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任海平 || 抗日烽火中的文安洼

抗日烽火中的文安洼

當年的文安洼，很像現在大家喜歡游玩的濕地。位于文安縣城東部，西高東低，北靠大清河，南接大城縣，東臨子牙河，方圓九百多華里。洼里常年積水，蒲葦叢生。大洼四周全是水脫地，種麥栽稻都能長得很壯實。但因為地勢低洼，又是蓄洪區，十年九澇也是常有的事兒。所以，老一輩的文安人自己調侃說：澇了文安洼，三年不回家；收了文安洼，連狗都成家。

1937年7月，以盧溝橋事件為借口，日本帝國主義發動了全面侵華戰爭，日軍沿平漢線一路向南攻擊前進。由于國民黨實行消極抗戰、積極反共，各級政府官員大多隨國軍南撤，致使冀中地區縣以下機構陷于癱瘓。各地處于無政府狀態，民間更是一片混亂，附近的百姓紛紛逃到文安洼中避難。

就在盧溝橋事變2個多月后，日軍運輸隊90余人乘船由保定去天津，途中在趙王河畔的娘娘宮（現文安縣興隆宮）靠岸。因3名日軍進村搶掠奸淫婦女，被村民打死一名，村子遭日軍圍攻。娘娘宮及附近十八個村莊群眾自發參戰，與包圍村子的日軍激戰一夜，打死日軍中隊長在內80多人，由此打響了冀中人民自發反抗侵略者的第一槍。

但是很快，包括娘娘宮在內的十八個村莊，同時遭到來自駐天津日軍的瘋狂報復，上百名群眾被殺害，大量財物遭搶劫，無數間房屋被付之一炬。趙王河畔，哭聲連天。千里堤下，大火綿延幾十里，三天三夜才熄滅。

民族存亡時刻，以前在這一地區秘密活動的中共黨員和黨組織，及時站出來，積極宣傳我黨抗日救亡主張，廣泛團結各界愛國人士，爭取收編各種民間勢力，建立民眾抗日武裝。此前在霸縣（現為霸州市）一帶開展工作的地下黨員徐恩榮，就是在這時候遵照上級指示，聯絡爭取新鎮縣（1940年后屬文新縣，今屬文安縣）保衛團首領柴恩波，組建了“河北游擊軍第十二路” （1938年5月整編為冀中軍區獨立第二支隊），成為文安洼地區第一支受我黨影響的抗日武裝。

1938年5月初，根據八路軍總部命令，直接受我黨領導的“冀中人民自衛軍”和 “河北游擊軍”，合編為八路軍第三縱隊。同時成立了冀中軍區，下轄四個軍分區，呂正操任司令，孟慶山任副司令兼第4軍分區司令。

其中，以“河北游擊軍”為基礎組建的三縱第十支隊和第4軍分區，成立最初就駐扎在文安洼北部的蘇橋一帶。

也是在這一年5月底，文安縣成立了抗日政府，建立了基干自衛隊。不久，由于形勢變化，冀中軍區對各軍分區所轄縣又作了重新調整。同時，各分區設行政督察專員。文安劃屬第三軍分區（1940年8月后改稱八分區），由第三行政督察專員仇友文兼任縣長。從此，文安人民開始了有組織的抗日救亡活動。

千百年來，辛勤勞作的文安人民是淳樸善良的。但是，善良卻并非沒有血性，淳樸而并不缺乏智慧。

1939年3月，日軍侵占文安縣城后，便不斷通過修炮樓、建據點，對我抗日軍民進行封鎖圍剿。1942年2月初，又開始在姜莊子建立據點。此處位于文安縣城東南，是文新縣向北經文安洼到大清河以及東淀的水陸交通要道，這個據點建成，會給我方開展抗日救亡工作造成嚴重威脅。因此，文新縣委決定拔掉這顆釘子。

經過偵查和準備，2月23日(農歷正月初九)凌晨，由縣大隊長儲國恩、區小隊長姜士儒帶領15名化裝成木工的戰士，攜帶斧頭和幾只短槍，趁伙夫開門買菜、其余鬼子還在鼾睡的機會，沖進據點，用斧頭一陣大砍，將日軍伊藤亮一郎隊長以下18人全部消滅。隨后，一把火燒掉了還沒有完全建好的據點。這場斧頭戰殺出了冀中人民的勇氣和威風，給日寇造成了巨大心理震懾，最終迫使敵人放棄了姜莊子據點的修建。

后來，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在文安中學一次革命傳統報告會上，當年參加戰斗的老戰士說出了選用斧頭殺敵的真實原因。

隱蔽偷襲，當然是短槍最好。但當時我們隊伍里短槍很少，長槍既不便攜帶，也不適合短兵相接的近戰。而敵人修據點正需要很多木匠，如果我們的戰士化妝成木匠，既便于騙過崗哨接近據點，隨身攜帶斧頭也顯得合情合理。尤其是斧頭兼具錘頭和刀的多重功能，可以用來打、砸、劈、砍、削。并且，為了防止出現意外——比如斧刃被骨頭卡住拔不下來，或斧柄沾血后攥不住，甚至因為緊張造成手臂痙攣。參戰人員提前用毛巾、布條做成繩套兒系在斧柄上，戰斗時和手綁在一起。

要知道，那些參戰的年輕戰士，原本也是一個個仁厚善良的普通百姓。如果不是深受日本鬼子燒殺搶掠的殘害，如果不是面對惡貫滿盈、十惡不赦的侵略者，這些淳樸善良的農民又怎能化身為手刃敵寇的戰士。

雖然滿懷國仇家恨的戰士不懼拼死搏殺，但在戰略相持階段，為了在殘酷的環境中堅持下去，最終戰勝日本帝國主義，當時的中央軍委指示各根據地抗日軍民，保存實力，堅持斗爭。

正是在這一時期，冀中“五一”反“掃蕩”沖出敵人包圍圈的一些部隊戰士和地方工作人員，相繼進入文安洼隱蔽。在與上級黨組織失去聯系的情況下，分屬六、七個部隊和部門的二三百人，臨時組成一支由黨員干部統一領導的抗日武裝（對外稱十八集團軍野戰第三十八支隊）。在文安洼和東淀葦塘堅持斗爭兩個多月，對文新（現文安縣）、靜海、霸縣（現霸州市）等地的漢奸、偽軍進行了打擊和分化瓦解工作，遏制了敵人的囂張氣焰，堅定了當地民眾奪取反“掃蕩”勝利的信心。

到1942年8月，重新與上級取得聯系后，這支混編隊伍奉命南出文安洼，到白洋淀與主力部隊會合。當隊伍分乘30多只小船來到洼中的司吉城村宿營時，第二天早晨與日軍船隊遭遇。鑒于白天難以擺脫敵人，我方指揮員決定就地阻擊。戰斗中，黨員干部身先士卒，受傷后仍然不下火線；戰士們依托村邊圍堰沉著應戰，激戰多半天，始終壓制住水中敵人，使其不能離船上岸。戰至下午三時，我軍彈藥已感不足，敵人在增兵之后，卻有分兵迂回包圍村子的跡象。如果被敵人纏住，必定影響與主力會合計劃。于是我軍留下一個班牽制敵人，其余人員利用洼邊稻田、蒲草作掩護，從村北轉移到村外三里多地的洼內隱蔽。等到夜晚徹底擺脫敵人，成功突圍。幾天后到達白洋淀，各部人員重新歸建。

國難當頭，戰場上，無數年輕戰士舍生忘死、上陣殺敵。而更多在戰火中苦苦掙扎的善良百姓，同樣深明大義，竭盡所能、傾其所有為抗戰擔當出力，有許多人甚至冒著生命危險保護我們的工作人員和干部戰士。

前面所說那支從司吉城突圍的我軍部隊，各部人員剛進入文安洼隱蔽的時候，由于連續多天轉移作戰，每人攜帶的口糧早已吃完，因此吃飯問題成為最大困難。當時住在洼邊的老百姓，盡管家家也被日偽漢奸搜刮得十分貧困，而聽說子弟兵在大洼里挨餓受罪，依然拿出全家糊口的大麥面、雜合面，包成野菜團子或烙成帶鹽的大餅子交給部隊，幫助他們渡過了難關。

1939年春天，一位擔任冀中婦救會宣傳部長的女干部在文安縣開會時，突然病倒。為便于轉移和隱蔽，縣區干部把她送到文安洼邊上的一個村莊——五董村（應為吳王董村），并請了村里的郎中為她看病扎針。

沒想到三天后的清晨，敵人突然包圍了村子，病中的女干部掙扎著向村外挪動。鬼子、偽軍站在村口，搜查每一個經過的人。而這位女同志既是外地口音，又身藏文件，處境十分危險。危急關頭，正是那個看起來有些寒酸守舊的鄉村郎中，緊追上來，搶過她隨身的小包袱，大聲罵著：你這死丫頭，叫你老爹好找，你一個有病的人跑個什么勁兒呀？一邊說著一邊隨手把藏著文件的包袱放到糞筐里，用柴草蓋上。然后扶著她來到鬼子漢奸跟前，點頭哈腰地說：這是俺閨女，前幾天剛回娘家來，正鬧病。漢奸看看女干部蒼白的臉色，的確像是有病的樣子，于是擺擺手把他們放了過去。

這位死里逃生的婦女干部，就是小說《青春之歌》的作者、著名作家楊沫。后來，楊沫回憶說：當年為了躲避敵人的盤查，像這樣被冀中人民當女兒、當姐妹保護的情況太多了。

原冀中十地委《黎明報》社黨支部書記、女編輯勞成之，1943年夏天也曾經在文安洼北邊的大葦塘隱蔽。撤離時，就是由文新縣大隊的幾個男同志輪流背著，淌著齊腰深的水走出來的。解放多年后，她依然十分動情地回憶：我和他們素不相識，只因為是在一個革命目標下集合起來的戰友，他們甘愿冒著生命危險送我安全轉移……。

上世紀七十年代，我還在自己家里見過幾頁五十年代的豎條格信紙。上面是毛筆小楷寫的繁體字，由于當時還是上小學的年紀，里面有許多繁體字不認識，只看懂個大概意思:日偽時期文安縣娘娘宮（現興隆宮鎮中北部）村保長任福春，為我方掛名應付人員，屬于白皮紅心，曾掩護我工作人員某某、某某等人，當地政府應對其本人及家屬予以優撫……特此證明等等。信中提到的任福春，正是我的祖父。

由此可見，這樣的事兒絕非個別和偶然。所以說，八年抗戰，文安人民救助保護過的抗日人員應該不止成百上千。

祖祖輩輩生活在冀中文安洼的人民，自古秉承燕南趙北之氣。既延續了俠義勇武、正氣凜然的英雄血脈，又深受詩書繼世、好古修文的文化浸潤。

因此，新中國成立后，在冀中工作戰斗過的一些干部戰士，像作家楊沫一樣，紛紛用筆記錄下來當年艱苦卓絕的崢嶸歲月。所以，咱們的文安洼，既不缺少出生入死的戰斗英雄，也走出了繁榮河北文化事業的當代作家。當年武工隊的徐英、文工隊的張樸，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傳奇英雄徐英（原名胥鶴齡），抗戰爆發前，就是文安師范學校的一名進步學生。日軍對華北發動全面進攻后，當時在司吉城村小學教書的徐英，從文安洼劃船幾十里到新鎮，找到在“河北游擊軍”中任職的地下黨員徐恩榮，參加了抗日活動。先后擔任河北游擊軍政治部宣傳科干事、冀中九分區敵工部科長、副部長和冀中十地委敵工部部長。

 抗戰期間，專門從事敵偽政工工作的徐英，雖然沒有直接參與文安洼的戰斗，但卻多次和馮志（小說《敵后武工隊》的作者）、魏樹槐（《敵后武工隊》小隊長魏強的原型之一）等武工隊戰士一起，在冀中九、十分區神出鬼沒，殺鬼子、除漢奸，打炮樓、拔據點，令日偽聞風喪膽。后來，這些驚心動魄的戰斗被徐英同志記錄在《記憶中的戰爭歲月》一書中，供后人了解觀看。

與徐英有所不同，張樸參加革命以來，始終戰斗、工作在冀中地區，并且曾跟隨文新縣大隊在文安、任丘一帶活動。

全面抗戰開始不久，年僅15歲的張樸（原名張玉方）就跟隨哥哥投奔了呂正操領導的人民自衛軍。由于有一定的文化基礎，先是在人民自衛軍當宣傳員、文藝干事，后在冀中軍區文工隊、火線劇社工作，還曾擔任冀中九分區前哨劇社戲劇隊長、社長。解放后，張樸同志對河北文化事業的發展，作出了無可替代的貢獻。

在個人創作方面，以冀中為背景是張樸作品的共同特點。從建國初期開始發表第一部短篇小說《水上姻緣》，到“文革”結束后完成的長篇小說《地下醫院》，始終透露著作者對自己生活戰斗過的這片土地的深情。由于一直工作戰斗在文化戰線，又經過華北聯合大學文藝學院、中央文學講習所兩次正規的培訓學習，所以，張樸在創作體裁上也是多種多樣，既有小說《水上姻緣》《我們的向導》《荷花臺》《山崗白楊》《地下醫院》，也有戲劇《源泉》，還有報告文學《生活的一課》《王生家史》《不眠的冬夜》《紅色水利專家》、《三朵紅花向陽開》等。

從作品的社會影響看，無論早期的《水上姻緣》《源泉》，六十年代的《我們的向導》《重見光明》，還是改革開放之初完成的長篇《地下醫院》，出版發行后都在河北乃至全國引起普遍關注，影響廣泛。

 而在撥亂反正、改革開放關鍵時期，張樸作為河北文化領域的主要成員，在擔任《河北文學》主編、作協河北分會副主席、省文聯副主席期間，團結同志，寬厚待人，獎掖后進，鼓勵創新。用作家湯吉夫的話說“做了很多好事”。

比如，為了提高辦刊質量和社會影響，他親自去北京請劉紹棠，并且自己花錢讓劉紹棠給《河北文學》寫稿子。他還大力扶持文學新人，向孫犁等文壇前輩積極推薦河北的青年作者。尤其是他對新時期河北作家鐵凝、賈大山、湯吉夫等人的發現、幫助和培養，為河北文學經歷建國初期的輝煌后再度走向繁榮，奠定了寶貴的人才基礎，為河北文學的持續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

今天，隨著雄安新區建設和白洋淀周邊水源地保護治理，昔日的文安洼也增添了不少水的景觀和水的滋潤。相信家鄉會越來越多迷人的風光，人們的日子也會越來越紅火興旺，以此告慰所有在這里英勇戰斗過的革命前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