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渭清回憶蘇南抗日根據地建立抗日民主政權（一）

哈哈獅的信箱 2024-01-17 發布于廣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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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渭清（1910-2000）湖南平江人。

他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29年轉入中國共產黨，1929年參加中國工農紅軍，曾任團長兼政治委員、軍分區司令員、政治委員、中共平江中心縣委書記。參加湘鄂贛蘇區反“圍剿”和三年游擊戰爭。盧溝橋事變爆發后，他任新四軍第一支隊第一團副團長、第五團副團長、新四軍皖南第一縱隊副政治委員兼政治部主任，參加繁昌戰斗和1940年春季反掃蕩。皖南事變中率部突圍至蘇南抗日根據地，他歷任新四軍第六師第十八旅旅長、第十六旅政治委員、中共蘇皖區委書記、蘇南行署主任、蘇浙軍區第一縱隊政治委員、中共蘇浙區委委員，參加過1941年蘇南反清鄉斗爭、牛頭山戰斗、天目山戰役和解放金壇、高淳等戰役戰斗。解放戰爭時期，他任華中野戰軍第六縱隊政治委員、第三野戰軍第八兵團政治部主任、副政治委員。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他任中共南京市委副書記、中共江蘇省委第一書記、南京軍區第三政治委員、中共江西省委第一書記、福州軍區政治委員。他是中共第八屆、第十屆中央候補委員、第十一屆中央委員，中共十二大、十三大當選中顧委委員。著有《七十年征程》。2000年在南京逝世，享年90歲。

抗日根據地實行黨的一元化領導。在1943年3月至1945年2月期間，我還兼任蘇南行政公署主任。

皖南事變以前，蘇南抗日根據地沒有正式建立抗日民主政權。當時，國民黨在蘇南敵后地區都委派了縣長和區長。他們利用“正統”的招牌發號施令，欺騙群眾。我黨從維護國共合作抗日的大局出發，在我們活動的地區采取了成立抗日自衛會和辦事處的形式，代行政權職能。皖南事變以后，為了堅決反擊國民黨頑固派的反共行徑，蘇南抗日根據地普遍建立起縣以上的抗日民主政府，由我黨我軍委派專員和縣長。在蘇常太、澄錫虞、青昆嘉、丹北、茅山、太滆等地區成立了6個行政督察專員公署，共轄23個縣政府及若干個行政辦事處和特區。記得我剛從皖南突圍出來抵達東路地區時，譚震林師長正在無錫北鄉召開江南行政委員會第一次籌備會議，聘定黨政軍負責人及各界知名人士25人為委員，成立了江南行政委員會，何克希任主任。在譚震林同志的指導下，東路蘇常太、澄錫虞地區的抗日民主政府，很快就開展工作，制訂了一系列條例，并吸收部分開明士紳和要求抗日的國民黨員到各政府任職，擴大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日偽“清鄉”期間由于我主力部隊轉移，屬于東路“清鄉”區范圍內的我第一、第二、第三3個專員公署被迫撤銷。在蘇南的丹北茅山和太滆則分別保留了第四、第五和第六專員公署。后來，丹北地區劃歸蘇中抗日根據地管轄，第五、第六兩個專員公署合并為蘇南行政專員公署。

1942年春夏，我接替譚震林同志任蘇南區黨委書記以后，隨著敵人“清鄉”的失敗，抗日根據地逐步恢復和擴大，以行政專員公署名義來制訂和發布法規條令已很不適應。于是，我們多次向華中局提出恢復蘇南行政委員會，以便于更好地運用政權的力量來推行根據地的各項工作。華中局同意了我們的意見，并指出蘇南處于游擊戰爭環境，要我們從這個特點出發，考慮建立一個精干的工作機構。這樣，我們便決定暫不成立單獨的機構，而是把原蘇南行政專員公署的“專員”兩字拿掉，對外稱“蘇南行政公署”，其工作由蘇南區黨委機關兼管，實行一個機構、兩塊牌子，合署辦公。同時，考慮到財經工作任務很重，蘇南行政專員公署原有一個財經處，原班人馬已從東路“清鄉”區撤到茅山地區，仍予保留。區黨委在討論蘇南行政區政權建設時，還遇到一個問題，就是要不要成立參議會。因為黨中央早在1940年3月就明確規定，各抗日根據地最高權力機關是參議會，這是以民主選舉方式產生的統一戰線性質的政權。共產黨員、左派進步分子和中間派各占三分之一，簡稱“三三制”政權。華中大多數抗日根據地在華中局第一次擴大會議以后，都相繼選舉產生了各級參議會。蘇南根據地由于處于同敵偽頑激烈的三角斗爭之中，暫時還不具備民選參議員的條件。我們借鑒蘇中抗日根據地政權建設的成功經驗，采取靈活的辦法，第一步先成立參政會，作為臨時民意機關，行使參議會的職權；等條件具備時，再成立民選的參議會。華中局批準了我們的意見。

1943年3月，我們在溧水縣小蔣家村小學召開了蘇南根據地各縣縣長聯席會議。參加會議的縣長有溧水縣曹明梁、溧陽縣陳練升、句容縣凌康、鎮句縣洪天壽、丹陽縣馮玉亭、茅東縣徐公魯、鎮丹縣包建華；金壇縣副縣長薛斌、江寧縣委書記陸綱、江當溧三縣行政委員會副主任童超。蘇南行政區黨政軍領導人及有關部門負責人江渭清、鄧振詢、魏天祿、吳仲超、李堅真、歐陽惠林、李建模、陳立平、樊玉琳、樊緒經、蔣鐵如等人出席了會議。會議主要有三項議題，一是總結蘇南抗日民主政權建設的經驗，由樊玉琳代表原蘇南行政專員公署作總結報告。二是選舉產生新一屆蘇南行政委員會并確定蘇南行政公署的組成人員，蘇南區黨委作為根據地的執政黨，向會議提交了《南行政綱領》和《蘇南區行政公署組織法》（草案）兩個文件。會議在討論并通過以上兩個文件后，選舉產生了第二屆蘇南行政委員會，由我和鄧振詢、王必成、魏天祿、吳仲超、李堅真、歐陽惠林、朱春苑、李建模、樊玉琳、張之宜、諸葛慎、蔣鐵如13人組成。我兼任蘇南行政公署主任，鄧振詢任副主任，歐陽惠林任秘書長兼文教處長，朱春苑任民政處長，李建模任財經處長，張雍耿任公安局長，法院院長暫缺。三是研究和部署了今后的民主建政工作，討論制訂了《蘇南行政區各級參政會組織條例》和《蘇南行政區各級參政員選聘條例》，明確規定各級參政會為代表抗日人民的民意機關，各級參政會協同政府及抗日民眾團體籌備各級參議會，俟民選參議會正式產生后，參政會即行結束。會上按照“三三制”原則，確定了各級參政員的名額和分配比例，民眾團體及學校、部隊推選名額占30％，民選占30％，政府選聘占40％。同時規定在組成成分比例上，工農占三分之一，文化教育醫務界及部隊占三分之一，地主士紳及名流學者占三分之一。我們堅持從蘇南實際出發，采取靈活的組織形式，把黨中央有關政權建設的方針政策具體化了，現在看來也還是可取的。

蘇南行署成立以后，蘇南根據地的民主建政工作進入了一個新階段，經過1943年艱苦激烈的反“清鄉”、反“清 ”斗爭，我們不但堅持了茅山和太滆“清鄉”區的陣地，而且向南恢復了兩溧地區，開辟了郎廣等新區。在我們控制的1萬平方公里的范圍內，有51％的地區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權，共成立了4個專署、17個縣政府和57個區公所。還有不到一半的地區是游擊區，通過做工作，使原來的舊政權成為我所控制的兩面政權。根據地的大多數縣、區都召開了參政會。建政工作的進展，看似平常，實則來之不易。當時，蘇南根據地四周和各個小塊根據地之間，共有日偽據點332個，對付我軍的日軍有17000多人、偽軍23000多人，經常向我“掃蕩”。國民黨頑固派也不斷對我造謠污蔑，威脅地方人士，不少業主士紳、地方人士對參加我政權抱著觀望態度。我們耐心細致地做好宣傳解釋工作，并在黨內反復進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教育，提出只要贊成民主、贊成抗日和不反共的，都在團結爭取之列，要求各級領導親自去做團結爭取工作。經過各方努力，才把參政會一個一個建立起來。縣、區參政會的議長，都由黨外人士擔任。為使參政會真正成為代表民意的參政議政機關，規定各級政府在決定重大問題時，都必須經過參政會討論，充分聽取參政員的意見。蘇南行政區一級的參政會，因為頻繁的戰斗，沒有來得及成立，但行署在作出重要決定前，還是盡可能考慮到黨外人士的建議和意見。而以辦學這件事來說，蘇南素稱人文薈萃之地，歷來教育事業比較發達。抗戰爆發以后，學校遭到破壞，教員大量流失。在我們控制地區內的小學校只剩225所，中學僅有2所，許多小學畢業生要讀中學就得到敵占區去，各界人士普遍希望抗日民主政府多辦一些中學，但我們辦學的財力物力有限，力不從心。于是，就通過各地參政會，請各界人士共同出主意，想辦法，確定了中學以民辦私立為主，政府積極扶持、適當補助的辦學方針，并于1944年2月制訂和頒布了《蘇南行政區私立中學校整理及設立實施辦法》，使私立中學在組織、經費、教職員薪俸和學生學費等方面均有章可循，從而調動了運用社會力量辦中學的積極性。到1944年底，蘇南根據地的中學由原來的2所發展到34所，教員234人，在校學生4449人。

雖然還未恢復到戰前水平，但恢復的速度是相當快的。我們在根據地的政權建設中，還抓了改造保甲制、民選鄉保長的工作。那時，有的根據地曾提出“廢除保甲制”、“鏟除保甲制”的口號。我們感到，蘇南根據地不宜提出這樣的口號。應當從實際出發，區別不同情況，采取不同做法：在新解放區，為穩定局面，凡鄉、保兩級舊政權未被日偽破壞的，原來的鄉、保長繼續留任，然后逐步調整；如舊政權已被日偽破壞或已自行瓦解的，則以委派和民選相結合的辦法，建立新的抗日民主政權。在老解放區，只有在具備了有牢固的群眾工作基礎，封建勢力已受到不同程度的打擊，并有一批得到群眾擁護的，堪任鄉、村長的黨員或積極分子這樣三個條件的中心區，才采用民主選舉的辦法，改選基層政權，廢除保甲制。具體做法是，結合劃小區，鄉范圍的工作，分批分期召開鄉、村選民大會或代表大會，直接選出鄉、村的行政委員會和鄉、村長。新當選的鄉、村長大多是黨員或農救會骨干。條件尚不具備的地方，即使是中心區，雖廢除保甲制，但不搞民選，仍用委派的辦法任命鄉、村長。基層政權經過這樣一番改造，蘇南根據地的鞏固又前進了一步。作為抗日民主政府，即使是戰爭環境，領導生產仍是一項重要工作。1944年初，正當蘇南根據地開展減租減息斗爭之際，傳來了華北各抗日根據地熱火朝天進行大生產運動的消息。蘇南行署立即作出部署，號召各地緊密結合減租減息，開展大生產運動，并派干部到基層，幫助總結豐產經驗，研究互助合作辦法，運用典型，示范指導，把根據地的大生產運動搞得有聲有色，僅句容縣就組織了603個互助組、換工隊，有些地方還辦起了手工業、供銷和信貸合作社。廣大農民既從減租減息斗爭中得到了經濟好處，又實際體會到組織起來的力量，紛紛要求參加與各自職業有關的群眾團體。到1944年底，蘇南根據地農救會，工會、雇工會等群眾團體的會員達到12萬多人。群眾的生產積極性大為高漲，促進了大生產運動的開展，當年光是深水縣就組織農民修塘筑壩、挖開河溝，擴大澆水地10萬畝；第三行政分區共出23000人修水利，開荒6000余畝．蘇南行署第一位的工作還要數財經工作。打仗要軍費，部隊和黨政干部要供給，據1944年統計，當時蘇南脫產的黨政軍人員共19000多名，其中黨政工作人員3400多名，部隊15000多人。光是解決這部分人的供給就是一筆很大的負擔。除此之外，還要在經濟上支援新四軍軍部。皖南事變后，軍部無論設在蘇北鹽城，還是搬到淮南黃花塘（今屬盱眙縣），這兩個地方同蘇南相比，經濟條件總是要差一點嘛！記得軍部剛成立不久，我們就在東路沙洲開辟了一條通往上海的秘密航道，多次采購布匹、藥品、電器用材和軍器材等緊缺物資送往軍部。

1943年，蘇南根據地全年財政現金收入為7000萬元（法幣），其中上繳軍部即達1000多萬元。抗戰期間籌錢籌糧，同紅軍時代不同。紅軍時代主要靠“打土豪”，現在抗戰變了，要講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打土豪”不行了。我們蘇南主要靠征收田賦公糧和貨物營業稅兩大類，此外還有一些公產、學款和其他零星收入，那很有限。征公糧、收稅款，中心區好辦，問題是在邊緣區、游擊區，敵偽頑垂涎三尺，爭奪非常激烈。每當夏收、秋收。總要出來“掃蕩”、搶糧，我們就實行武裝保夏收、秋收。然后征收田賦公糧，又是一番激烈爭奪。我們的辦法，一是責成兩面派鄉、保長代收公糧，有些鄉、保要“兩面負擔”，甚至“三面負擔”，就要他們能拖則拖，如敵偽或頑方實在逼得太緊，允許他們多少交一點敷衍，至于我方的公糧，兩面派鄉、保長一般都是不敢馬虎，說是“新四軍的公糧要交的”。二是派工作組、農會骨干直接做群眾的工作，日偽一般每畝年收田賦二三十斤大米，我們只收四五斤，多至十來斤大米，負擔要輕得多，而且群眾知道給新四軍公糧是為抗日，所以交“抗日糧”、“救國糧”是光榮的，積極性很高，有些群眾白天不敢交，晚上也要偷偷交給新四軍。盡管這樣，被日偽頑掠奪的田賦、糧食還是相當可觀的。1944年秋收后，茅山地區僅一個區就被敵人搶走近2000萬元（偽幣）田賦，占這個區秋熟田賦總額將近一半。按當時估算，大體上“清鄉”區征收公糧敵我一半對一半；我強敵弱的游擊區，如江寧縣的部分地區，征收公糧二八開，敵二我八；敵我對峙的游擊區，如溧水縣的部分地區，征收公糧我方一般占60％-70％，敵方占30％-40％。很明顯，要多征公糧，增加財政收入，歸根到底要靠武裝，擴大根據地。1943年，蘇南根據地的三角斗爭形勢很緊張，根據地面積縮小，歸我收公糧的農田只有350萬畝，整個根據地的財政現金收入7000萬元，公糧萬斤；1944年，根據地擴大了，歸我收公糧的田畝達到54萬畝，僅秋熟一季田賦就收現金6.58億元、公糧2800多）斤。另外，這一年還收入稅金2.2億多元（1943年收的是“法幣”，1944年收的是偽幣“儲備券”）。當年財政收入迅速上升的原因，除了征收公糧的田畝面積擴大以外，還有一條是，蘇南行署在春天就召開了財經工作會議，到會的有行署財經負責人，各專署以及附近幾個縣的財政局長、科長等，我和吳仲超同志都到會講了話，研究確定增收節支、健全財經制度、嚴格財經紀律等措施。那時，財經制度是非常嚴格的，例如黨政機關干部和部隊指導員一個樣，每人只發一套棉衣，規定穿兩年。戰士穿了兩年，還要把棉花取出保存，用舊布做鞋子。上下都能自覺執行這個制度，反映了我根據地的干部和新四軍指點員艱苦樸素的精神風貌，保證了我們黨與軍隊能夠和蘇南人民緊密聯系在一起，戰勝財政困難，在激烈的三角斗爭中站住腳，直到取得抗戰的最后勝利。

這里，我還要特別提到時任蘇南行署財經處長的李建模烈士。1941年，我剛到蘇南東路地區，就聽譚震林同志夸他是位“理財的行家里手”。1942年春，他率領蘇南財經處轉移到茅山地區兼任新四軍十六旅供給部長。他帶領全體財經干部，千方百計開辟財源，保證了軍政供給。最令我難忘的是1943年春夏日偽頑對我十六旅夾擊期間，他在茅山地委的緊密配合下，突擊搶運出十六旅存放在茅山“清鄉”區范圍里的3000多擔物資器材。接著，他率領財經處轉移到江寧、句容等地，繼續開展征收錢糧的工作。當時，十六旅正處于轉戰南京郊外的最困難時期，急需經費購買彈藥、藥品和其他軍需物資。就在這時，江寧縣警衛護送著李建模他們新征收的500萬元經費來到旅部。此情此景，真讓人感奮不已！不幸的是，1945年10月15日，在部隊從蘇南北撤蘇北時，有一艘中安號輪船發生沉船事件，乘坐這條船的李建模同志亦未能幸免于難。他的犧牲，使我失去了一位真摯的戰友，我黨我軍失去了一位優秀的財經干部。

我在反“掃蕩”中負傷，接著鄧振詢同志犧牲，粟裕師長對我們在蘇南敵后的處境表示了極大的關心。他屢次來電詢問敵情和頑情，并告訴我們，師部和軍部考慮到蘇南敵后地區塘小魚多，部隊過擁擠，活動、給養都困難，打算將四十八團北調，要我們有所準備。接到粟師長來電后，我和王必成旅長交換了意見。王旅長先談了看法。他認為，目前北有日偽，南有頑軍，我們的大部隊夾在中間確實目標大，給養也不易解決。師部擬將四十八團北調，這是對我們的關心，但是，如果蘇南形勢一旦發生變化，手里沒一定的力量，怎么辦？所以，四十八團不過江也行，到底是去是留，他問我的意見。我說，你的想法和我不謀而合。我們在南京外圍地區轉戰雖然艱苦，但對敵人威脅極大。按照蘇南三角斗爭的規律，日偽一定要把我們“送到溧武公路以南去”。再說，我們已經熬過半年，最困難的日子可以說就要過去，茅山、太滆“清鄉”區的形勢業已開始好轉，我們又有了活動的余地，再困難也困難不到哪里去了。還有一點，敵人分兵南進投入太平洋戰場的局面是很可能出現的。這對我們來說，是個極好的發展機會，如果我們力量分散，到時候可能抓不住這個機會。所以，我覺得四十八團目前還是不北調為好，過一段時間以后再說。王必成同志很干脆地說：“好，同意你的意見。”于是，我們聯名給師部拍了電報，陳述我們的看法。粟師長一向從善如流，立即向軍部轉報了我們的建議。不久，軍部回電：“同意必成、渭清同志的意見，第四十八團堅持蘇南不北調。”

1943年10月，正當我軍繼續在南京外圍地區開展游活動，日軍出動兩萬之眾，向蘇浙皖邊區發動了大規模的戰役行動。其目的不僅要掠奪資源，更主要的是摧毀廣德空軍基地，以防盟軍飛機由此起飛轟炸日本本土。三天之內，日軍向前推進100余公里，占領溧陽、廣德、郎溪和宣城四座縣城，打通了宣城至長興的公路。當敵軍進擊時，溧武公路以南的國民黨軍隊望風而逃，其五十二軍退至安徽寧國，“忠救軍”大部分退至浙皖邊境的孝豐、廣德山區，挺進軍潰散于宜溧山區，保安第四縱隊張少華部則竄至長滆地區，依靠偽軍掩護與我軍爭奪這一地區。這樣，溧武公路以南至宣城長興公路以北的廣大地區成為新淪陷區。日偽軍在各大市鎮增筑據點，委任偽縣長，組織偽政權，頒發“良民證”，實行偽化統治。蘇南三角斗爭的形勢果然如我們所預料的那樣發生了變化。我們隨即派第四十八團尾敵南進，襲擾牽制敵軍的進攻，配合正面戰場的作戰。10月上旬，我軍即恢復了春季反頑戰役前的地區。區黨委和旅部機關返回溧水里佳山一帶，兩溧地區再度成為蘇南敵后黨政軍指揮中心。

在恢復了兩溧地區以后，我們向軍部報告了敵軍的戰略意圖，并建議派兵南來，發展蘇浙皖邊新淪陷區的游擊戰爭。軍部非常重視我們的建議，立即向一師征求了粟裕、葉飛等人的意見。軍部和師部都認為這是向南發展的一個極好機會，但又一實在無力從江北抽調部隊增援蘇南，以依照現有力量，靈活使用兵力，逐步向南發展，達成制宣長公路以北地區的任務。接到軍部電報后，我和王必成同志立即進行研究，一致認為，機會難得，稍縱即逝，沒有援兵，我們就分兵作戰。決定由王必成率四十八團南進郎溪、廣德，實施戰略偵察，同時相機打擊敵頑勢力，準備向南發展；由我和鐘國楚（因鄧振詢犧牲，鐘國楚不去延安，仍留蘇南，改任十六旅副旅長）率四十六團廓清溧水、高淳一帶偽軍據點，完全控制溧高地區。11月初，王必成親率南進部隊經高淳進入郎溪，再向東插入廣德。在半個月內先后進行了侯村、蘆塘、泉村、磚橋等九次戰斗，特別是蘆塘一仗，消滅頑挺進第二縱隊司令部及所轄的一個團，俘虜數百人，繳獲大批武器和迫擊炮彈1000余發、山炮彈2000余發、高射機槍彈1000余發、機步槍彈10萬余發，初步打開了郎溪、廣德北部的局面。

我和鐘國楚指揮的溧高戰役開始于11月20日。在日軍大舉南進時，偽和平建國軍第三個師一個團乘國民黨軍撤逃之際，進駐溧水、高淳的新橋、東流、邰村、漆橋、東壩一線，妄圖以此為依托，逐步蠶食溧高地區。我們根據偽軍兵力分散且無日軍增援的情況，決定采取分割圍殲的攻堅戰術。11月20日晚，我四十六團首先向溧水境內的東沫偽據點發起強攻。敵憑險頑抗，經我嚴重殺傷后，于第二天放棄據點，逃往孔鎮。20日晚，我特務營對溧水新橋偽軍發起攻擊。經一小時激戰，全殲偽軍一個連，俘偽軍50余人，繳獲全部武器彈藥。22日上午，我帶領四十六團和旅特務營南移，將指揮所設在高淳漆橋和東壩之間的小游山北側。以四十六團二營主攻漆橋，一營、三營擔任警戒，旅特務營設伏于大、小游山及小茅山一線。當晚，二營向漆橋守敵發起攻擊。因缺乏堅重武器，未能打下據點。此時，正在東壩巡視的偽副師長陳炎生接到求援電，親率一連偽軍增援漆橋。陳炎生很狡猾，他率隊進至半路突然改走小路，并邊走邊用火力搜索。我軍沉著等待，俟敵人進入我特務營伏擊圈時，埋伏在小茅山的特務營二連迅速截斷其退路。敵軍見后路已斷，慌忙向西邊的張沛橋逃竄。我特務營一連搶先占領張沛橋，將敵軍壓至沛溪河北岸。經半小時戰斗，這股處在我軍包圍中的偽軍全部被俘。偽副師長陳炎生是偽內政部長陳群之子，當他被押來見我時，嚇得要死。我對他說，現在你有一個戴罪立功的機會，你給漆橋守軍寫一封信，要他們放下武器投降，我們保證他們的生命安全，寬大處理。他真是求之不得，馬上按我的話寫了信。我派人將信送到漆橋據點，還向據點喊話，開展政治攻勢。漆橋守軍見大勢已去，便打開據點投降。至此，溧高戰役勝利結束。這是蘇南抗日斗爭發生重大轉折時取得的一個重大勝利，徹底打破了敵人在這地區推行偽化和蠶食的計劃，擴大了我蘇南抗日根據地。延安《解放日報》曾專門予以報道。

在我軍南進郎廣、鞏固溧高的同時，區黨委著手解決蘇南抗日根據地地區劃分和地方黨組織的調整問題。我由十八旅調到十六旅時，蘇南根據地的范圍只限于茅山和太滆兩個地區。經過一年多來的恢復和發展，我們向西抵達江當溧和橫山地區，向南進至安徽宣城和浙江長興公路以北地區。根據地范圍擴大了，原來的地區劃分和組織領導機構已不能適應新的形勢。于是，我向軍部和華中局建議，在原有的茅山和太滆兩地委之外，增設江溧句、兩溧高淳、郎廣三個中心縣委或地委，同時，由于鄧振詢同志犧牲后區黨委領導力量缺乏，建議將吳仲超同志調回區黨委任副書記，在溧高一帶主持溧武公路以北地區的工作。我則率旅部南下郎廣地區，與王必成同志會合，以大刀闊斧方式開展這一地區的工作。軍部和華中局接到我們的電報不久，就給我們作了明確而具體的指示：蘇南對敵斗爭的新形勢，蘇南根據地可以分三大地區，一是敵后戰略聯系地區，主要是溧武公路以北的茅山、金丹武、江溧句和江當溧等地區，為敵后要沖，是蘇南與一師、二師的聯系要道。這里的工作以長期堅持為目的，富余的干部應堅決南調，適應新的發展形勢，但必須保持堅強的領導骨干和小型地方武裝。二是根據地的中心區，主要是指溧武公路以南的太滆、兩溧和高淳等地區，區黨委應以這里為蘇南的基本陣地，以發動群眾，改造舊政權和建立地方武裝為主，用較短的時間打下穩固基礎。三是廣泛的游擊區，主要是指宣長公路以北的廣德、郎溪、長興、宜興和宣城各一部分，以建立地方黨和地方武裝為主，對基層舊政權暫時利用，上層政權由我方委派縣、區長。以游擊戰爭驅逐頑固派武裝及其政治勢力，同時開展廣泛的抗日宣傳運動，造成敵后抗戰新局面，并準備與浙東抗日根據地打通聯系。軍部還指示十六旅旅部和蘇南區黨委應在一起指揮，同意我南去郎廣地區，但應迅速回溧高地區主持區黨委工作。接到這一指示后，我先到廣德與王必成同志詳細商討，接著進行了近兩個月的充分準備。

1944年1月20日至2月7日，蘇南區黨委在廣德縣上保村、長興縣仰峰岕和宜興縣襄陽召開了一次流動的擴大會議，傳達、貫徹、落實華中局和軍部的重要指示。會議確定1944年的工作任務是：（一）鞏固老區，建設新區，開辟邊區，把建設新解放區作為首要任務，猛烈開展對敵軍事斗爭，拔除那些孤立的和薄弱的日偽軍據點，使新老解放區連成一片。（二）放手發動群眾，組織的大多數鞏固和擴大統一戰線，領導好反偽化斗爭。（三）鞏固整頓黨的組織，開展整風學習活動，大力培養新解放區干部。為了實現上述任務，我們將全區劃分為四個行政區，建立四個地委。第一分區在溧武公路以北，京建公以東，金丹公路以西，轄江寧、句容、茅東和鎮句四縣。汪大銘任地委書記，樊玉琳任專員兼軍分區司令；第二分區在長蕩湖以東，宜興、溧陽以北，常州以西，轄武進、宜興、金壇三縣和太湖行政辦事處，陳立平任地委書記，張之宜任專員，楊洪才任軍分區副司令；第三分區在溧武公路以南，胥溪河以北，長蕩湖以西，當涂、蕪湖以東地區，轄高淳、溧陽、溧水和橫山四縣，丁麟章任地委書記，朱春苑任專員，吳詠湘任軍分區司令；第四分區在胥溪河以南，宣長公路以北，太湖以西地區，轄郎溪、廣德、溧南、長興四縣，羅維道任地委書記，劉烈人任專員，劉別生任軍分區司令。在軍事部署上，為加強新區，將四十八團和獨立二團配置在第四分區，四十六團配置在第三分區，五十一團配置在第二分區，四十七團配置在第一分區，從此之后，蘇南抗日根據地進入了新的大發展時期。

（待續）

摘自江渭清回憶錄《七十年征程》

（江蘇人民出版社1996年10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