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227年,西夏被成吉思汗率領的蒙古大軍滅亡以后,西夏的主體民族黨項族由于懼怕蒙古軍隊的屠殺,紛紛逃亡和躲藏。 ![]() ![]() ![]() 張澍根據漢文碑銘記述的內容,考證出這是一通鑿刻于西夏崇宗乾順于天祐民安五年(公元1094年)的《涼州重修護國寺感通塔碑》,碑高2.5米、寬0.9米。陽面所刻不認識的方塊字為西夏文,碑額篆書題名“敕感通塔之碑銘”,正文楷書,共計28行,每行65字;陰面刻漢文,碑額篆書題名“涼州重修護國寺感通塔碑銘”,正文楷書,共計26行,每行70字。碑文內容主要是宣揚佛法無邊和西夏皇帝的侍佛、敬佛功德,但也記述了西夏社會政治、經濟、宗教等方面的重要史實。新中國成立后,這通具有重要歷史和科研價值的石碑,被國務院首批公布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 就在張澍發現《涼州重修護國寺感通塔碑》之后不久,清代著名的金石學家劉青圓,又在甘肅武威發現了幾壇窖藏的方孔圓形銅質錢,壇內裝的絕大部分是宋代及漢、唐錢幣,但其中也有一些西夏時期鑄造的漢文年號錢和所謂的“梵字錢”。在此之前,劉青圓曾去清應寺(又稱大云寺)看過寺內新發現的西夏碑,他將“梵字錢”上的錢文,與張澍發現的《涼州重修護國寺感通塔碑銘》陽面的文字相比較,發現兩處文字完全相同。因而斷定所謂的“梵字錢”,即為西夏文年號錢,而窖藏的年代也應在西夏時期。 ![]() 這一發現,使劉青圓成為中國第一個能夠識別出西夏文錢幣的人。 據清道光年間另一位金石學家初尚齡在其所著《吉金所見錄》中介紹,劉青圓發現的西夏漢文錢有元德、天盛、乾祐、天慶、皇建、光定諸品,而西夏文錢只附載了“大安寶錢”一品。 ![]() 實際上,劉青圓發現的西夏文錢不只是“大安寶錢”一品,至少還有“乾祐寶錢”、“天慶寶錢”兩品,其中是否還有“福盛寶錢”,難以確定。初尚齡之所以未將當時出土的所有西夏文錢著錄在《吉金所見錄》中,主要是因為在當時雖然已經能夠識別出西夏文,但對西夏文字的研究,幾乎還是一項空白,除“大安寶錢”外的西夏文錢幣,還沒有人能把錢文翻譯出來。 ![]() 在《吉金所見錄》中,初尚齡也未能將劉青圓在武威發現西夏錢幣的時間闡明,但從《吉金所見錄》成書的年代,清道光七年(公元1827年)來推測,武威這批窖藏錢幣發現的時間,應是在清道光七年,即公元1827年以前。 ![]() 劉青圓的這次重大發現,在西夏錢幣研究史上的意義是不尋常的。這次的發現,不僅使錢幣學界認識了西夏文錢,而且也突破了西夏是從夏仁宗天盛年間開始鑄錢的舊觀點,為西夏錢幣研究的不斷深入,開辟了先河。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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