艱難的建黨之路12——十三位“一大”代表迥然不同的人生結局（下）

五、意志脆弱迷途知返的劉仁靜、包惠僧

劉仁靜是年齡最小的“一大”代表，當年只有19歲，也是最后去世的一位“一大”代表。

劉仁靜1902年出生于湖北應城一個小資產階級家庭，自幼聰明伶俐。他不僅是“一大”代表中的最小年齡，而且在學業上一直是“學霸”，各個階段都占了“最小”：三歲開始接受啟蒙教育，成為私塾中年齡最小的學生：16歲考入北京大學物理系預科，是新生年齡中最小的。

早在考入北大之前武漢讀書時，劉仁靜就認識了惲代英，開始由一個閉門讀書的書呆子，成為了一名新思想的追隨者；進入北大后，積極參加各類活動，成為班級的佼佼者；“五四”運動爆發后，劉仁靜以極大的熱情投入其中，在一次街頭演講時，被警方逮捕，判刑一個月。17歲的劉仁靜面對鐵窗生活，毫不畏懼，李大釗夸他：“小小年紀肯奮斗！”

1920年10月，北京共產主義小組成立，劉仁靜是首批黨員。1921年7月中共在上海召開“一大”，劉仁靜又被北京共產主義小組推舉為“一大”代表。推舉劉仁靜為代表是有一定道理的，因為他當時被譽為黨內“北大三杰”之一。

1926年9月，劉仁靜遠赴蘇聯莫斯科國際黨校列寧學院學習，這是他蛻變的開始。在這里，他成為托洛茨基的追隨者。1929年，他回到上海，黨中央立即派惲代英找他談話，劉仁靜不但不接受意見，而且還鼓吹托派理論。因為他的頑固不聽勸，后來被開除了黨籍。從此他成為游離于各派組織的孤家寡人，而且沒有工作，只能靠微薄的薪水維持一家人的生活。

此后，他輾轉來到北平、上海各地

，當過教官，判過刑。抗戰勝利后，又在國民黨出版的報紙上當主筆，完全投向國民黨，走向了人民的對立面。隨著國民黨軍隊的節節敗退，劉仁靜如夢方醒。

不久，劉仁靜來到北京，他向中共中央組織部寫了一份悔過材料，認識自己的錯誤，悔恨交加，決心痛改前非重新做人，并求組織給他安排一份工作，讓他能養家糊口。1951年后，他一直在人民出版社從事翻譯工作，翻譯了十幾部重要的文獻資料和著作。

1987年8月5日，劉仁靜晨練時因車禍去世，終年85歲。他是最后去世的中共“一大”代表。

包惠僧，原名包德芬，1895年1月15日生，湖北黃岡人。6歲入讀私塾，1912年考入湖北省立第一師范學校，1917年畢業后在武昌教書。后任《漢口新聞報》、《大漢報》、《公論日報》、《中西日報》記者。

1919年北京大學文學系肄業，同年參加“五四”運動，奔走于北京、上海、廣州等地。1920年秋在武昌參與組織共產黨早期組織，任支部書記。1921年7月在去廣州向陳獨秀匯報工作期間，作為陳獨秀的指派代表參加中共“一大”。

“一大”會議之后，他先后在上海、北京參加編輯《勞動周刊》，任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長江支部主任、中共北京區委委員兼秘書、中共武漢區委委員長。

國共合作期間，包惠僧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大革命失敗后，他與中共組織脫離關系。歷任國民黨陸海空軍總司令部參議、國民黨軍委會秘書兼中央軍校政治教官、國民黨內政部人口局局長等職。1948年后舉家遷往澳門。

1949年10月1日，收音機里傳來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講話的聲音，包惠僧百感交集，徹夜難眠。于是就給毛澤東寫了封信，又分別給周恩來、董必武各發一份電報，大意是祝賀他們建立了新中國，同時也為自己的過去懺悔。經過一個星期的等待之后，包惠僧收到了中共中央的復電。1949年11月，包惠僧到了北京。

后來，包惠僧入華北人民革命大學政治研究院學習，同年12月畢業后歷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內務部研究員、參事。1957年4月起，任國務院參事。

1979年7月2日，包惠僧病逝于北京，終年84歲。

六、背棄信仰叛黨投敵的陳公博、周佛海、張國燾

陳公博參加“一大”會議，占了三個“唯一”：唯一一個帶夫人赴會的，唯一一個住旅館的，唯一一個提前離會的。

中共“一大”之后，他又是第一個脫黨的。

陳公博，廣東廣州人，1892年出生于官宦之家，其父陳志美曾任廣西提督（廣西全省最高軍事長官，從一品），而且是60歲晚來得子，為此陳公博屬于含著金鑰匙出生的“官二代”。

陳公博從小酷愛學習，1914年考入廣州法政專門學校，三年后考入北京大學哲學系。在校期間與陳獨秀相識，也因此接觸到了主義馬克思。畢業后回到母校廣州法政專門學校當教授，并于1920年12月陳獨秀赴廣州組建共產黨組織之時加入了共產黨。

中共“一大”之后，陳公博回到廣州。此時是國共合作的前期階段，中共的方針是聯合孫中山，反對廣東軍閥陳烔明。但陳公博卻在陳炯明1922年6月炮轟總統府之后，反而寫文章支持陳炯明。在遭到中央批評后，竟公開聲明與中央決裂，并去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留學，成為最早脫黨的中共“一大”成員。

1925年留學歸國后，經廖仲愷介紹，加入國民黨，重返政治舞臺。在國民黨內，與汪精衛一見如故，并經其屢屢提拔任中央農民部長兼中山大學校長。

陳公博一直認為汪精衛對其有知遇之恩，到后來也屢屢因此而下錯人生之棋。1938年，汪精衛潛逃越南，并發表電報，公開投降日本。陳公博雖然一開始劃清了界限，但后來還是追隨了他的“恩公”，從此由原來的中共“一大”代表成為了一個為人所不齒的“漢奸”。

1944年，汪精衛死后，陳公博繼任偽國民政府主席。1946年，日本戰敗后陳公博被執行槍決，結束了他54歲可恥的一生。

周佛海的出身與陳公博不同，1897年出生于湖南省沅陵縣涼水井鎮窩溪村，從小家庭條件較為窮困，后來念書經常需要同鄉的資助。雖然家貧，但周佛海從小就表露出了要出人頭地的野心。

1917年，20歲的周佛海在好友的推薦下，到日本鹿兒島第七高等學校進行勤工儉學。正是在日本學習期間，周佛海接觸到了社會主義思想，認為找到了一種可以在中國有一番大作為的理論武器和道路選擇。在學校暑假回國期間，他在上海的一些雜志上陸續發表了介紹社會主義的文章，并由此接觸到了剛好在上海重新創辦《新青年》雜志的陳獨秀。1920年，周佛海協助陳獨秀組建了上海共產主義小組，并在日本組織了旅日共產主義小組。

1921年，周佛海作為唯一海外代表參加了中共“一大”會議。此后，考入東京京都帝國大學繼續深造。

回國后，周佛海看到共產黨險惡的生存條件，很快與國民黨右派分子沆瀣一氣，投入國民黨的懷抱尋求生官發財之路。1924年9月，周佛海給中共廣州執委寫信要求脫黨。為此，周恩來還專門做了周佛海的思想工作，但其去意已定，最終未能挽留。

周佛海一脫黨，便馬上踏上反共道路，成為蔣介石翼下一得力謀士。然而，蔣介石的重用未能滿足周佛海對權力的追求和欲望。

“九·一八”事變后，周佛海與汪精衛一見如故，共謀“和平”。1938年12月15日，周佛海隨汪精衛一起叛逃到越南，并利于自己會講日語的優勢，全程參與了與日方的談判，成為偽政權的起事人和“開國元勛”。

汪偽政府成立后，周佛海任財政部長兼警政部長、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中央稅警總團總團長、中央儲備銀行總裁等核心要職，可謂春風得意。

太平洋戰爭爆發后，周佛海又像老鼠一般敏銳地意識到日本這艘大船終要沉沒，于是又再次暗通重慶政府，成為戴笠的間諜，繼續“效命中央”，并協助殺死了汪偽政權特務頭子李士群。

1945年8月16日，在南京汪偽國民政府宣布解散的當天晚上，周佛海立即給蔣介石發電，利用他擔任上海市長一職表示將滬完整交給中央。蔣介石收電后，任命周佛海為行動總隊司令。1946年3月，蔣介石迫于全國壓力，把周佛海押往南京。周以“迫謀敵國、圖謀反叛本國”之罪被判處死刑。

周佛海的婚外情人楊淑慧以公布蔣周往來密電為由，要挾蔣介石特赦周佛海。1947年3月26日，國民政府下達主席令，特赦周為無期徒刑。

1948年2月28日，周佛海口鼻流血死于南京老虎橋監獄一囚室之中，這個一生鉆營求榮的可恥漢奸在51歲劃上了句號。

這里有一段周佛海對參加中共的“懺悔講話”，可以更清楚地看出這個“變臉虎”的骯臟賊臉：“……現在回顧起來，真和做夢一樣。當時萬萬想不到我們幾個年青的學生，會鬧出這樣的大亂。二十年來，流了多少血，死了多少人，燒了多少鄉村，破壞多少城市，損傷國家多少元氣，都是我們幾個青年學生，種下的禍根。我現在想起來，真對不住國家，對不住人民……”

張國燾，1987年出生于江西萍鄉的官紳家庭，父親曾任浙江象山縣知事（類似如今縣長），并經營錢莊，家庭富足，不缺錢花。

1916年，19歲的張國燾考入北京大學理學院預科。在此期間，陳獨秀在北大出版的《新青年》雜志徹底叩開了他的心扉，受新思潮的啟蒙和北大開明教授的熏陶，年輕的張國燾開始積極思考和關注國家的前途和命運。

在風起云涌的“五四”運動中，張國燾積極參加示威游行，因為在北大法科禮堂進行慷慨演講所表現出的才能，被推舉為北京學聯主席，成為“學生領袖”。

正是因為對新思潮的認可和積極參與，張國燾作為學生代表與李大釗、陳獨秀形成了亦師亦友的關系，并開始投身到革命工作中。

在黨的“一大”會議上，在陳獨秀、李大釗缺席的情況下，張國燾成了會議的主角，被推選主持會議的主席。

張國燾同時也是中國早期工人運動的領袖之一。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后，為了發展全國工人運動，于1921年8月在上海成立了“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張國燾受命此任，并與同仁一道發表了《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宣言》，揭開了中共正式成立后領導全國工人運動的序幕。

1924年5月21日，張國燾及夫人楊子烈被捕，由于大量文件落入敵手，張國燾被迫投降自首。出獄后，張國燾隱瞞變節行為，參與中共駐國際代表團留在蘇聯。客居蘇聯三年的張國燾一回國，立即撰文擁護王明。不久，張國燾以中央代表身份被派往鄂豫皖蘇區主持工作。

應當說，張國燾在創建卾豫皖根據地的過程中，是有成績的，他的政治煽動性很強，隊伍逐漸擴大，到后來開辟的川陜根據地時，隊伍己到達八萬余人，幾乎與井岡山根據地長征前的隊伍人數相當。但是，張國燾把這支序列為“紅四方面軍”的隊伍，當成自己的獨立王國，打擊迫害不同政見者，殺害了諸如徐繼慎、曾中生等四方面軍的創始人，手段殘忍。

1935年夏，長征途中的中央紅軍與紅四方面軍在川西會師，張國燾自恃人多槍好馬壯，先是奪取了紅軍總政委一職，繼而發展到對抗中央路線，直至最后非法成立第二中央。

1938年初，張國燾利用離開延安到陜西中部黃帝陵祭祖的機會，只身投靠國民黨，跪見蔣介石，決意叛黨，并立即投奔到戴笠門下，從事反共活動，幫軍統培訓反共培訓班，還在上海辦過宣傳反共的《創進》報。

1949年，大陸解放前夕，張國燾逃往香港，同第三勢力一起辦起《中國之聲》雜志。在此期間，他曾給毛澤東和中央寫信，請求經濟援助。毛澤東提出，只要他不與美國敵對勢力勾結，可考慮給他經濟支持。但張國燾死不悔改，堅持錯誤道路。

1966年，張國燾匆匆離開香港，移居加拿大。十幾年后，凍死在多倫多養老院，在饑寒中結束了他不齒的人生。

這里值得介紹的是，強國燾有個弟弟張國庶，是一名堅定的共產黨員。張國庶在江西省委書記任上被捕，國民黨對這個“大官”高官厚祿、軟硬兼施，張國庶毫不動搖、堅貞不屈，被時任南昌衛戍司令、后被井岡山紅軍俘虜處決的張輝瓚，裝入麻袋沉入了江西贛江，壯烈犧牲。張國庶英勇堅強的精神與哥哥張國燾屈膝投敵的丑行，形成了強烈的反差，弟兄兩人也分別走上了迥然不同的人生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