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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上城區菜市橋橋頭，有一對坐著的銅像，名為“丁氏兄弟”。銅像旁的銘牌上刻著“亂世救書 功德常存”八字。 丁氏兄弟是誰？在清末的杭州城，丁申、丁丙兄弟名聲赫赫。他們的名聲，并不是因為財或官，而是為善。其中，作為弟弟的丁丙，除了與哥哥丁申組織文瀾閣《四庫全書》的搶救補抄外，還實際主持“杭州善舉聯合體”30余年，修橋鋪路、救難濟困...... 1899年4月，在人生的終點，丁丙留下了“分應獨善心兼善，家守清貧書不貧”的遺言。一個“善”字，貫穿了他的一生。  用現在的眼光來看，丁丙無疑是含著金鑰匙出生的。父親是位成功的商人，且愛書如命，喜歡藏書。丁丙繼承了父親愛書的嗜好，青少年時就愛上了讀書，手不釋卷。或許正是這樣的家風，促使丁丙背負起了“亂世救書”的使命。 1861年，杭州遭遇戰亂。丁丙和家人暫避在留下鎮。一日，丁丙發現，市面上買賣食物的包裝紙用的竟然是文瀾閣《四庫全書》的殘頁。這時他反應過來，《四庫全書》正在遭遇一場災難。 面對珍貴典籍的流失，丁氏兄弟決定行動起來。他們“集膽壯數人”乘夜入城，四處搜尋散落的《四庫全書》，并想辦法運到上海保存。無奈形勢不由人，丁氏兄弟最后只搶救回8000多冊，約占全部文瀾閣本的四分之一。 戰亂結束后，他們將書運回杭州，貯于位于孔廟里的杭州府學尊經閣。 1881年，丁丙主持完成文瀾閣重修。此時，已年過50歲的他再次想起了殘缺不全的文瀾閣《四庫全書》。于是第二年，丁氏兄弟就開啟了補抄《四庫全書》之路。從自家的藏書開始，再到從宣城、長沙、瑞安、廣州等地的藏書樓不斷借書抄書，他們花了整整7年時間。最多時，召集來的抄寫者就多達百余人。 據統計，7年時間，他們共抄補缺失書籍2174種，補足缺卷書籍891種。丁氏補抄后，“劫后重生”的閣書共達34769冊，大體恢復了文瀾閣《四庫全書》的規模。 源于丁氏兄弟的護書、補書行動，讓中華文明的傳世珍本得以保護、傳承下來。他們的善舉也帶動了文瀾閣《四庫全書》的后面兩次補抄，讓其得以“涅槃重生”，其極高的版本價值和歷史文獻價值得以被“守護”。  清 沈鍇《松存老人著書圖卷》中的丁丙畫像 1860年，戰亂之下的杭州城哀鴻遍野：饑餓的難民苦苦哀求，重病的難民奄奄一息，無家可歸的孩童無助痛哭，到處可見腐爛的尸骨。 滿目瘡痍讓丁丙憂心忡忡。于是他立時組織開設粥場賑濟難民，聘請醫生給難民治病，收留難童……急民之所需，救人于水火。 據統計，戰亂使杭州府人口銳減約300萬，“斷瓦頹垣，蒿蓬沒路。湖山佳勝，遍地腥膻”的杭州急需重建。面對無底洞一樣的財政窟窿與望不到頭的重建重任，深埋在心底的善心與責任心讓丁丙沒法袖手旁觀。此時，他在左宗棠的委任下開始重建、善治杭州。 從帶領丁氏家族自發濟世到聯合一眾士紳不遺余力地創辦普濟堂、育嬰堂、施醫局等各類善堂善會，而后形成的下轄27個機構的“杭州善舉聯合體”逐漸承擔了接種牛痘、疏浚西湖、維持治安等職責，丁丙的努力幾乎涵蓋了當時所有的民政事務，為杭城的重建作出大貢獻。 此外，在此后的幾十年間，丁丙還主持重修了斷橋、湖心亭，籌集經費疏浚西湖，修復了錢王祠、白公蘇公祠、岳飛祠、于謙祠等名勝古跡，讓西湖最大程度上恢復了往日風光。 正如“浙江宣傳”在《拱宸橋何以“通”世界》里說的，戰火之后，拱宸橋橋體受損嚴重，瀕臨倒塌，丁丙慷慨捐資、重建此橋，才有了留存至今的拱宸橋。 亂世之中，要做一個盡善盡美的“為善者”，艱難程度是可想而知的。 比如經費不足問題。“杭州善舉聯合體”一年總支出早期為3萬余千文，最多時達10萬千文，但當時商人逐利、政府無為，以政府撥款和行會業捐為主要資金來源的“杭州善舉聯合體”面臨著嚴峻的資金緊缺難題。 擔任“杭州善舉聯合體”總董15年間，丁丙不僅不拿工資，還無償墊補了大量資金。身心投入巨大、晝夜奔忙不息的他終于“力竭氣餒，無從振作”，向官府寫下長達兩千言的辭呈。但因無人愿意接手這“燙手山芋”，致使此后輪值者變更數次，背后主持者仍是他本人。 于是他又繼續為善舉奔忙，這一忙又是16年。據記載，丁丙從事杭州善舉事業所付出的資金，有文獻記載可查者就超過10萬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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