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殺：二戰中被遺忘的大浩劫》作者：張純如

人類殘忍對待同胞的編年史講述著漫長而令人痛心的故事，但是如果說這類恐怖故事中人類的殘暴程度確實存在差別，那么世界歷史上極少有什么暴行可以在強度和規模上與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日軍進行的南京大屠殺相比。

在瞬間的暈眩之后，我突然意識到，不僅生命易逝，人類對待生命的歷史經驗同樣不堪一擊。

然而，掛在庫比蒂諾墻上的圖片卻顯示了這樣一個事實：成千上萬的生命由于他人一時的惡念閃現而隕落，第二天他們的死亡就變得毫無意義?？v然此類死亡不可避免，這依舊是人類歷史上最恐怖的慘劇。

在德國人不斷向大屠殺遇難者道歉的同時，日本人則將本國戰犯供奉在靖國神社——有位太平洋戰爭中的美國受害者認為該行徑的政治含義就好比“在柏林市中心修建一座供奉希特勒的教堂”。

本書無意評判日本的民族性格，也不想探究什么樣的基因構造導致他們犯下如此暴行。本書要探討的是文化的力量，這種力量既可以剝去人之為人的社會約束的單薄外衣，使人變成魔鬼，又可以強化社會規范對人的約束。

他們對這段歷史的處理并不是因其過于痛苦而在歷史書上留下空白，事實上，日軍在中日戰爭期間最丑陋的行為都被日本的學校教育全部刪除。更有甚者，他們還將日本發動戰爭的責任隱藏在精心編造的神話中，即日本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受害者，而非煽動者。

日本人持續逃避審判，從而成為另一種罪行的元兇。正如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埃利·威塞爾數年前警告的那樣：忘記大屠殺就是二次屠殺。

在寫作本書的過程中，我腦海中一直縈繞著喬治·桑塔亞納的不朽警句：忘記過去的人注定要重蹈覆轍。

可怕的死亡人數

不同的殘暴程度通常會引起人們不同的反應

殘忍的殺害手段

暴行卻鮮為人知

受害者保持著沉默，追溯到冷戰時期的政治操縱

日本國內的恐怖氣氛壓制了學術自由討論

此書脈絡

第一部分三種視角

日本人的視角：通往南京之路、六周暴行

中國人的視角：南京淪陷、恐怖六星期

歐美人士的視角：南京安全區、世人所了解的南京大屠殺

第二部分是戰后時期

各國的冷漠與試圖抹去這段歷史的背后勢力

日本人的民族特質

特定的通過軍事斗爭而維持的社會制度

地理上和選擇上的孤立

日本的崛起與衰落

日本軍事實力在二十世紀初的強大給它帶來了經濟上的繁榮，但在一戰后軍需下降，工廠倒閉，而西方人反感它的侵略和崛起，中國則抵制它，導致經濟蕭條。

在“大蕭條”的背景下，日益流行的一種論調是，日本需要通過征服新的領土來避免大規模饑荒。

向外移民、開拓國際市場以及領土擴張下只能選擇領土擴張

如果說西進太平洋是19世紀美國的天定命運，那么西進中國則是20世紀日本的天定命運。

日本加速對中國的侵略

對士兵根植對中國的仇恨，嚴苛不近人情的訓練

日本發動全面戰爭，但在上海越耗越久的戰事讓他們惱羞成怒，心中燃燒“復仇之火”

日軍兵分三路向南京

第一支部隊在長江南岸沿江西行。由中島今朝吾率領，他曾經是日本陸軍在法國情報處的成員，后來成為昭和天皇的秘密警察首領。

第二支部隊準備穿越位于上海和南京之間的太湖，進行大膽的水陸兩棲攻擊。指揮這支部隊作戰的是松井石根將軍，他體質虛弱，身材矮小，有肺結核。

第三支部隊從松井部隊的南面向南京進發，然后轉向，從西北方向進攻南京。領導這支部隊的是柳川平助中將，他是個禿頂的矮個子，愛好文學。

昭和天皇調任松井石根，朝香宮鳩彥接掌兵權

“殺掉所有俘虜”的命令疑云，是不是朝香宮本人

屠殺俘虜

誆騙放棄抵抗獲得公正待遇，誘拐近郊殺害

日本老兵東史郎

日軍前下士栗原吏

屠殺平民

日本記者

隨軍記者小俁行男

第一排先被砍頭，第二排的人被迫將這些無頭尸體投入江中，然后他們自己也人頭落地。屠殺一直從早上持續到夜晚，但日軍用這種方式只殺了2 000人。第二天，他們就厭倦了這種殺人方式，于是便架起機關槍。其中兩挺機關槍以交叉火力向排成隊的戰俘掃射?！芭?！砰！砰！砰！”扳機扣動了。戰俘們紛紛跳入長江逃命，但沒有一個人能成功游到對岸。

強暴婦女

日軍駐南京第114師團的士兵田所耕三

日本老兵東史郎

“或許在強奸時，我們把她看作一個女人?！睎|史郎寫道，“當殺掉她時，我們只是把她當作豬一般的動物而已?！?/section>

松井石根到來

12月17日來時暴行有所收斂，慰靈祭

12月19日他對《紐約時報》吐露了自己的擔憂，甚至對一位美國記者說“日本軍隊或許是當今世界上最無法紀的軍隊”。

慰安婦

亞洲的儒家文化把婦女的貞潔看得比生命還重要，并且根深蒂固地認為，任何有如此恥辱經歷的婦女如果不自殺，她的存在本身就是對社會的侮辱。

南京暴行背后的動機

《菊與刀》：文化本身

由于日本社會中的道德規范不具有普世性，而只限于某些特定的地域和人群，一旦到了國外，這些規范很容易就被置于腦后了。

但此說法并不客觀，帶有西方優越感

第一，從宗教本質上講，日本天生就比西方文化缺乏人道精神，因此必須用不同的標準評判日本人（我發現這種觀點既不負責任，又帶有西方人的優越感）；

第二，從某種程度上說，具有基督教——猶太教文化背景的人犯下南京大屠殺這類暴行的可能性要小得多。

真正理由

中日戰爭本身并非使日本士兵變得冷酷無情的唯一原因，殘殺中國士兵及非戰斗人員的任務同樣使他們成為殘暴的惡魔。事實上，日本軍方組織了各種游戲和練習泯滅日本士兵的人性，促使他們殺害那些并未攻擊自己的人。

回顧數千年的人類歷史，在戰爭期間實施殘忍的暴行顯然并非某個民族或某種文化獨有的現象。文明的外衣似乎過于脆弱，人類很容易將它棄之不顧，在戰爭的壓力下尤其如此。

整個南京城內，人們將紅色屋頂和白色外墻漆成黑色，或在地上挖洞以便藏身。張小松心有余悸地回憶道，整座城市似乎在籌備一場“大規模的葬禮”。

南京預備

上海接二連三的噩耗，十一月徹底淪陷

蔣介石面臨保衛南京還是退居后方的抉擇，將南京交給了唐生智。

蔣唐二人關系微妙，唐本人并無能力處理軍事要務。

而上面實際已將南京作為棄子，部隊撤離到南京。

南京就這樣做好了迎接敵人入侵的準備。任何有點兒能力、判斷力、財力或機會的人都選擇出逃。

為什么部隊準備就緒，南京卻迅速淪陷

表面原因

軍心潰散失去斗志，將唐視為罪人，他棄城逃跑

深層原因

日本空軍對中方的碾壓，而蔣撤走了空軍，唐根本無空軍

先進通信設備被帶走，各部無法有效聯絡

軍人語言障礙

被強行征召

無凝聚力和目標感

最后交涉

日本招降，唐生智的對軍隊的兩道禁令，而他卻私下?；鸾簧?，對方要部隊退出南京

但蔣拒絕，日軍炮轟，顧祝同告知他蔣授意他撤退

“今晚務必渡江”

在小汽艇上，唐生智一定聽到了人們相互爭斗的嘈雜聲和尖叫聲，混雜著日軍震耳欲聾的炮火聲。這就是他所看到的景象——烈火中的南京。大火照亮了漆黑的夜空。

他最后一眼看到的南京是一座處在水深火熱中的城市，市民正瘋狂自救，而他手下的士兵正絕望地抱著浮木，在漆黑冰冷的江面上漂流。他后來告訴友人，盡管自己20多年來身經百戰，但從未經歷過如此黑暗的一天。

中國軍隊撤離后，留在南京的是那些毫無防衛能力的人：老人，兒童以及經濟赤貧或身體虛弱到無法安全出逃的人。

殺人比賽

唐順山

折磨

活埋、身體損傷、燒死、凍死、狗咬

強奸

呆在家中或前往安全區是同樣的危險

隨時隨地、任何年齡的女性

老年婦女、女童、孕婦

強奸婦女與屠殺全家同時發生，殺害兒童、嬰兒，殺害保護的男性

性變態

對整個家庭的羞辱

英勇的婦女李秀英

死亡人數

埋葬人數、太田壽男供述

26~36萬

帕奈號被擊毀

中國的辛德勒：約翰·拉貝

安全區的建立：讓軍方撤出

人潮擁擠

衛生問題

糧食短缺

南京唯一的外科醫生：羅伯特·威爾遜

南京活菩薩：威廉明娜·魏特琳

美國記者

新聞短片制作人

日本人的危機控制

趕走外國記者，封鎖城市，禁止記者進入，嚴密控制在南京的外國人行動

關于南京大屠殺的外國情報

日方的宣傳

安全區負責人的反擊

傳教士善于文字宣傳，終其一生尋求地獄的含義

財物上的搶掠

鴉片的再次泛濫

日本雇主對工人的殘暴

醫學實驗

壓抑的人群控制制度

保甲制度

所幸之處

沒有糧災：冬小麥?，日軍離開南京

疾病較少：焚燒，疫苗

非暴力方式表達憤怒

南京戰爭罪行審判

兩個少人比賽少尉死刑

谷壽夫

遠東國際軍事法庭

松井石根表達自責，無意為受害者討回公道，絞刑

中島今朝吾、柳川平助早于審判去世

皇室隱身

裕仁和朝香宮卻并未被追責

征服世界的陰謀傳說可能來自德國，真假存疑，日本國內各自為政，但裕仁一定知道南京大屠殺

受害者在歷史中消失了

外國人士身體健康也遭到損害

羅伯特·威爾遜身體很差

明妮·魏特琳付出了生命的代價

約翰·拉貝被蓋世太保威脅，戰后又無法抹除納粹黨人的身份

通過寫作本書，我強迫自己不僅研究歷史本身，還探究歷史研究的方法——考察歷史形成的動力和過程。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一些歷史事件被載入史冊，而另一些事件則被人遺忘？具體而言，像南京大屠殺這樣的事件是怎樣從日本（甚至整個世界）的集體記憶中消失的？

戰后德日兩國處理其戰時罪行的不同態度：不同于德國，日本試圖粉飾甚至篡改這段歷史

教科書的爭議

家永三郎與文部省的斗爭

學術界的掩飾

媒體的自我審查

《末代皇帝》中南京大屠殺部分的刪減

關于南京大屠殺的爭論

“屠殺存在派”vs“屠殺假象派”

偕行社成員確定了細節，松井石根的日記有多次因篡改造成的錯誤

恐嚇

東史郎隱居

本島等被刺殺

日軍殘暴從何而來

許多日本學者認為，南京大屠殺這一恐怖暴行與日軍在中日戰爭期間的其他暴行是由一種名為“壓迫轉移”的現象導致的。《隱藏的恐怖：日本在“二戰”期間的戰爭犯罪》（Hidden Horrors: Japanese War Crimes in World War II）一書作者田中雄喜認為，現代日本軍隊自誕生之日起就潛藏著極大的施暴隱患，原因有二：一是日本軍隊對其官兵施加的獨斷專行和殘酷虐待；二是日本社會的等級特性，這種等級制度中的社會地位是由與天皇的親疏遠近決定的。

有人指出，在等級制度中，那些權力最小的人一旦掌握了更低階層的生殺大權，往往極具虐待狂傾向，而日本士兵到達海外后，他們在嚴酷的等級制度中積聚的憤怒突然找到了發泄口。在國外或殖民地，日軍作為天皇的代表，對該地民眾享有極大的權力。在中國，即使地位最低的日本士兵也比當地最有權勢和名望的中國人地位高，由此不難看出，多年來一直壓抑的對權威的憤怒、仇恨和恐懼終于在南京爆發為無法控制的暴虐行為。長期以來，日本士兵一直默默忍受上級施加給他們的一切虐待，而今中國人也必須接受日本士兵給予他們的任何懲罰。

學者們認為，導致日軍暴行的第二個因素是日本軍隊中許多人對中國充滿仇恨的蔑視——這種蔑視是通過數十年的宣傳、教育和社會教化培養而成的。

第三個因素是宗教。日本軍隊為暴力賦予某種神圣的意義，將其視為一種必不可少的文化要素，它所產生的力量同十字軍東征和西班牙宗教法庭時期驅策歐洲人的宗教力量一樣強大。

給予世人的教訓

南京大屠殺留給世人很多重要的教訓，第一個教訓就是人類文明本身十分脆弱，如同薄紙。有人認為，日本民族是一個危險的種族，具有獨一無二的邪惡本性，永遠也不會改變。但通過閱讀大量關于日本戰爭罪行的檔案文獻，以及世界歷史上關于古代各種暴行的記載，我不得不得出這樣的結論：日本在“二戰”期間的行為與其說是危險民族的產物，倒不如說是危險政府的產物，該政府身處脆弱的文化氛圍和危險的時代，因而能夠將貌似理性的危險觀念兜售給它的國民，而這些觀念原本是與人性相悖的。南京大屠殺應該被視為一個警世事件——它告訴我們人類極易被煽動，容許青少年壓抑善良的天性，被塑造成高效的殺人機器。

應該從南京大屠殺中吸取的第二個教訓是權力在種族滅絕中所起的作用。研究過歷史上大規模屠殺模式的人注意到，政府高度集權具有致命的危險性——只有不受監督的絕對權力，才會使南京大屠殺這樣的暴行成為可能。

20世紀90年代，世界上研究大規模屠殺（拉梅爾提出的一個概念，包括種族滅絕和政府實施的大規模屠殺）的泰斗拉梅爾完成了對20世紀以及古代暴行的系統性量化研究，并引用著名的阿克頓勛爵（Lord Acton）的一句話來總結這一令人印象深刻的研究成果：“權力導致殺戮，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殺戮。”拉梅爾發現，政府權力所受的約束越小，該政府就越有可能根據其領導人一時的突發奇想或心理陰暗面的沖動行事，發動對外戰爭。日本也不例外，諸如南京大屠殺之類的暴行即使不是必然的，也是可預見的。由軍隊和皇室精英控制的威權政體，利用不受約束的權力策動整個民族去實現少數精英群體的病態目標。

要吸取的第三個教訓也許是最令人痛心的，即人類心靈竟能如此輕易地接受種族屠殺，并使我們所有人都成為消極旁觀者，在面對最不可思議的暴行時無動于衷。南京大屠殺當時是世界媒體的頭版新聞，然而當南京整座城市陷入肆意屠殺時，世界上大部分人卻袖手旁觀，無所作為。顯然，人性中存在諸多怪誕之處，可以在幾分鐘內將最惡劣的邪惡行徑化作平淡無奇的小事，前提是此類罪惡遠在天邊，不會對我們個人構成直接威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