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焚書坑儒，焚了哪些書，坑了哪些人？他們該焚、該坑嗎？

秦始皇

“勸君少罵秦始皇，焚坑事件要商量。”

這是毛主席在《七律·讀〈封建論〉呈郭老》中的詩句。毛主席可是為數不多的通讀二十四史的人才，對中國傳統歷史學有很深的造詣。他認為焚坑事件需要重新審視。那么當年秦始皇焚書坑儒，到底焚了哪些書，坑了哪些人？它（他）們該焚該坑嗎？

秦國自商鞅變法后講究法治和軍功，在全國推行嚴刑峻法的同時，把全國人民綁在戰爭的機器上，其實有點像軍國主義。秦實現大一統后，不改策略，仍然堅持將國家制度下的每一個人都變成螺絲釘，隨國家而言，人民不過是工具而已，不存在親愛關系，他們只需要完全依靠統治者的命令辦事即可，不許有自己的思想。在這種情況下，一撥反主流的知識分子就出現了。

武德充沛的秦國

秦始皇嬴政和儒者的矛盾最早發生于公元前237年。彼時秦國還沒有統一天下，當時的韓國儒生、也是水利專家的鄭國，忽悠秦王嬴政修筑水渠，雖然修筑水渠促進了秦國的農業發展，但當鄭國間諜身份被發現后，秦王嬴政還是下令將所有儒生一律驅逐，李斯亦在被逐之列。李斯給嬴政上了一篇《諫逐客書》，提醒了嬴政要暫時隱忍。因李斯之力，嬴政和儒生快速進入一段蜜月期，但是雙方的矛盾并沒有真正化解。

秦國朝堂討論驅逐令

秦統一后，嬴政和儒者尚有合作。秦廷設博士70人，負責跟隨皇帝鑾駕，以備咨詢。公元前219年，嬴政封禪泰山，“征從齊魯之儒生博士七十人，至乎泰山下”，儒生們憑借妙筆生花的筆桿子給嬴政寫了一篇歌功頌德的泰山石刻，引得嬴政大悅。看起來雙方其樂融融，可惜泰山封禪又激化了二者之間的矛盾。因為儒生們引經據典，用三皇五帝的封禪禮儀來設置秦朝的封禪。三皇五帝時期處于新石器時代晚期，生產力落后，他們的封禪就是簡單打掃一下祭臺，不奢侈、不浪費，連祭祀的墊席都是用茅草做的。用這種規格來讓始皇帝嬴政封禪，就引得嬴政不快，“始皇聞此議各乖異，難施用，由此絀儒生”。此后，嬴政用了超豪華的封禪禮節——“除車道，上自泰山陽至巔”，來登泰山，結果走到一半，天不作美下雨了。儒生們“聞始皇遇風雨，則譏之”，趁機陰陽怪氣地嘲笑嬴政正因為不用儒家的禮節才引得上天不悅。于是雙方關系迅速惡化。

秦始皇

“儒”這個詞脫胎于巫、卜、祝。先秦時期，儒不僅指孔子門徒，也指煉丹方士，甚至有學問的人都可以被稱為儒。比如陰陽家的掌門鄒衍、法家勢治派代表慎到，都被齊威王聘為儒博士。這種學科間的混淆也流傳到了秦代，在這種情況下，中國歷史上最牛的三個大騙子徐福、盧生、侯生來了。

盧生、侯生的真名肯定不叫生，“生”在大多數情況下都是儒家學者名字的代稱，比如《送東陽馬生序》。可見司馬遷也把這倆人列到了儒家的范疇，這就體現了秦代儒家成員的復雜性。

公元前219年，徐福先忽悠秦始皇說海中有仙山，有長生不死藥，希望替秦始皇尋找，但歷時數年不見成果。公元前215年，燕國的盧生也來忽悠嬴政，此后又有韓終、侯公、石生等方士忽悠嬴政。嬴政全都信了，“因使韓終、侯公、石生求仙人不死之藥”。

徐福等人開出的一切條件，嬴政一概滿足。但是前期投資那么大，卻遲遲等不來不死藥，秦始皇對儒生的好感于是進一步下降。

徐福

本身歸屬于儒生行列的方士，已經刺激了秦始皇那顆脆弱的內心，但儒生們卻還沒有感到危險。

公元前213年，嬴政過46歲生日，仆射（秦代仆射是儒官，高于博士）周青臣上賀表，歌頌偉大皇帝嬴政“以諸侯為郡縣，人人自安樂，無戰爭之患，傳之萬世”，大吹郡縣制的優點。可博士淳于越等人依舊我行我素，針鋒相對地提出了復古的封建制。由此掀起了封建和郡縣之爭。這也成了焚書和坑儒的導火索。

秦朝大臣

無疑，不論是皇帝還是執政宰相，都是忠愛郡縣、反對分封的。這場斗爭，最終在李斯的主持下，以國家暴力手段予以結束。《史記》中說，李斯上奏，除種樹、醫術、占卜之書外，不是國家府庫所藏的百家書籍一律焚毀，民間敢說《詩》《書》的論罪。秦始皇作出批示：“可”。這就是焚書的過程。這種舉動，和清修《四庫全書》完全一致，是為了加強思想統一。

李斯

焚書行動中，國家圖書館所藏的諸子百家書籍并沒有被焚燒，“所謂秦時焚書，只燒民間之書，不燔博士之藏書”。也就是說，秦始皇只是禁止民間看那些亂七八糟的反動書籍，而國家圖書館仍然保留了這些書籍，保存了文化精典。可見，焚書更重篩選。

這也是劉邦入咸陽后，蕭何能收集到秦朝圖書的原因。但項羽入咸陽，掠奪金銀資財后就一把大火燒毀了咸陽城，里面的書籍自然也歸于火海。這才出現了漢初統治者要求訪秦末名士回憶書籍的一幕。秦漢文化斷層的出現，很大原因要歸在項羽身上，而不是秦始皇的焚書上，不應該把項羽的鍋甩到秦始皇頭上。

公元前212年，替嬴政找不死藥的侯生、盧生私下里罵嬴政專制獨裁，“專任獄吏……博士雖七十人，特備員弗用……上樂以刑殺為威，天下畏罪持祿，莫敢盡忠……秦法：不得兼方，不驗，輒死”。于是二人卷款跑路。至此嬴政對儒生的好感徹底崩潰。當年嬴政就下達了坑儒令。

這次坑儒殺兩類人：一類是欺騙自己的方士，另一類就是反對郡縣制的儒生。“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陽”。

坑儒

此后長公子扶蘇提出：“遠方黔首未集，諸生皆誦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繩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嬴政大怒，直接將扶蘇貶到了北地郡。可見嬴政的坑儒之心是多么堅硬如鐵。所以坑儒不在于坑殺儒生本身，而是在于對異己思想的消除。扶蘇被貶，秦始皇死后，便出現了李斯、趙高矯詔殺扶蘇，秦朝二世而亡的悲劇。

扶蘇

總的來看，焚書與坑儒都是統一思想的必要手段，雖然坑儒也夾雜著秦始皇與儒生的個人恩怨。秦朝是歷史上第一個大一統的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封建國家，全國有36郡，一切權力皆由皇帝獨裁，秦始皇壓力之大可想而知，稍有不慎秦朝就會傾覆瓦解。脫胎于戰國亂世的秦始皇還沒有改變思想，只會用最原始的辦法，簡單粗暴又最有效率的解決隱患，這就是秦始皇焚書坑儒的邏輯。

參考文獻

《史記》，中華書局，1959年。

林劍鳴：《秦漢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