局制作十字架的木匠。他想娶抹大拉的瑪麗亞，住在郊區，駕著健壯的駱駝，生兩個孩子。 但他內心的聲音，也就是使命，卻召喚他去另一個地方。體驗到被父親拋棄的凄苦后，他面臨的最終誘惑是放棄自己的使命，成為一 個普通人。當他想象以這種方式生活時，他意識到他會背叛自己， 背叛自己的個體化。 當他對“使命”俯首稱臣時，耶穌最終成為基督。因此榮格說，正確地模仿基督，不是像從前的拿撒勒人那樣 生活，而是完全地活出個性，活出使命，就像耶穌活成基督那樣。 ［就如圣保祿（St. Paul）所說：“我沒有成為基督，但基督活在我心中。”］ 職業很少是一條筆直的道路，而是充滿了曲折和坎坷。有媒體報道，在最近任何一年中，都有近 40% 的美國人更換職業；不只是換工作 , 而是改變職業生涯。 當然，這種流動性和轉型，在一定程度上是經濟機遇的結果，但也有許多人是為了改變他們的生活。今天，我們活得更久了；沒有什么能阻止一個人從事多種職業，每份職業都激活了多面體自我的一個方面。 當然，經濟上的必要性不能忽視，但也要考慮自己的選擇。 一個人可以在經濟奴役中度過一生，也可以說：“這是我謀生的方式， 是用來支付賬單的；那是我補給靈魂的方式?！崩?，我認識一個有哲學碩士學位的人，他每天從凌晨 3 點到上午 8 點負責送報紙。 這是一份無須動腦只為支付賬單的工作，但在一天剩下的時間里， 他是個自由人。他在工作和使命之間找到了平衡，且兩者都為他服務。 有些人能夠把工作和使命結合起來，盡管他們可能要為此付出巨大代價。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有時強烈的使命甚至要求犧牲自我的欲望。但對使命來說，我們無法提出要求，只能對其臣服。一個人生命的意義，很大程度上來自“俯首稱臣”。自我并不主宰生活， 它所知甚少。正是自性的神秘，令人驚訝地指引我們變得完整；而我們決定如何使用自己的能量，在生命旅程中起著重要的作用。 當認識到并撤回金錢和權力所代表的投射時，我們就不得不捫心自問：“我的使命是什么？ ”這個問題必須被時常提出，我們也必須虛心聽取答案。在個體化的過程中，我們可能會被召喚使許多種能量現身。正當達到一定程度的穩定時，我們可能會受到由內而外的破壞，并被召喚轉向新的方向。無論我們的社會負擔如何，無論 我們的經濟約束如何，我們都必須不斷地問自己：“我的使命是什么？ ”然后，依靠計劃、代價和足夠的勇氣，我們必須找到完成使命的方法。 犧牲自我以及它對物質享受和安全感的需求，無疑令人痛苦， 但這種痛苦遠不及我們回顧生活時對于沒有回應召喚的后悔。我們的使命是盡可能地成為自己，我們的任務是找到實現的方法。評判我們的標準，不僅有內心是否善良，還有我們是否勇敢。放棄奮力爭取的安全感也許令人恐懼，但它根本比不上否認我們自身使命帶來的恐懼。靈魂有它自己的需要，工資和福利并不能滿足它。
06 劣勢功能的顯現 現代世界的復雜性催生了各個領域的專家，以更好地滿足其需求。因此，從小學開始，我們就根據能力和資質被分組，并被引向越來越專業化的方向。我們在專業化上走得越遠，人格受到的損害就越大，靈魂也就越遲鈍。在商業和專業培訓的重壓下，人文科學的重要性被大大削弱。因此，我們逐漸被狹隘的學術背景所束縛。 榮格對神經癥最簡單的定義是“自我分裂”，即人格的片面性。 這一定義將涵蓋我們所有人，特別是因為之前討論過的后天人格的反 應性，也因為西方社會教育過程的本質。我們接受的訓練越多，人格就越狹隘。 1921 年，榮格出版了一本書，描述了八種人格類型，說明了 我們處理現實的不同方式。 他的術語“內向”和“外向”已經成為我 們的日常語言。思維、情感、感覺和直覺這四種功能，人皆有之， 只是比例不同。所謂的優勢功能，是我們為了適應現實而本能地求 助的功能。類型學（typology）似乎有一個遺傳基礎，盡管肯定會受 到周圍人的影響。內傾或外傾的態度描述了我們傾向于將現實視為 “內在”還是“外在”來處理。因此，一個外傾感覺型的人，很可能 會被外部世界所吸引，成為一名工程師或廚師；而一個內傾思維型的人，可能會成為一名學者，但絕對不擅長做推銷員。 我們的優勢功能通常很早就出現了，而且我們都傾向于盡可能地使用這些功能。此外，如上所述，我們很快就會根據我們所擅長的領域被分類，并進一步蜷縮進自己的專業領域。我們接受的訓練越多且越成功，視野和人格也就越狹隘。社會為此獎勵我們，而我們也串通一氣，因為遵循我們的優勢功能，比使用那些笨拙的或回報較少的功能更容易。 優勢功能的概念并不意味著更好，僅僅意味著更發達和更多地被利用。劣勢功能是指人們最少求助的處理現實的模式，也是讓一個人感覺最不舒服的模式。一個思維型的人不是沒有情感，但審視事物的含義，如何理解它，如何處置它，是思維型發揮作用的自然方式。這個人的情感生活會以更原始、更簡單的方式展現出來。 在中年之路上，心靈中不太發達的部分會要求得到關注。榮格認為弗洛伊德是一個情感型的人。他用聰明的頭腦想出許多合理化的方法，來為他充滿激情的情感辯護。當他的同事提出異議并離去時，他認為他們是精神分析的叛徒。他沒有冷靜地闡述他的理論并將其交給眾人評判，而是用它們來捍衛對生活的情感導向。與之相 反，榮格是一個外傾直覺思維型的人，他的思維范圍涵蓋了精神分裂癥、煉金術和飛碟等主題。他擁有直覺型的“發散思維”，但缺乏感覺型的順序邏輯。為了增進他的感覺，他烹飪、雕刻和繪畫，所有這些都旨在將劣勢功能帶入意識。 人到中年，我們會遇到很多苦惱，有些是外在的，有些是內在的。部分內在的苦惱源于這樣一個事實：我們和社會串通一氣，忽視了個人的完整性。我們在容易的事情上就“駕輕就熟”，我們被獎勵的是生產力而非完整性。在夢境中，我們活出了人格的另一 面，因為劣勢功能是通往無意識的活板門。如果我們要作為個體發展，如果我們要加強人際關系，就必須認真對待類型學的問題。 榮格的類型學理論不僅僅是另一種將人歸類的方式。類型學的知識主要在兩個方面對我們有幫助。首先，人與人之間沖突的最大 原因是他們根據不同的類型導向而行動。尼爾·西蒙（Neil Simon） 的經典話劇《古怪的一對》（The Odd Couple）講了一個老生常談的 笑話，它基于兩個對立類型的相互對抗。主人公奧斯卡（Oscar）和菲利克斯（Felix）處理現實的方式截然相反：一個人認為凌亂的房間是一片狼藉，另一個人則認為所有的東西都觸手可及；兩個人都堅信自己是正確的，而另一個人是固執己見。眾所周知，人際關系尤其是婚姻，會因不同的性格類型而受到困擾。認識到伴侶可能是另一種類型的人，可以提升我們的善意，并大大減少誤解和緊張。 對一個人的優勢或主導功能的了解，也是對一個人處理現實的劣勢或不足的了解。它告訴我們，為了更好地適應外部世界和平衡心理，需要發展自己人格的哪些方面。具體來說，我們需要能夠完 成那些通常我們會避免的任務，比如說經常要求伴侶為我們打掩護的事情。 在任何關系中，我們都應該去問：“我期待這個人替我去做些什么 ?”這個問題不僅適用于內在小孩的情感議程，也適用于類型學的問題。認識到相互依存的關系，其意義遠甚于分清誰割草、誰管賬等瑣事。它的意義在于讓我們能夠自給自足，并且能為另一半的特性喝彩。 在中年之路上，看到成功的一面是如何禁錮和束縛整個人的，這是很有用的。例如，慢跑和積極參加運動，不僅僅是應對壓力的一種手段，它們還代表了在辦公桌前度過一周后，再次與感官世界取得聯系。對于體力工作者來說，心靈的生活則可以喚醒他的劣勢功能。一開始，這個不太適應的過程會讓人覺得別扭，但最終，心靈會產生一種更堅實的幸福感。 在我們的文化中，這個平衡心理發展的過程不能指望老板甚至家人的合作。因此，我們更需要在這里或那里擠時間。當愛好被看作用于滋養靈魂而不是充實時間時，我們可能會更認真地尋找常規運作之外的替代方式。然而，對于嘗試新方向而非遵循老路的擔憂，可能會阻止我們為被忽視的心靈部分提供能量，無論其潛在的回報多么豐厚。 重新找回那些因專業化、忽視或禁止而被遺棄的自我，這是我 們在中年之路上與自己相會的一部分。對類型學的考慮遠不止告誡我們要培養一項愛好。對于許多人來說，這是使過于片面的人格恢復平衡的唯一方法。 07 陰影入侵 前面談到，自我為了應對社會化，為了獲得人格面具而花費了巨大的精力。人格面具代表了呈現給外部世界的必要面孔，它也保護著我們的內心生活。但是，正如對優勢功能的依賴代表了一種偏倚，人格面具也只是自性的一個碎片。人格面具在處理外部現實時是必要的，但與此同時，更廣闊的、未被探索的心靈在等待著被發現。 讀者應該記得，陰影是指個體身上被壓抑的一切。我們在某個特定的自我形象上投入越多，我們對現實的適應就越片面。我們對中年生活投入越多的安全感，陰影的入侵就越有必要，也越令人不安。 大多數人都會為自己做過的事情感到窘迫。也許是陷入婚外情、濫用藥物，或是離開那些依賴我們的人。誰沒有在凌晨 4 點醒 來，發現床腳有個齜牙咧嘴的魔鬼呢？我們所有的反常行為都代表著對更多生機和新生的盲目追尋，盡管它們的后果可能對自己和他人是有害的。如果我們足夠誠實，就能分辨自己的自私、依賴、恐 懼、嫉妒，甚至是破壞力。這不是一幅美麗的畫面，但比我們光鮮 的人格面具更加豐滿，更有人情味。人類最睿智的話語之一出自拉丁語詩人泰倫斯（Terence）之口：“我是人類，人類的一切對我來說都不陌生?！碑斘覀儼堰@句格言用在自己身上時，它是令人不快的。 陰影不應等同于邪惡，而應等同于被壓抑的生命。正因如此，陰影蘊藏著豐富的潛能。意識到陰影，會讓我們更有人情味，更有趣味。一個沒有陰影的人是非常乏味和無趣的。愿意讓我們最黑暗的沖動、被壓抑的創造力浮出水面并得到承認，是整合它們的前提。負面的陰影內容，如暴露、欲望、生氣等，在無意識的情況下 表現出來，可能是破壞性的，但如果有意識地予以承認和引導，它們則可以提供新的方向和新的能量。 具體來說，無論是無意識行為，對他人的投射，還是抑郁或軀體疾病，陰影都會顯現其中。 陰影體現了所有未被允許表達的生命。它體現了我們失去的敏感，這種敏感一旦被否認，我們便會被感情牽著鼻子走。它代表了我們的創造力，這種創造力一旦被拋棄，我們將陷入厭倦和衰弱。 它體現了我們的自發性，這種自發性一旦被壓制，我們的生活將變 得僵化和乏味。它代表了一種尚未被利用的生命力，比我們有意識的人格更加強大，而它一旦被阻擋，將會導致我們的活力和熱情的減退。 人到中年，有意識地與陰影相會是非常重要的，因為它不管怎樣都會隱秘地運作。我們必須審視自己嫉妒和討厭別人什么，并承認那些只是自己的投射而已。這有助于防止我們因自己未做之事而責備或嫉妒他人。它鼓勵我們認識到，我們的生命潛能只被挖掘了一小部分，而我們常常過于自鳴得意，對自我的成就過于自信。它 還揭示了能量、創造力和個人發展的其他來源。通過與自身的陰影對話，我們可以消除對他人的敵意或嫉妒，而這些來源于我們的投射。過好自己的生活已經夠難了；如果我們專注于自己的個體化，而不是糾纏于別人的事務，每個人都會更加舒適。 如果生命的意義與意識和個人發展的范圍直接相關，那么中年時期的陰影入侵就是必要的，并且具有潛在的治愈作用。我對自己了解得越多，就可以發揮更多的潛力，我的個性就會更加豐富，我的生命體驗也會更加多彩。 作者：詹姆斯·霍利斯，榮格派著名心理學家、心理分析師、暢銷書作家，曾于瑞士蘇黎世榮格研究所接受長達5年的專業培訓，深耕中年人群心理咨詢，擁有豐富的個案積累。曾長期擔任得克薩斯州休斯敦榮格教育中心執行理事，其后又擔任華盛頓榮格協會執行董事直至2019年。?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