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竺可楨執掌浙江大學。他在第一次校務會議上便提出浙江大學各方應平均發展，使學生既能得到基本訓練，又能各具專長，養成全才。為落實全才的培養，竺可楨上任伊始便著手改革教育理念，發展文史學科，調整學科結構與人員組成，設置基礎課程，浙江大學的辦學方針與學術風氣也隨之轉型。特別需要指出的是，竺可楨與新生交流時強調：一校有一校的精神，浙大以誠、勤為宗旨，大學教育不僅是使學生求得謀生之道，掌握一種技術，更重要是要訓練如何能正確地發散思維，師生求學的目的是在能服務，而不在享受。
抗日戰爭浙大西遷途中，竺可楨更加深刻意識到“求是”精神應為浙大校內師生立身治學的最高準繩：大學的責任在于保全祖國的精神和發揚高深的文化，浙江大學應盡最大的能力，求最大的致用。
在1938年11月19日的第十九次校務會議上，竺可楨提議，鄭曉滄、郭斌龢附議，校務會全場通過，正式決定校訓為“求是”兩字。
1938年底，在廣西宜山舉行的開學典禮上，竺可楨以《王陽明先生與大學生的典范》為講座主題，明確提出求是校訓與浙大的歷史淵源相契合，陽明學說是“求是”的最好注釋、治學做人的最佳指示。
王陽明學說的精粹是“知行合一”“致良知”。所謂知行合一，是指“行之明覺精察處，便是知。知之真切篤實處，便是行”。所謂“致良知”，其要義是“致吾心良知于事事物物，則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王陽明學說最后落腳于“惟其是而已”一語，其用意正在于治學行己要秉持宗旨，決不妄立門戶，“目前一般智識分子往往只顧利害，不顧是非，這完全與陽明先生的'致知’和本校校訓'求是’的精神相背謬的。”
次年，竺可楨闡發求是精神與犧牲精神的關系，指出“求是”不限于博學審問，還須審思熟慮，分辨是非得失；培養時代的領袖不僅需要學習專門知識，更應具有清醒而理智的頭腦，明辨是非而不徇利害的氣概，深思遠慮，不肯盲從；同時還要有健全的體格，愿意吃苦耐勞，犧牲自己，努力為公的精神。
抗戰時期，國難之中，竺可楨解釋求是精神就是探求真理，就是科學精神、奮斗精神、犧牲精神、革命精神。既是調和校內的門戶之見與利害關系，又從學理與實踐層面融匯德性修養、科學方法，倡導在以求是精神在個人與國家民族之間建立有機聯系。
求是的字面意思即為實事求是，這既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精髓，又是西方近代科學的真諦。當今人探尋浙學之風，追溯求是精神，總會想起浙江大學史地系教授譚其驤于1947年校慶之時，撰文倡導踐行求是精神時所寫到的，“學術的趨向可變，求是精神不可變。如何遵循傳統精神以求適應時代，使杭州學術地位始終能保持道咸以來的領導地位，這是浙大在校師生、畢業校友以及杭州學人所當共勉的！”
求是之風，山高水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