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初年，朱元璋老家鳳陽暴亂，地方官員克扣修筑鳳陽城民工的糧餉，以至于民不聊生，公然造反。朱元璋問造反的頭目黃剛說，為何不告官？黃剛?回答了九個字：“你造反時為何不告官？” 有人說，朱元璋這是掉進了塔西佗陷阱。塔西佗陷阱這個詞這兩天屢屢見諸媒體，但實際上這個詞完全是在粉飾，目的是把公權力包裝成跌入陷阱的受害者形象。因為歷史上只有塔西佗的警告，從未有過塔西佗的陷阱。塔西佗在《歷史》一書中警告說，皇帝一旦成了人們憎恨的對象，無論他做好事還是壞事，都會引起人們對他的厭惡。這句話就是所謂的塔西佗陷阱。  塔西佗出生于公元56年，是羅馬帝國時期著名的歷史學家、文學家、演說家，他為后世留下了無數的精彩論斷。塔西佗生活的時代，羅馬才從共和國變成了羅馬帝國。自由共和的思想消滅不久，君王專制的權術剛剛萌芽。這也讓塔西佗產生了兩股矛盾的思想。正面的塔西佗捍衛自由，緬懷共和。他說，專制的邪惡在于使一批人卑躬屈節地討好他，又是另一批人咬牙切齒地痛恨他。雖然他們看上去相互對立，但逢迎諂媚或憎恨敵意都不是自由的產物，都是真實歷史的障礙。而反面的塔西佗卻不反對君主，他說，對于陷入混亂的國家來說，唯一的補救辦法就是由一個人來全權統治。 雖然正面的塔西佗更討人喜歡，但我們穿越歷史的迷霧就會發現，反面的塔西佗才更具有現實和政治意義。塔西佗的一生經歷了13位羅馬皇帝，很多敢言的政治人士被皇帝屠戮。塔西陀善于偽裝并保持沉默，才得以成為幸存者，他可能內心存有愧疚感，所以為自己辯駁說，一個人生活在亂世之中，個人的力量微不足道，雖然內心痛苦，厭惡現實，但明智之事不值得以身犯險，以卵擊石。這也是塔西陀的又一個矛盾之處。塔西佗在開導民眾謹慎小心生活的同時，也在開導皇帝如何維持專制。塔西佗總結了九大專制權術。  第一，要善于偽裝和欺騙。第二，要想方設法破壞法治，要以人治代替法治。第三，要善于培養國民的奴性。第四?，要善于利用人的欲望和貪念。第五，要敢于運用武力。第六，要為民眾提供他們需要的政治強人和神圣領袖。第七，要讓每個人都按權力制定的腳本扮演辦好指定的角色。第八，要讓所有人都學會諂媚奉承，嫻熟的運用虛偽的公共語言。最絕的是第九點，也就是放任腐敗，這當然不是對所有人，而是針對自己人。這個手斷?可以收買死黨，同時又牢牢地抓住他們的小辮子，允許他們腐敗，可以收獲他們的忠心，他們因此可以越來越富有，但如果懷疑他們不忠，就可以指控他們腐敗，輕輕松松把他們鏟除。這與北周名臣蘇綽用貪官殺貪官的治國之術不謀而合，也與馬基雅維利的《君主論》有異曲同工之妙。1559年，教皇頒布禁書令，馬基雅維利的著作赫然在榜，塔西佗的著作卻逃過一劫。所以有人評價寫出《君主論》的馬基雅維利是公開的塔西佗，塔西佗則被稱為隱藏的馬基亞維利。不過，如果以為塔西佗是專制統治的幫兇，那就大錯特錯。塔西佗的著作把專制權術揭露的一清二楚，其實恰恰體現了他對專制統治的憎惡。塔西佗對羅馬皇帝的專制和腐敗深惡痛絕，他認為專制之所以罪惡，就在于權力沒有制衡，無限膨脹，專制在乎的只是如何維護統治的權利，即使從精神上摧毀整個民族也在所不惜。  在18世紀，世界是一個絕對君主制的時代，在歐洲有路易14，在東方有乾隆，他們都將絕對君主制發揚光大，推向了輝煌的頂峰。彼時，絕對君主制不存在好或不好、對或不對的問題，而是民眾別無選擇。從此之后，塔西佗的思想開始在西方社會大放異彩，有人把他當做學習權術的盛典，有人視他為批判專制的著作。對《君主論》愛不釋手的拿破侖卻對塔西佗?非常厭惡：“不要對我提那個寫?小冊子?的人?，他是在?詆毀和中傷皇帝。”只是因為拿破侖看懂了塔西佗的警告，那些取得皇帝大權的人，即使是正直之人，世界也差不多要被搞得天翻地覆。罪惡的體制必然會讓人性之惡無限膨脹，當權者的人性缺失則更會加劇國家的動蕩變化。禍害?的?不只是他一個人，更是天下無辜的黎民百姓。 人類墮落最致命的原因是人性中的權利欲，不受限制的權力是萬惡之源。皇帝一旦成了人們憎恨的對象，無論他做好事還是壞事，都會引起人們對他的厭惡。只需要一根導火索，百姓與皇帝之間岌岌可危的信任關系便會瞬間土崩瓦解。這就是史書上常見的皇權脆斷。但這只是結果，只是塔西佗的警告，而不是為他們布置的陷阱。塔西佗這些包含著政治常識的警告還在昭示我們，無論是制度之惡還是奸佞?之惡，都可以追溯到人性的根源，因為人性在過去的2000年從未改變。資料來源《君主論》 《塔西佗編年史》 謝謝點贊關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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