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經的同桌——王安憶（作者：孫宏彝）

孫宏彝

1979年暑假過后，學校從位于中山公園后門那兒的華東政法學院處（原圣約翰大學）搬遷到新的地方——虹口區西江灣路574號，這兒原是一所中學，總的占地面積不大，掛上“復旦大學分校”的牌子后，可以說是當時大學中校園最小的一所全日制大學。因為小，它被有些人稱為“袖珍大學”。學校不具備住宿條件，實行走讀，路遠的同學就自由組合，租借學校附近居民的住房住宿上學。

我們是參加1978年全國高考被錄取的中文系學生，全班共有九十多人，上課在一個大的教室里，每人有固定的座位。班里像我這樣的大年齡老三屆高中生不多，我就選擇了后排座位，并且一個人占用了一張課桌，很寬敞。但好景不長，開學不久后的一天上午，同學們正安靜地坐在教室里等待老師來上課，隱約看見教務處的彭飛老師領著一位身穿鮮艷紅色滑雪衫的陌生女子站在教室門口往里張望、探尋，然后他們走進教室，彭老師讓那年輕的女子坐在我旁邊空位一起聽課。這位當年看上去約二十四五歲、面容清秀、略顯靦腆的年輕女子，就是后來在文學藝術界名聞遐邇的上海女作家王安憶。

王安憶身材高挑、皮膚白凈，平時話語不多，顯得很文靜。與她接觸時間稍長后，知道她原是69屆初中畢業生，1970年，16歲的她赴安徽農村插隊。因為會拉手風琴，1972年，考入徐州地區文工團。1978年回上海，在《兒童時代》雜志編輯部任編輯。嚴格說起來，當年在中學讀書，她并沒有學到多少文化和知識。她喜愛文學，并有時還寫寫東西、搞些創作。為提高自己的文學素養和文化底蘊，在聽從她母親的建議和多方聯系后，她就到我們學校來旁聽古代文學課，以進一步充實自己的文學知識和文學素養，打好創作的基本功。她與同學交往不多，剛來時，我們誰也不知道她母親就是著名作家茹志鵑。她家住在靜安寺那兒，雖然離學校比較遠，但她總是準時來聽課，在我的印象和記憶中好像從未遲到過。她平時聽課也總是很認真，有時因事缺課，她總要把我的上課聽講筆記借去，然后一絲不茍地補抄到自己的筆記本上。有時下午還有課，我讓她到學校食堂去一起吃飯，但她怕給我添麻煩，總是坐在教室里從包里取出帶來的饅頭或面包，一邊就著白開水靜靜地啃著，一邊聚精會神地看書。

在和王安憶接觸中，有一件事情使我很感動。那時，第四屆全國文代會在北京召開（1979年10月30日開幕，11月16日閉幕，前后18天），她母親也作為上海代表參加了。聽說會上各種不同的文藝觀點和思潮爭論和相互爭斗得很厲害，我很想了解一下會議的有關信息和情況。王安憶知道后，就從她母親那兒把近半尺多厚的文代會《會議簡報》等有關資料和文件從靜安寺的家中拎來讓我看，那疊材料手上拎著還是挺沉的，我心里很有點感到過意不去。

王安憶是個心胸豁達、不計前嫌的人。記得教我們《文學概論》的是戴厚英老師（《人啊，人》作者），聽說“文革”中她曾是上海文藝界造反派頭頭，而茹志鵑當時被關在“牛棚”里。王安憶那時人小，因家庭經濟拮據，曾向戴厚英要求從母親凍結的工資里取些錢，戴厚英還是挺同情她們的，馬上批了條子。所以盡管母親堅決不允許女兒和戴厚英有任何接觸和聯系，但王安憶還是私下里請我向戴老師轉達，如果有機會的話，很想和戴老師交談交談。我告訴戴老師后，戴老師也欣然表示愿意，但遺憾的是，好像這事以后終于還是沒能玉成。

1980年初，停辦多年的中國文學講習所又恢復舉辦，4月1日第五期（小說創作班）在北京開學，上海被選拔去參加的兩個人是王安憶、竹林。這樣，她就不能來我們學校參加旁聽了。那天上午最后一次聽完課后，她告訴我，她要去北京的講習所了，以后她就不能來和我一起聽課了。雖說在我生活道路上，王安憶的出現只是猶如夜空中一顆劃空而過的短暫流星，但畢竟同桌半年多，一朝分手，總難免還是有種依依惜別之情。我默默地把她送到校門口，然后彼此揮手告別。

文講所學員在山海關（左五為王安憶）

曾記得以后王安憶在和《讀書報》的對話中說過：“我知道我最缺乏古典文學方面的修養。沒上大學是我的遺憾，如果能夠好好上大學，對我幫助會更大。”她到我們學校旁聽，學習結束后，照說是不要參加什么考試的，但她堅持和我們一樣參加復習和考試。我們考試是為了分數，她沒有這方面的壓力，她之所以主動參加考試，主要是想通過考試來檢驗一下自己學習的成效如何。考試后，她還逐字逐句認真聽老師對試卷題目作的解答和分析講評。

從文學講習所學習結束回來后，王安憶創作更為勤奮了，報刊雜志上經常看到她寫的文學作品，內容和題材也逐漸更為廣泛和深沉，獲得許多文學評論人士的稱贊和好評，被夸為文壇上崛起的一顆耀眼新星。

1980年10月，我在當時剛創刊不久的《文學報》實習。在一次編輯部會議上，市委宣傳部長陳沂高度贊揚了王安憶發表在《上海文學》雜志上的一篇小說《本次列車終點》，于是我受編輯部委派去采訪王安憶。王安憶見到我格外高興，知道來意后，先在《兒童時代》編輯部、后在家中熱情地接待了我，并不厭其煩地回答我提出的問題，還送了她的照片給我留作紀念。那篇寫成的訪問記經修改后發在《文學報》副刊上，后來還被收入《作家訪問記》一書。我在那篇文章中，贊譽她為“我國文壇上涌現出來的一位新秀”。后來，《本次列車終點》經評選，榮獲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

1983年，王安憶和母親一起應邀同赴由著名作家聶華苓與其先生美國詩人保羅·安格爾發起成立的美國愛荷華大學“國際寫作計劃”，其后又到美國東、西岸講演和旅行。1985年時，她給我寄了兩張電影票，邀我觀賞一部新拍的影片。我從單位里請假匆忙趕到市中心的兒童藝術劇院，滿心盼著能和王安憶見面，但遺憾的是我在劇場大廳等了半天，直到電影快開映時也沒有見到她。說沒遇見，其實似乎也不完全準確，因為我在大廳里川流不息的人群中似乎曾看見過一位女子，身穿時髦牛仔衣褲、腳蹬一雙高統皮靴，雖有點像她，但這身打扮和裝束，使我不敢貿然相認。進劇場后，座位旁的一位大概也是《兒童時代》雜志的編輯告訴我，我見到的那人，她正是王安憶，但可惜這時已開始放映電影了。

2014年，高中校友殷之俊約我去《世紀》雜志編輯部取《同濟附中50周年紀念冊》，并說屆時正好復旦大學教授、上海市作家協會現任主席王安憶在編輯部舉行“王安憶之父：南洋歸雁的傳奇”新聞發布會。我應邀欣然前往，想借此機緣，正好也去會會多少年未曾見過面的王安憶。

我知道，王安憶已經不是當年剛踏進文壇的王安憶了。她現在已是中國當代著名的作家，聲望卓著。多年來，她筆耕不已，在文學創作上始終保持著旺盛的生命力，創作了許多膾炙人口的作品。

那天，我滿懷期望地早早來到了編輯部會場。為怕她貴人健忘，想不起我這樣一個普通的平凡人，我還特地從照相簿中翻找出那張她三十多年前贈我的照片，并隨身帶著。

王安憶來時，會場內還沒有多少人，她在簽到處簽好名后，我就迎著她走過去，她開始沒留意，但后來看見我對著她微笑，她又覺得似乎有點面熟，但好像一時仍沒有想起來。我走向前，把當年她贈我的照片遞到她手中，她看到自己當年的照片以及背面寫的留言后，她馬上把一切都想起來了。

我們愉快地回憶起那時坐在教室里同一張課桌學習中國古代文學時的情景，她關心地問起我大學畢業后的情況，并指著那張照片說：“這張照片，連我自己也沒有的”，我們感慨著歲月的流逝，一晃這么多年過去了。

發布會前，許多參會的來賓、各家報社記者都拿著編輯部贈送的《長恨歌》書請王安憶簽名，我也請她在一張我帶去的彩色照片后面留言簽名。三十四年后再次相遇見面，彼此都很高興，我們倆還站在臺前合影留念。今年是她本命年，我說按民間習俗應該穿件紅色的衣服，她告訴我說里面穿著。

王安憶與本文作者合影   攝影 柯昌禮

王安憶的父親王嘯平出生在新加坡，早年在南洋投身抗日救亡活動，1940年回國參加新四軍，以后一直從事戲劇、編導等工作，1957年被打成右派，2003年去世。《世紀》雜志在王嘯平去世十周年之際編發了他的一組遺稿和王安憶寫的《小跋》，透過字里行間，人們可以清楚地看到一位歸國華僑對祖國堅定不渝的激情、信念和理想。

發布會結束后，編輯部領導等一行人簇擁著送王安憶下樓，我也默默地跟在后面。臨上車時，王安憶特地把身體轉向后面的我，她把自己的手機聯系號碼寫在紙上給了我。望著緩緩離去的車影，我在心中默默地祝愿她保重身體（因為我看見她臉色似乎有點憔悴）。

20世紀80年代，茹志鵑（左）王嘯平（中）王安憶（右）合影

今年九月，在大學班級微信群上，看見同學朱懷春說中午在社區老年食堂吃飯，偶遇王安憶也來就餐，恰好就坐在同一張桌子對面。朱說起當年王安憶和大家在一起聽老師在課堂上上課的情景，還說孫宏彝同學寫了回憶的文章發在媒體上。王安憶說自己不上網，但是對孫宏彝有印象，后來也見過。老年食堂午餐15元一份，和外賣簡餐配菜差不多。王安憶說是第一次來，因為家里的阿姨請假了。

我知道，王安憶平時是拒絕網絡的，從不上網，大概是目前為止極少數不用電腦寫作的作家。她認為這個習慣，對自己進行創作沒有任何影響。在當今社會生活中好多事情都有點離不開網絡的時代，這習慣既有好處，也有不方便之處，但我覺得為跟上時代步伐和時代潮流，更好地讓自己融合到大眾社會生活中，多通過網絡加強與外界的聯系和交流，還是很有必要和有意義的。

王安憶從1979年發表第一篇小說以來，已寫作了四十多年時間。這么多年里，她從來沒有松懈過對寫作的努力，寫作貫穿了她的整個生活，至今已發表了幾百萬字的作品，塑造了許多膾炙人口的典型人物形象。

風調雨順豐收年，種瓜得瓜，種豆得豆。她在文學創作的初期即以《小鮑莊》等作品蜚聲文壇；特別是長篇小說《長恨歌》在2000年獲茅盾文學獎；2012年小說《天香》又獲得華語世界文學大獎“紅樓夢文學獎”；以后又榮獲法國文化部頒發的“法國文化藝術功勞勛章騎士獎”。獲得這些獎，對王安憶自己來說可能是意料之外，但在我看來，從她勤奮創作、筆耕不止的寫作態度和取得的成果來說，卻又在情理之中，是一件水到渠成自然而然的事情。

正由于她的作品有著廣泛的社會影響和藝術魅力，再加上個人品格上的大氣、謙和以及與各方面有著良好的關系，所以人氣所向、眾望所歸，會員們連續幾屆都選舉她擔任上海作協主席。雖然身居作協領導高位（她還是中國作協的副主席），但是她始終不忘作家初心，記得在2018年上海市作家協會第十次會員大會上她連任作協主席后曾說過：“作家本職就是寫好作品”；還說“文學和其他藝術門類不同，它不是青春飯，而是需要終身繼任、學習、實踐的，漫長到跟人生同步”。

這屆作協已經快滿五年了，聽說近期又將要隆重召開大會，選舉產生新一屆上海作家協會的領導，不知王安憶此屆會否繼續連任。在此換屆改選之際，我既為她在文學創作上取得的豐碩成果而高興，同時也祝愿她把此次換屆作為在寫作和人生道路上一個新的起點，更上一層樓，創作出更多、更好的文學作品，奉獻給廣大喜愛她的讀者和上海這座具有豐富文學創作靈感之源的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