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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紅四方面軍的戰斗歷程和歷史貢獻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工農紅軍有三大主力，就是第一方面軍、第二方面軍和第四方面軍。紅四方面軍和兄弟部隊一樣，是一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好部隊。 土地革命戰爭的十年，它英勇轉戰于湖北、河南、安徽、陜西、四川、西康、青海、甘肅、寧夏、新疆等地，先后開辟了鄂豫皖和川陜兩個革命根據地；它打了許多著名的大仗，在多次反“圍剿”戰爭中，共殲滅敵人幾十萬，創造了許多光輝的戰例；它在激烈的階級搏斗中，為我黨我軍培養造就了大批領導骨干，對中國革命事業做出了重大貢獻。 鄂豫皖三省交界的大別山區，是紅四方面軍的發源地。早在大革命時期，鄂豫皖邊的人民群眾就經受過轟轟烈烈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洗禮，許多地方都建立了共產黨的組織，領導和推動了農民運動的迅猛發展。六安包括我們這里的獨山，還有霍山、霍邱，以及鄂東、豫南地區各地都建立了農民協會，孕育了自己的革命武裝。 1927年國民黨叛變革命后，中國共產黨人沒有被征服、被嚇倒，舉行南昌起義，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接著，黨的“八七”會議確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總方針11月，由董必武等同志領導的湖北省黨組織，發動了黃（安）麻（城）起義，并將起義的農民自衛軍正式改編為工農革命軍鄂東軍，成為紅四方面軍創建的起點。徐向前同志生前曾多次高度評價黃麻起義的歷史意義。他說：萬事開頭難。寫紅四方面軍的歷史，首先就要寫好黃麻起義。 鄂東軍建立不久，在敵人瘋狂反撲下，只剩下72個人，被迫轉移到木蘭山上打游擊。他們頑強不屈，依靠人民群眾的掩護，在極端險惡的環境中勇敢戰斗，堅持了革命武裝斗爭，發展成為擁有300余人的紅31師。1929年5月初，師長吳光浩在支援商南立夏節起義途中不幸犧牲，黨中央派徐向前同志鄂豫邊區負責軍事指揮。他與黨代表戴克敏領導紅31師，于半年之內連續粉碎敵人的三次“會剿”，使部隊成倍壯大，戰斗素質明顯提高。1929年5月，商南起義建立了紅32師。同年11月8日，獨山暴動拉開六（安）霍（山）起義全面爆發的序幕，起義后建立了紅33師。這兩個起義對粉碎敵人的“會剿”，對鄂豫皖根據地的創建和發展有重要意義。 嗣后，這三支部隊統一混編，組成紅一軍，由許繼慎擔任軍長，開始了從游擊紅軍向正規紅軍、從游擊戰向運動戰的戰略轉變。（介紹許繼慎：由于受到地方主義、農民意識和個人英雄主義的影響，三支紅軍和三塊根據地的統一指揮與領導不那么順利。如中共商城縣委和紅軍32師曾受壞人挑撥，錯誤地處死了鄂東北特委派去工作的徐子清、徐其虛和皖西黨組織派去學習游擊戰爭而被推舉為32師黨代表的戴亢君。許繼慎不僅有很強的組織協調和軍事指揮能力，而且有很高的威望和較深資歷。他是黃埔軍校一期生的佼佼者，北伐的英雄。紅軍指揮員中有不少是黃埔軍校學生，如師團級干部姜鏡堂、徐百川、肖方、周維炯、張有余等等都是尊重和服從他的黃埔生。 中央軍委和周恩來派他擔任紅一軍軍長后，很快將鄂豫皖邊區三支主力紅軍統一整編起來，迅速發展。從1931年5月到1931年1月，紅一軍由2100余人發展到11000多人，1月中旬與1000多人的紅十五軍合編為紅四軍。徐向前元帥總結說：“紅一軍三個師捏攏在一起，許繼慎同志立了一大功。”） 紅一軍成立后，許繼慎、徐向前等同志抵制了“立三路線”關于切斷京漢路、切斷長江、進逼武漢的冒險主義主張，采取量力而行的方針和揀弱敵打的戰術，連戰皆捷，在很短時間內使兵力從二千余人發展到六千余人。在第一次反“圍剿”中，紅一軍與從蘄（春）黃（梅）廣（濟）轉移來的紅15軍合編，成立紅四軍。雙橋鎮一仗，首次取得殲敵一個師的勝利，活捉老牌軍閥敵師長岳維峻，使紅四軍聲威遠震。1931年5月，中央又派張國燾任鄂豫皖分局書記兼軍委主席。之后，紅四軍又與在皖西麻埠新建立的紅25軍合編，正式成立紅四方面軍，總兵力3萬余人。1931年11月7日，在黃安縣七里坪倒水河畔舉行了數萬軍民參加的慶祝盛典。紅四方面軍的成立，標志著紅軍力量的更加壯大和指揮統一，鄂豫皖蘇區的武裝斗爭進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 當方面軍成立之際，敵人在我根據地周圍的兵力已增到１５個師，準備發起第三次“圍剿”。為徹底打破敵人的“圍剿”部署，徐向前和方面軍總部決定主動向外線進攻，各個擊破周圍之敵。從１９３１年１１月至翌年６月，我軍連續發起黃安、商（城）潢（川）、蘇家埠、潢（川）光（山）四大戰役，以“圍點打援”、運動殲敵的戰法，總共消滅敵正規軍近４０個團６萬余人，其中蘇家埠48天大戰殲敵3萬余人，活捉敵皖西“剿共”總指揮厲式鼎，取得紅軍史上的空前大捷，粉碎了敵人的“圍剿”計劃。戰后，部隊發展到４.５萬余人，地方武裝和赤衛軍共達２０萬人以上，根據地面積４萬余平方公里，人口３５０余萬，形成方面軍史上第一個發展高峰。在四大進攻戰役中，創造了捕捉戰機、先發制敵的反“圍剿”經驗，顯示了徐向前同志的宏偉氣魄和卓越指揮才能。 鄂豫皖紅軍力量的大發展，嚴重威逼敵人的腹心統治地區——武漢、南京等地，引起國民黨營壘的極大震恐，迫使蔣介石于１９３２年夏親自出馬，任鄂豫皖三省“剿匪”總司令，調集２４個師３０余萬兵力，其中包括許多嫡系精銳師團，還有４個航空隊，部署第四次“圍剿”，企圖一鼓蕩平鄂豫皖根據地。但由于張國燾的指揮失誤和一系列極左政策,特別是“肅反”中錯誤地殺害大批優秀指戰員，削弱了反“圍剿”的干部隊伍、群眾基礎和物質基礎。紅軍雖浴血奮戰3個多月，未能粉碎敵人的第四次“圍剿”，方面軍兩萬余主力遂于１０月下旬西越平漢路，跳到外線作戰，計劃伺機打回根據地。 但因敵重兵追堵，方面軍主力被迫開始了前所未有的無后方長途戰略轉戰。留在鄂豫皖的紅25軍，在群眾的大力支援下，進一步發展壯大。１９３５年長征到達陜北，為迎接紅一方面軍，把革命的大本營奠基西北，作出了突出貢獻。紅25軍主力撤出鄂豫皖后，留下的部隊重建紅28軍，成為南方八省堅持游擊戰爭的重要力量。 紅四方面軍主力2萬余人粉碎敵人的重兵前堵后追，西行轉戰３０００余里，艱辛備至，迭履險境。棗陽新集之戰，漫川關之戰，彷徨鎮之戰，都是在突然遭敵重兵包圍的險境中，依靠全軍奮力血戰，才殺出一條生路的。部隊忍饑熬寒，跨越平漢鐵路,翻秦嶺，走關中，再翻秦嶺，徒涉漢水，冒著大雪翻越大巴山，西行轉戰兩個月，先后殲敵近萬人，自身保存了１．４萬余人，成為創建川陜革命根據地的骨干力量。紅四方面軍于１９３２年底到達川北的通江、南江、巴中地區，開始創建新的根據地，經過反“三路圍攻”、反“六路圍攻”和幾次進攻戰役，川陜革命根據地總面積擴大為4.2萬平方公里，包括8座縣城，人口約500萬，建立有24個縣（市）級蘇維埃政權。 紅軍部隊也由入川時的1·4萬人擴大到8萬余人，建制由4個師發展到5個軍15個師，地方武裝９萬余人。經過一年的艱苦斗爭，這里又是一個比鄂豫皖蘇區母體還大、僅次于中央蘇區的第二大革命根據地。這就形成了方面軍史上的第二個發展高峰。 １９３４年１０月，蔣介石一面以重兵圍追堵截開始長征的紅一方面軍，一面策劃“川陜會剿”，陸續向川陜邊云集達２００個團的兵力，企圖阻止兩支主力紅軍的會合，予以各個擊破。為了沖破敵人的“會剿”部署，策應紅一方面軍北上，紅四方面軍于１９３５年３月發起強渡嘉陵江戰役，突破敵人的沿江防線，連克８座縣城，殲敵萬余人，創造了大規模強渡江河的范例。6月，紅一、四方面軍勝利會師；8月，兩方面軍分左、右兩路軍北上，越過茫茫草地； 紅四方面軍第二次通過草地后，南下川、康地區艱苦轉戰，損失慘重，僅名山東北的百丈鎮一戰就傷亡近萬人，迫使張國燾放棄錯誤的南下方針，等待與紅二、六軍團會師。１９３６年７月初，紅二、四方面軍穿越草地，北出甘南，于１０月間在會寧地區實現了三個方面軍的大會師。長征途中，紅四方面軍三過草地，數過雪山。但廣大指戰員不畏強敵，不避艱險，為中國革命而英勇獻身的事跡將彪炳日月，永不磨滅。 為執行寧夏戰役計劃，首先造成西北地區的抗日局面，１９３６年１０月下旬，紅四方面軍之第五、九、三十軍奉中央軍委命令，西渡黃河。西路軍兩萬多名指戰員在徐向前、陳昌浩同志的指揮下，堅決執行黨中央和軍委的命令、指示，冒著零下二三十度的嚴寒，在強敵圍攻下孤軍血戰，視死如歸，慷慨悲歌，寫下了氣壯山河的一頁，充分表現了工農紅軍大無畏的革命氣概和高度的組織紀律性。倪家營子大血戰，我軍１．３萬余人被數萬敵騎兵、步兵和反動民團重重圍困在４０多個屯寨里，人自為戰，屯自為戰。因子彈極端缺乏，每當敵人蜂擁攻來，指戰員們就躍入敵群，全憑大刀、木棍、刺刀與敵廝殺。 、在戰斗最激烈的時刻，有的同志拉響最后一顆手榴彈與敵同歸于盡，有的赤手空拳抱住敵人摔打、撕咬。這樣的血戰歷時４０個日日夜夜，總計斃傷敵近萬人。１９３７年３月，西路軍終因敵眾我寡、疲兵屢戰、彈盡糧絕等原因而失敗；余部經祁連山抵達新疆時，只剩下４００余人。這是紅四方面軍遭受的又一次嚴重挫折，總部機關和３個建制軍覆滅。上百名團以上干部和上萬名指戰員英勇犧牲，許多被俘人員慘遭殺害，真是山河為之嗚咽，風云為之變色！但在４個多月內，西路軍在極為罕見的艱苦條件下浴血奮戰，共殲敵２．５萬余人，吸引了河西的１０多萬敵人西向，有力策應了河東紅軍的戰略行動。西路軍的壯烈征程，將永載中國革命戰爭的史冊。 當西路軍西進時，紅四方面軍之第四軍、三十一軍留在河東與紅一、二方面軍并肩戰斗，取得萌城戰斗、山城堡戰斗的重大勝利。西安事變后，即南下三原、淳化支援友軍，對推動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發揮了重要作用。 同黨領導的所有紅軍一樣，紅四方面軍的戰斗歷程，是中國革命戰爭艱巨性、殘酷性、曲折復雜性的具體反映。數萬紅軍指戰員為了人民的解放事業，獻出了寶貴生命，他們將永遠受到黨和人民的紀念。紅四方面軍為中國革命，為了民族獨立、國家富強、人民解放事業作出了巨大貢獻。 第一，紅四方面軍先后創建的鄂豫皖根據地、川陜革命根據地，都是僅次于中央蘇區的全國第二大蘇區，都是戰略地位極為重要的地區。鄂豫皖蘇區與中央蘇區南北呼應，互相配合，其地位和影響高于其他蘇區。就蔣介石國民黨方面言，也是最看重這兩個蘇區，其“圍剿”兵力也以這兩個蘇區為重點。尤其是鄂豫皖蘇區，國民黨認為它是寧漢之間箝制中原、威脅其統治的心腹大患，因此在歷次圍剿中首先對鄂豫皖邊區用兵。而川陜蘇區的開辟，意味著將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土地革命戰爭由東南引到了西北，有非常重要的戰略意義。川陜蘇區是揚子江南北兩岸和中國南北兩部間蘇維埃革命發展的橋梁。川陜蘇區可視為鄂豫皖蘇區的延伸和新發展。 它既支撐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存在,也為新中國的誕生作了初始奠基。全國著名黨史專家、中央黨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石仲泉，前年5月8日在金寨召開的安徽省紀念立夏節起義、六霍起義勝利70周年大會上指出：紅四方面軍創立的先后創建的鄂豫皖根據地、川陜革命根據地，是共和國的搖籃之一。 第二，紅四方面軍是三大主力紅軍中保存軍事骨干最多的紅軍。全面抗戰爆發前，西北紅軍3萬余人，其中原紅四方面軍所剩的兩萬余兵力，成為土地革命戰爭保存下來的寶貴戰斗骨干，既為發展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也為建立新中國作出了卓越貢獻。他們后來在不同崗位上，對爭取中國革命戰爭的勝利，對人民軍隊的建設，對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均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紅四方面軍與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在同一天誕生后，為這個共和國的鞏固和發展進行了艱苦卓絕的奮戰。它當初就是中國工農紅軍第二大主力，粉碎了敵軍無數次的圍追堵截，奪取了一個又一個戰役的勝利。在長征中又經歷三過雪山草地的艱難困苦以及西路軍的慘烈征戰。還有1932年未參加西征川陜的一部分隊伍成立新的紅25軍，后來也轉移征戰，率先完成長征到達陜北，編入紅一方面軍。留在蘇區的紅軍則堅持了異常艱苦的三年游擊戰爭，使大別山的革命紅旗始終未倒。紅四方面軍及其衍生的部隊，在各個地區的戰斗都有力地配合和支援了中央紅軍和其他地區革命武裝的斗爭。 這樣，在鄂豫皖蘇區產生的三支部隊，到抗日戰爭時期分別改編為129師、115師和新四軍第4支隊；到解放戰爭時期分別編入第二野戰軍、第四野戰軍和第三野戰軍，為中國革命的最后勝利浴血奮戰，為新中國的誕生建立了不朽功勛。在一個蘇區產生這樣三支軍事力量，在人民軍隊的發展史上是罕見的。在延安時代后期，鄭位三曾說過：黨領導的軍隊中，高級干部有70%來自鄂豫皖； 
就是說，紅四方面軍雖然經過長期轉戰，三過雪山草地，并且有紅西路軍的重大損失，但仍然保存了大批軍事骨干。建國后全國十大將軍縣中，大別山有5個，其中有金寨和原六安縣，六安籍開國將軍有108人。籍貫在大別山區的將軍有340多人，還有許多將軍曾戰斗在紅四方面軍和大別山區。 第三，紅四方面軍在長期革命戰爭中形成的優良傳統和作風，所探索和運用的戰略戰術，豐富和發展了毛澤東軍事思想，是人民軍隊優良傳統和作風的重要組成部分和源頭，是黨、人民軍隊和中華民族極其寶貴的精神財富。 二．紅四方面軍的優良傳統和作風 人民軍隊在長期的革命征程中，形成了優良的革命傳統，如：堅持黨指揮槍原則，自覺服從黨的絕對領導；牢記我軍宗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堅持官兵一致，軍民一致，建立良好的內外關系；嚴格遵守紀律，一切行動聽指揮；艱苦奮斗，不怕流血犧牲；重視軍事訓練，提倡勤學苦練，等等。正是這些優良的革命傳統，哺育了偉大的軍隊、偉大的戰士，創造出偉大的業績。上述傳統在紅四方面軍中都有充分體現。 1934年11月初，紅四方面軍在通江縣毛浴鎮召開黨政工作會議，通過了政治機關工作細則，制定了“智勇堅定、排難創新、團結奮斗、不勝不休”十六字訓令，其具體內容就體現了治軍原則、部隊傳統和作風，同時也體現了紅四方面軍廣大指戰員的革命精神和品質，如：馬列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精神，勇于探索革命真理的精神，密切聯系群眾、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精神，調查研究、實事求是的精神，艱苦奮斗、勇于開拓的創新精神，獨立自主、自立更生的自強精神，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奉獻精神，官兵一致、同甘共苦的平等精神，敢于斗爭敢于勝利的大無畏精神，以及崇高的理想、堅定的信念，廉潔奉公、勤儉樸素、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等等。 歷史證明，紅四方面軍不愧是中國共產黨締造的一支新型人民軍隊。它之所以能夠在土地革命戰爭的驚濤駭浪中，一往無前，百折不撓，前赴后繼，屢建奇功，敢于壓倒一切敵人和困難而決不被敵人和困難所屈服，是因為這支部隊具有優良傳統和作風，有以下幾個特點： 第一，有共產黨的絕對領導。從建軍之日起，黨組織就是領導和團結部隊的核心力量，并不斷以無產階級的革命理想、革命精神貫注于部隊之中。鄂東北的紅31師、豫東南的紅32師、皖西的紅33師相繼誕生后，即分屬三個地區的特委或中心縣委直接領導，各師均設立政治機關，逐級建立黨的組織，實行黨代表制。還在更早時期，即連設黨支部，排設黨小組，黨員的數量質量不斷增加、提高。 在部隊干部培訓和政治教育方面，堅持以共產主義理想、社會發展規律、馬列主義理論、黨的戰略策略，以及階級觀念、政策觀念、群眾觀念、組織紀律觀念等為基本內容。的確，許多窮苦出身的紅軍戰士，參加紅軍之初是為了找飯吃找生活出路，但到紅軍隊伍后很快就受到革命教育和指戰員的帶動與影響，成為有覺悟的革命戰士。 紅軍指戰員普遍懂得黨的最終目的是實現共產主義，沒有共產黨的領導就沒有工農紅軍，也沒有勞動人民的徹底解放；懂得“打土豪，分田地”，宣傳群眾，組織群眾，建立和保衛革命政權；懂得“為誰當兵，為誰打仗”，紅軍戰士為革命事業吃苦、流血、犧牲，是莫大的光榮。這種高度的政治覺悟，就產生了紅軍的集體主義、樂觀主義、革命英雄主義精神，形成無堅不摧的強大戰斗力。有堅定的理想理信念（滕海清、呂仁禮）、（紅25軍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紀律嚴明，繳獲歸分（蘇煥清萬里長征挑銀元）黨的絕對領導，是紅四方面軍戰斗力量的源泉。 第二，有一批久經考驗的領導骨干。建軍初期的團以上干部，主要是黃麻、商南、六霍起義的領導人和骨干。他們土生土長，與當地的民眾有血肉聯系。另外，則是由黨中央派來的少數軍政領導干部。這批建軍骨干，具有一定的馬列主義修養，富有革命的堅定性和創造性，從戰爭中學習戰爭，領導紅軍渡過了艱難的初創時期。紅四方面軍成立后，軍、師、團三級干部主要來自基層，一般都是按照班、排、連、營的順序提拔起來的。他們多為優秀工農分子，雖然文化程度不高，年齡不過二十幾歲，但長期在槍林彈雨中出生入死，幾乎沒有一個同志身上不帶幾處傷疤。 
英勇作戰不怕死的事例很多。他們不僅忠于黨，忠于人民，生龍活虎，斗志頑強，而且具有豐富的戰斗經驗和基層工作經驗，熟悉士兵，了解士兵，能與部下打成一片，能上能下，團結友愛。 許多同志經過各種訓練班或彭（湃）楊（殷）學校、紅軍大學的培養，不斷提高了軍政理論水平。有了這批久經戰火鍛煉的領導骨干的支撐，紅四方面軍才能愈戰愈強，百煉成鋼，歷盡艱難險阻而打不垮，拖不爛。就是在西路軍那種萬分慘烈的絕境中，部隊仍是指到哪里打到哪里，萬眾一心，血戰到底，沒有一支成建制的部隊（包括連、排、班）畏葸不前或叛變投敵。徐向前元帥曾滿懷深情地說過：這樣好的部隊，真是難得呀！ 第三，有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和優良的戰斗作風。從實際出發，著眼戰爭的特點和發展，去制定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是紅四方面軍迭克強敵、戰績卓著的根本原因之一。鄂豫皖時期的游擊戰爭階段，徐向前、戴克敏同志即制定了七條游擊戰術原則：（１）集中作戰，分散游擊；（２）紅軍作戰盡量號召群眾參加；（３）敵情不明，不與作戰；（４）敵進我退，敵退我進；（５）對敵采取跑圈的形式；（６）對遠距離的敵人，先動員群眾擾亂敵人，再采取突擊的方式；（７）敵人如有堅固防御工事，不與作戰。 這些原則，適應了當時的作戰要求。轉入運動戰階段后，方面軍因時因地因敵制宜，或采取內線作戰，誘敵深入，避實擊虛，飄忽殲敵的戰法；或采取外線進攻，創造戰機，利用矛盾，各個擊破的戰法，以達到爭取主動、大量殲敵的作戰目的。與此相適應，在訓練和實戰中形成了近戰夜戰、奔襲奇襲、化裝奇襲（林維先連闖五鎮、梁從學）、圍點打援（紅四方面軍最拿手最出色的戰術、蘇家埠戰役）、迂回包抄、分割殲敵等戰術特長。川陜根據地時期對付優勢敵人的大規模圍攻，方面軍則依據山高路險林深的地勢，創造了陣地戰與運動戰相結合的作戰形式，采取積極防御，收緊陣地，節節抗擊，反攻殲敵的戰法。粉碎敵人的每次圍攻，均先經過一個曠日持久的運動性陣地防御階段，節節抗擊敵人，逐次收緊陣地，以最大限度地遲滯、消耗、疲憊敵人。 待敵人深入我根據地后部，供應困難，士氣沮喪，攻勢已到“三而竭”的地步，我軍再集中優勢兵力，對敵實施重點突破，縱深迂回，予以包圍殲滅之。部隊在訓練和實戰中，掌握了山地戰、隘路戰、叢林戰、河川戰、陣地戰、攻堅戰、夜摸夜襲、大縱深穿插迂回等多種戰術手段，并且涌現了榮獲“攻如猛虎”、“守如泰山”、“鋼軍”、“夜老虎”、“夜襲常勝軍”、“百發百中”等稱號的一批各具戰術特長的優秀團體。方面軍不僅有靈活的戰略戰術，在徐向前同志的領導和示范下，還形成了敢于打硬仗、惡仗的優良戰斗作風，保證了部隊勝利實現戰略戰役企圖，發揮自己的戰術特長。 這種戰斗作風，是在長期的實戰中以及訓練和日常管理教育中養成的，來之不易，而一旦形成，就能在戰斗中取得破竹之勢，百戰而不殆。徐向前元帥把這種戰斗作風概括為“狠、硬、快、猛、活”五個字，它在歷次戰役戰斗和戰略轉戰中，顯示了強大的威力。徐帥在《歷史的回顧》上冊有專門的論述。 第四，有堅強的團結和嚴明的紀律。紅四方面軍的指戰員絕大多數來自被壓迫的底層，為了勞動人民的徹底解放，同命運，共呼吸，團結在一起，戰斗在一起，始終保持著強大的凝聚力。官兵之間，軍政之間，上下級之間，工農分子和知識分子之間，新老同志之間，各部隊之間，軍隊和地方之間，總的說來關系是融洽的，有了矛盾也能得到及時解決。在戰斗、行軍、長途戰略轉戰中，指戰員們發揚階級友愛精神，舍生忘死，先人后己，相互幫助，相互支援的事例，不勝枚舉。 當迎接兄弟的紅一、二方面軍北上時，紅四方面軍指戰員極為振奮，一面奮勇攻擊、阻擊周圍的敵人，一面籌集大批糧食、牦牛、衣物，支援和迎接兄弟部隊。當張國燾分裂黨和紅軍時，朱總司令“天下紅軍是一家”、徐總指揮“哪有紅軍打紅軍的道理”等至理名言，在部隊中廣為流傳，成為抵制和戰勝張國燾分裂主義的強大動力。嚴明的紀律，是部隊執行黨的政治任務，團結群眾，克敵制勝的重要保證。 
紅四方面軍的紀律規定為十條：（１）不拿窮人一針一線；（２）不拿窮人糧食；（３）對窮人態度要和藹；（４）愛護槍不要弄壞；（５）節省子彈勿亂打；（６）對群眾要宣傳紅軍主張；（７）火線上要對白軍宣傳；（８）占城市注意收集機器醫藥；（９）得物資要先照顧傷員同志；（１０）到地方要研究地形道路。這些內容，反映了人民軍隊的階級本色。軍令如山。全軍上下，有令必行，有禁必止，指到哪里打到哪里，指定按時到達的地點必須按時到達，決不容許違抗、貽誤上級的命令。由于紅軍的紀律是建筑在階級自覺基礎之上的，發生違犯紀律的現象又必須嚴肅處理，因而既保持了部隊的高度集中統一性，又深得人民群眾的擁護。
他們把黨和紅軍視為救星、親人，踴躍參軍參戰，愿意為保衛革命果實貢獻一切力量。黃安戰役期間，附近的數十萬群眾一起出動，男子運糧草、送彈藥、抬擔架，婦女為紅軍燒水煮飯、救護傷員、縫制衣服鞋襪，赤衛軍直接參加戰斗，形成人民戰爭的壯觀場面。攻破城池后，敵師長趙冠英化裝逃跑，就是被赤衛軍活捉的。蘇家埠戰役期間，皖西人民支援。 方面軍主力撤出鄂豫皖后，那里的紅旗一直不倒。在川陜根據地，每次戰役戰斗都有大量地方武裝和赤衛軍與紅軍并肩戰斗，群眾則組成許多運糧隊、擔架隊、制鞋隊、縫衣隊、慰問隊，支援紅軍。“蜀道難，難于上青天”。 在山高路隘的川北，為紅軍運送糧食、彈藥、戰利品，轉運傷病員，全靠人力挑、背、抬，費力得很。反六路圍攻戰役期間，僅參加運輸隊伍的群眾即達百萬人次以上。如果沒有這支運輸大軍，紅軍要粉碎敵人的圍攻是不可能的。鄂豫皖邊和川陜邊的人民群眾，與紅四方面軍血肉相連，為中國革命作出了巨大貢獻。 土地革命戰爭的十年，是中國共產黨人堅持馬列主義與革命實踐相統一的原則，勇敢探索中國革命的道路，從思想上、政治上、軍事上、組織上走向全面成熟的時期，因而也是最艱難、最曲折的一個歷史時期。 正是在這個時期，我們黨培養造就了一支新型的人民軍隊和一代堅強的共產主義戰士，形成了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領導集體和一條馬克思主義的路線，從而為中國革命的勝利奠定了堅實的基礎。這是黨和紅軍集體奮斗的結果。毛澤東同志的理論和實踐，代表了我們黨和人民軍隊的正確方向。 紅四方面軍在徐向前等同志的領導下，就是沿著這個方向成長起來的。上面所說的紅四方面軍的基本特點，從根本上說也是黨所領導的各路紅軍的共同特點，是毛澤東軍事思想的一個組成部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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