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民族主義：內涵、形態與變形

民族主義是一種意識形態，是一種政治、社會與文化運動，是一股強大的塑造力量，其目標是塑造“民族”觀念，并將其賦予現代主權國家，構建 “民族國家”這個極具現代意味的政治共同體。民族主義的定義可以是“一種為某一群體爭取和維護自治、統一和認同的意識形態運動，該群體的部分成員認為有必要組成一個事實上的或潛在的“民族””（史密斯：民族主義：理論、意識形態、歷史，P9），并最終發展出一條最高“……政治原則，它認為政治單位和民族單位應該是一致的”（蓋爾納：民族與民族主義，P1）。

“民族主義的基本主張不多，但是影響卻廣泛深遠。它們可以被概括如下：（1）世界由不同的民族所組成，每一個民族都有自己的特征、歷史和認同；（2）民族是政治權力的唯一源泉；（3）對民族的忠誠超出其他所有的忠誠；（4）為贏得自由，每個個人必須從屬于某個民族；（5）每個民族都需要完全的自決和自治；（6）全球的和平和正義需要一個各民族自治的世界。……我們可以把上述的主張稱為民族主義的“核心原則””（史密斯：民族主義：理論、意識形態、歷史，P25）。

我們需要批判性地解讀與追問這些原則，因為其中潛藏著能將民族主義演變成其他更為暴力與兇險的“主義”的病灶。為了正確理解民族主義，我們務必像對待國家、民族一樣，先建立對“民族主義”的警覺之心。

其一是前提的虛構性。民族主義的前提是“民族”及其存在的歷史恒久性，問題是這一前提存在嗎？種種研究告訴我們，雖然族群有著一定的歷史恒久性，但民族是一種在“精英-民眾”結構中被塑造出來的想象共同體。由此，民族主義完全可能蛻變為權力精英或知識精英，為獲取或維護自身權力與利益而欺騙與鼓動一般民眾的幌子，最終是使多數人服從于代表“民族”的少數人的意志。

其二是結果的模糊性。既然民族是政治權力的唯一源泉，那么基于民族就能導出國家，問題是這是怎么一種國家？如果說每個民族都需要完全的自決和自治，答案就會是任何一種形態的國家，包括法西斯國家！如果這樣，又怎樣保證全球的和平和正義？我們怎么保證民族國家同時必定是一個民主國家？換言之，如何防止民族主義蛻變成為專制主義的正當借口？

其三是手段選擇，通過怎樣的方式建立民族國家？包括暴力與革命等一切手段嗎？歷史事實告訴我們，民族主義旗號下的民族解放運動，多數真是以革命為名義的暴力運動。暴力運動也許不可避免，也不一定不具有正當性。但結合第一點，如果所謂的民族革命，實際上只不過是某個人或某個集團獲取自身權力與利益的旗號，那么這種暴力活動的正當性如何論證？而革命結局真能兌現領導者的承諾？更有甚者，歷史事實同樣告訴我們，革命領導者不但會煽動暴力，更經常性地煽動充滿仇恨的暴力，而包含著仇恨的暴力更是貽害無窮。

最后是個人自由與權利的保障，如果說對民族的忠誠必須超出其他所有的忠誠，為贏得自由，每個個人必須從屬于某個民族，那么這樣的忠誠還是基于個人自我選擇的嗎？這樣的自由還是個人主義意義上的自由嗎？ 

民族主義有多種形態，其中最重要的是歐洲語言民族主義。也就是說，語言這種文化形象，在民族塑造中起著非同尋常的作用。“在伊麗莎白時代的文化和語言中，這種變化表現得十分明顯。由于書籍的大量出版和識字程度的提高，英語變得規范了，而且在全國普及。……下一個國王詹姆士一世時期確定的《圣經》自1611至1970年代一直被所有的英國新教教會使用著。……表明……到1600年前后，英國實際上形成為一個文化和語言的單位。……（女王伊麗莎白）的公開講話都是宣傳，而不是真話。但這些講話作為宣傳是何等重要啊！中世紀的君主不會用這種方式與平民認同。他們也不會把上帝作為民族團結的象征（值得注意的是，伊麗莎白的最重要的宣傳家莎士比亞，則試圖用歷史劇讓我們相信這一點）。……這時，按照《牛津英語詞典》的說法，“nation”這個詞失去了表示由共同血緣結合的集團的中世紀涵義，而被用以表示領土型國家的一般居民。……當平民代表在年邁的女王面前魚貫而過，一個接一個地吻她的手時，象征體系變得完整了”（邁克爾-曼：社會權力的起源，第1卷，P569）。“正是通過這語言民族主義的創造，一種取代帝國的、奴隸制和封建等級制的，即主權的政治共同體誕生了”（安德森：想象的共同體，汪暉導言，P3-4）。

民族主義最大的危險是導出專制主義，預防手段是賦予民族主義以“民主”內核，也就是用自由主義來糾偏民族主義。為了做到這一點，將民族主義區分為政治民族主義與文化民族主義至關重要。

這一分類最早起源于對19世紀初期法國民族主義與德國民族主義的比較研究。“對德國民族主義的思考在漢斯-科恩有關“西方的”和“東方的”民族主義兩分法中起著特別重要的作用。……科恩認為，西方的民族主義形式是在習慣法和共有領土范圍內的公民理性聯合，而東方的各種民族主義形式則是建立在對共同文化和族群本原的信仰基礎之上的；后者導向認為民族是一個有機的、無縫的和超越個體成員的整體，并將個體成員從其出生開始就打上去不掉的民族烙印”（史密斯：民族主義：理論、意識形態、歷史，P43）。后者就是一種文化民族主義，相比而言前者只是一種政治民族主義。

“……約翰-哈欽森富有開創性地闡述了文化民族主義和政治民族主義之間的根本區別，……他認為，政治民族主義旨在為民族成立一個獨立自主、擁有主權和領土的國家，……文化民族主義者尋求共同體的道德再生，旨在建立一個自立和團結的民族”（史密斯：族群-象征主義和民族主義，P79）。“作為一種文化形態，民族主義者的民族是這樣的一種民族：其成員對自己的文化一致性和民族歷史具有強烈意識，并且致力于運用本地的語言、習俗、藝術和風景，通過民族的教育和制度來培育他們自己民族的個性”（史密斯：民族主義：理論、意識形態、歷史，P37）。

如果將“文化民族主義”作為“民族國家”的構建基礎，潛伏著國家對公民全面思想管制的毒素，這也正是德國后來走向極權主義的根源。但如果將政治民族主義作為國家構建的基礎，歸屬于政治哲學或“公領域”；而將文化民族主義僅作為民族特性的總結，歸屬于道德哲學或“私領域”，就可以有效消融文化民族主義蘊含著的思想管制毒素，同時使文化民族主義取得同政治民族主義同樣重要的價值。如此解讀，也正好符合我們的宗旨，政治民族主義及其構建的國家，屬于“現代文明之腦”，而文化民族主義及其體現的民族特性，屬于“中華文化之心”。

民族主義自身優劣共存，褒貶不一，我們即需要它，也提防它。但它的幾種變形——即背離自由主義的極端演化形態——愛國主義、民粹主義和種族主義，則是劣剩優汰，貶多褒少，甚至只有貶沒有褒。種族主義已是臭名昭著，我們不再追打落水狗。下面簡要解讀一下愛國主義與民粹主義。

翻譯為“愛國主義”的西語原意包含著中文所不能展示的豐富含義，其中所愛之“國”，指的是共和主義者的“祖國”，意味著一種基于美德的政治制度，即對自由的推崇和對理性的信賴。因此愛國主義的原意，不是盲目熱愛自己的“國”，更重要的是希望自己的“國”應該是一種值得愛的具有美德的“國”。

 在我國沒有關于國家的共和主義傳統，只有傳統意義的帝國觀念與近代建立的民族國家觀念，所以愛國主義就成了民族主義的同義詞，更有甚者會含有忠君愛國之意。此外，中國民族主義又有自己一種特有的基本邏輯：中國現代化的最終目標是建立一個獨立而強大的民族國家，而這樣一個國家必定需要強有力的統一領導。這個邏輯背后是兩個蔓延了百多年未被認真審視的預設前提：其一是落后者挨打（與之等同的預設是國與國之間必定是強權勝于公理），其二是只有集權國家才能強盛，反之國家必定衰弱。

基于上述邏輯與預設前提，中國版愛國主義就成為一種官方民族主義（參見鄭永年：中國民族主義新解，P159）。按照官方口徑，國家就是民族（人民），就是政府，就是執政黨。所以，民族主義就是愛國主義，而愛國就是愛人民、愛政府、愛執政黨。愛國主義的具體內容，也完全可以擺脫民族精神的束縛，根據政治需求填入各種東西。“從民族主義到愛國主義，這并不是簡單的語言翻譯上的轉換，而是一種政治重構。……（并）順應著國家在不同歷史時期的不同需要而被一再重構”（鄭永年：中國民族主義新解，P161）。略舉兩例，破四舊本身是一個徹底反民族傳統的運動，卻也可以被視為愛國主義舉動；愛衛生只是一種文明表現，與民族幾乎沒有關聯，但我們可以有“愛國衛生運動”這樣的詞。

 愛國主義替代民族主義另一可怕后果是違背后果的實體化。民族是抽象的，違背對民族的愛的后果也只能是抽象的。但國家是具體的，甚至是法律的，所以違背國家的后果就是具體的，甚至是法律的。所以，民族主義幾乎沒有反面稱謂，而愛國主義就有許多：賣國主義、賣國賊、叛國罪等。

民族也罷，國家也罷，其成員的基本態度應該都是“忠誠”與“愛”，問題是這種立場是否被固化與神圣化。如果固化，那么這種“愛”就超越于個人選擇，如果神圣化，那么“愛”的方式也將被固化，即只能頌揚，任何以探究與批評方式的“愛”，就只能是褻瀆。反之，如果這種立場不被固化與神圣化，也就是先將民族與國家祛魅，民族主義與愛國主義也就成為一種與個人價值并不違背的自然而然的情操而已。 

 民粹主義的外文原意也可譯為平民主義，是19世紀俄國興起的一股社會思潮，基本理論包括：極端強調平民群眾的價值和理想，把平民化和大眾化作為所有政治運動和政治制度合法性的最終來源；依靠平民大眾對社會進行激進改革，并把普通群眾當作政治改革的唯一決定性力量。它的名稱與理論都極具欺騙性，因為任何意識形態，都只能是精英的思想，也只有精英，才能將思想付諸行動。所以所謂的“平民主義”，不過就是秉持這種“主義”的精英領導操縱平民進行政治或社會運動而已。

但這還不是民粹主義最重要的特征，將“平民”奉為神圣，是為了將其他東西——如平民之外的精英（民粹主義精英自己除外）以及其他國家的平民，徹底污名化并貶為敵人。所以，民粹主義者表面上反對權威，事實上是反對一切“反對派”，甚至容不得“旁觀者”。俄國民粹派當年有句名言：“誰不和'我們’在一起，誰就是反對'我們’；誰反對'我們’，誰就是'我們’的敵人；而對敵人就應該用一切手段加以消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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